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科學偶像

沒有一個時代能夠像今天這樣冒出如此之多的大眾偶像。如果說，前工業社會或信息化時代之前的偶像崇拜，多半與宗教和信仰密切相關，那麼，當代偶像則是以大眾傳媒為主體的文化產業所「塑造」的代表性符號。不必諱言，偉大如愛因斯坦這樣的公眾人物，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傳媒在一個特定時期「創造」的奇蹟。

2005年7月底，在北京出席第22屆國際科學史大會的國內外學者，在分析和反思作為科學偶像、公眾角色與政治人物的愛因斯坦時，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理論是在一個特別混亂和焦慮的時期登上世界舞台的，作為一個有著廣闊的社會視角和開創性理論的人物，愛因斯坦象徵了那個時代的希望與憂慮。

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在任期間曾明確表示，希望德國的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在「相對論」誕辰100周年之際，以愛因斯坦為榜樣，在政治和社會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他說：「愛因斯坦代表了這個國家最亟需的對於思考和發現的渴望。」德國的一家報紙則評論說：「愛因斯坦成為偶像具有積極的效應，能夠激起後人研究的熱情。」

在國際科學史大會的會下交流中，筆者注意到，對於愛因斯坦的科學偶像地位，沒人持有異議，但對於我們這個時代是否需要科學偶像，眾學者卻意見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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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觀點認為，像愛因斯坦這一量級的科學人物是可遇不可求的，因為基礎科學大發現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很難再發生革命性的理論突破。換句話說，那個石破天驚的時代不可重複，愛因斯坦也難以逾越，這個可望不可及的科學偶像在今天只是具備一種象徵意義罷了。其實，我們根本不需要什麼科學偶像，更多的是需要一種科學精神。

另一種意見則指出：科學宣揚的是理性，最忌權威化、偶像化和急功近利。媒體的圖新求快與好大喜功，還有對科技人物的刻意追捧或拔高，只能助長科學研究的短視與庸俗化，這實際上是對科學的戕害。而一味地推崇甚至「樹」或者「造」科學偶像，實際上是「科學主義」的遺迹，即篤信科學是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好東西，它需要有一個「代言人」，以激勵更多的人崇尚科學、熱愛科學。

還有人對科學偶像及其「效應」提出了質疑：愛因斯坦和霍金的理論即使在科學界也只是一小部分人能夠理解，為什麼它們的創立者竟會成為流行的圖騰、全球科學的偶像？僅僅是由於媒體的炒作嗎？2002年夏天，轟動一時的霍金中國之旅，導致一夜間冒出了多少科學的狂熱崇拜者，可那些崇拜者中到底有多少人翻看過《時間簡史》呢？同樣是在那個夏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小約翰·福布斯·納什在北京國際數學家大會上演講，觀眾初時蜂擁而至，繼而哈欠連天，直至有人中途退場……這都說明了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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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覺得，偶像崇拜（不管是娛樂偶像、文化偶像還是科學偶像）是一種非常正常的心理需求，只要不是盲目膜拜，有總比沒有好。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自己的科學偶像，尤其是處在當下這個信仰和價值多元的時代。對科學偶像的敬重，對科學精神的崇尚，會對整個社會未來的發展產生積極的指向作用。

回望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那個「科學的春天」里，陳景潤作為一代中國人的科學偶像，曾經讓多少公眾感受到了科學的價值和魅力，又激勵了多少青年學子化崇拜為力量，努力上進建功立業？

湯川秀樹與愛因斯坦，兩位科學偶像也是惺惺相惜

時間再往前推，1949年，當整個日本仍深陷戰敗的陰影中時，湯川秀樹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消息，不知鼓起了多少日本青年奮發進取的勇氣，而他們後來幾乎都成了日本二戰後崛起的中堅力量。

與「時勢造英雄」的道理相似，科學偶像常常也是應「運」而生的，但在科學偶像身上，則更多體現了一種科學精神，乃至時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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