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夫人回憶錄：戰亂生涯

文史 06-21

胡宗南夫人回憶錄：戰亂生涯

題圖：一九六二年六月，數百位親友伴同我和孩子送將軍於陽明山上的紗帽山麓，墓廬依山面海而築，他在那裡可以看見海那邊的家鄉。送他那天傍晚，我佇立墓前，俯仰之間，但覺天地悠悠，滄海茫茫，三十年歲月，只是一夢

戰亂生涯&抗戰勝利

我於九月底從重慶坐成渝公路長途汽車去成都，路上走了兩天兩夜，半途的客店不但沒有比我出國之前進步，事實上好像比從前更亂更臟，夜裡幾乎無法入夢。第三天到達成都，我就直接坐黃包車到草堂寺母校，別來五年多，校園的樹木長大了，學校的房舍變舊了。我最先去見薛老師和謝老師，兩位老師都熱烈地歡迎我。薛老師的眼睛患青光眼，已幾乎看不見了。他一看見我就拉著我的手緊緊不放，口裡感慨地說：「××，你能回來教書太好了，我們聽說你回國了都很高興，但又怕你不肯回本校來任教。你肯來就可見你對母校的愛護。你看我們都老了。校務要靠你們年輕的一代多多負責。」

老師的話使我很感動，心裡暗自慶幸自己做了這個決定。謝老師那時雖是副教務長，但因薛老師的眼疾關係，大部分的教務都是他負責的。他是我以前的主要老師之一，教過我好幾門課，所以對我更是親切。當我在和薛老師談話時，他已一面吩咐總務處的職員為我準備宿舍，一面派人到家裡去請師母備飯，要我到他家去吃這回校後的第一餐。等到總務人員把我的行李安頓好，他就引導我到他家去。

胡宗南夫人回憶錄：戰亂生涯

謝師母是有名的湖北美人，我出國前曾經看見過她的。這次相見雖然覺得比以前略為清瘦，但風韻神態依舊。她一看見我去就伸出兩隻手來歡迎我，口裡連說「歡迎、歡迎」，態度親切而誠摯，接著他們的小孩也一一出來相見。每個孩子都長得很好。最小的一個只有四歲多，是我出國以後生的，長得尤其可愛：那個小圓臉真像個蘋果，兩頰紅紅的；有一對又圓又黑的大眼睛；說話聲音又輕又脆，像小鳥唱歌似的；笑起來一排又白又細的小牙齒在那小嘴裡閃閃發光。她好像和我特別有緣，一看見我就靠在我的旁邊不肯走開了。吃飯時她就要和我坐在一起。那天謝師母為我準備了好多菜。師母的菜也是有名的，特別是她的珍珠圓子，沒有人吃了不讚不絕口的。吃飯時師母不斷往我碗里添菜，小妹也踮著腳站起來為我夾菜，我感到又溫暖又喜悅，真像回到自己家裡，在母妹當中一樣。

真幸虧有謝老師和師母一家對我這麼好，不然我那一個學期的生活將更難過。本來我是不重視物質享受的，但生活環境的驟然改變以及精神上的苦悶、身體上的疾病，使我感到那一段生活很難忍受。我住的屋子是舊教室後面的一間單獨的房間，本來是用來作堆棧的，因為單身女教職員宿舍沒有空房間，總務處臨時騰出來給我住。這房間上無天花板，下無地板，每塊泥磚地的縫裡都長著青苔，有的還長著小草；窗子是木格子糊綿紙的，有些格子的綿紙已經破碎；裡面的傢具只是一張木板床，一張小書桌，一把木椅子，和一個擱箱子的肥皂箱；照明用的是一盞二十五瓦的電燈。房子外面是一片荒草，到了夜裡外面是秋風蕭瑟，秋蟲唧唧，裡面是一燈如豆，潮氣襲人。初到的那一夜，我獨坐桌前，思前想後，念及自己自十五歲離家求學，十多年來，走遍天涯，如今學成歸來，年將三十仍然是孑然一身，而國事艱難，戰亂未已，瞻顧前途，渺茫遙遠，愈想愈覺凄涼，不禁伏案飲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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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處如此，吃飯更成問題，我對於炊事本來就是外行，而這裡既無烹調設備，我也沒有燒飯時間，所以只好在外面小館子包飯。誰知我這個人不怕吃苦，雖然住慣了水晶宮，也可以住草房，我這個肚子卻不爭氣，對校外館子的油膩與蒼蠅竟不能妥協，結果從第二天開始就鬧肚子，一天厲害一天，一個星期下來已經是有氣無力難以支撐了。進城去看醫生，醫生給我開腸胃消炎片，但那時的消炎片是最新最貴的藥品，那是從昆明走私進來的，沒有辦法的人很難買到。我好不容易托朋友買到幾顆，把病治好，但不到幾天又犯了，只好又想法子買葯。就這樣治好了又病，病了又找葯，日子就在這半病半好的狀態下過下來，兩個月以後已經被折磨得兩眼深陷，面無血色，體重減輕了二十磅（約九公斤）。同事們看見我這個樣子，都說是因為我剛回來水土不服的緣故，但我自己知道如果吃飯問題不改善我的病是不會根治的。湊巧有一天在校門口碰見謝師母，她看見我那憔悴的樣子吃了一驚，問我為什麼會這樣消瘦。我就把過去兩個月的情形告訴她。她聽了之後，半晌不語，後來像下了很大的決心似的，對我說：「我看你就在我家吃飯好了，我們的菜雖不好，但總比外麵包的伙食要乾淨。」謝師母的盛意使我深受感動，但是我知道她家的經濟情形並不好，這麼一大家人，就靠老師的微薄薪金過日子，維持自己一家人已經不容易，怎麼還能加上個食客呢？所以當時就回答她說：「謝謝師母的好意，我最近已經好了，我想這麼久的日子下來肚子已經可以適應了，請師母放心。」她當時沒有再說什麼，到了吃晚飯的時候，小妹卻來叫我了。我告訴她我已經吃過飯了，請她回去謝謝媽媽。可是她說什麼也不肯走。她說如果我不跟她一同去，她就不回去吃飯了。我實在拗她不過，只好跟著她去。從此我就在謝老師家搭夥，而我的腸胃病也就好了。

生活如此，工作也不輕鬆，本來專任教授的授課時間，每星期九小時也夠了的，不幸有一位教高年級孫中山思想的教授臨時離去了，學校一時請不到接替的，謝老師就要我多教一班。我因師命難違，只好答應下來，於是每星期一、三、五三天每天要教四小時的課，而四門功課每門都得準備，因此，除了授課之外，剩下的時間就是看參考書，編講義，幾乎天天要忙到深夜。以前在美國時埋怨功課太忙，如今做了老師才知道教書更忙。這一段時間，對我的體力、心智都是一種艱苦的考驗。但我所遭遇的還不止此。這時的時局也很緊張，本來敵人在我國戰場上的泥足已愈陷愈深，同時在海上的情況也很糟，他們的海軍力量已幾乎給美國海軍整個摧毀，在東南亞各地，他們也在節節後退中，但那些執迷不悟的日本軍閥卻仍不知死期已近，為了挽救面子，竟不顧一切地想在我國戰場上做孤注之一擲，在西北、西南都展開了困獸之鬥。十月、十一月之間西北各線戰事都很激烈，南兄坐鎮前方親自指揮所部力戰，常常幾夜無眠，因此我們之間的音訊也少通問，為了他我內心更是惶急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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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西南方面，敵人也很兇猛，打昆明，攻貴陽，最後竟佔領了獨山，直接威脅陪都重慶，造成八年來最危險的局面。我雖安居後方，心裡也很著急，我們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是一致的，如果國家完了，就什麼都完了。

早些日子，南兄曾經和我約定，最遲在十一月中旬，他一定會來成都看我的，結果他無法抽身，於十一月二十號給我一封明碼電報，上面說：「某日兩函均悉，戰事緊急，一時未克抽身，萬希原諒。一待勝利，即當前來奉候。」兩天以後，又不知托什麼人送來一束鮮花和一對鋼筆，在鋼筆盒裡附有一張便條，上面寫著：「千言萬語都讓它代我訴說。敬祝愉快。」

對他的不能踐約，我無怨言，他這種百忙中所表達的關懷更使我感動，但我內心的鬱悶並沒有因這一束鮮花和一張便條而消解。命運之神所加於我的阻難真是特別多，愛情的滋味本來不完全是甘美的，但像我所嘗到的這樣苦澀恐怕也很少見。

幸好到了十二月一切情況就慢慢地好轉了，十二月初旬獨山收復，西南局勢逐漸穩定，西北各線的敵人也前後被擊退，河防已無問題，至此舉國上下的心情才略為輕鬆；到了那年的寒假，最黑暗的時期總算過去了。

在農曆年年前的一個嚴寒的日子，南兄終於到成都來了，這是我回國後第一次和他在成都見面。這次，我的身份已經由學生升為老師，他來草堂寺可以不必經過門房而直接來敲我的房門了。那天因為天氣太冷，我的房裡又沒有生火，冷氣從四面八方襲來，我坐在那裡看書越看越冷，後來實在受不了就索性把棉被拉開來，坐在被窩裡去看書。當我正感到四肢慢慢暖和，可以全神貫注在書本上時，門外響起了敲門聲。那時是寒假期間，學生都已回去，我還以為是謝家的大孩子來叫我去吃飯，就懶得下床，對著門大聲地叫著說：「是大經嗎？門沒有關上，你進來好了。」

於是「砰」的一聲，門被推開了，笑嘻嘻地站在門外的，不是大經而是我那日夜懷念的軍人。他還是穿著那套灰色中山裝——那件好像永遠都不會破舊的中山裝，手裡拿著一束蠟梅，門一打開香氣就往我的鼻孔直鑽。我抬頭一看是他，一下子變呆了，竟忘記了下床迎接。他看我坐著沒有動靜，笑著問我說：「我可以進來嗎？」經他這一問，我才如夢初醒，口裡回答：「當然可以。」兩隻腳才慌忙踏下地來。

我問他怎麼會忽然跑來的。他說因為一連熬了幾天夜，火氣上來，整口牙齒都腫了，特別請假來醫牙的。我一聽不禁笑著說：「原來又是來醫牙的！我真高興你的牙病又發了。希望你以後多病幾次牙，以便我能常常看到你。」他也笑著說：「好狠心的小姐，你這不是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嗎？」我回答說：「當然，人是自私的，你不痛苦我就痛苦了呵！」聽我這麼一說，他趕快走過來握著我的手說：「說真的，霞，我真是對你不起，你能夠原諒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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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原諒你我又能怎樣？可是你要我原諒你多久呢？」

他半晌無言，我也不再說什麼。

這次，他在成都住了一星期。

他離去之後，過了年我就搬到華西壩去住了。原來在第一個學期快結束時，金大的柯教務長來草堂寺看我，約我到金大去任教。我對他說我是光華畢業的，不好意思辭掉此地的教職去別的學校任教。他說我可以不必辭，兩邊兼顧好了。起初我覺得不大好。等到向別人一打聽，才知在那個時候幾乎每個教授都是同時兼任幾個學校的教職的，愈是名教授兼得越多。一個人同時兼幾個學校的課自然是很辛苦，但主要的原因是那時的大學教授待遇很差，只教一個學校，收入不夠養家。記得當我拿到第一個月薪金時，我把全部的錢寄去重慶請綺嫂替我做幾件藍布衫。半個月後她寄來兩件藍布衫和一封信，信上說：「你寄來的錢剛好夠買一件藍布料子，另外一件是我以前存的，至於工錢為數不多，我替你代付了。」

看了這封信我曾經慨嘆地對一位朋友說：「如果人家問一個大學教授何價，我的回答是一件藍布衫！」

一個大學的專任教授薪金既然只能購買一件藍布衫，教三個大學也不過值三件藍布衫，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有誰會去責問那個兼任幾校教職的窮教授呢？我明白這種情形之後，也就欣然接受了柯先生的邀請，答應去金大任教。後來他在送聘請書給我時，發現我的房間太潮濕了，就提議我還是搬到華西壩去住，因此在第二個學期開始我就搬去了。其實金大在華西壩也是作客，那是華西大學的校園，因為同是教會學校的關係才借住在那裡的。我住的那間房間並不大，但是有地板，有玻璃窗，有衛生設備，比較我在草堂寺的那間是高明得多了。

這時已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從這時起好像一切都在好轉，不但國內各戰場一律打勝仗，我遠征軍且已打通中印公路，重新開拓了國際通路，而歐洲戰場則已勝利在望。繼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投降不久，希特勒也因盟軍兵臨城下，確知勝利無望而自殺了。在歐洲戰事已告勝利結束之後，美國人眼看他們在歐洲的弟兄已在紛紛作歸計，對於遠東的戰事也不想再拖延了，就毅然決然地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前後丟下了兩顆原子彈，一下子殺死十幾萬人，至此日本朝野都覺醒了，他們明白不但所謂大東亞的迷夢已做不成，如再打下去恐怕要亡國滅種了。於是日本天皇於八月十四日那天正式向全世界廣播，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軍無條件投降。在我國民政府表示接受日本投降要求之後，日軍在我國各地立即停止敵對行動。最後蔣公派何應欽上將為代表，於九月九日在南京受降，南兄等幾個戰區司令長官分別在各指定地點分區受降。八年的艱苦抗戰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當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時間，綺嫂帶著麗兒和我一同在成都。她們是七月初來的。因為到了那時離我回國的日子已有一年多了。在重慶有許多人是知道我和南兄的關係的，最初他們以為我一回來就會結婚的，但日子一天天過下來，我的喜訊始終沒有傳出，他們從期待變為懷疑，又從懷疑發展到散播謠言的階段了。許多自以為關心我的朋友紛紛到綺嫂面前去說閑話，有的說南兄變心了，有的說他從開始就是對我無誠意的，有的說當我在國外時他就已經有別的對象了。綺嫂自然不會相信他們的謠言，但聽多了總不好受，於是就寫信和大哥商量好，決定帶著女兒到成都和我一同度暑假。本來一年來的孤獨生活我已經有點害怕，她母女能來我自然高興極了，所以就在城內一個朋友處借到兩間房子，和她們一道住在那裡，姑嫂三人相依為命。

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出的那晚，我們姑嫂正在燈下下跳棋，當兩人各自在聚精會神地計算著怎樣一下可以跳出四五步的時候，忽聽得門外人聲鼎沸，鞭炮聲大作，起初還以為是附近人家做喜事，後來聽聽好像到處都在燃鞭炮就覺得奇怪了，綺嫂就說讓她出去看看。她去了一會兒，就急急地跑回來說：「二妹，日本投降了，我們勝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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