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棚戶區正午

文史 06-20

整個20世紀，北京都處於基礎設施改造、城市空間重塑的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可人民沒有對自己居住的這塊空間的命運作出決定的資格，能私蓋、整修、賺錢、搬家，但對大的命運大抵是少可作為，只能聽之任之，也是等待也是逃避，成為一種在西方人眼中常常顯得超然的哲學和生活方式。

在棚戶區正午

在棚戶區

文淡豹

一

坐上電動車后座的那一刻，座位下沉，大晃特晃，嚇人一跳。膝蓋很彎，腳離地面很近，像回到蹬兒童三輪車的小時候。車子是房產中介的，他熟門熟路，騎得驚險，從灰色的張自忠路突然就岔進天上散漫敷著一大片綠的東四胡同，這裡樹很大，槐樹與白楊在空中交換樹冠，密葉投下網一般的影子。也有些樹藏在院子里，極粗的樹榦從房頂上冒出來，顯得神秘。電動車七拐八鑽，開出不快不慢的風，車把一擰我就跟著一旋，迷失在槐樹與白楊的樹影里。

這是去年八月，夏天將要尾巴的時候，我要在一度熟悉的北京重新註冊自己。為樹所惑，我在東四一條胡同租住下來。

流行文化里，北京胡同有兩種面貌。一種是關於「拆」的空間，由建築師、城市史學家和外國記者書寫，承擔歷史與暴力，象徵消逝中的老北京。在《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老住戶情不情願都得搬走，全胡同強制拆遷，折換成新樓房，小說寫住戶與拆遷公司間的糾紛與暴力，居民的情感傷痛：「強制拆遷那天，張大民抱著石榴樹不下來。推士機把小房都推塌了，他還掛在樹枝上搖晃，像一隻死心眼兒不開竅的土猴子。」另一種面貌就商業化，時髦得很，出現在時尚雜誌和視頻節目中，布滿私房菜、西餐廳和小店，象徵新北京轉換並容納『舊』的潛力。

東四非此非彼。住到這裡，我才知道，有些胡同是永遠不要拆掉的，還非得有居民住在裡面，保持一個活遺產的形象。

北京自1990年起開始劃定「歷史文化保護區」，這是對紫禁城這樣的「文物保護區」的延伸，保護北京舊城的傳統街區、商鋪、民居。東四北三條至八條這片胡同大體保留了元代大都「衚衕」的面貌，是劃定的三塊「傳統胡同住宅保護區」之一。這種保護，注重保存建築與我曾為其所驚的那些古樹，發掘名人故居和保存完好的四合院。當然，那些名人故居也多半已成了雜院，有些院內相當破，院門外掛的「保護文物」牌像醬油漬過。保存完好的院子呢，東四每條胡同上都有幾座紅門緊掩、甚至門內有衛兵站崗的獨立四合院，牆光壁潔，沒有雜院外常見的那種私建的小棚子，胡同里飛檐走壁的野貓都跳不進去，裡頭住著鄰近居民也不知其名姓的神秘人。其餘就都是雜院，一個院子內住幾戶甚至十幾戶人家，我常覺得一個wi-fi就夠全院子用的。

講起來，這些房子有解放前的舊宅子甚至舊廟改成的住宅，有整個20世紀里不斷圍著四合院房屋建搭的小房，還有不少是所謂「地震以後建的」，指1976年唐山地震後加固抗震的房子——還真是要到河北和京津，才能體會到唐山地震給城市建設留下的疤痕。產權方面，有些是私產，居民可以自行改建或者蓋起小二層，還有不少是由房管所管理的所謂「單位託管公房」，居民每月為幾十平米的房子交幾十元租金，基本不用擔心國家這個大房東收回房屋。

我所住的這條胡同就屬於保護區，這意味著它免於拆遷。大多數居民並不為此高興，不少人寧願拿到補償費，「到郊區買套樓房住去。」有位鄰居聽說我是記者，拉我進他家的雜院，指著寬僅三紮的窗戶說，「你看，是不是老舍的《龍鬚溝》？」

起初我倒沒覺得這裡像《龍鬚溝》，何況我對《龍鬚溝》也有浪漫主義情緒，何況東城胡同...... 聽起來彷彿有商業和藝術氣息，周圍也確實有攝影師工作室和酒吧。直到初秋，朋友A來訪，在傍晚時分和我一起在胡同口下了計程車（一般出租司機都不肯開進來，鑽胡同費勁），向里走，經過一座公廁（輝煌的建築還貼著奧運文明的標牌，都是2005年後為迎奧運建起來的新式公廁），又經過相當味兒的下水道（胡同家用下水管道狹窄、馬桶易堵塞，居民習慣將剩飯菜倒去街上的公用下水道），經過擁擠的雜院角落露天架起的油鍋，她愉快而新奇地說，「好久沒來過棚戶區了。」

我起初不肯承認這是棚戶區，只慢慢摸索胡同平房生活的輪廓。

首先是地址。沒有信箱，收不了平信，只能接收快遞。通常每個雜院共享一個門牌號，而我不能按自家在大雜院里的正經門牌號寫地址：雜院其實在我家背後，按那門牌號找不著。這是因為據說這套房子的房主和鄰居打架：鄰居就是他的親弟兄，而老二總找老大的麻煩，因此老大堵上了自家面對大雜院的那個門，在房子後身沖街道這一側重新開了個門。對我生長在附近炮局胡同的朋友講起此事，他說，「水深著吶」，街坊之間打成什麼樣都正常。

因此，地址得寫成「東四X條XX號南拐角處黃門（上面貼福字的）」，一個需要偵探能力和想像力的描述。能從窗內聽見快遞在外頭問鄰居，估計手裡還拿著快遞單比對著：「這上說有個門上面貼福字，在哪？」告訴朋友或者快遞員從胡同口來這扇「拐角處黃門（上面貼福字的）」的路線時，我就說，西口進來第二個公廁左拐——公廁，胡同最醒目最整齊規範的公用設施。

還有聲音。小區里是安靜的，陌生來客還往往會被保安攔截。而在無遮無擋的胡同，清晨天還沒亮，城市秩序與日常生活的音樂就在胡同響起。我剛住進來時，每天早晨四五點鐘總會在胡同里清潔工用大掃把畫著圈掃街的聲音中醒來，似乎能聽出手臂的動作，是時而寬時而窄的。

胡同的音響持之以恆。有的家庭除了白天睡午覺時，都開著收音機。老人坐在雜院口小凳上，聽一整天京戲。鄰居中有一位月琴老師，常在家練習，練罷出來在院門口遛狗談天。也有人彈古箏——胡同里似乎流行民樂。我自己也常把音箱開得聲音大，朋友說遠遠在幾十米外就能聽到，簡直是胡同廣播站，這如果在公寓樓里大概會被敲牆，但在胡同里住著，坐在我窗下曬太陽的那些老人還表揚我放的歌好聽。日常她們也就在我窗下始終地、不計時間地悠悠聊天，彷彿她們的坐席已經是胡同固定建築的一部分。「買一條褲子，一揭商標底下蓋一個窟窿眼兒。好吶，十五塊錢...... 」好像人人都習慣在微微嘈雜中生活，不是菜市場那種定時喧鬧，而是與眾人生活並行不悖的配樂，也算日常生活的復調。

在胡同里的生活，時刻像聽房。聲音與噪音間的界限更模糊，人活得密集，生活相互浸透，不是相互交叉而已。

每天上午，都有賣菜的婦女推著板車經過胡同，沿街叫賣，「黃瓜茄子白菜小白菜兒」、「大頭菜扁豆豌豆好土豆」...... 也是大街或小區里聽不到的聲音。還有郊區農民挎著尼龍大菜籃子來賣雞蛋、鹹鴨蛋、松花蛋。磨菜刀的外地人自己盤下了店面，慣常每幾天也走街串巷一次，是大家喜聞樂見的便民。2011年以來，北京清理整頓露天農貿市場，取締或圈養在大樓或大廳里，那些露天或流動的菜攤是城管驅趕的對象，而胡同里的這些菜販則基本只有在國家慶典和人大政協會議期間才受管制。新城市像對胡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它一邊承受基礎設施的不便，一邊享受「亂」之下的便利。

幾乎每條人口稠密一點的長鬍同上都建起了所謂菜籃子便民服務站，這種迷你超市般的胡同菜店是北京市政府菜籃子工程的一部分，很多居民習慣在東四這九條胡同里的各色小店完成日常購物，從燒餅，饅頭店，魚鋪子到日常菜蔬，不大去鄰近的大型超市排隊。我想像北京是幾座看不見的城市的重疊，如立交橋一般，不同居民各走各路。

我不做菜，對大頭菜扁豆豌豆好土豆只是聽聽看看而已——胡同里沒有天然氣管道，還是用煤氣罐，我多少怕危險。就常藉助新經濟的便利，用APP訂附近人家自己做的菜。東四六條有位阿姨賣鴿子湯，隨時可訂，顯見是自家養了許多，做好就由她丈夫盛在琺琅鍋里騎小摩托送來。原來他們家裡在平房屋頂上建了兩層鴿舍，養百多隻鴿子，二十年來皆如此，飛得好的帶去郊區參加信鴿比賽，那不太精神的殺來燉湯。不過如今鴿子不能戴鴿哨了——擾民。饒是慣於眾生喧嘩的胡同，在新的文明觀下也將鴿哨視為噪音，總有抗議的、向街道報告的。聲音的習慣未必可以久遠。這裡不再是北島在《城門開》的序言中回憶的那個1989年之前鴿哨尖銳響亮的北京：「瓦頂排浪般湧向低低的天際線，鴿哨響徹深深的藍天，孩子們熟知四季的變化，居民們胸有方向感。」

末了是胡同的空間經濟學。室內狹窄擁擠，房子又多低矮、不大見太陽，人就慣於待在室外，也是曬太陽，也是摘菜，也是聊天，也是就那麼待著，一天一天。下雨時，只要還不太大，老太太也依舊待在胡同街上，只是從她們慣常待的地方挪動到空調機底下去，用機箱擋點兒雨。從南方來的合同制清潔工就住在公廁邊的小管理間里，日常把臘肉掛在公廁外牆高處曬著，我每看總覺得新奇。也有人家在大樹上釘粗釘子，拖把就掛在樹上，也省地兒，也省得平房屋內更潮濕。晾晒衣服也通常都是在胡同街上扯一根鐵絲，怕風颳走，衣服夾好，襪子打結系在鐵絲上，也晾抹布。

東四這些胡同幾乎都是本地與外地人口雜糅。八百米左右長的諸條胡同，東西兩側胡同口進來的頭一百米幾乎都是出租房，不是門面、菜店、飯店、理髮室，就是前店後家的裁縫室、乾洗店，或是負責附近片區的快遞公司員工宿舍，總之住滿外地人。到我門前，也就是所謂「第二個公廁左拐」之後，已經沒有門臉房，都是本地人住了。我門前有三根鐵絲橫亘，跨L型拐彎的角，各佔一層，互不干涉，我出門時就從層疊的抹布下鑽出。

朋友B來訪，為文化差異一時氣結，「這是侵佔私有產權」——他是律師，我對他也解釋不通。在胡同里，好像大家都設法多佔一點公共空間，公共和私人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似乎是以不吵架為限，到有人抗議為止。汽車停在胡同邊，餘下的距離僅能供小型車在訓練有素的司機手下小心翼翼地挪動，而路邊那些車為了防止磕碰，統統後視鏡掰進去、輪子外綁著膠合板甚至磚頭固定，大多數遮著防雨篷，簡直是動產變成不動產。胡同居民日常開車的不多，但位位都是教導倒車的好漢。哪輛不知好歹的車要過，免不了聽到一通教育和指揮，「這邊兒！咳，幹嘛離那麼近」，是日常看的好戲。

在棚戶區正午

為防潮和節省空間，居民把拖把釘在胡同里大樹上。

在棚戶區正午

胡同里橫亘的鐵絲上打結系住晾曬的襪子。

二

剛住進來時還是夏天，北京下了幾場連綿的大雨。夜晚常有濕氣，胡同里燈火不多，星星並不清楚——不管胡同多無遮無擋眾聲喧嘩，也與樓房人民共享空氣質量。雨聲則聽起來不同。大雜院里，不少房子都是所謂「私搭亂建」，雨聲打在簡易房頂的塑料板上，不是淅瀝的雨聲了，而是噼啪的，雨點濺起來，聽起來粒兒大。明明在下雨，可雨聲之外異常安靜，我會想起王小波在《紅拂夜奔》里寫李靖醉酒的夜晚，竟然有些天涯同感。那是失德之世，他感覺到危險，也剛剛見過月亮一樣漂亮的長髮姑娘，「李靖走到洛陽橋頭，再也走不動了，他一頭摔倒在明渠邊，打起呼嚕來。李靖醒來時，只看見漫天的星斗，偌大的洛陽城，只剩下寥寥幾盞燈火——夜深了。」他走回自己漆黑一團的小屋子，不知當留還是當走。他「耳朵里轟鳴如雷，什麼也聽不清」，而天上全是星星。

在這樣的一個大雨的夜晚，貓便來了。是我開門進家，手裡拎著傘，兩道門開得慢。傘支在地上晾起來，轉身正要鎖門，一見傘下已經坐著一個貓。灰貓像是沒意識到房子里便沒有雨似的，仍舊躲在傘下像避雨，還不停地打著噴嚏，渾身濕漉漉，毛纏在身上，瘦得很。這貓就住了下來。

然而我煩惱得很。貓有時跑出去，開門就溜走，躲到哪輛三輪車底下，或者上房頂去玩。輕捷的灰貓在大瓦房的房檐上竄，飛檐走壁，確是胡同中的俠隱。等淋了雨或者餓了，再跳到我窗外檯子上喵喵哀叫。我按照過去養家貓的方法，每次它回來就帶去寵物醫院洗澡、除跳蚤，很快就在捉捕遊戲中累得不行。

九月初時，胡同發生了一些變化。閑人都動員了，老大媽和中學生都穿「首都治安志願者」的嶄新藍色厚織POLO衫，老大媽普遍凝重，坐在慣常的小凳兒上，像靜物上加蓋了一層防塵布。零星的藍色學生也坐小凳兒，劉海兒向樹，緊盯手機，臊眉耷眼，一團孩氣。每件藍衣服都顯得太大。胡同里，「街道」的存在感和政治能力比一般住宅區要強，街道不時辦新年中秋晚會或是招工活動，而這時候，街道就組織著一條略受改造又似乎一切如常的反法西斯的胡同，準備迎接閱兵。正午，一隊藍衣人喊著口號從東向西列隊行進，正如老大媽把自己精神起來裝扮成警衛員，眼神機警的小夥子也壓低了姿態，裝扮成自衛隊員，一整條胡同有微弱的藍色民防氣息，像玩一場大遊戲。對手是誰？

又一隻貓從右手邊車底鑽出來，飛快穿過胡同向對面院子紅門而去。坐在院門外街上矮腳方凳兒上的藍大媽站起來，「喲，回來了」，打開院門，貓進去，她關上門。

「這貓老在我們這院兒待著。」

「是您院兒里養的？」

「哎，從小兒就在我們院兒里待著。有時候兒出去，出去完了還回來。」

「那它原來是流浪貓？它爸它媽是誰啊。」

「還爸媽呢。它都生四個了。兩個叫街那頭兒的抱走了，死了一個，還剩一個……它爸它媽早沒了。」

「您院兒里一塊兒喂它？」

「它啊，出去會兒就回來。這背後這家兒喂的多。這貓啊，怕生人，見了生人就回院兒里來。」

我說，我家裡來了只貓，不知道是流浪的還是哪個院子養的。現在不太愛走了。若是哪個院子養的，現在我把它圈起來了，怕不合適。

藍大媽說：「這貓啊，你跟它好，它就跟你好。它出去了，你跟它好，它還回來。」這貓從小兒就在這院兒呆著，她反覆說從小兒。就好像給予關係合法性的是關係本身的存在，是關係所跨越的時間，而不是什麼產權所有權，父母誰人，來歷契約。就好像貓與人之間性質不同而平等，都是這裡的居民，貓和人相互選擇，總是自由，貓沒有主人，人也不擁有貓，貓喜愛人而人提供給它棲息地。一種主動的、有力的親愛激發一次次的再度選擇。

貓踏著板車蹦跳著上房頂去了。貓倏忽而去騰躍著隱沒在電動車的背後。後來我想，我該忘記給貓洗澡、抓貓回來到防盜門背後讓它和我一起生活之類的執念。像衛生這樣的事，也許有其他方法，譬如我適應它，而不是相反。也許它可以不是財產，共同生活可以不是綁定的在一起，不是它在家中等待自由出入的我。也許它也該享有自由，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而我敞開門。北方話里的「留門」，本來就不是留住門的意思，而是為誰開著門。

或許我與街貓共同生活的幸運，在於我經常得以為它提供食物，它有時願與我玩樂，相互陪伴。不是令它必須等待一個常出外的我。我經常喂它，它也可以出外覓食玩耍，尋找其他伴侶。我們都在大地上來來去去，幸而有時可以共同縮在一扇門背後。如果我待它好，它就待我好。平房裡的關係是更平的嗎，感情可以更自由嗎？這是鄉愿嗎？我不知道。

國家把藍大媽們動員起來，也是一點補充，也是真有用。不熟的臉例如我，都受到了盤問。午後時辰，看那邊又走過來一位，穿個杏色七分褲，褲鏈全敞開著，長藍制服半蓋著肚子，伙著第三位藍大媽很陽光地走過來。一大媽說：「你這怎麼穿的啊？」二大媽答：「嘿，這衣服就這樣兒。就這麼穿。」一大媽不依不饒，指著褲鏈：「你這算怎麼穿的？」二大媽笑，退而不怯：「剛吃完中午飯，熱。這啊，空氣流通。」

三位大媽團團圓圓地坐下。頭半扭不扭，東張西望著，像習慣，也像認真地反法西斯。

三

秋天的反法西斯慶典和街道動員很快過去，讓人覺得資源浪費，動作太大，又感到愛國氣象荒誕，難免灰心，不能安寧。接著是困難的冬天。走在胡同里，白雪的小巷排列著，盛大的大雪讓我想起北於北方的幾個故鄉。然而供暖前是真冷。晨晨昏昏間，人過起渾身不舒服的日子，等待一晚一晚的小地獄。胡同兩頭從早到晚站著的協警也凍得渾身發抖，這種困在格柵之中生命漸漸消滅的感覺，這種等待雪後綠蔭的心情，大概古今警民無不同。

平房原本都是自家燒蜂窩煤取暖，污染重，也容易起火。北京從2001年開始試點，2009年把這些不拆遷的「歷史文化保護區」都改成了統一取暖，所謂「煤改電」。是在居民家裡安裝電暖氣，這種電暖氣里有電熱絲和耐火磚，有蓄暖作用，居民在夜間電價優惠時開電暖氣，白天關掉後它也可以繼續散熱。這種電暖氣開啟時就極熱，能燒化鄰近的電線，燒焦窗帘，用起來要相當小心。而居民就不必交統一的採暖費，各家都有個獨立於生活用電的電暖氣電錶，可以自己控制每天開啟時間和熱度，也就控制開支。

這倒是惠民又環保的事。北方城市普遍實行的集中供暖其實問題很大，一方面暖氣沒有開關、無法蓄能，不能分室供熱，人不在時也照樣是熱騰騰一個房子，滿浪費的。而且集中供暖，每年入冬天氣不同，哪天開始供暖也總是要集中討論、抱怨多多的問題。另一方面，從經濟相對凋敝、城市管理落後一些的北方城市來的人會知道，經濟差的小區里，一個住戶不交或交不起採暖費，經常是整個小區都不供暖，這在東北和西北相當多見。貧窮的人家承擔不起一年的採暖費，暖氣就被徹底切斷，就不能譬如在最寒冷的時候或者夜晚睡覺時偶爾開暖氣，邊省錢邊維命。瀋陽很多這樣的事。不獨立供暖，家用暖氣也沒有開關，人又交不起採暖費，後果就是這樣。

北京平房的「煤改電」是國家補貼的政府工程，起初每戶自付安裝電暖氣的費用，後來購買電暖氣也有政府補貼。補貼也體現在優惠電價措施上，區分白天與夜晚電價，晚上其他地區用電少，平房居民正好以低電價採暖，降低各戶採暖開支。起初夜晚的優惠電價時間短，現在延長到8個小時了。為配合電採暖，還改造了平房陳舊的電纜線路，按說是安全得多。

不過要適應暖氣的「獨立性」也要一點習慣的時間。我幾次到斷電，冷，才意識到要續交電費。胡同里的電錶安在各種奇怪的所在，有的就赫然在室外牆上淋雨，而我的電錶居然在一個高牌樓底側，交完電費得搬梯子爬上電錶，去扳開電閘。煤改電的電錶與日常生活用電的電錶也是分開的，明明是同一戶的兩塊電錶，位置卻差得遠。搬梯子去黑洞洞的牌樓，爬梯子，打著手電筒一塊塊找自家電錶，不對，再下來，挪動梯子，再爬上去查下一塊，眯著眼睛找電錶又怕梯子翻覆。那藍電錶上蒙著霜，手指觸上去冷得很，恐怕是我一輩子難忘的記憶。

「煤改電」在節能上要說只有一個問題，就是建築太舊，未經保溫改造，有些牆體過薄，散熱快。胡同窗戶通常薄，因為窗戶尺寸小，安不了尋常那種保暖、隔離性好的鋁合金窗。窗邊就總是有風。平房的門也容易進風，畢竟直接對著外頭，缺乏樓道的過渡。到冬天，便有人家去國營布店選布裁剪，安門帘兒擋風了。棉門帘兒是在室內門頂上加釘一道木條，掛上夾棉的厚門帘兒，有圖俏的人家用綠的，是冬天胡同里少見的鮮嫩，隱隱約約。

冷日子一切都慢。老太太穿得厚厚的，帽子直扣到眼睛，下午出來，在老地方曬兩個小時太陽，說話也慢。老伴兒多半早不在了，老太太獨個住，中午下碗麵條吃，或者和兒孫住在一起。獨居的八十多歲老太太湊一堆，慢慢說著話，

「您不去閨女家住兩天呀？樓房暖和。」

「人家沒請咱們呀。」

「唔，這要去，就是硬去，不是缺心眼兒嗎。我也不去。」

「你要說叫咱們去了，那我回家，歸置東西，三兩天就搬家。這也沒叫呀。」

冬天也有好事——我的貓終於不跑出去了。

在棚戶區正午

室外牆上掛著的電錶。

四

不拆遷，胡同房子就成了要下一番決心才能變現的資產，大多數老人還守在這裡。歷史文化保護區的居民可以選擇的是所謂「騰退」：若願意搬走，可以參加北京各區的「舊城保護定向安置房項目」，住進在郊區為舊城居民特蓋的經濟適用房和定向房。若不願搬走，便等待政府逐步改造舊房，即「翻建」，從建公廁、由政府出資為院內地面崎嶇不平的大雜院鋪設地磚、刷牆這些改造措施，到實現終極目標：在原址上整修或新蓋有獨立廚衛的新式四合院，居民住進翻建後的新房。

但什麼時候會翻建？如果願意參加定向安置，以什麼比例置換房產或是折算現金？這條胡同的居民議論紛紛，沒人知道答案。

三月，街道要求各家去登記，也有工作人員上門走訪「摸底」，記下各家人口情況、居住時間，大體騰退意願。我跟著街坊去看熱鬧，居民大多意願不確定，或者不敢說出意願，想等細則出來後再決定。不過他們七嘴八舌的提問得到的回答是「等通知」，「這不得先登記你們的情況嗎？」

回來後，東四八條的人們仍舊在我窗下坐著，討論騰退的事兒。有人納悶：自己家住的是公房，房頂漏雨，向房管所申請做個新屋頂，房管所回復說，報修得等國管局批錢，慢著呢。她再問：那是報修快，還是等翻建快？房管所說，根本沒聽說要翻建吶。

老太太說，「騰退… 等不著嘍，死嘍！」

再一位老太太大聲說，「這咱都不懂。糊塗！」

又一位老太太張著耳朵，想參加到談話里去——她耳朵有點聾。「聽不見——通縣？愛哪兒哪兒！」

從程序上看是個難解之謎：如果不了解居民意願，不知多少人想走多少人想留，就無法制定細則；而如果不知道細則情況、預備何時翻建新房、置換現金和面積的比例，居民就無法給出意願。我很疑惑，在這個邏輯下，工程究竟如何能修建呢？48歲提前內退的電車司機老吳給出了他的解釋：哪年有領導人來參觀，就能翻蓋了。

聾老太太這次聽清楚了：「或者開大會！哪年要開大會了，外國人來，就能給蓋新房！」

那邊登記騰退意願，這邊由政府主導並出資的「東城區棚戶區平房修繕工程」也開始了。我始終沒能接受朋友A把我所住的街道認定為棚戶區的判詞，聲稱這是條好得很的胡同，直到政府改造工程的命名與牆上掛著的標示讓我再無法辯駁：

東城區棚戶區平房修繕工程

施工給您帶來不便請您諒解

正在施工請您注意安全

加強自我防範提高安全意識發現可疑人員及時主動報告

民警向您提示：住戶出走時，請將房（院）門、窗戶關好，院（樓道）內嚴禁堆放雜物，

外地人員及時報暫住戶口注意防火、防盜、防煤氣中毒

等等，什麼，住戶出走？

棚戶區工程3月19號動工，工期三個月，預備免費給全胡同統一刷牆，牆體外貼上灰色磚片，各雜院大門塗上顏色鮮亮的紅漆。老吳說，這是一時半會兒翻蓋不了嘍。我雞賊地請工人順便把我的家門也給刷了一遍。

美國記者何偉曾經住在菊兒胡同，也在東城，不過菊兒胡同早已經推倒了舊房子，改建了整齊的新式四合院——正是東四一帶的目標。在文章《胡同因緣》中，他寫道：「一般很少聽到普通的北京居民對城市所發生的整體變化表示關注。很少有人說起建築保護，這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中『過去』的概念並不像西方那樣與建築緊密相關。中國人建造房屋時極少用到石料，而是每幾十年更換一下屋中易朽的材料。」

我倒覺得，那種聽之任之的態度和「過去」的概念與建築材料的關聯恐怕很小。居民對決策並無發言權，如今民主徵集意見的複雜流程更令居民處於一片迷霧之中，並未真正獲得裁決權，還多了不確定感，只能從電視新聞和網路傳言中猜測自己的命運。沒有話語權、等待抉擇到來卻不知它將何時、以何種條件到來的人，如果不聽天由命，又能怎樣呢？歷史學家董玥在《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中這樣寫，「北京城的居民對於急劇改變他們生存空間的開發項目的決策很少或根本沒有發言權。」（頁14）整個20世紀，北京都處於基礎設施改造、城市空間重塑的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可人民沒有對自己居住的這塊空間的命運作出決定的資格，能私蓋、整修、賺錢、搬家，但對大的命運大抵是少可作為，只能聽之任之，也是等待也是逃避，成為一種在西方人眼中常常顯得超然的哲學和生活方式。

我翻出去年剛住過來時的日記，看到去年八月天津港爆炸後記下的對話，已經不知是誰說的，莫名打動我：「我們家那邊除了化工廠就是白楊樹。這次爆炸那地方就離我家7公里。我爸媽經歷過唐山地震，天一紅，還以為又地震了。」也看到劉天昭在隨筆集《毫無必要的熱情》里這樣寫北方：「上迴風大，在樹林里走，臉颳得生疼。可是也不覺得嚴酷……站下來，聽風聲呼嘯，覺得自己無法融化，因此又感動又堅定起來。」不知怎地，這些關於白楊和命運、等待和忍耐的話都把我和周圍的人聯繫起來，似乎是一種關於中國北方的情意，似乎作為「人民」存在的中國人的情感和居住總是如此。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聽天由命，而有記憶和感情。

在棚戶區正午

胡同里車輛周圍擋著預製板和黑黃防撞墩以防磕碰，成為『不動產』。

五

三月比較柔和，四月輕靈靈地過去，進五月天熱起來，貓又時不時跑出去玩，想回來時就從街上跳到窗台上沖我翹首而喵。一個晚上，深夜一點半鐘，我在家裡看書，聽到窗戶響動，以為是貓，懶怠起身。又聽它響了一會兒，終究還是出去看。結果這時客廳一扇窗居然已經是打開的，紗窗也推到一邊，直敞敞從黑洞洞胡同里吹進的涼風讓房間似乎冷了幾度。我站上沙發，伸手臂關那扇高窗，正看見一張清楚的臉，雙手抓緊窗外護欄，離我一臂之遙。他在我驚叫中跑掉，一個紅影快速跑進黑。

打電話報警後，我在卧室待不住，走進廚房。這時大門底有響聲，有工具敲動門——那人回來了。我再次打110，催警察快些來。那人返回又到我門外，我蹲在廚房角落裡等警察的幾分鐘，大概是我平生最恐懼的幾個時刻之一。多年前去四川黑水做踩點調查，冬天冰凍，路況不好，夜車司機困得嘴裡叼著的煙掉下來燙了褲子，我躺在打滑的卧鋪大巴上不能合眼。那次最後倒沒有實際的危險。有危險的那次是在曲靖做什麼調查回來，遇到泥石流，坐在小麵包車裡等待，車也不能移動，而山上滾下來的大石塊正好砸在車頂，砸出凹陷，轟隆隆從身邊車窗又滾進江水。人嵌在座位里，車子小小的在泥石流中，山上雪崩一般下石頭雨，那種渾身凍僵、等災禍降臨而無法移動的哭泣，在這個胡同的夜晚重溫。我漸漸覺得，讓人最無助的大概就是肉體暴力、疾病、地質災害三樣，在它們面前人是羔羊。

我在早晨四點離開派出所回到家。警察懷疑這個意圖入室或盜竊者是重犯或有前科的慣犯，否則未必敢在我看清其外貌後又返回來，而我看清了那張臉和穿著，也恐怕會成為後患。警察也發現，這個人其實已經撬開了我洗手間的窗戶，或許因位置太高又改去開客廳的窗。因此第二天立案，區刑警隊也來搜集了窗戶上的指紋。案子後來沒查出什麼，不過在機關工作的朋友教我與派出所打交道的語言：不能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要示弱，要去一遍遍找他們，說：「我一個女性，很害怕，所以很希望警察同志能再多看幾段監視錄像，看看能不能找到這個人」，要去找領導，說：「我膽小，不敢在這裡住下去，可房租又付過了，請所長看看能不能在我家附近多派人，加強巡邏。」我不知是哭還是笑好。

警察說，你應當搬家，平房不適合獨居女性；又問我的生活習慣，是否晚歸，又建議我以後要找人合住。我的女權主義這時也不幫助我。我明明認為問題不在於我的生活方式或穿著，但也沒有勇氣繼續這樣生活下去。

黑影和臉成為我的噩夢。有時我等到天亮再睡，有時在夢中驚醒，彷彿看見卧室門玻璃外出現影子。有時過一個興高采烈的白天，傍晚天黑時覺得不能再住在這裡，臨時訂房去酒店。有時害怕聲音和影子。夜晚不知道該不該開音樂，沒有聲音會害怕，開了音樂又擔心會錯過危險的訊號。晚上醒來幾次去查看門是否鎖好。

這終究成為我離開的原因。應了搬來時街坊說的那句話：「明明可以去住樓房啊。」

五月，我的朋友，藝術家黃靜遠的作品《是誰把你帶到我身邊》開始在東四七條展覽。展出場所LAB47是個不定期舉辦藝術活動和展覽的藝術空間，像抽屜一般低調嵌在胡同中，隔壁就是雜院。藝術家這邊布展，那邊附近居民見它開門，好奇地牽著狗進去環視一圈。目前藝術空間主人不在北京，門鑰匙放在附近的食品店保存，有一天，我前往食品店時是下午三點，對面史家七條小學正放學，擠得很。食品店主——一對夫妻顯得焦躁，在食品柜上放口香糖、棒棒糖的幾個糖盒裡找了半天翻出鑰匙，說：「下次不要放這裡來了；不好找，我們這裡又亂，要是丟了東西我們是不是還得擔責任呀。」後來又說：「我們又不認識他們，他們就是租房子的嘛，又不是鄰居。」

「那誰是鄰居？」

「街坊才是鄰居嘛！這個是開畫廊的，是租房的，我們又不認識他們，連姓什麼都不知道。每次就來找我們放鑰匙，多的放過一個月。」有趣的是，食品店主夫妻也並不是本地人，他們來自中原某省，也是租下房子開食品店的。

即便食品店主稱自己與空間主人不熟悉，甚至覺得鑰匙的事是找麻煩，他同時也對藝術空間抱持相當大的善意——無論怎樣抱怨，他事實上一次又一次地幫助著空間，事實上也承擔了風險和責任，他也說，如果是不對勁的人來拿鑰匙，他都要好好查問。

在食品店裡我想到自己。我懷疑自己也像《是誰把你帶到我身邊》一樣，是把自身擱置在這個社區的一個作品。一個暫時者，由於興趣、好奇心、介入胡同的衝動來到這裡，在這裡獲得住址和生活經驗，雖然沒有獲得親密，但也獲得了善意。而這次意外是胡同對我的懲罰嗎？狂妄的外來者，希圖倚賴上某種自己曾認為堅實、有傳統的生活方式，以獲得一些活力，而內在於那種生活方式的艱難和希冀，不可控性和種種談判與妥協，則是我在搬來後才逐漸知道的。像董玥寫的，「老北京的居民事實上在今天也急於逃離擁擠的大雜院和胡同，奔向他們心目中更舒適的生活」，他們與對老北京和胡同意象的懷舊和商業化並不屬於同一種潮流，雖然他們可能會以後者為策略保護自己，張揚自身利益。

其實，我的鄰居並不管自己生活的空間叫胡同，「胡同」是在外來者的觀察中、在關於老北京商業化與現代化潛力的文本中、以文化視角理解生活或者以建築學視角理解北京城建時，常常出現的概念。在我鄰居的語言中，「胡同」只在前邊跟著修飾詞時才作為具體地名出現，譬如石橋胡同。我的鄰居——生活在這裡的人，強調的是平房與樓房、舊房與新房的區分，住在這裡就意味著住平房，住舊房。而在既關心生活條件改善，也關心文明和「素質」問題的政府和規劃學家看來，這裡是既需要保護又急需改造的棚戶區。

胡同，平房，舊房，棚戶區……這個具體的地方是這些概念的混糅，也超出所有概念。生活不容許淺薄的好奇心，或許也沒有「全身而退」。預留出路的、可退可進的、以體驗為目標、預計好離境時間的外來者，自命為觀察者的人，或許總會受到懲罰。對人的興趣、關懷和同情最終要求人獻祭自己的身體；在田野中沒有安全、隔離的氣泡。我的朋友把冬妮婭當成一個動詞，以此嘲弄我，有時對我說：「你又冬妮婭了。」這次事件後我有時覺得它是報應，活該，但朋友提醒我，這種心態也是「又冬妮婭了」的一種。

我始終不能對這個事件感到舒適。也或許它只是一個意外。總之我現在想，要進入，介入，理解，起碼要帶著力量。這裡不容誰「體會生活」——在「歷史文化保護區」和「東城區文物保護建築」的牌匾之外，它還是棚戶區，在胡同建築文化與風情之外它還是平房，在畫廊和酒吧和明信片之外，它有公廁的生活實質。它有氣味，聲音，習慣。它擁擠、潮濕、缺乏光照、馬桶管道過窄、電話信號不好。住在這裡的人有改善生活的願望，有聽天由命的無力感，有日常生活的難度和危險。

在棚戶區正午

老太太在下雨時躲到街上空調機箱底下也不回家。

六

到六月初的此刻，「棚戶區修繕工程」仍在進行中。工人刷完我的門後，也幫我刷了木製防雨檐。現在它從外表看起來很像個不損害北京城市形象的小平房了。政府又開展了一項幫助居民安裝淋浴花灑的工程，有補貼，不過居民要自己出錢購買政府規定的花灑，多數人並不積極。

胡同里收廢品的公司接到了要限期搬走的通知，據說小飯店也要清理，以保持歷史文化保護區的街道清潔。而那個必須離境的日期，像「騰退」「翻建」一樣模糊不定，收廢品的工人把堆滿紙殼的卡車停在胡同里，躲在小宿舍里依舊喝著啤酒，綠瓶子擺滿一窗檯。

胡同兩端修起了類似於崗亭的站台，從早到晚站著的年輕協警現在站到貼著「溫馨提示」的檯子後面去了，像北京春天一樣透著股不耐煩。他們實際上由物業公司僱傭，公司背後是街道辦事處，與派出所之間並沒有隸屬或管理關係，KPI主要由撕胡同里小廣告的成效判定，穿著像警服的低配版本，手臂上卻圈著「首都治安志願者」的紅袖標。遇到喝酒打架的，不得已便管管——不得已，是譬如就在眼前打起來了，其中一方大叫：「你管管啊！」小協警愁眉苦臉：實在處理不了，只能用對講機去麻煩警察，那警察也不高興啊：「多大點兒事呢。幹嘛要喝酒，幹嘛要打架呢。」

我也快要搬走了。

天氣已經熱起來。午間走回胡同，煙紙店前照舊坐著一排男人。單行道的窄胡同里，對面居然開過來一輛無知的白麵包車，破破爛爛，成了灰色，駕駛室里坐一個毛頭小子，和走正確方向的一個桑塔納杠上了，窄得很，兩邊都不能移動，我也卡在那裡過不去。煙紙店前坐著的男人，本胡同居民，沖毛頭小子喊：「違章了！不能走，單行！《道路安全法》知道么！！」又沖桑塔納喊：「撞它！」「撞它！」「打交通報警電話，122，告它！違章了！你撞它！」一喊，酒氣從嘴裡飄出來。這些也像老舍筆下的北京，也並無不可思議之處。

而午夜走回胡同，本地人都睡了，外地人完成一天的勞動，準備回家去。胡同口一對夫妻佝僂著坐在電動車上，一個后座一個前座，完全平行著身體，列隊一樣。女人從前座擰過身來，男人舉起身旁板車上的透明保溫杯，裡面是檸檬黃的暖燈光一樣的液體。我想是酒。他們是借身旁板車做酒桌，前後身坐著休息。板車上不鏽鋼盤裡的烤串吃完了，剩幾根木簽子，一盤花生毛豆還有小半。女人站起，活動臂膀，又坐下，長聲如嘆息。男人舉起酒又放下。在胡同里，有一些日子我自己也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孤雲高，風鼓動在空洞的小房間，聲音因缺乏回聲的餘地而非常的脆。胡同磨滅一些白日夢，這也算胡同教我的事。

夏天又要到來。我依舊喜歡胡同的大槐樹，打在地上一大片繁密的葉影——在沒有公廁的大街道，也就沒有那種槐樹了。北方人離開槐樹和白楊，就覺得不對勁。而附近胡同13平方米隔成3間的學區房，在我搬過來時是270萬，如今要310萬了。

在棚戶區正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