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和日本在朝鮮半島上的利益關係

高麗古老圖騰 作為一個沒有完全被平定的強大地方割據政權，高句麗似乎應該在百濟戰事期間有所動作，以牽制唐朝中央政府，但它在戰時並沒有對百濟進行有效的協助。 大唐帝國在征討百濟的前一年，即公元659年(唐顯慶四年)年底，已經對高句麗進行了一輪軍事打擊，大唐鐵勒籍將領契苾何力率薛仁貴等名將在橫山(今遼陽附近)擊敗高句麗。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唐軍攻勢凌厲。 結合大唐高宗對來到洛陽的日本使者所做出的「來年必有海東之政」「汝等倭客，不得東歸」的決定，可知征討百濟拯救新羅對於唐朝來說是一次籌備已久的軍事計劃，而東征高句麗則是一次軍事警告。事實證明，高句麗在西面受到了強有力的軍事壓制，陷入軍事被動，自顧不暇，已經沒有餘力對百濟進行軍事援助。 史料記載，大唐出兵百濟之際，日本大和朝廷接見了高句麗一支多達百名成員的使團，並與之進行了緊急磋商。這支使團直到百濟戰爭接近尾聲才離開日本。 由此可見，日本的最終出兵，與高句麗的居中斡旋、慫恿也不無關係。 當時的日本大和朝廷沒有立即派兵，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日本大和朝廷正在本國東北方向與蝦夷人作戰，而它派往唐朝的使者已被高宗皇帝果斷扣留。大唐朝廷已經清醒認識到，使團作為一種合法的情報搜集機構，很可能會對唐軍推動百濟戰事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高句麗與日本之間隔有新羅、百濟，日本沒有任何借口以陸上途徑出兵協助高句麗。 但日本的出兵意志也已露出端倪，甚至已經開始秘密趕造運兵船隻。 平定百濟的捷報很快傳至洛陽城，大唐高宗及帝國上下對蘇定方的戰績感到由衷欣慰。 百濟戰事的順利結束對於整個帝國意義重大： 第一，大唐在隱忍多年之後在帝國東北方重塑國威，為屬國新羅洗雪國恥； 第二，清除新羅反抗力量，也就意味著割據政權高句麗失去了一隻有力的臂膀，這將為接下來平定高句麗的戰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也就意味著隋及唐初未能完成的宏願將在高宗時代得以實現，遼東作為中華帝國神聖不可分割之地將再一次回歸到中央政府懷抱。 8月，高宗皇帝下詔，「賜天下大酺三日」，以示慶賀，並於中秋之日命人撰寫《大唐平百濟國碑銘》。 中秋，對於中國人來說意義非常，對於唐朝人來說更是良辰吉日。大唐高祖年間，李靖將軍征討匈奴得勝，即於中秋節凱旋長安城。 為解決百濟戰後事宜，高宗皇帝再下詔，將百濟原五部三十七郡改設為熊津(今韓國忠清南道公州)、馬韓(今韓國全羅北道益山)、東明(今韓國忠清南道扶余郡)、德安(今韓國忠清南道論山市恩津面)、金漣(不詳)五個都督府。 熊津都督府下轄熊津、東明、帶方等八州，治所在熊津州。後來又將五個都督府全部合并為熊津都督府。從此，百濟作為一個國家已經在法理和事實上徹底成為歷史的煙塵，其領土終於劃入大唐版圖。 與此同時，王文度被任命為熊津都督，全權負責原百濟地方的軍政事務，撫納百濟殘黨，並招募平定高句麗的奇才良策。 9月，蘇定方將軍從朝鮮半島經由海路而後陸路回到東都洛陽。 原百濟王扶余義慈、王妃恩古、太子扶余隆、王子扶余泰在內的十三名王族成員，七百餘名原百濟高官、將領，以及大約一萬兩千餘名原百濟上層人士，也被帶回大唐。 數年之前，百濟一意孤行，與高句麗合作，攻佔新羅大片領土，對百濟王室來說，唐高宗那句「任王決戰，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後悔！」猶在耳旁。 高宗皇帝對百濟王室進行了一番象徵性訓斥之後，進行特赦，並給予高規格的政治禮遇，這批包括王室成員在內的百濟籍人士從此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內。 不久之後，扶余義慈去世，高宗皇帝特別下詔賜其為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並特許其舊臣送喪赴哭。扶余義慈被葬在大唐名將秦叔寶墓旁，唐朝人為其樹碑立傳。 日本使團在唐軍平定百濟捷報傳至朝廷一個月後被解禁，在洛陽則天門，他們目睹了蘇定方押解舊百濟王扶余義慈等貴族成員班師回朝的情景。隨後，日本使團離開洛陽，順著西南季風踏上了歸國的航程。 蘇定方歸朝之後，留下左驍衛郎將劉仁願率領一萬唐軍駐守泗沘城，暫時代理新羅軍政事務，新羅方面則由王子金仁泰等率領七千新羅兵馬配合鎮守。 王文度作為大唐首任熊津都督，赴任之時已是第二年的3月。是年(公元661年)，高宗皇帝改元龍朔。 李唐王朝的輝煌其實絕不限於貞觀、開元這樣的經典時代，顯、龍年間也是一個不失鐵血與尊嚴的偉大時代，甚至有其特別的神韻和內涵。所以一千多年之後，仍有海外著名李姓華人取名為「顯龍」，這蘊含著一個深刻理解祖國歷史的後人對其祖先的深沉懷念。 「龍朔」這樣一個華麗威武的新年號並沒有給當時的一位將軍帶來好運，他就是大唐首任熊津都督王文度。 王文度在公元656年攻打突厥的戰事中，曾替高宗皇帝背了黑鍋，被除名為民，後復拜左衛郎將——他卻在赴任途中因病去世了。 隨著百濟王室正式向唐朝投降，百濟雖然只能作為一個地理和歷史名詞存在，但這裡還不太平，不僅不太平，這片土地還將見證中日之間的首次大對撞。 汴州尉氏籍(今河南尉氏)將軍劉仁軌登場了，他在王文度病死之後奉詔任檢校(代理)帶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軍長史。 這位平民將軍生於隋朝末年，身處亂世家境貧寒，但「恭謹好學」，買不起筆墨紙硯，就在地上書寫，讀書涉獵廣泛，遍及文史古今。唐朝建立之後，新政權給了這樣一個平民子弟施展才能的機遇，也成就了一代名將。

現在看來，劉仁軌將軍當為千年以來「中國抗日第一將領」，這不僅是因為劉將軍是第一位對日作戰的中國將軍，更是因為在他的策劃和指揮下，中國軍隊取得了歷史上第一次經典的對日完勝戰役。這位將軍是幸運的，他身歷高祖、太宗、高宗、武后四朝。 在太宗之時，作為地方治安首長，劉仁軌就因不畏強權深獲太宗賞識，由地方官而任朝官。高宗年間又因秉公耿直得罪了權臣李義府。公元660年 (唐顯慶五年)，高宗東征高句麗之時統水軍，他督海運，負責後勤補給。年尾不宜出海之時，被上司李義府惡意催發，結果遭遇海上風浪，船覆。幸虧高宗皇帝明辨是非，雖將劉仁軌免職，卻命其以白衣罪身隨軍效命。 劉仁軌部與劉仁願駐軍順利會師。在劉仁軌的隨行人員中，還有其政敵李義府的心腹，不僅對其進行掣肘，甚至勸劉仁願不要分戰功與他人，要尋找機會排擠劉仁軌。 劉仁願並非蠅營狗苟之輩，並且與劉仁軌一見如故。二人雖皆為武將，但劉仁願頗有儒將風範，英雄相惜，不僅沒有加害於仁軌，反而對其信任有加，甚至將軍事指揮大權交與仁軌。 歷史對這段佳話褒獎有加，《資治通鑒》有載為證：義府又諷劉仁願使害之(指劉仁軌)，仁願不忍殺。 百濟王扶余慈投降唐朝之後，百濟舊地先後出現幾支反叛力量， 他們退守到南部南岑、真峴(今韓國大田市附近)等城，或與唐羅聯軍形成靜態對峙局面，或頻繁進行小股騷擾。 叛軍中的一支是以原百濟將領黑齒常之為首的兵民合體勢力。黑齒常之在戰前的職位相當於唐朝的地方刺史，戰後初期，黑齒常之率領部眾向蘇定方投降，他甚至前往泗沘向唐羅聯軍送款。 本來黑齒常之所部是一支不該出現的反叛隊伍，但是蘇定方的個人錯誤鑄成了悲劇。 蘇定方作為一員攻城將領是優秀的，他戎馬一生，馳騁疆場數十年，從大唐西域到東北亞轉戰數千里，可謂攻必克戰必勝，但卻缺乏長遠的政治眼光，犯了一個人類中世紀的將軍常犯但是作為唐朝名將不該犯的錯誤——在已經取得勝利之後縱容部分兵士劫掠。 黑齒常之在懼怕之餘，利用當地反對民意，率領十餘名親信遁歸本部，糾結亡散，形成了以任存山區為基地的軍事堡壘。他們通過結柵以自固的方法，擁兵自保，不僅得以據守，而且在旬月之間收留原百濟殘眾三萬餘人。 8月26日，蘇定方遣兵攻伐，因任存山地勢險要，唐羅聯軍沒有取得實質性的軍事進展。 從黑齒常之戰後初期的投誠行為來看，他並沒有太強的反叛野心；從他此後的軍事動作來看，他把最大的精力用在鞏固任存山，以求自保，並沒有加入進攻唐軍的行列。可以說，黑齒常之所部是一支處於觀望態勢的兵民雜糅力量。 另外一支重要的反叛力量則以任存山城為據點，其領軍人物為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 王文度去世稍前，即公元661年(唐龍朔元年)3月，僧人道琛自稱領軍將軍，鬼室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誘各地叛軍，勢力迅速擴張。這股勢力進一步佔據了周留城(今忠清南道境內)，並在泗沘城南嶺豎起四五道大柵，試圖圍困泗沘城裡的唐羅守軍。 他們派人來到劉仁軌將軍的大營，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我們聽聞大唐與新羅盟誓，百濟無問老少，一切殺之，然後以我國土地交付新羅。與其靜等受死，不如戰死，所以我們才聚結固守！」 新羅與百濟素有世仇，在唐軍出兵干涉之前，百濟侵新羅土地，殺其宗族，沒少欺負人家，所以現在百濟殘餘勢力害怕新羅報復，這一點應該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對於所謂的「以百濟付新羅」，唐朝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打算有這樣的戰略交易，唐朝中央政府已經將百濟舊地設置成直轄行政區域。所謂的「百濟無問老少，一切殺之」，更是一種誣陷式的風傳，姑且不論百濟故地與歷史上的大陸中央王朝有長久的隸屬關係、百濟舊民有不少的中原血統，「一切殺之」這樣的猜疑，也是與唐朝中央政府一貫奉行的「戰爭法則」相違背的。 唐朝中央政府已有將百濟作為完全的直屬領土經營的計劃，對百濟居民的安置，也已經被大唐政府列為戰後重建工作的重要項目之一。這項工作將由劉仁軌將軍完成。 很明顯，這一支叛軍試圖先發制人，在道義上置唐軍於被動。在百濟王室已經昭告天下服從唐朝的前提下，這些殘餘勢力要想再有所作為，在政治上十分被動。 劉仁軌將軍對於傳言非常重視，親自修書，具陳禍福，並遣使者曉諭叛軍。 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很清楚自己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他們真正想做的就是形成氣候之後自立為王。該方面叛軍自恃地勢險要，拒絕接待劉仁軌的遣使，將其擱置在軍事基地外圍的館舍之內，並且傳話道：「使人官職小，而我是一國大將」，最終以「不答書」的方式將使者遣回。 劉仁軌整頓所率唐軍，果斷對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所部展開凌厲攻勢。戰事進展順利，唐軍迫使對方大撤退，在慌亂的逃亡中，百濟敗軍發生嚴重踩踏，墜河淹死者達上萬眾。百濟叛軍不得不放棄對泗沘城的合圍，退縮至任存城。 新羅方面則按照唐高宗詔書計劃，以金品日、金文忠、金義服、金文品、金義光五軍，從百濟南部進發北上支援劉仁軌。金品日所部新羅部隊在百濟南方遭到鬼室福信伏擊，被迫撤離，損失大量輜重。 從單純的戰事輸贏角度來看，泗沘戰事失利之後，僧人道琛與鬼室福信本該及時整合戰略資源，維持局面，伺機待進，但戰場上的失敗進一步刺激了僧人道琛與鬼室福信的權力鬥爭。 高句麗則不顧警告和威懾，發重兵進攻新羅北部，試圖牽制百濟戰區的唐軍，時值6月。戰事開始後，巨大隕石從天而降，墜落高句麗陣營，接著雷雨交加。高句麗統軍將領惱音信、生偕等以為新羅有神人相助，只得狼狽撤軍。新羅就這麼十分僥倖地堅守住了北鄙。 由於唐軍遠征軍主力已經撤回大陸，百濟叛軍實際控制了熊津江南段至白江流域的水路，唐軍的有效活動半徑被限制在泗沘、熊津等北方地域。而泗沘城又遭到合圍，與熊津等軍政要地的聯繫岌岌可危。 在朝鮮半島上，新羅軍除在戰場上配合作戰之外，還在一定程度上擔負唐軍的後勤補給工作。泗沘城被圍後，唐朝劉仁願將軍所部和新羅守軍的補給不足。外圍的新羅軍攻擊泗沘南側軍柵，斬殺百濟叛軍一千五百餘人，方打通泗沘城的糧道。 百濟戰區的重要性遠不止於此，它直接影響唐朝在高句麗戰區的未來走向。 公元661年(唐顯慶六年)5月2日，大唐高宗以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大總管、蘇定方為平壤道大總管、任雅相為浿江道大總管，以三組集團軍為主力正式發動旨在滅亡高句麗割據政權的大規模戰爭。 高句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百濟戰區在此時不僅成為重要的補給路線，而且是否穩定，對高句麗戰區影響甚大。

8月11日，蘇定方在浿江(今大同江)大敗高句麗軍，開始對其都城平壤進行圍攻。 與此同時，唐朝劉仁願部和新羅軍隊則被鬼室福信叛軍阻擋在在瓮山城(今韓國忠清南道境內)，無法按期抵達高句麗對蘇定方部進行軍事支援。 此時百濟戰區敵我雙方的實際作戰力量基本持平，如果一方力量發生變化，百濟走向乃至整個半島的走向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6月，新羅國王金春秋去世，謚號「武烈王」，廟號「太宗」，太子金法敏繼承大統，也就是歷史上的新羅國高宗文武王。 金法敏即位之後，按照唐朝高宗皇帝的旨意，調遣新羅軍與劉仁願部會合進攻高句麗。新羅方面軍與劉仁願所部唐軍在今天的韓國京畿道利川市會師。一周之後，即7月24日，日本齊明天皇在朝倉宮去世，中大兄「素服稱制」，是為天智天皇。 9月，天智天皇在日本長津宮授予流亡日本的舊百濟王子扶余豐「織冠」階，並將一名日本貴族女子許配與他，正式冊立扶余豐為「百濟王」。同時下詔命令日軍五千餘人、乘船一百七十艘，護送扶余豐回到百濟舊地。日本正式出兵百濟。 這也是日本第一批派遣軍。決心參戰的大和朝廷傾其國力，支援事實上已經不存在的百濟國大批戰爭物資——十萬支矢、五百斤絲、一千斤棉、一千端布、一千張韋、三千斗稻種。 而在此之前的公元658年(日本齊明天皇四年)4月，由阿倍比羅夫將軍率艦船一百八十餘艘向今秋田、能代一帶進攻，後又推進到渡島附近(日本北海道東南端)。第二年3月，進攻檜山，佔領大片土地，同時設立地方政府、建立軍事基地，以備迎擊蝦夷勢力的反攻。這場戰爭使得大和政權擁有了北海道的大部分地區。到這一時期，阿倍家族已經有七十年經略北部邊境的歷史，阿倍比羅夫也是當時日本著名的水軍大將和外交名士。 唐羅聯軍征討百濟，是在公元660年，彼時日本大化革新已進行了十五年，雖然改革尚不完善，但整個國家的發展已經進入了良性循環。尤其在掃蕩蝦夷的戰事成功之後，大和朝廷大體上完成了本島統一，國家開始出現強盛趨勢，國力處於上升期。 唐羅聯軍與百濟開戰的消息傳到大和朝廷，已是戰爭發生後數十天的事了，與百濟關係向來密切的日本之所以沒有在第一時間給出反應，是因為唐羅聯軍的閃擊戰策略收到奇效，而派往唐朝的使團被唐朝軟禁，這些遣唐使在9月12日被釋放之前一直被看押，根本無法獲取外界消息，更不要說向日本傳回戰時情報。 百濟叛軍向日本求救之時，恰逢阿倍比羅夫征討蝦夷凱旋。日本再一次燃起了重歸半島的野心，加以本國軍隊經過多年戰爭歷練、士氣正盛。但是大和朝廷心裡很清楚，東北戰爭的對象只是蝦夷部落的烏合之眾，而如果要出兵朝鮮半島，它真正的對手並不是新羅，而是本國推行改革的效仿對象——大唐帝國，是日本數百年來一直仰慕的大陸王朝。 對於這一切，大和政權統治者不可能不做一番仔細考量。 但與此同時，大和朝廷也確實有與大唐帝國一決高下的強烈慾望。 百濟的覆滅對日本大和朝廷來說，也是極其重大的損失，這意味著它失去了一個盟國。如果聽任百濟亡國，日本在半島上的利益將被徹底清除。 再者，日本實施大化改新以來，國內矛盾迭出，朝堂之上以及背地裡的權力鬥爭從未消停過。在改革過程中利益受挫的舊豪族明目張胆抗拒改革，改革派的核心成員之間也是關係微妙，對領導權你爭我奪。以中大兄皇子為首的改革派雖然有能力對政治異己實施鐵腕，但是他仍舊時時受到有形或無形的掣肘，他對已經在手的權力沒有安全感。 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迎回原百濟王子扶余豐，試圖在政治上進一步為自己增加砝碼。 在此後大半年的時間裡，扶余豐在日軍的護送下，先後三次往返於半島與日本，在日本大和朝廷的主導下，策劃所謂的「復國大業」。 但扶余豐的回國並未平息百濟殘餘勢力內部的權力鬥爭。鬼室福信除掉僧人道琛之後，挾持著扶余豐，繼續對唐軍進行襲擾。 公元661年(唐龍朔元年)10月，大漠南北的鐵勒發生叛亂。 12月，日本試圖支援高句麗，齊明女皇遣水師北上，停泊在百濟沿岸的船隻失火受到一定損失，但仍起到了聲援的作用。 公元662年(唐龍朔二年)2月6日，百濟境內的唐羅聯軍到達平壤，遠道送來所剩不多的糧草。由於遠征作戰，後勤補給困難，加上天降大雪，唐軍在高句麗戰區的軍事進展不順。唐初名將龐孝泰和他的十三個兒子全部戰死，龐孝泰所率嶺南兵全軍覆沒。高宗皇帝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 由於在高句麗戰區的戰事失利，高宗皇帝在命令撤出圍困平壤的主力部隊之後，給屯兵百濟熊津城的劉仁願下發聖旨：為避免孤城不可守，發生無謂的消耗，率部隊撤至新羅境內，如果新羅王金法敏挽留他們鎮守新羅，則在新羅待命；如果新羅拒絕，就乘船回國。 撤軍詔書於4月送達。劉仁願所部幾經生死，思歸者眾，戰爭進行得十分艱苦。唯有劉仁軌認為應該堅持繼續留鎮百濟，並說服眾將。 扶余豐與鬼室福信以為劉仁軌部接到聖旨必然會撤軍，於是放鬆警惕，並派遣使者傳達：「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 公元662年(唐龍朔二年)7月，劉仁軌抓住敵軍麻痹大意的有利戰機，主動出擊，在熊津江東岸有力地打擊了鬼室福信所率領的百濟殘餘，並且贏得赫赫戰功——連續攻取支羅城(今屬韓國全羅南道)、尹城、大山(今屬韓國忠清南道)、沙井等城外設下的百濟軍營。 此時，熊津江畔的險峻要塞真峴城仍在百濟殘軍手中。 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鬼室福信加兵鎮守。劉仁軌則乘勝追擊，並果斷採取夜襲戰，組織敢死先鋒爬上城頭，黎明之時，唐軍裡應外合，一舉破城。 大唐高宗皇帝於7月30日在洛陽城裡獲得戰報。為鞏固戰果，高宗皇帝應劉仁願所奏，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任命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為熊津道行軍大總管，浮海赴百濟，以援助劉仁願部。同時，大唐朝廷授扶余隆為百濟郡公、熊津都督、馬韓道安撫大使，隨軍前往，從而結束了劉仁願對熊津都督一職歷時近兩年的代理兼任。 這就形成了以大唐「百濟郡公」扶余隆與偽「百濟王」扶余豐抗衡的局面。 孫仁師部在德物島(今韓國京畿道西海中德積島)休整並商議對策，決定首先從百濟中部突破到達泗沘城。他所選擇的登陸地點倭濟聯軍布防薄弱。 孫仁師部出其不意，越過熊津江口直下古沙夫里城，並於當地大破守備日軍，初戰告捷。 此後，大唐中央政府將古沙夫里改名為古泗州，其首府縣易名為「平倭」縣，並樹碑立傳，以紀念這場成功的登陸破襲戰。 公元662年(唐龍朔二年)12月，大雪紛飛。扶余豐以臨時首都周留城為山城，遠離田畝，不便經營農商為由，計劃遷都避城(今屬韓國全羅北道)。他的日本顧問團則認為避城與新羅領地之間的路程一夜可達，遷都此地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而且周留城山高溪隘，易守難攻。扶余豐沒有聽從他們的建議，執意遷都。 第二年早春，即公元663年(唐龍朔三年)2月，新羅軍隊攻取占與避城相接的四座要塞，新都避城岌岌可危。在新羅軍的軍事壓制之下，扶余豐被迫再次遷回周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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