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乞討先背最高指示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不久拍攝的故事片《戴手銬的旅客》中，有這樣一個頗有趣味的細節：一個戴紅袖章的紅衛兵姑娘在水果攤上東挑西揀地選大蘋果，售貨員大嫂不耐煩地對她喊：「要鬥私批修！」紅袖章姑娘則回敬她一句：「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

從總體上說，這部電影表現的「文革」是不真實的，有許多從政治概念出發圖解「文革」經不起推敲的地方，但前面提到的那個細節卻十分真實。不了解「文革」的年輕人或外國人在看到這個細節時可能會不知所云，不明白買賣雙方在嚷些什麼，而每一個「文革」過來人都會明白，她們嚷的都是「毛主席語錄」，是在使用對自己有利的「毛主席語錄」打「語錄仗」。

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幾年裡，除去「最高統帥」毛澤東和最底層的「牛鬼蛇神」、「專政對象」外，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技、社會各個領域，幾乎人人是《毛主席語錄》不離手，「毛主席語錄」不離口。「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變成了「毛主席語錄」統帥一切。

因為事事離不開「毛主席語錄」，在民間就出現了許多「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的新花樣。比如：

利用「毛主席語錄」行乞。乞丐向人乞討時，先振振有詞地背誦：「最高指示：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然後向你伸手。

利用「毛主席語錄」賣藝販葯。跑江湖賣藝販葯者，在鄉場上拉好了圈子，表演之前，不再說以前那些「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之類的套話，而是先恭恭敬敬捧出《毛主席語錄》，請圍觀者跟他一起誦讀「最高指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中去」。這段被稱作「六二六指示」的「語錄」，雖然在《毛主席語錄》中沒有收錄，但「文革」時期經官方媒體一再宣傳已盡人皆知。但在誦讀時也得照例捧著《語錄》本做做樣子。有了這段「語錄」作為鋪墊，江湖藝人的販葯就似乎成了「貫徹落實最高指示」的革命行動了。

利用「毛主席語錄」治療精神疾病。當時有一家精神病院曾總結出經驗推廣介紹，他們組織精神病人學習毛主席著作，背誦毛主席語錄，使得精神病人的治癒率大大提高。這說來有些荒誕，不過，在實際生活中，那段「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的「毛主席語錄」和與此有關的信念，確實也曾支撐著一些受到打擊迫害的人們戰勝了精神崩潰的危機。

在大量使用「毛主席語錄」的花樣中，最常見的是「打語錄仗」。

「打語錄仗」，是「文化大革命」中獨具特色、也是「史無前例」的現象。「文革」時期的中國，幾乎人人都會以「毛主席語錄」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來保護自己，壓服對方。因為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誰敢不服從，就等於是「抗旨」。只要能說出一段對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就等於是在兩軍對陣中搶佔了「政治制高點」。

由於「毛主席語錄」已經滲透到生活的諸多細節中，小孩們耳濡目染也會背許多段，在挨家長打的時候，便會無師自通地喊出「要文斗不要武鬥！」這種似是而非的語錄口號，而家長們也多半會因受到這一「最高指示」的制約，忍氣住手，不敢再打——除非能想出新的理由而且同樣以一段「毛主席語錄」來給自己撐腰。

最缺少文化的農民，也學會了用「毛主席語錄」與人爭論。著名作家陳白塵《牛棚日記》一書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在「五七幹校」時，一次有公社鴨群進入中國作協連隊的地盤內，幹校的人去制止，卻遭到放鴨農民義正辭嚴的反擊，「牧鴨人蠻橫甚，說土地是國家的，誰都可以放牧；你們是來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打擊貧下中農等於打擊革命云云」。陳白塵嘆道：「毛澤東思想誰都可以用來作自衛武器，可笑之至。」那位農民所運用的「毛主席語錄」，出自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原話是：「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這段「語錄」在「文革」初期曾由官方媒體反覆廣播、刊登，在農村則到處都寫在牆上、石碑上，每當開會（不論是學習會還是批判會）前都必定要讀上幾遍，即使不讀書的農民也耳熟能詳了。

當時在兩派辯論或爭吵中，還有用「毛主席語錄」來罵人的。比如，若要想罵對方「不要臉」，就可以引用這段「語錄」：「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麼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這段「語錄」出自毛澤東《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還有一句常被用來辱罵對方的「語錄」是：「死皮賴臉，亂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恥事。」（出自同一篇文章，原也是罵反共頑固派的，其前邊幾句是「……借統一之名，行專制之實，掛了統一的羊頭，賣他們的一黨專制的狗肉」，接下來才是「死皮賴臉……」這幾句）那時，毛澤東的《念奴嬌·鳥兒問答》詞還沒有公開發表，要不然，那首詞中的「不須放屁」肯定會成為兩派辯論或爭吵中使用率極高的「語錄」。

「打語錄仗」之風，居然還影響到了七十多歲的歷史學家顧頡剛，顧老先生從來不大過問政治，歷次政治運動中常常跟不上形勢，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也受周圍環境影響而學會了以「毛主席語錄」為武器。1967年，他已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反共老手」，但在群眾組織捲入派性鬥爭，對他疏於看管時，他又忍不住舊習複發，閱讀古籍，並將所想到的古史問題記入筆記。他的老伴怕他又因此獲罪，進行制止，他則以「毛主席語錄」「抓革命，促生產……」來作抵擋。一年後，顧頡剛又被迫作檢討，檢討中承認自己這個做法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文革」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當時著名的外國專家造反派代表人物），後來在他的回憶錄《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里寫到這樣一次「語錄仗」：

廣播學院的紅衛兵要衝進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揪「走資派」，而「保守派」和負責保衛廣播電台的士兵們則不準學生進入，雙方對峙並各自讀起了《毛主席語錄》。一方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另一方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互不相讓。

李敦白說：那是毛澤東與毛澤東的對抗。他感嘆道：沒有任何權威，任何雙方都承認的黨領導人或任何一個人能告訴我們，這些引自毛語錄的話哪一條能適用於目前的情勢？

更加有趣的是，「文革」初期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童小鵬，在《少小離家老大回——童小鵬回憶錄》一書中回憶了一次周恩來親自參加的「語錄仗」。

當時，中央辦公廳由戚本禹領導的造反派——「中南海紅色造反團」要在懷仁堂東邊一個食堂批鬥童小鵬，但那個食堂離毛澤東住地較近，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擔心影響毛澤東的休息，要造反團換到西邊的食堂去批鬥，但造反團不聽。汪東興向周恩來反映後，周恩來親自來勸說，造反團的人就搬出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一段語錄：「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似乎不支持他們在這裡開會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真是咄咄逼人。

周恩來立即拿出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語錄》，很熟練地翻到其中關於「紀律」的部分，念到：「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

造反派聽了，面面相覷，無言以對，只好收兵。

關於用「毛主席語錄」來作為武器保護自己，還有一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就流傳甚廣的趣聞。

據說，陳毅元帥在一次接受造反派批判時，要造反派跟他一起翻開《毛主席語錄》271頁「共同學習最高指示」。他帶頭誦讀道：「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陳毅是個好同志。』」可是，《毛主席語錄》並無271頁，造反派發現上當，欲批判陳毅「偽造最高指示」，但在會場上的周恩來卻證實毛主席說過這句話。

對於此事，作家權延赤在《微行——楊成武在1967》一書中作了添枝加葉、生動具體的描述。但據當年陳毅的秘書杜易說：「其實，根本沒有那回事。眾所周知《毛主席語錄》總共只有270頁，陳毅在挨批的時候，造反派們無中生有地橫加『罪名』，他怎麼能再編造這麼一條『語錄』作為擋箭牌呢！如果編這麼一條語錄，豈不是又要罪上加罪！我認為，當時流傳這個故事，是正直的人們肯定陳毅是一位好同志，為陳毅挨批抱不平，希望毛主席出面保護陳毅，為陳毅說句公道話。」當時任外交部西亞非洲司司長的柯華也說：「實際上沒有這麼回事。」「這個流傳甚廣的傳說卻可以說明，人民群眾對陳毅不屈的精神是多麼敬佩和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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