李零：從西北統一中國，再次印證了司馬遷的話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眼中，認識中國，不僅要讀書，更要行路。從先秦考古到古典文獻，從方術到文學，李零的學術視野十分龐雜，他自己也說，自己的專業有點亂。

「說亂也不亂。我這一輩子，從二十來歲到現在，竭四十年之力，全是為了研究中國。」這四十年研究中國的心得，加上多年實地考察中國大地上重要的城址、戰場、祭祀和思想史遺迹，在旅行日記和考察記的基礎上，李零寫成的《我們的中國》（四卷）近日由三聯書店出版。

6月11日，李零攜新書在福州路上海書城進行了首發演講。演講沿新書四冊《茫茫禹跡》、《周行天下》、《大地文章》、《思想地圖》次序，從中國大一統國家形成的歷史進程講到尋訪孔子、秦皇漢武的足跡，又從山川形勝、家鄉考古講到地理中的思想史。本文省去山川形勝、家鄉考古的內容，集中整理了李零關於「中國」概念形成有關的部分。

何謂「中國」

李零首先希望廓清與中國有關的三個概念。第一個是「陰陽割昏曉」，即中國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和中國內部地域的構成。按照中國古代有關陰陽的說法，中國處於世界的陽面。而在現今中國版圖的內部，璦琿—騰衝一線（也稱黑河—騰衝一線，即胡煥庸線）把中國分成了西北和東南兩個塊區，這不僅是中國人口密度的分界線，同時也是地理、氣候、乃至民族和文化的分界線。

第二，中國是一個歷史的過程，而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考古學界經常爭論，什麼是最早的「中國」，從商代往上推，有的認為是二里崗、二里頭，有的認為是龍山文化，現在又有認為是廟底溝文化，李零認為，這些說法主要談論的都是「中國」的背景，也就是中國是在什麼背景下產生的。

李零提醒，談論最早的「中國」，應該注意兩個基本的前提：「國」的形成和「中」的形成。如果國家都沒有形成，也就無所謂「中國」的概念。而即使形成了國家，但是如果沒有形成文明中心，對周邊形成強大的吸引力，吸引其加入其中，構成核心地區，那也算不上「中國」，而只是周邊眾多小邦國之一而已。

第三點，中國是一個文明漩渦。渦旋有輻射也有輻輳，有些國會被吸納進來，有些也會被排斥出去。中國是相對四裔而言，古人所謂華夏和蠻夷戎狄。中國對四裔具有吸引力，四裔對中國有嚮往，因此很多周邊文化就進入了核心地區，與中國融為一體，雪球越滾越大，形成大一統。

中國古人早就意識到文明漩渦概念，這就是用以描述古人天下概念的畿服圖。

文明在世界各地都是由中心和周邊共同構成的概念，往往農業文明在中心，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在周邊。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但海洋文明和草原文明作為周邊都有著朝中心發展的慾望，即所謂的「四裔趨中」。四裔趨中的規律是四裔面向的是發達地區，背後是起源地，兩個文明最接近的地方形成一種過渡型態，同時也是四裔最為發達的地區。

「我們都曾經是華夏，也都曾經是蠻夷」

在行萬里路了解中國之前，李零認為，需要一些必要的知識儲備。中國的地理學文獻中最重要的是《禹貢》，它是借著大禹治水、巡行天下的足跡來介紹中國地理，但它並不是講中國政區的，而是以山川形勢區隔出九個地理板塊，所謂九州。李零認為，這九個地理板塊才是最早的中國。

對於《禹貢》描述的究竟是哪個時代的地理視野，學界各有看法。顧頡剛以為是戰國時代，王國維則反對，認為《禹貢》是西周中期的作品。但是近年保利博物館所收藏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又名豳公盨、燹公盨），其上銘文提到了大禹治水，而且和《禹貢·序》基本一致，這使得顧頡剛助手、堅持顧頡剛看法的劉起釪也終於承認，《禹貢》反映的是西周時代的地理視野。

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專家在海外文物市場上偶然發現的遂公盨，其上銘文提到了大禹治水，而且和《禹貢·序》基本一致。

《禹貢》中禹行九州的起始點龍門口，圖中左為清代石刻影壁上的《龍門全景圖》，右為清末老照片的龍門全景，圖中有兩座大禹廟，毀於日軍侵華戰爭，現已不存。

在《禹貢》的地理範圍內，生息著五大族系。東方有東夷，包括萊夷、南夷、淮夷、東胡，它們分別和朝鮮、日本、肅慎（金人、滿人）、蒙古系各族（鮮卑、蒙古）有關。北方有北狄、北戎、匈奴，狄又分赤狄、白狄，前者與鬼方有關，是突厥系各族的祖先，後者可能和周人有關，而北戎則可能與姞姓的鄂有關。

西方是氐羌、月氏、烏孫、姜戎，是藏羌系各族的祖先，還有可能與現將塞種人有關的獫狁。西南有巴、蜀和西南夷，南方則是百越、盤瓠種、百濮、緬濮，分別是壯侗系各族和苗瑤系各族的祖先，以及與東南亞種族有關。

這些族群生活在一起，就會產生「夷狄交侵」的歷史現象，這在各種文明中都是歷史常態。但是中國的夷夏之分是以中央和邊緣為依據來劃分的，誰佔據中心誰就是華夏，誰屬於四裔誰就是蠻夷，「所以我們都曾經是華夏，我們也都曾經是蠻夷。」

夏、商、周三代都以「中國」自居，說自己住在「禹跡」。「禹跡」是個以夏地為名的符號，其實代表的是夏、商、周融為一體的天下。當夏在中心時，商是蠻族，商為中心時，周是蠻族。當周為中心時，天下被重組，很多國族都遷離原地，用司馬遷的話就是「子孫或在蠻夷，或在中國」。所以，李零提醒，任何一族，只要不在中心，都會被視為蠻夷，「夷夏之分，不在血緣，而在地域和文化。」

「任何文明中心都是被他們視為蠻夷戎狄的部族所包圍，讓他們羨慕嫉妒，吸引他們加入其中，不讓加入，他們就會強行加入。所以我記得朱維錚先生跟我講，『先進難免挨打』，和我們常認為的不太一樣。」李零說道。

兩次大一統形成「中國」的基礎

回到最早的「中國」這一爭論，李零認為，龍山時代詩歌城市遍地開花、國家出現和中心形成的醞釀期，二里頭文化才真正形成中心，而後商人從東部崛起，取代了這個中心，但西土仍在夏人控制範圍之內，這說明夏、商、周不僅是前後相續的時間概念，同時也是並行的空間概念。周人完成了將夏、商、周三個空間板塊一統。「中國」這個詞，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銘刻中，最早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時期。

正是在西周時期，中國歷史、中國地理的輪廓才逐漸清晰。「中國是覆蓋夏地、地和周地的大一統概念，這個概念在西周才有。」這也是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對西周大一統十分推崇的原因。

西周大一統對於中國這個概念，主要是中國地理上的大一統，而另一個重要的大一統——秦漢大一統則完成了制度上的大一統，這兩次大一統是「中國」形成的基礎。

在西周大一統完成後，古人發明了岳鎮海瀆作為九州也即空間中國的地標。五嶽四海無需多言，五鎮也是五大名山，即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巫閭山，四瀆是四條大河，分別是黃河、濟水、長江和淮河。歷代帝王巡行天下要在這些地方設廟，故有十八個廟來祭祀它們。

一為唐代五嶽四瀆鏡。二為根據北大秦簡繪製的五嶽四瀆配九州圖，圖中數字為八卦幻方數。

革命地理學

在兩次大一統後，中國的版圖在「夷狄交侵」中不斷擴大，尤其是宋以後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周邊民族的不斷入侵，中華民族的概念也不斷擴大。

到清末民初，隨著列強的入侵，尤其是日本的步步緊逼，學界對於民族概念也產生了爭論。傅斯年和顧頡剛從民族危機出發，提出不要講各個民族，只有一個中華民族；吳文藻和費孝通則因為具有國外民族學、人類學的背景，從學術角度關注著每一個族群的具體研究。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顧頡剛和傅斯年的觀點佔了上風，並且促使顧頡剛創辦了《禹貢》雜誌。

在《禹貢》雜誌的開篇里談了他對「本部十八省」（漢地十八省）這一說法的反感。「本部十八省」這一概念的產生，與「反清復明」的漢人記憶密切相關。朱元璋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號趕走了蒙古人，建立明朝。明亡後，這一口號保存在很多漢人特別是南方人和海外華僑的歷史記憶里。當時，很多南方人都認為，中國的正統在南方。他們都盼望著本部十八省從滿清帝國中獨立，脫離這個「北佬」控制的帝國。

武昌起義，南方人打出的旗子是鐵血十八顆星旗。黑色的九角代表九州，黃色的十八顆星代表本部十八省。這個旗子上沒有四大邊疆。顧頡剛就是反對這種把四大邊疆排除在外的做法。

後來，孫中山也恍然大悟，這樣做絕對不行，那不正中日本人下懷了嗎？於是《臨時約法》宣布，中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本部十八省外加東三省、新疆省）和蒙古（內蒙古、外蒙古）、西藏、青海三大屬地。共和則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

儘管明末一直到民初，南方人認為中國正統在南方，中國的經濟中心也確實在南方，但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卻是一直都在北方。周秦以來，中國的都城，西邊的比東邊的早，北邊的比南邊的早。

南方都城中最有名的是南京，但是以南京為都的政權始終不能統一天下。這是因為中國的重心早期一直在西北，背後有一個廣闊的游牧帶，一直威脅著中國，處於防禦的考慮，國家重心不能離它太遠。這也就是經濟重心不斷南移，但政治重心卻不斷往北移（直到北京）的原因。

所以朱元璋定都南京，永樂還是遷到了北京。更早項羽不願定都北方，回到老家彭城，而劉邦雖然也是楚人，但是定都西北，最後取得天下。洪秀全定都南京，也失敗了。

司馬遷在《史記·六國年表》中說：「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

「我們看到，中國近代的革命當時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把一個破碎的中國重整河山，孫中山、蔣介石起於東南，而未能成功，最後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從西北統一了中國，再次印證了司馬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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