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生活中的法醫是如何工作的？可能比美劇里的更戲劇化
你將會看到一組紐約法醫的工作日常，請做好心理準備，如果你不能承受那些細節描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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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床上，一具死屍靜靜地躺在那裡。
經過多日的分解腐爛，他肥碩的身軀已經開始呈現出成熟西瓜那種斑駁交雜的綠色。被人們發現時，他孤獨地死在自己曼哈頓公寓內的床上，周圍是堆積如山的廢棄瓶子和垃圾。
如今，傑奎琳·努涅斯醫生（Dr. Jacqueline Nunez）卻「陪伴」在他身邊。
作為一名在紐約市接受培訓的法醫，努涅斯醫生的工作就是查明死者究竟遭遇了什麼。在犯罪類美劇中，法醫通常能在一小時之內就完成全部屍檢工作。但在現實生活中，屍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速度也不會那麼驚人。為了完成工作，法醫需要將屍體「分解處理」。這是一項繁重的體力勞動，同時也令人噁心反胃。努涅斯醫生要連續站立數個小時，還要忍受飛濺的血液和其他體液。某些時候，她會聞到一種令人難以想像的惡臭。為了查明死因，她可能要花費數周甚至數月的時間。她試圖將零散的各種線索拼湊起來，但最終也有可能一無所獲。
努涅斯醫生站在金屬凳子上方，開始對屍體進行解剖。很快，一股濃稠的綠色液體從屍體中滲了出來。為了將更多液體從屍體中舀出來，她使用了一把工業級別的長柄勺。接著她將雙手深入屍體內部，想要尋找肝臟的位置。不過她一無所獲。拔出雙手後，手套上沾滿的各種液體開始滴落。
她說：「哦，真是一團糟。我不確定下一步應該幹什麼。這是我遇到過的最壞的情況。」
傑奎琳·努涅斯醫生是首席法醫辦公室的法醫病理學培訓醫生。圖片版權：Sam Hodgson/《紐約時報》
事情變得越來越糟糕。努涅斯醫生用鉗子打開了死者的胸腔，以便取出心臟和肺部。她還切除了死者的腸道。接著她操起一把呼呼作響的電鋸切開了死者的頭顱，然後伸手進去拿出了大腦組織。
做完一切工作後，她將現場好好清理了一番。接著，她又開始了對下一個「病人」的屍檢。
努涅斯醫生是紐約市一個法醫培訓項目的學員。如今，這個項目已經成為全美最具聲望的法醫培訓基地。上世紀八十年代，紐約市首席法醫辦公室曾因管理無能和偏向警方而受到廣泛的指責。法醫病理學培訓醫生項目（The Forensic Pathology Fellows Program）建立之後，這個曾經長期處於混亂中的機構迎來了新生。
據國家法醫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cal Examiners）估算，全美目前共有大約 500 余名在職的法醫病理學醫生。他們散布在全美各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然而，這一數字勉強能達到實際需求的一半。
國家法醫協會主席大衛·福勒醫生（Dr. David Fowler）認為，法醫短缺的根源在於培訓機會有限。而且相比於工作在醫院或者私人醫療機構中的病理學醫生而言，法醫們的工資實在少得可憐。他說：「我們珍視每一個通過了法醫資格考試的人，希望他們都能來從事法醫這個工作。」
從 1990 年開始，紐約的培訓項目已經培養了 100 名合格的法醫。
因為這個培訓項目，紐約市首席法醫辦公室一直是全美各大法醫辦公室的典範和楷模。與此同時，該項目也輸送了一批又一批新生代的法醫專家。截至目前，全美有 20 多個行政轄區的現任或者前任首席法醫均畢業於紐約的法醫病理學培訓項目，這其中就包括了華盛頓、舊金山、檀香山、康乃狄克州、新罕布希爾州和佛蒙特州。該項目位於紐約，因此紐約市從未出現過全美其他地區那種法醫短缺的情況。
努涅斯醫生今年 34 歲。在過去的一年中，她和其他四位醫生一同接受培訓，為成為一名法醫而努力學習。
努涅斯醫生是一個開朗的人，喜歡佩戴大號的金制圓圈耳環。她是接受培訓的學生，但經常有人將她錯認成教師。在長島阿米蒂維爾（Amityville）長大的她是家裡兩個孩子中的老大。她的父親是園林工人，母親則是家庭主婦。前來紐約接受培訓之前，她在多明尼加就讀了醫學院。
努涅斯醫生隨身攜帶的不是傳統的黑色醫生包，而是一個紅頂的 Craftsman（美國著名工具器械製造商——譯者注）工具箱。在這個箱子里，你能找到刀子、手術刀、鉗子和剪刀。她並不介意處理各類屍體，甚至面對正在腐爛變質的屍體也泰然自若。在業界，人們一般稱這種屍體為「腐屍」。通常而言，法醫們最不喜歡的工作對象就是「腐屍」。
她說：「很多人（尤其是其他內科醫生和其他病理學醫生）曾經告訴我，『我本來也應該挺喜歡法醫這個工作的，但我受不了處理腐屍。』實際上，腐屍對我來說沒什麼。我覺得自己是最後一個能為他們提供一絲關懷的人，也是最後一個能將他們的死亡與此前生活連接起來的人。對死者而言，我是他們生命中的最後一個人。」
紐約市首席法醫辦公室位於第一大道 520 號，坐落在一個低矮破舊的大樓內。這座建築年頭已久，標誌牌上的好多字母都已經缺失不見。樓內接待處背後的牆上寫著一句拉丁文的銘文，翻譯過來是：「在這裡，逝者為生者提供幫助（This is the place where the dead help the living）。」
法醫是逝者與生者之間的紐帶和橋樑。通過解剖工作，他們提供答案，安撫悲痛中的死者親屬。在需要的情況下，他們的工作還能為警方提供證據和信息。在紐約，法醫們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但卻經常被人們忽視的角色。每年，紐約市的法醫要對 5000 多具屍體進行解剖分析。這些死者可能是暴斃，可能是死因存疑，也可能是因為犯罪活動、意外事件或者自殺而失去生命。
紐約市首席法醫芭芭拉·桑普森醫生。圖片版權：Sam Hodgson/《紐約時報》
2001 年的 911 恐怖襲擊之後，紐約市的法醫承擔起了繁重的職責。在斷壁殘垣之間，他們要為 2700 多名遇難者尋找骸骨。當屍體不完整時，法醫就不得不「因地制宜」，利用一些特殊手段完成工作。通過 Tiffany 捐贈的金屬戒指測定裝置，他們能根據遇難者的手指尺寸來確定身份。
載滿 260 名乘客的 587 號航班墜落皇后區的那一年，裝滿炭疽熱的信封成為新的恐怖威脅的那一年......在這些危機時刻，我們總能看到紐約法醫們忙碌的身影。
2014 年，芭芭拉·桑普森醫生（Dr. Barbara Sampson）被任命為紐約的首席法醫。她表示：「恐怖的事故發生後，遇難者的屍體情況會非常糟糕。法醫們的工作難度也就很大。」
紐約市首席法醫辦公室目前共有 600 名職員，其中 24 人為高級法醫。他們之中的 20 個人畢業於該市的培訓項目。紐約市首席法醫辦公室在該市的每個區都設有辦公室，還管轄著三個停屍房，全國最大的公立 DNA 實驗室以及其他的毒理學、分子遺傳學、組織學實驗室。在組織學實驗室里，工作人員會利用顯微鏡對死者的身體組織進行觀察。
國家法醫協會表示，紐約市首席法醫辦公室每年的預算為 7500 萬美元。這相當於全市居民每人每年在實驗室、調查和其他活動費用上享有 8.82 美元的經費。相比於全國平均每人每年 3.36 美元的經費，紐約市的標準高出了許多。
桑普森醫生是 1998 年培訓項目的學員。她說自己想要培養能與他人很好交流並協同合作的未來一代法醫。紐約市法醫培訓項目的選拔非常嚴格：候選人必須畢業於醫學院，並且已經完成了病理學的住院醫師實習。經過為期四周的無薪選拔考察之後，最優秀的人才有資格留下。參與培訓項目的學員每個學年（從七月一日至次年六月）可以獲得 131566 美元的工資。
培訓末期，學員們要參加一個全國性法醫管理委員會組織的執業考試。當然，幾乎所有學員都能順利通過。此後有人可以擔任高級法醫這樣的永久性職務，領取 159741 美元的年薪。這只是第一年的數字，以後會隨著時間增長會出現變動。還有的人可以獲得繼續參加第二年培訓的資格，進而在大腦和心臟病理學方面進行專門的研究和學習。相比之下，在醫院和私人醫療機構工作的普通病理學醫生一般可以拿到 20 萬美元或者更多的年薪。
總體來看，紐約市法醫培訓項目一共招收了 58 名女學員和 42 名男學員。其中大約 20% 的人是黑人、西班牙裔或者亞裔。很多參加項目的學員都來自外國。比如今年的學員中就有在克羅埃西亞、俄羅斯和墨西哥長大的醫生。
斯蒂芬·梅利托醫生（Dr. Stephen Melito）今年 32 歲，他懷揣著成為法醫的夢想就讀了醫學院。青少年時期，他生活在長島的法明代爾（Farmingdale）。那時他經常參與秘密的警察執法活動，自願以未成年人身份前去購買香煙（美國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香煙——譯者注）。到了高中階段，他開始研究如何在刑事犯罪現場判斷死者的死亡時間。
不到一年前，Kanayo Tatsumi 醫生與一名外科住院醫師喜結連理。此後不久她從佛蒙特州搬來紐約，而丈夫則繼續留在佛蒙特州接受培訓。Tatsumi 醫生今年 33 歲，她在大學期間就去伊利諾伊州的法醫辦公室進行了實習。她觀察的第一例屍檢是一個死於車禍的年輕女人。那時，她不停地思考著關於死者的問題：死者系安全帶了嗎？車禍時安全氣囊彈出來沒有？
Tatsumi 醫生回憶說：「死的本可能是我，也本可能是我的朋友。從那時起，我意識到一個問題：雖然能從死者身上獲得很多數據和信息，但我們依舊應該做很多事情來防止傷害發生。」
Kanayo Tatsumi 醫生是一名法醫病理學培訓醫生。圖片版權：Sam Hodgson/《紐約時報》
紐約市首席法醫辦公室大樓的 335 房間是培訓醫生辦公室。在這裡，所有受訓中法醫的辦公桌並排擺在一起。而在公告欄上，你能看到許多張培訓醫生們的照片：有的人穿著危險物質防護服，有的人在參加聚會，有的人抱著孩子......
培訓醫生們的生活只有兩種模式：需要完成屍檢（autopsies）的 A 日和需要完成文書工作（paperwork）的 P 日。他們要在繁重的壓力之下擠出時間參加講座，學習槍傷、鈍器所致外傷和兒科疾病導致死亡等各類知識。除此之外，學員們還要前去犯罪現場，在各個實驗室之間穿梭，學習處理埃博拉這類傳染病以及應對恐怖襲擊。
A 日從早上八點的分診會議開始。
努涅斯醫生站在講台後面，為高級法醫、法庭人類學家、警方探員和醫學院學生展示不同死者的具體情況。那個 A 日一共有 11 個病例，包括了一個在家摔倒後死亡的老年男性和一個死於自己兄弟家中的吸食可卡因上癮的年輕男性。無論是案例數量還是具體情況，那都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
介紹完畢後，努涅斯醫生便前去停屍房。檢查好走廊中的裹屍袋後，她對技術人員說：「這是我的。這一個也是我的。今天我要處理好幾具屍體。」
傑奎琳·努涅斯醫生（右側）正抓著一具屍體。與此同時，法庭攝影師傑夫·斯皮爾曼則拍攝下努涅斯醫生屍檢的過程。圖片版權：Bryan Thomas/《紐約時報》
上午十一點之前，她就完成了第一例屍檢並開始準備處理下一個病例。努涅斯醫生沒有休息，也沒有停下來吃午餐。她說：「一旦開始工作，我就要保持節奏。你能鍛煉自己的耐力、體力，並且慢慢適應這份工作。這就是我這一年培訓的目的和意義。」
隨著屍檢的進行，她身上沾滿了各種血跡和液體。
她說：「我已經習慣了，不會再因為這些東西感到噁心。」
下午三點，努涅斯醫生依舊在對第三具屍體進行解剖。此時其他法醫則聚集在一起，回顧他們工作過程中的各種發現。目前為止，努涅斯醫生還沒有找到什麼太值得上報的東西。她說：「有時候就會這樣。我覺得我們應該仔細檢查一切，而不是草草了事。」
全部屍檢結束後，努涅斯醫生回到培訓醫生辦公室，開始為今天的每一例解剖起草報告文件。在結案之前，她還會進行實驗室檢測、約死者親屬面談以及考慮其他證據。桑普森醫生會認真閱讀每一份解剖報告。
紐約的法醫培訓項目是查爾斯·赫希醫生（Dr. Charles S. Hirsch）留下的寶貴遺產。1989 年到 2013 年期間，赫希醫生擔任了紐約市的首席法醫。他不僅專業技術能力出眾，還注重科研誠信、生活常識和對逝者的同情。蘇珊·伊利（Susan Ely）是 1997 年培訓項目的學員，目前擔任該項目的主管。她說：「我每天都會引用兩三次赫希醫生的話來教育別人。在這裡，你始終能感受到他巨大的影響力。」
赫希醫生此前在馬薩諸塞州的沙福克縣（Suffolk County）擔任首席法醫。1989 年，紐約市長愛德華·科赫（Edward I. Koch）任命他為紐約市首席法醫，希望他能領導當時備受抵觸和質疑的紐約市首席法醫辦公室走出陰霾。在此之前，市長已經解僱了管理不當和領導無能的前任紐約市首席法醫埃利奧特·格羅斯醫生（Dr. Elliot M. Gross）。
1985 年，辯護律師和法醫學專家針對格羅斯醫生提起指控。律師和法醫稱，在死於警方羈押期中犯人的案件里，格羅斯醫生會給出誤導性或者錯誤的屍檢結論。市長委員會認為他沒有不道德行為，但卻發現首席法醫辦公室存在一種長期形成的問題：在針對死於警方羈押期中犯人進行屍檢時，首席法醫辦公室會習慣性地無法確定死因。
雖然如今的首席法醫辦公室堪稱專業和獨立，但它依舊面臨爭議和和質疑。有人認為該機構使用了高敏感度的技術手段（即用於 DNA 檢測的樣本數量較少）對 DNA 痕迹樣本進行分析。而且這種技術手段早就備受批評，被認為是一種不可靠的手段。今年二月，毒理學實驗室前任主管公開起訴紐約市。她稱自己的實驗室使用了上述技術手段，因此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為此，她被迫辭職。
每一名參加培訓項目的學員都應該完成 250 例屍檢解剖。這一數字是根據法醫培訓的全國標準而得出的。在紐約這樣的大城市，死因充滿了多樣性。這保證了參與培訓的醫生能見識到各類可能的傷害。朱迪·梅琳涅克（Dr. Judy Melinek）在 2014 年出版的回憶錄《與屍體打交道的工作》（Working Stiff）中回顧了自己參與培訓項目的經歷。她說一名參與過培訓項目的醫生建議她前去紐約。「那裡能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死法，教學也堪稱傑出絕妙。」
拉斐爾·加西亞醫生是一名法醫病理學培訓醫生。圖片版權：Sam Hodgson/《紐約時報》
拉斐爾·加西亞醫生（Rafael Garcia）今年 36 歲。他在七月剛剛加入培訓項目後就遇到了很多案子。他接觸到的第一個兇殺案可不簡單，因為那是一起雙屍命案。為了給其中一位被捅了 20 多下的遇害者屍檢，他工作了七個小時。而進行解剖的前一天，他正好剛剛聽了一個關於刺傷的講座。一年之後，加西亞醫生已經完成了 250 例屍檢。這其中有大約 20% 的案件至今未被偵破。他告訴我們：「在電視劇中，法醫能在案發當天完成全部屍檢工作，而警察也能在同一天破案。這看起來很有趣。但是現實生活不是這樣的。」
育有兩個孩子的加西亞醫生在墨西哥長大，他加入培訓項目之前接受的是眼科醫生的培訓。他說自己絲毫不後悔轉到法醫病理學專業。「工資很重要。但相比於終身從事一項我根本不喜歡的工作而言，我更想要一份能讓自己開心的工作。」
培訓醫生們用 Excel 表格記錄自己的屍檢數據。在表格中，他們會寫清死者的姓名、簡史和解剖發現。最常見的死法是因為意外身亡或者自然死亡。最罕見的死法是死因未定、死亡方式未定或者死因和死亡方式均無法確定。
今年二月份的時候，努涅斯醫生已經完成了超過 150 例屍檢。她的未婚夫是一名會計師。根據他的計算，努涅斯醫生要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每月完成大約 25 例屍檢才能達標。五月份時，這一數字達到了 215 例。而截至上周二，她已經完成了 242 例屍檢。
雖然一直努力保持樂觀，但是努涅斯醫生表示解剖案例的確能讓人的情緒變得非常低落哀傷。她有很多減壓的方法，比如和未婚夫出去吃晚餐或者與大家庭一起共度時光。可即便如此，她還是會失眠。
談起受害者的家庭，她說：「我想要給他們更多信息，可我知道我做不到。高級法醫們總是告訴我，『你已經做得很好，很全面。』法醫的能力總是有局限性，你必須學會適應這些局限。」
其他的培訓醫生也有自己的減壓之道。梅利托醫生的妻子瑪麗是一名教師，他們育有兩個年幼的孩子。目前，他全家都住在新澤西州。他說自己從來都不看關於家鄉的新聞。糟糕的日子裡，妻子和孩子們都會給他更多的擁抱以鼓勵。
斯蒂芬·梅利托醫生是紐約首席法醫辦公室的法醫病理學培訓醫生。圖片版權：Sam Hodgson/《紐約時報》
Tatsumi 醫生則經常哭泣。在屍檢中，她會發現死者並不是正常去世。有的時候，死者可能在痛苦或者驚恐中度過了最後的時光。她說：「這擊垮了我。我不善於隱藏情緒，所以一切心情都呈現在臉上。」
目前，五位培訓項目的學員都拿到了紐約市首席法醫辦公室發出的工作邀請。所有人都接受了這份工作，只有梅利托醫生除外。他想要在距離家更近的地方找個工作。
桑普森醫生的辦公室里有很多相框，裡面是每一屆培訓醫生在畢業當天的合影。而在培訓醫生的辦公室內，你能找到非正式版的畢業紀念照。幾乎所有這些歡樂的大合影都整齊地排列在一面牆上。桑普森醫生說：「這面牆上都是赫希醫生在任時的畢業照。」
桑普森醫生指著另一面牆說：「這一面牆屬於我。」牆上目前只有兩張照片，分屬於過去兩屆培訓醫生。她告訴我們：「希望有一天，牆上的合影也會多起來。」其實用不了多久，努涅斯醫生這一屆的照片就會掛在這面牆上。
努涅斯醫生說，相比於治癒疾病而言，她總是對疾病的成因更感興趣。即便在醫學院讀書期間，她也是如此。她在全身心閱讀病人實驗室報告時總會想：「我真希望能切一塊這個女人的肺，然後好好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努涅斯醫生說她至今仍想找到問題的答案。不過現在，她渴望的是為逝者的親屬提供服務。「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動力。作為法醫，我能為逝者的親屬提供有用的信息和答案，幫助他們了結心愿。這是其他任何工作都實現不了的。」
翻譯 糖醋冰紅茶
題圖來源：metroauto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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