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待在北京，北京就是最邪惡的地方

文史 06-17

印象中，趙趙的表情只有一個——淡漠，喜怒哀樂都是這表情。他「穿上正裝看著也不像好人」，不跟人客套，不愛交際，一副沒什麼慾望的樣子。兩次採訪，聊的都是他的愛好，他玩建盞、玩機車，沒藝術什麼事兒，可他確實是個喜歡惹事生非的藝術家。

只要我待在北京，北京就是最邪惡的地方

趙趙

繞不過去的艾未未

一天，趙趙接到一個未知號碼的電話，裡面操著外地口音讓他去派出所走一趟。趙趙沒反應過來，也沒聽出那邊到底是誰。費了很大勁兒知道是艾未未，兩人已經半年沒聯繫。老艾挺喜歡搞惡作劇，自從他去了德國，趙趙與他一直沒通過電話，即使之前有合作7年拍紀錄片的經歷，有過師徒之情。「他一直就那樣，我也一直就這樣。我們倆互不依賴。」半年不聯繫，老艾一個電話打來，兩人又回到從前的兩個人。

趙趙大學裡學油畫，正在畫中尋找出口的時候，DV時代已經到來，像一場革命，「拿個DV機就可以當個導演了，把身邊的這些爛人拍一拍就是一個片子。」電影學院進修完之後，因兩家是世交，很快趙趙跟艾未未碰面了。自此，長時間的合作使他們形成了一種老派的師徒關係。

2004年，趙趙開始拍一些觀念影像，都跟北京有關，拍二環、三環，北京T3機場，把鳥巢從一個大坑拍到2008年建完，CCTV央視大樓拍了一半後，所有關於城市建築的拍攝都停止了，基本都停止在了2008年——汶川地震和上海楊佳事件是當時重大的社會新聞事件，後者是趙趙從頭跟到尾的案子，每天拍，每天在網上刷新事件。拍紀錄片需要的應變能力非常強，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劇本，隨時有狀況發生。趙趙拍攝時被帶走過很多次，片子還是拍完了，定名《一個孤僻的人》。

說起來，艾未未是個脾氣不小的人，「金牛座，估計上升是處女，A型血，是個非常努力的人，他對事情的苛刻的要求會到一厘米的程度。在中國，所有的事情可能就差一厘米。比如說房子蓋完了以後偏了一厘米，這房子不會倒，但是對他來說，不行，你把房子拆了再重新給我砌一下。

「所以艾未未是個朋友很多又很少的人，大家敬而遠之。我跟他在一起7年的時間，我沒有崩潰，還覺得挺舒服。」

兩個人在一起做事情，但並不聊藝術，因為「這個事情沒法聊」，他們沒想要藝術怎樣怎樣。那時的公共媒體剛剛打開，「有了微博以後，看世界發生了變化。更不用說還有Facebook、Twitter、Instagram，我們是跟著網路在發展的，充分利用網路，運用了整個在網路里的人，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轉折。它比藝術要更有直接性。」

「藝術本來是一個緩慢的東西，沒有時效性。但是藝術為什麼不能有時效性？如果藝術有時效性是好還是不好？沒有答案。所以，如果你能運用好你就去運用。」

十二年的時間趙趙看著艾未未一個一個展覽做下來，一步一步紅起來，然後看著他被關進去，再放出來，那時是2011年，兩人被告知，不要再在一起合作了。於是停止拍攝紀錄片，9月份趙趙在前波畫廊做了一個比較大的個展《趙趙：近作》，從此徹底做起了職業藝術家。

「藝術圈裡的一些人說我現在的成就都是因為他。實際上他一個展覽都沒有幫我聯繫過，我是否該抱怨他一下。你都做那麼多展覽了，也不說給我做一個展覽，從來沒有。」

「他就是一個獨行俠，我比較認可這種人，這種人有一種魅力，你會嫉妒他的。有些人罵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恨，厭惡他、憎恨他，因為你跟他一點交集都沒有，你在他身邊5分鐘都站不到。我其實不怎麼跟人聊他，他被聊得太多。」

沒有風格的當代藝術家

趙趙說自己手欠，去看別人什麼作品總想把別人作品拿來解構一下。他跟艾未未合作時每一年都會去歐洲，博物館、美術館，展覽、講課，參加開幕……趙趙第一個個展「大泉溝」是2008年在中國藝術文件倉庫舉辦的，大部分作品是遊歷歐洲時所做。2007年他去柏林Hamburger Bahnhof博物館時，看到樓上有一個大的展覽，有一件作品是基弗爾的《人口計劃》，一個巨大的書架，反映的是德國政治狀況，是件挺重要的作品。趙趙撕了三塊鉛皮，手法比較高明，因而沒有人發現，他用這幾塊鉛皮砸成一套歐元硬幣，寓意二戰之後歐洲的聯盟，在趙趙看來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出發點。但這件作品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多人關注。世事難預料，兩年之後，一切都很巧，趙趙重返柏林做一個展，《歐元》包括其中，不只是那些硬幣，還有前前後後的撕鉛皮及製作過程。簡直像是在自投羅網，博物館的館長知道後怒不可遏，趙趙有了大麻煩。

只要我待在北京，北京就是最邪惡的地方

德國藝術家基弗爾的《人口計劃》

只要我待在北京，北京就是最邪惡的地方

趙趙從《人口計劃》作品中撕下三塊鉛皮

《人口計劃》的原作者基弗爾還活著，在德國是一位有重要地位的當代藝術家。破壞一個當代藝術家的重要作品，博物館無法對藝術家交代，藝術家也會告博物館。博物館堅持要走法律程序，起訴趙趙。

後來趙趙的合作畫廊亞歷山大畫廊介入，跟博物館交涉這件事。雙方達成協議——過程並不怎麼和諧友好——《歐元》被Hamburger Bahnhof博物館收藏，相當於將那幾塊撕掉的鉛皮重新回收了。趙趙最終免受起訴。這一整個過程，對趙趙來說，它的歷史背景、在其上來來回回發生的這些波折，比那幾塊鉛皮更有意思——重返柏林的《歐元》是一顆投入水中的石頭，之後激起了多大的水花、砸死了多少魚，或者是不是反倒將岸上的人潑得很狼狽。趙趙是那個投石入水的人，他站在岸上被濺一身水，卻得意洋洋。

所以趙趙的作品沒有什麼固定風格，並不是單純的一幅畫，一件雕塑，他會想探究一些背景、緣由，以及人們對一件作品的態度，對待它的行為方式，以及這所有一切的關係、關係的緊密程度。趙趙曾經做過一個系列藝術作品《耳光與暗戀，皮鞋與家庭》，其中「家庭」的部分是以行為藝術的方式呈現。他變成一個訪問者，但並沒有說出自己的意圖，進入到一個家庭里，這個家庭有老人、中年人和小孩。所有人都知道他來作為客人拜訪，但所有人都不清楚他到底會在這裡待多久。趙趙一直在拖延時間，從早上，到中午，一直到晚上，該聊的都聊完了，直到要睡覺，趙趙仍然沒有走的意思。家庭里的一家之主沉不住氣了，半夜起來對趙趙說：「我希望你別等到明天早上了，……你現在走吧，你要再不走我就報警了。」

於是凌晨2點40分，趙趙離開了這個家庭。這是他對「家庭」這個概念的一種試探。「我確實沒有跟陌生人在一起待過，也沒有所謂的家庭生活。所以我很想知道，如果我變成一個訪問者，進入到這個家庭，但是又完全是在拖延時間，他們應該怎麼辦？家庭中有老人、有中年人、有小孩。老人對事情有一個所謂的經驗；中年人有自己的一種把握，小孩對這種入侵者，或者是陌生人又有一種觀看。所以你進入到一個家庭的時候，實際上你面對的是整個的幾代人，這幾代人是中國今天的一個面貌，跟進入一個社會是一樣的。你看這個社會應該怎麼辦？他會怎麼迎接你？會怎麼讓你離開他的家？這就是價值觀，這就是他對你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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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趙用撕下來的鉛皮製作了一套歐元

不知道怎麼聊藝術

2015年8月12日臨近半夜，趙趙帶著兩個助手一路超速去了天津，濱海新區天津港的瑞海公司倉庫發生火災爆炸事故。那時現場有點像《行屍走肉》，已經沒有車運人，很多人自己從裡面爬出來。所有消防員、武警、警察都在幫著抬人、維持秩序，都很慌亂，沒有人阻攔趙趙他們拍攝。

趙趙進去醫院看了一下，不是看屍體，不是看傷者，就是看看情況，「醫院裡頭非常亂，很多該縫針的人縫不了了，沒線。整個天津的線都沒了，從北京開始調縫針的線。」

第二天媒體已經不允許拍攝，因為現場還有化學物，趙趙這時將該拍的都拍了。「實際上，我也不是去做作品，就是想去看一看。因為離得比較近，這麼大的一個公共事件，這麼多人死亡和受傷。」

拍了歸拍了，趙趙也不打算在網上傳播，只是單純地做一個記錄。「我是一個比較喜歡收集的人，我對這些事有興趣，比如說，一個事件的信息，或者一個什麼人的信息，或哪怕一個東西的信息，我收集的過程只是讓我有一個認識，並不想把它在一個公共事件裡頭起到任何效應。」

只要我待在北京，北京就是最邪惡的地方

趙趙作品《歐元》

趙趙收集事件、信息，還收集物件，像建盞、碎瓷片，像成堆的二手牛仔褲皮衣鞋子。他有倉庫，放的都是這些沒處安置的東西。牛仔褲成摞成摞地捆起來，當凳子用，幾捆牛仔褲放一起，就成客廳了；碎瓷片可以鋪滿一個體育場。趙趙挺喜歡聊這些事情，看上去比聊藝術還起勁。藝術這個事情太終極，不輕鬆。不像是愛好，喜歡就喜歡了，不喜歡這事就過去了。「藝術不能是不喜歡就沒了，它是一個人一生的一個事情，需要許多波折，會不斷去打破你對這個東西的認識，然後再不斷地去重建。」

「愛好是讓活著有一個參照，比如說我睡覺時旁邊會放一個我喜歡的東西，比如說一件玉器或者是一個瓷器，我可以看著看著就睡著了，或是我醒來時看著它就覺這一天很美好。要不然就跟人發生這種關係，要不然就跟一個物發生這種關係。」

趙趙也體驗過生活中絕望的一面。他高中退學，想搞搞音樂，開始每天聽搖滾樂。那時「打口帶」文化興起，趙趙接觸了很多音樂，喜歡的樂手在20啷噹歲就都死了。趙趙總結了一下，27是一個坎，35是一個坎。趙趙曾一直覺得他活不長，那時的生活中也沒什麼美好的事情讓他感覺還能繼續活下去。二十七八歲時他就老想著自己把自己弄死，想了很多招也沒真的死，想著之後的生活就都是賴活著了，一瞬間覺得自己像一大池子溫水，涼不了，也開不了了。

「有一些人，我覺得他們有政治理想，比如說話語權，在社會中建立形象或者是一種思想的傳播。我是一個內斂的人——這個詞不太好定義——我沒有偶像慾望和權力慾望，我不想改變我身邊的任何人，包括我的父母。他們就這樣傻逼一輩子挺好的，我不想打破別人的一種慣性。」

「同時，我也容易陷入到一種社交關係里，因為總要去見見什麼人。我有見陌生人的快感，就是想看看這個陌生人怎樣，但我不想讓他們知道我是誰。我喜歡崔健很早寫出來的那句話，』我要人們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誰』。因為這句話我覺得崔健很好。」

藝術圈跟藝術沒什麼關係

趙趙說自己喜歡倫理的反面。一個地方越反面就越適合他。「所以，只要我待在北京一天，北京一定是最邪惡的地方。」這句話的邏輯大致是，不是因為他待在這裡北京變得邪惡，而是因為北京邪惡他才待在這裡。

只要我待在北京，北京就是最邪惡的地方

「北京一直好像不是那麼能撒得開的地方。北京有這麼多藝術家，比全國哪兒的藝術家都多，草場地，黑橋，宋庄，加各個散落的地方，可能有好幾萬藝術家，這些藝術家都在搶食兒吃。也可以說它是個健康的生態鏈，大家各取所需，形成團伙作戰或者烏合之眾也難免。這裡面沒有所謂的正確不正確，他們不講所謂的倫理道德，只是維繫自己的利益就可以了。如果說學院這撥兒是家狗，在外面混的就是野狗吧，現在就是家狗不斷和野狗搶食兒的一個結構。」

「藝術到了圈就是食物鏈，根本沒有藝術本身的事兒，今天藝術已經在這發生了，是讓我覺得太好看了。藝術一定是要回歸的，一定要回歸藝術本體。藝術和大眾的關係今天正在建立，有一些人很滑稽，他們在做藝術跨界。我覺得藝術跟時尚跨界也太不長眼睛了吧。這不是自找沒趣么？時尚就是時尚，時尚是一次性的紙杯子，只要這紙杯夠挺夠漂亮拿起來夠輕然後喝酒的時候不要漏就可以了。藝術是拿不起來的一個東西，用不了也沒法看，非常不實用。」

「他們現在是很混亂的一個思維狀態，北京有幾個比較大的當代藝術的重地，無論是798還是別的什麼，都有自己的小團隊，都有自己的一個意識形態和利益生態鏈，他們一定要利益最大化，它是一個生態供養系統，批評家、美術館或者是基金會都在裡面。我覺得他們表面上打著藝術的旗號，然後做著苟且的勾當，沒有一件事情是給做好了的。他們總是在把事情即將做好的時候差了一厘米，然後整個價值觀就要推倒重新建立。所以這是一個很悲慘的事情。」

「中國的當代藝術沒多少年。藝術現在剛剛開始有一點轉機。以前太慘了，那些所謂的圓明園藝術家、宋庄村落、東村……中國的藝術一直是流亡的藝術，退後退後再退後，從來沒有主動過。他們一直反抗，但他們努力的方向都是有誤差的，在那個時代。今天看那段歷史，有誤差，就像是一個人進到了一個無人區。我喜歡無人區的概念，你知道所有人，尤其是醜陋的男人都會有一種嚮往無人區的時候，這樣才能有英雄主義。當你已經習慣了無人區的時候，你也忽略了自己的存在。所以這幫人就像是無人區里的人，他們反抗的或者樹立的實際上就是他們自己，就像那個畫齜牙咧嘴笑的人，他們也沒笑別人，就笑他們自己。」

只要我待在北京，北京就是最邪惡的地方

「你知道藝術家成長的歷程嗎？像我的童年時代，我看到所有的藝術作品都覺得好棒，很有想像力，很讓我激動。一個藝術家的成長就是從喜歡所有，喜歡花花草草，然後喜歡高更也喜歡畢加索，喜歡畢加索也可能喜歡莫迪里阿尼，然後逐漸到誰也不喜歡。從喜歡開始到不喜歡，就是我們更能敏感地看到問題的發生。雖然有一些藝術家也看到問題了，但是我覺得他們裝傻的人還是挺多的。」

「中國人先天對藝術有很深的理解，但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藝術這個東西，因為藝術是理性的，中國人唯一有的就是觀念。中國古人自來畫的都是純精神，就是誰能把風花雪月、春夏秋冬、梅蘭竹菊，花鳥魚蟲體驗得深、認識得深刻誰就牛逼，所以那時完全是一個觀念，是精神的。」

「什麼是精神？極端的個人體驗。中國一定要特彆強勢、特別有錢的時候才會有極端美學出現，不然大家都在生存線上掙扎，什麼都沒有。本身中國所謂的藝術就是小眾小眾小小眾，它不是為了傳播的。什麼是觀念藝術？觀念藝術最重要的就是傳播。所以中國人面對這個東西時存在著兩個世界觀。」

文 /《藝術商業》劉向林

圖 / 趙趙

本欄目文章僅代表藝術家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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