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貴州政壇的血雨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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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仲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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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後，各省新貴對落魄的政敵大多態度比較溫和，甚至禮遇對手，絕少會施暴濫殺。但這種寬容的風氣在貴州政壇卻不見影跡，取而代之的是一輪一輪的血腥仇殺。
民國初年，衡量一個地區政治生態環境的好壞有個標準，就是看當地的權力人物對待政敵的態度，是寬容大度還是趕盡殺絕。辛亥革命後，各省新貴對落魄的政敵大多採取前一種做法，態度比較溫和，甚至禮遇對手，絕少會施暴濫殺。
比如在雲南，辛亥革命成功後，起義領導人蔡鍔沒有殺掉他過去的頂頭上司雲貴總督李經羲，而是派人把他及其家屬送出雲南。
民國年間，四川軍閥關起門來打內戰，為爭地盤打得不亦樂乎，但他們的家屬盡可在成都安居樂業，勝者絕不報復敗者的家人。但這種寬容的風氣在貴州政壇卻不見影跡。
民初以來的貴州盛行一種殘酷的軍政權力更迭模式：權力交接轉移不是以和平方式完成，而是必置對方於死地，敗者又力圖報復，就這樣陷入了連環追殺的混亂之中。這種血腥暴力的權力更迭模式在民國初年的貴州政壇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興義系」的新舊派矛盾的基本面
說起這種特殊的政治生態環境，還要從當時執掌貴州軍政大權的「興義系」說起。
所謂「興義系」，是指自1913年開始統治貴州的一個軍閥集團，以劉顯世、王文華等人為核心。因為劉、王是貴州興義人，其骨幹又多來自興義所在的黔西南地區，因而得名。
該集團於辛亥革命時入主貴陽，開始了對貴州全省的統治。貴州的軍政大權分別由他們二人執掌：劉顯世任督軍兼省長，王文華擔任黔軍總司令。在劉顯世周圍有以熊范輿、何麟書、張協陸、郭重光組成的「四大台柱」。
熊范輿是晚清末科進士，後去日本留學，著有《行政法總論》，是中國行政法學的奠基人，他倡導發展實業，鼓勵貴州的蠶桑事業，時任中國銀行貴州分行行長，掌管全省金融。
何麟書長期擔任政務廳長，從事政府的行政管理。
張協陸早年官費留日，就讀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1914年後擔任財政廳長，號稱「理財能手」。
郭重光雖不擔任實職，但作為貴陽紳商耆老的代表，是劉顯世的主要決策顧問。這些都是當地的精英人物。
此後逐漸在「興義系」中發展出勢不兩立的新、舊兩派。以劉顯世為核心的一批人稱為「舊派」，以王文華為核心的另一批人稱為「新派」。
為擴大勢力，王文華將何應欽、朱紹良、谷正倫等一批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貴州籍畢業生延攬入黔軍。何、朱、谷三人後來相繼離開貴州，成為國民黨政府的要員。為了籠絡何應欽，王文華還將小妹王文湘嫁給他。
當然新舊兩派之間又有盤根錯節的血緣和親誼關係，比如王文華是劉顯世的外甥。劉顯世的姐姐劉顯屏（蔣介石稱她為「屏大孃」）既是王文華的母親，也是何應欽的岳母。舊派的熊范輿、何麟書又是新派王文華等人的老師。
不過，在政治傾向方面，兩派確有不同。新派中不少人是同盟會會員，更願意接受新思想。王文華曾參加中華革命黨，支持孫中山的護法運動。
而舊派的政治態度就沒有這樣旗幟鮮明，比如劉顯世在護法運動時，一面表態支持護法軍政府，同時又通電北洋政府表示「擁護中央」。
在何應欽這些日本留學歸來的新派人物看來，劉顯世等舊派人物好像是日本明治維新前德川幕府中的守舊封建領主，而他們則好比日本倒幕運動中的中下級武士。
何應欽還發起成立了「少年貴州會」，號召要改造貴州、改造中國。在五四運動中，何應欽又主持召開貴州國民大會，會後帶領數千人上街遊行。而在舊派眼裡，這些活動則有「過激主義」的嫌疑。
矛盾的激化：與金錢、女色都有關
兩派矛盾的尖銳緣起於經濟上的衝突。貴州新派的主要勢力多在軍界，而經濟和財政主要被舊派把持。為打破這一局面，新派提出要在貴州修築鐵路，這就是1919年的「渝柳鐵路借款案」。
這年3月，貴州駐外省代表王伯群（王文華兄弟）與華僑實業公司主任趙士覲在上海簽署了由該公司承築渝柳鐵路（由重慶經貴州到柳州）的草約。條件是鐵路築成後，由承築人管理40年，每年以溢利5%酬報貴州政府，時限到期後，鐵路交還貴州當局。
王伯群故居，貴州貴陽，修建於1917年
同時簽署借款草約，由公司借給貴州省政府500萬美元（摺合1000萬銀元），貴州則以礦山作抵押。
這兩份草約如果能成功簽訂，鐵路修成，對貴州乃至整個西南地區的經濟發展都將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當時劉顯世、熊范輿等舊派人物是支持簽約的，省議會也無異議。
但在6月9日省議會開會時，對借款如何使用產生了分歧。王文華提出他需要100萬美元用於補發軍隊的欠餉，遭到財政廳長張協陸堅決反對。張協陸認為，借款數額太大，利息將是沉重負擔，要將借款限制在200萬銀元以內，並且要專款專用，不能挪作它用。
他還把自己的意見公開刊印，於是省內外掀起了一場反對王文華兄弟「賣省營私」的軒然大波。在爭吵了半年之後，簽約期限已過，草約成為廢紙。
在此之前，新舊派之間的矛盾還牽涉到一樁家庭紛爭。
王文華的原配夫人是劉顯世從兄劉顯慎的女兒劉從淑，本來夫妻間感情很好，但隨著王文華地位的提高，他移情別戀，迷戀上了省署職員段家榕的妹妹段小菊，要娶其為妾。
何應欽是王的妹夫，歷來主張女子要從一而終，男子也不能得隴望蜀，故而與妻子王文湘苦勸王文華，王文華卻執意不聽。5月3日，劉從淑服鴉片自殺。
劉顯世得知消息後，親自去王文華家問罪，指責王文華為了娶妾逼死髮妻。有人還添油加醋地說，王文華要從借款中挪出100萬美元不是為了補發欠餉，而是要償付這筆風流債。
把鐵路籤約的事弄黃了，激怒了新派，他們向舊派發起了猛烈進攻。
被逼自殺的張協陸
何應欽、谷正倫在黔軍官兵中散布對反對借款諸人的不滿。他們說：總司令本想借得美金，給各位兄弟補發欠餉，但張廳長等人硬是反對，眼看到手的銀子一風吹了。
在何應欽、谷正倫的鼓動下，幾百名黔軍傷兵集體到財政廳前索要欠餉和撫恤金。傷兵三五成群，手持棍棒闖入張協陸家吵鬧。
何應欽、谷正倫還按王文華的主意，私下遊說省議會議員，以每月另給津貼80元為誘餌，收買了一批議員，在省議會表決要審查財政廳的歷年賬目。
張協陸雖臨時指使人加工、塗改賬目，但近兩年的年度預決算還是難以對得上，另外還被查出賬目中有十處明顯的漏洞。
這些問題在報紙上披露後，弄得張協陸狼狽不堪，慌張之下趕緊把尚未查出但已冒領的千餘元退還，又被抓住把柄，說是如果沒有問題，豈有主動還款之理？各種質詢、攻擊劈頭蓋臉而來。
實際上，兩派人都曾從貴州的財政中渾水摸魚，如今全都歸罪於張協陸。新派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揚言將刊載《貴州財政廳黑幕大觀》，指出貴州物價暴漲、捐稅苛重、人民生活疾苦等諸多問題，都是「因為省長的昏聵、掌財政的腐敗、司政務的黑暗、管銀行的狡詐、主議會的不顧民意」。
在這一片混亂中，王文華策划了一個刺殺陳廷策（時任貴州省政務廳長）的計劃。他認為陳是舊派中的「陰謀家」，慣於在背後煽風點火。
1919年11月26日，王文華在家請客，邀請陳廷策赴宴，劉顯世、張協陸、熊范輿、郭重光一同出席。席間，王文華等人表示將捐棄前嫌，雙方重歸於好。
然而在當天深夜，陳廷策在回家途中遭到槍擊，幸而未中要害，免於一死。次日一大早，王文華、何應欽趕到陳廷策家「慰問」，要求警察廳長迅速破案。陳廷策死裡逃生，連聲道謝，哪敢有半點懷疑的表示。
11月28日，省議會審議歷年的決算案，發現財政支出與收入不合，於是正式提出查辦財政廳案。劉顯世迫於壓力，幾天後咨復省議會，同意查辦張協陸。
這時新派開會決定，要將庫存的舊軍服散發給街頭的乞丐、流氓，並派軍官化裝指揮，並約定在12月3日召開「平民大會」，然後去張協陸、熊范輿家，聲稱他們兩家一家辦財政，一家辦銀行，卻不贊成借款解決貧民的生計，趁機煽動乞丐、流民分了他們的家產，再將兩人押至省議會參加公審，之後將兩人槍斃在省議會門外。
不久，張協陸就得知了他們的計劃。12月2日，在內外交困、走投無路之下，張協陸服毒自殺，並留下遺書4封，分別給劉顯世、王文華、財政廳同仁及妻子羅氏，要求劉顯世退位讓賢，希望王文華維持地方大局，向財政廳同仁表明自己的清白，囑咐妻子養育子女。
張協陸一死，社會上傳出王文華、何應欽逼死人命的說法。王、何二人於12月3日清晨去張家弔唁，原決定當天召開的「平民大會」自行取消。
原本熊范輿已被新派鎖定，欲與張協陸一併除掉，卻因為張協陸的自殺而活了下來。這就是貴州歷史上的「民八（民國八年）事變」。
腥風血雨何時了
這次事件後，新舊兩派的衝突趨於激化。
1919年底，王文華、何應欽、谷正倫等人發起成立「貴州政治委員會」，以「刷新政治」為宗旨，要求「審議貴州政治上一切應興應革事宜」，謀劃廢除督軍職位。而劉顯世認為，「廢督就是逼我死。」他開始考慮積蓄力量「倒王」。
劉顯世在四川組織了反對王文華的秘密組織——靖難軍，並廣為印發傳單、文告，曆數王文華的罪惡。由劉顯世控制的游擊軍也在向貴陽移動。
1920年10月初，王文華召集谷正倫、朱紹良等高級將領會商，決定讓駐紮在四川的黔軍「回黔就餉」，以配合在貴陽的警察廳長何應欽發動政變。他自己則以養病為名前往上海，以免被人指責「以甥逐舅」「以下犯上」。王文華還囑咐部下重在奪權，不要傷及劉顯世。
10月下旬，黔軍陸續退回貴州省內。劉顯世急調游擊軍3個營趕往貴陽，並連日與熊范輿、何麟書、郭重光等人籌劃應對之策，準備等游擊軍集結完畢，先消滅何應欽在貴陽的武裝，再作其他打算。
何應欽
這一情況被何應欽探知，遂密令黔軍的警衛營火速趕往貴陽。劉顯世明知警衛營是王文華的精銳部隊，人員素質和裝備在黔軍中都是最好的，但因為該營營長孫劍鋒是自己長子的妻兄，副營長林子賢是自己次子的妻兄，故而對該營的到來未加防範。
11月10日下午，何應欽與孫劍鋒在警察廳商討行動計劃和殺人名單。何應欽不主張多殺，孫劍鋒力主殺人多多益善。孫將他擬議的有十幾個人的殺人名單給何應欽看，何認為要多斟酌，不應擴大事態，殃及池魚。孫埋怨「三哥」（何應欽）做事太婆婆媽媽，難成大氣候。
兩人為此爭論不休。當夜行動前，何應欽召省議會議長張士仁來，請他過目名單。張提出，名單上前面幾人是首要分子，殺之罪有應得，「以下的不過是為彼輩作走卒，殺之無補於事，反而引起社會輿論之責難」。
何應欽聽後表示尊重議長意見，只捕殺郭重光、熊范輿、何麟書三人，由孫劍鋒負責執行。孫劍鋒命令警衛營的三個排各自負責「解決」一人。
當天晚上，郭重光與耆老會（由貴州地區官僚、豪紳地主組成的組織，以郭重光為主）成員聚會，眾人勸他躲避，郭重光不聽，結果在夜裡被士兵綁走，押至北門橋頭。
據目擊者稱，警衛營士兵「把郭放平在賣肉的案桌上，幾人按住，一刀剁下郭的腦殼，提起腦殼就走了」。郭重光的幼子郭虞彩、次女郭潤彩一同被害。
熊范輿遇刺那天晚上，有人前來報信，勸他躲避，但他堅持不走。熊范輿遇刺後，過了五天才發還首級。家人請皮匠縫合頭顱，將其葬在城外。
警衛營士兵闖入何麟書家，先是打死馬夫。緊接著，何麟書子侄三人或被砍頭，或被射殺。何的幼女剛滿周歲，被士兵一刀刺中大腿，幸得保姆捨身相救，稱其是女孩，才撿回一條命。
當時何麟書聽到擾攘聲，拿出佩槍欲做一搏，被夫人勸住，後來從二樓窗戶跳至隔壁人家花園，得以逃脫。
第二天，劉顯世見大勢已去，只得交出權力，回興義老家。貴州的最高政治權力為新派掌握。這就是貴州歷史上的「民九（民國九年）事變」。
止於何應欽
但事情並未了結，結果卻是「他日之尋仇報復，為禍更烈也」。
1921年3月16日，王文華被黔軍另一首領袁祖銘派人刺殺於上海英租界的一品香旅館門前，背後有劉顯世和張協陸弟弟的指使。
此後，暗殺成為貴州政壇派系鬥爭的一大特色。何應欽懷疑逃亡昆明的劉顯世參與了刺王陰謀，派唐念益前往昆明探查情況。不料唐到昆明後，行蹤暴露，反被劉顯世派人刺殺於郊外。
1921年何應欽在黔軍的內訌中被逐，避居於昆明。12月的一天，何應欽與副官去華豐茶樓喝茶。當他們進入茶樓時，看見茶座上有兩個年輕人起立向何應欽行禮，其中一人操遵義口音發問：「長官是否何旅長？」
何見這二人有些陌生，不免狐疑。這人便謙恭地笑著說：「我曾在旅長手下當過班長。」何應欽見是老鄉和部下，就繁衍了幾句，便起步上樓，遭到其中另一青年用手槍射擊。
何應欽身中兩槍，一在胸部，一在腿部。後來查明，是劉顯世的子侄收買刺客所為。何應欽為了迷惑對方，放出風聲說他的傷重難治，恐怕只能活3年。對手果然沒有再加追殺。
後來，何應欽成了軍界的顯赫人物，他身邊有人主張對刺殺他的幕後主使者進行報復。何應欽嚴加禁止，不許他們亂動，並放話不再追究。
且讀且評論。本周最佳評論得贈書《朱元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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