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自認在大陸失敗「癥結」在哪裡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聲中，蔣介石攜蔣經國匆匆離開成都官邸，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800萬軍隊和500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中國革命的勝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特別是在美國，一場政治風暴隨之而起，從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以至各大媒體，都在質問「國民黨是怎樣倒下去的」?本來，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政權，是明白無誤的，是從未動搖的。單從1945年到1948年，美國援助國民黨540餘架飛機，69個師的武器裝備，希望國民黨能夠長期統治中國，以維護美國在中國以至在遠東的利益。

不料只經過了三年的戰爭，國民黨竟兵敗如山倒，不得不離開大陸，退守台灣一隅。在這種形勢下，以麥卡錫為首的右翼勢力，向美國政府提出了質詢，並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擊的是被稱為「三個出賣了中國的約翰」，即范宣德、戴維思、謝偉志。接著是對傳媒界、文化界、影視界的許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領導的聯邦調查局進行了審查，有的被稱為「共產黨同路人」，有的被定為「共產黨間諜」。再接著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聽證會上，麥卡錫等人直接指責華萊士、赫爾利、馬歇爾、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為「親共分子」。

在這種紛紛擾擾中，國務院發表了《對華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含糊其辭。但《紐約時報》評論說：「白皮書向人們透漏的信息是，中國並不是被某個陰謀集團出賣的，而是國民黨自己倒下去的。」在台灣，蔣介石對自己的失敗，更如骨鯁在喉，箭穿於心。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慨嘆道：「大好河出，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到台灣後，蔣介石慨嘆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那麼，蔣介石的敗退，到底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嘆是不行的，面對著撤退到台灣的文武百官、殘兵敗將，蔣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兩年以前，蔣介石說：「自從戡亂以來，我個人每經一次戰役，對於這次戰役的成敗利鈍，無不加以詳細的研究和檢討，而且每一天、每一時刻，我都在研究我們國軍所遭受犧牲的原因。」但據蔣經國敘述，他父親真正思考和研究失敗的原因，是在引退於奉化之後。他說：「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親引退，離開南京。回到溪口故鄉之後，父親便開始埋頭研究戰爭失敗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勢和改造革命隊伍的方案。」這樣，蔣介石在台灣「復行視事」後，便根據他研究的「原因」，在陽明山舉辦了「革命實踐研究院」，分批集訓高級幹部和高級將領，蔣介石親自主持，親自督導，發表了連篇累牘的「訓詞」。在這些訓詞及其他各種演講中，對國民黨的失敗有痛切的指陳。

首先，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削平匪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匪軍事受到了挫折。」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蔣介石的這種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黨政軍學，無一倖免。

說「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似已稍有過分，而國民怎麼就「不成其為國民」了呢?國民黨以「國民」為號，國民政府以「國民」為紀，如果「國民不成其為國民」，那麼這個黨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又成了什麼呢?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

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志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他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過去在大陸，國民黨是不能被批評的，因批評國民黨而被逮捕、囚禁、暗殺的，不計其數，甚至連國民黨內元老級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濟深、鄧演達等也在所難免。到台灣後，蔣介石自己批評起來了，雖然只是泛論，沒有具體指出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殘民害民的中統、軍統特務，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上層官吏，但能指出國民黨的腐朽，甚至認為「早就應該消滅淘汰」，也算是一點進步。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麼能不被敵人所消滅?」他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過去，對國軍也是不可以批評的。早在1946年，蔣介石說：「共黨在國內外大肆虛偽的宣傳，說本黨如何專制，政府如何腐敗，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們國民革命軍如何擾民，甚至說我們軍官人人都營私舞弊。」到了台灣，他大講特講「軍不成其為軍」的種種表現，這至少證明過去人民對國民黨部隊的厭惡，並非「虛偽的宣傳」。在指責國軍的作戰不力時，蔣介石對高級將領的批評尤為嚴厲。他說：「我們此次大失敗的恥辱，不僅是由於一般黨員喪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義，尤其因為我們多數將領氣節掃地，廉恥盡喪，敗德亂行。」蔣介石歷來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對那些臨戰而未「成仁」的將領特別憤恨，即使是嫡系親信，亦不肯有所寬宥。

以湯恩伯為例，他稱得上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在國民黨敗退前夕，他不僅向蔣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師陳儀，而且幫蔣介石秘密運走了國庫所有的黃金、白銀與外匯，最後將華東地區的國民黨殘餘部隊帶去台灣。所以蔣經國曾稱湯恩伯為「國之干城」，說：「父親引退之後交我們辦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到了淞滬棄守，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飛的空軍的掩護，才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台灣，而成為現在保衛台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牲了，對於我們重建武力將增加很多困難;乃至我們能否安然度過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時期，也許都成了問題。」

蔣經國在這篇文章里著重描述了蔣介石對湯恩伯的愛護和倚重，但蔣介石本人並不如是觀。1954年湯恩伯在日本病逝，蔣介石發表演說道：「假使湯同志當時能夠在他指揮的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將是如何的悲壯，對革命歷史將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當時在上海撤退的時候，未能為主義為革命捐軀殉職，卻在五年以後的今日病死日本，雖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為千秋歷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機會。」真是天威難測，連自己的兒子也摸不準。又一次，蔣介石把在大陸的失敗還歸咎於知識分子。

他說：「我們在大陸的失敗的最大的癥結，就是在學校教育。當時在校的青年和教授們，幾乎大半都作了共黨的外圍，成為敵人的工具。」他說：「一般知識階級隨風逐浪，道聽途說，以共黨所好好之，以共黨所惡惡之，以共黨之是為是，以共黨之非為非，就是這樣斷送了我們的大陸。」他說：「一些自命為自由民主主義的人們，直接間接幫助共黨，在政府區域內開展反內戰運動。政府為剿匪的動員，特別是徵兵征糧，到處遭受這一運動的阻礙。

這些民族的敗類，無恥的漢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飾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陣營因而動搖，而士氣民心亦為之頹喪。」這裡所指的是1947年在國統區開展的反迫害、反飢餓、反內戰運動，這一運動給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以沉重的打擊。因而蔣介石每提到這一運動，就發出切齒之聲。

蔣介石在大罵一通大陸的知識分子以後，話頭一轉，指向了台灣。「現在社會上有一種反動分子，像過去大陸的所謂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號，來搖惑人心，擾亂社會，企圖混水摸魚，投機取巧，以遂其卑鄙無恥、賣國害民的目的。」此處所說的「反動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灣大學教授，曾給美國一刊物寫過一篇批判國民黨的文章，尖銳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政權專制獨裁的本質。雷震算不上什麼知識分子，只是與知識分子交往較多。

大陸解放前夕，他與胡適、傅斯年、王世傑等在上海搞了個「民主抗共」方案，還發表了個「上海宣言」，得到蔣介石的讚許。但胡適非常乖巧，只寫了封《致潤之先生(毛澤東)》的信，要求中共放棄武力，與國民黨一起「民主建國」，接著便到美國任國民黨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斂，到台灣後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鼓吹民主政治，甚至還想組建一個新黨。蔣介石不斷以大陸知識分子為例，教訓這些「反動分子」，後來忍無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獄。

此外，對於國民黨的失敗，蔣介石還認為是由於美國支持不力。他說：「美國人對我們訓政的必要，沒有深刻的認識，加上共產黨穿鑿附會，惡意宣傳，因此在美國人頭腦中間，造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就是中國的政治是獨裁的政治，國民黨是獨裁的政黨。」在大陸時，蔣介石對美國使團人員雖多有不滿，但不敢惡語相向。到了台灣以後，越想越氣，便經常開罵。如稱史迪威「不自量力」，「余為總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參謀長，有何權力未經余之批准，即建議將武器分給共產黨?如何對付中國共產黨，乃余之責任，彼絕對不能過問。」

稱赫爾利為「無知之輩」，「赫爾利對中國一無所知，彼從延安帶來之協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進步等民主國家人士最喜歡聽的名詞，實際上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基本戰略。故余對其『聯合政府』的提議加以拒絕。」在淮海戰役期間，蔣介石曾要求美國出兵援助，被杜魯門嚴詞拒絕。到台灣後，他不敢指名罵杜魯門，只是大罵「國際姑息分子」。他說：「剷除共產黨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業，但由於國際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視，養虎貽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當時來中國的美國使團，大多數人對中國確實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可以通過觀察和比較，作出自己的結論。許多美方人員經過比較，特別是通過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區觀察，得出的結論是：一、「中共雖代表少數，但頗強。」二、「中共擴張其地區，系人民之擁護。」三、「中共佔領區人民之生活，較國統區為優。」四、「中共之徵兵與稅收，亦較國統區公平。」五、「中共受進步之中產階級擁護，有越封鎖線而逃入共區者。」六、「中共之現行制度，較國民黨民主。」七、「中國之小政黨願託附中共，可以得到保護。」八、「國共兩黨應有政治上之協定，組成各黨派聯合政府。」這些觀點，當然也影響了美國的某些決策。但從根本上來講，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是從不「姑息」的，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國「姑息」下發展壯大的

當蔣介石大罵「國際姑息分子」時，杜魯門沒有還罵。若干年後，杜魯門在其《口述自傳》中說：「蔣軍從來不是良好的部隊。我們把大約三十億五千萬元的軍事裝備，送給了這些所謂自由中國人士，結果，從北京到南京的戰線上，蔣介石約五百萬軍隊，卻敗給了三十萬共軍，共產黨拿了這些軍事裝備，把蔣和他的手下，掃出中國大陸。說實話，他一直都不是個東西。他們曾要求我派出數百萬美國部隊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絕。蔣介石實在無可救藥，他們的腐敗是與生俱來的，我決心不虛耗哪怕是一個美國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們怎麼說。他們繼續嘲罵與控訴，說我對共產主義軟化，又說我庸碌無知，但我不會屈服於這些指責。對於蔣和他的一伙人，我從來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看法，這群混蛋一個個都該關進牢獄裡。」

蔣介石在檢討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時，也表現了自責的精神。如在《如何紀念國父誕辰》的演講中說：「在今日紀念國父八十六誕辰的時候，不僅主義未行，歷史垂絕，就是整個的革命基礎，都將要在我們手裡毀滅了。不知道大家對此一殘酷的現實，曾經檢討過沒有?在我個人來說，至少我對總理、對主義、對國家以至對我們的民族、歷史，都是一個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無論怎樣繁忙，總要抽出一段時間來，作為反省懺悔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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