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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意的擊穿

當葡萄牙語還被蔑稱為「思想墳墓」,佩索阿的詩還只在小圈子傳播,薩拉馬戈也才初出茅廬;當巴西的民族文學還在探索道路,就連整個拉丁美洲也還沒有迎來所謂的「文學爆炸」,甚至被加西亞·馬爾克斯尊為導師的胡安·魯爾福也還沒有寫出《佩德羅·巴拉莫》;年輕貌美的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出版了她的處女作《瀕於狂野之心》。而比她年長的多麗絲·萊辛的《野草在歌唱》手稿那時還在手提箱里沒有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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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


儘管這位「長得像瑪琳·黛德麗寫得像弗吉尼亞·沃爾夫的女人」(喬治·拉巴薩語)出道就被看好會成為「葡語最偉大的女作家」,她半個多世紀的寫作實踐也的確為她攢下了「卡夫卡之後最偉大的猶太作家」「巴西的喬伊斯」等極致美譽,但李斯佩克朵還是很「小眾」,她從來沒有成為bestseller。在美國,她的書累計銷量沒超過一萬冊;在中國,剛剛出版的《星辰時刻》是她第一部被譯成中文的作品。這位生於上世紀20年代,逝於70年代的巴西女作家,至今仍然只是少數理論家與批評家的最愛。


愛她的人,不惜用各種大詞兒闡釋解碼她的作品,四大關鍵詞分別是「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元小說」「離散文學」。事實上,這些概念揭示的遠不及它們遮蔽的多。如果「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那恐怕偉大的小說家都多多少少是存在主義的。儘管,李斯佩克朵的小說的確「非/反小說」,情節淡化、大量獨白、意識流、自反敘事、多重敘事者……但戰後的小說家又有多少不諳熟這套現代主義的玩法?作為一個生於烏克蘭卻在兩個月大就被帶到巴西的猶太女人,「身份認同」的確也是再明顯不過的切入點。德國批評家鞏特爾·安德爾斯評價卡夫卡的話影響深遠--「作為猶太人,他在基督徒當中不是自己人。作為不入幫會的猶太人(他最初確實是這樣),他在猶太人當中不是自己人。作為操德語的人,他在捷克人當中不是自己人。作為波西米亞人,他不完全屬於奧地利人……」但李斯佩克朵沒有卡夫卡的問題,雖然她的身份不比卡夫卡單純,但認同問題並不困擾她。李斯佩克朵從來沒覺得自己是烏克蘭人,儘管她通曉英語法語,她們家裡人都會講意地緒語,但她只用葡語寫作,只認為自己是巴西人。在隨外交官丈夫旅歐多年之後,她還是帶著孩子回到了里約,她不是diaspora。巴西並不是一個排猶主義橫行的國家,她沒覺得自己與別人不同,因此她的作品沒有特別突出猶太元素。毫無疑問,女性一直是李斯佩克朵小說中的主人公,即使是最後一部《星辰時刻》表面上看羅德里格是主人公,但其實他只是敘事者之一,雙重敘事者講述的都是瑪卡貝婭的故事。只寫女人,是因為李斯佩克朵生為女人,而作為福樓拜的信徒,她堅信所有作品都在某種程度上是作者的自傳。她不是先相信女性主義才寫作的,她筆下的女性往往是「失敗者」或「有問題的」的人,沒有什麼Wonderwoman,既不能拯救世界,也不能拯救自己。她反對別人稱她為「女/女性/女性主義」作家,因為沒有人在男作家前面加這些限定,她說「省著那些標籤吧。我就是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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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編劇吉勒莫·阿里加


不過,李斯佩克朵的話也不可全信。她的研究者稱她是「不可救藥的說謊者。當她卸下一個面具的時候,你以為她要袒露真情,其實她袒露的不過是另一個面具。」李斯佩克朵不像多麗絲·萊辛那麼積極行動,也不像愛麗絲·門羅那麼閑散隱逸。她不太在公眾面前露面,也不直接表達社會立場,接受一次記者採訪卻要求死後才能公開。但她同時是媒體的專欄作家,Chanel的擁躉,所有公佈於眾的照片都頗有時尚大片的感覺。我最愛的墨西哥編劇吉勒莫·阿里加說,「你不可能讀李斯佩克朵而不愛上她」。但人們之所以愛她,不是愛她展現出來的美貌與才華,而是她尚未曝光的神秘。她自身充滿的悖論,她文字充滿的張力。「神秘」,在20世紀巴西最偉大的詩人安德拉德寫給李斯佩克朵的詩句中重複出現了四次——


克拉麗絲


來自神秘

走向神秘。


我們依然無知於


其神秘的本質。


也許神秘並非本質


只是因為克拉麗絲穿行其中。

這位連自己出生年月都提供三個版本的女人,最擅長在作品中自我顛覆。她的故事常常沒頭沒尾,她的人物總是莫名其妙,但無論她寫的是哪裡是誰,我們都覺得她在寫她自己,在寫我們每一個人。她的文字是如此有力量,有質感,讀起來心如刀割,吞下去如鯁在喉,觸摸著滿手荊棘。「這件事以火的標記紋刻在活生生的肉里,每一個察覺到瘢痕的人都會驚恐地逃跑」。我從未讀過任何其他描述「難忘」的句子比它更令人難忘。《星辰時刻》里的瑪卡貝婭是一個除了李斯佩克朵沒有人會去寫,也沒有人能寫「活」的女人。她「就像一杯冷掉了咖啡」,「在慢鏡頭裡生活!兔子在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崗上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躍,這空當時她的世俗世界,這空當時她本性之中的空當。」她的生命那麼清湯寡水,除了一場未獲命名的「愛情」,一次突如其來的死亡,就所剩無幾了。甚至死亡也不能給她帶來但丁筆下的「群星閃耀」的時刻,那連悲劇都算不上,因為沒有人會為她嘆息垂淚。李斯佩克朵以一種舉重若輕、自說自話,充滿哲理,甚至還瀰漫著幽默的語言寫完了瑪卡貝婭的故事。李斯佩克朵很少描寫安第斯山、潘帕斯草原、熱帶雨林,因此一向被看作是外在於拉美甚至是巴西文學史的,誰又能說瑪卡貝婭的典型性不及堂娜芭芭拉?後者也許只屬於拉美,但瑪卡貝婭卻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無論男女。儘管我們可能跟這個來自巴西東北部在里約掙扎的窮苦女孩沒有丁點相關性,但當我們讀完,我們知道,這就是我們,我們沒有閃亮就已生鏽的人生。批評家們沒錯,這是唯卡夫卡的文字才有的力量,但李斯佩克朵不僅僅是「女版」卡夫卡,因為比起卡夫卡的嚴謹德語,李斯佩克朵的葡語更加詩意。所以卡夫卡擅長戲仿公文報告,而李斯佩克朵擅長顛覆言情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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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

然而,無論卡夫卡還是李斯佩克朵都不是後現代主義的遊戲者,至少有一件事在他們的心目中是至高無上,是有意義的,那就是寫作。「我寫作,因為我在世間無事可做:我是多餘的人,人之世界沒有我的容身之所。我寫作,因為我絕望,而且我累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日復一日的我是我,倘若不是書寫的新奇,每一日我都會象徵性地死去。」對於我們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通過閱讀,通過與作者對話,我們一起吶喊出對生命的恐懼與依戀。「每一天都是從死神那裡偷得的」,所有的故事都有結局,「結局之後是寂靜與飄落的雨」。


但寫作,不是李斯佩克朵遁世逃逸的出口,她沒有將自己囚禁於文字的牢籠中;相反,寫作是她能對話世界的唯一窗口。「寫作是一個行動」。《星辰時刻》是李斯佩克朵的最後一個行動,她以獨一無二的優雅和詩意擊穿了現實的本質,從此再沒有童話,如果有,也只剩下鮮血淋漓。


本文原載於《21世紀經濟報道》2013年11月30日,作者授權海螺發表,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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