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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與中國的抗戰往事

泰戈爾,這位榮獲諾貝爾獎文學獎的印度智者,以宣揚大愛、呼喚人類良知而享譽世界。他反對暴力,是著名的和平主義者。

泰戈爾與中國的抗戰往事


然而,日本大舉侵略中國之時,愛憎分明的泰戈爾沒有沉默,而是選擇了正義,對反人類的醜惡行徑大加鞭笞。周恩來總理深情地說:「泰戈爾不僅是對世界文學作出卓越貢獻的天才詩人,還是憎恨黑暗、爭取光明的偉大印度人民的傑出代表。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泰戈爾對他們的熱愛。」


筆者曾在印度尋訪泰戈爾的足跡與事迹,感受到他摯愛博大的胸襟。在中國人民與日本法西斯的殊死搏鬥中,泰戈爾始終站在中國人民一邊,給予堅定的支持與聲援。他的響亮聲音至今仍充滿著力量。



作為二十世紀印度最偉大的文字家、音樂家、美術家、教育家,泰戈爾學識淵博,對中國歷史有深入了解,很早就希望到中國訪問。

當1913年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受到了世界的關注,包括中國的知識界。雖然泰戈爾不是中國人,但他的文學成就得到西方世界的最高承認,給東方民族找回了自信。從不輕易讚揚他人的魯迅在演講中曾提到,中國在整個世界似乎已經變成無聲無嗅、沒有任何值得驕傲的地方,整個東方、整個亞洲都如此,唯一的例外是泰戈爾的聲音,他的名字在西方世界任何文化中心都令人肅然起敬。


中國的文化界開始關注泰戈爾,他的詩作品陸續被介紹到中國來。1924年3月,應梁啟超領導的講學社之邀請,64歲的泰戈爾終於踏上訪問中國的行程,所到之處受到熱情歡迎。在中國朋友的友誼海洋中,泰戈爾愉快地度過了64歲的生日。這位寫作了無數佳作的文學泰斗詩心大作,寫下了親切的新詩:


我起了中國名字,


穿上中國衣服。


我深深地體會到:

哪裡有朋友,


哪裡就有新生和生命的奇蹟;


外國花園裡,


怒放著名字各異的鮮花――


它們的故土離這兒很遠,

在靈魂的樂土,


它們的情誼受到熱烈的歡迎……


泰戈爾希望在印度開展中國研究。此時,中國文化領袖梁啟超、蔡元培等赴歐洲只能作為平凡人訪問,泰戈爾卻與英、美、法等國的上層領袖、王公貴族、統治精英平起平坐,甚至被邀請用東方的哲理開導西方的頭腦,但他對中國有特殊感情。他用諾貝爾獎金和他的全部財產創建印度國際大學後,就在其中建立了一個中國學院。幫助他組建中國學院的譚雲山教授告訴他日本侵略的事實,令他十分氣憤。

泰戈爾與中國的抗戰往事


1936年4月12日,孟加拉新年前兩天,加爾各答舉行反侵略集會。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和中國留學生魏風江參加,還應邀坐在主席台泰戈爾的身邊。泰戈爾發表了詩意迸發的激情發言,他最後說:「在我身邊,坐著幾位中國的兒女,他們親自聽見了,他們親自看見了,我們印度人民,分擔著他們的苦難,我們將與中國兄弟並肩戰鬥,擊敗侵略者。」當泰戈爾把他們介紹給群眾時,譚雲山和魏風江都站起來,台下一片高呼:「印度、中國!」譚雲山和魏風江雙手合十表示感激,禁不住熱淚盈眶。


1938年4月,譚雲山即將返回祖國,為中國學院繼續募捐,泰戈爾請他捎去了一封給蔣介石的信,信中說:「你們的鄰國(日本),它繼承了你們的文化禮物,是理應和你們建立同志關係而最後受益,卻突然受到西方帝國主義貪婪的傳染,而把在東方建立起一種高尚精神命運的機遇變成陰暗的災難。它那窮兵黷武的咆哮,它那殺人如麻的殘狠的縱情,它那對教育中心的摧毀,它那對人類文明道德條規的毫無血性的背道而馳,使正在為自己在新時代中掙扎出榮耀和顯著地位的現代亞洲精神受到羞辱。」


同時,泰戈爾熱情讚揚中國文化,表達他的祝福:「你們是世界上唯一偉大的從不炫耀武力,從不視武力為民族精神,從來沒有這種市儈庸俗氣習的民族。當你們的國家被那可恥地能幹的軍國主義的獸力所克制時,我們衷心地祝願你們再一次經受住考驗,在這情願認賊作父的膽小鬼世界上,顯示出你們對更高人類的真實英雄精神的信任。即使眼前具體的成功在躲避你們,你們在道義上的收穫是永遠不會喪失的,在這可怕的抗爭中勝利的種子已為你們撒播,你們生存的深層會一次又一次地表現出永生不滅。」


看到這封充滿詩意而充滿同情的印度來信,蔣介石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泰戈爾的聲望與鮮明的態度,對於中國的抗戰事業,無疑是很大的鼓舞。蔣介石於1938年7月,給泰戈爾寫了回信。像許多崇拜者那樣,對泰戈爾稱之為「師尊」:


「尊敬的泰戈爾師尊:


譚雲山教授回國後帶來你的賜示以及對我國人民的祝願,從信中我們看出我們兩個國家的廣闊大陸上人類的正氣仍然盛行。東方詩哲對我們這種巨大的同情和熱情的鼓勵的確使我們在精神上得到強有力的支援。我們不但對你深深感激,而且被你的金玉之言大為振奮。

泰戈爾與中國的抗戰往事



日本軍國主義不但猖狂地侵略了中國,而他們的行為中極盡恐怖的能事:搶劫、屠殺、姦淫無辜婦女,毀滅了所有教育、文化中心。最令人痛心的是有時日本兵在滿足了他們的獸慾以後又進行另一種非人道的尋樂而把婦女殘酷地屠宰。所有這些暴行和劣跡,完全失去人性,正像你信上說的,使偉大的亞洲大陸的精神蒙上奇恥大辱。


我國所有人民,不分文武,都決定並決意同聲相應,同愾相投,抵抗到底,不但為了我們民族的生存,而且為了整個世界的和平而奮鬥。我們毫無疑惑地深信,只要世上仍有正義,中國就肯定能取得最後勝利。


我殷切希望你繼續賜予你的高貴呼聲,幫助把正在遠東漫延的巨大羞辱洗滌。」


中國領導人的回信,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既表示了對泰戈爾的尊重,也表達了中國人民對印度人民的感激之情。泰戈爾已經不再是英國殖民統治下的一個印度國民,而是一個世界公民,他對印度知識界、文化界、輿論界起著關鍵作用,有利於幫助中國抗戰在印度取得道義上的優勢,這是泰戈爾來信的重大意義所在。



其實,泰戈爾對日本也曾有很美好的印象。泰戈爾只訪問過一次中國,而去過日本多次,由於他的侄子在日本學畫,吸取其繪畫的精華而產生出一種新的油畫派,影響了泰戈爾本人的詩意和畫意。他對於日本並無惡意,但對於日本的侵略卻難以容忍,在抗日戰爭中堅定地站在中國一邊,因為中國是被侵略的一方。


一貫保持中立的泰戈爾,此次不再中立。在印度國際大學發起救助中國難民活動時,他帶頭捐出500盧比,表達他對飽受戰亂之苦的中國人民的同情。一次,泰戈爾在報紙看到,日本侵略軍到寺廟裡去祈求勝利,心裡十分氣憤,偽善的行徑與醜惡的罪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於是他就揮筆寫下一首詩篇:


鳴鐘擊磬,


香煙繚繞,


祈禱聲裊裊升天:


「大慈大悲的佛祖,保佑我們旗開得勝。」


他們將用刺刀挑起驚天駭地


撕心裂膽的慘叫,


斫斷千家萬戶愛情的紐帶……


日本軍國主義宣傳機器深知泰戈爾的聲望,試圖利用泰戈爾訪問日本留下的好感,以及日本文化界與泰戈爾的友誼,爭取泰戈爾轉變態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本著名詩人野口米茨朗給泰戈爾寫信,從而引發一場「筆仗」。野口曾訪問印度拜訪泰戈爾,知道泰戈爾對日本很有感情,特別佩服許多日本作家和美術家。

泰戈爾與中國的抗戰往事



1938年7月23日,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御用宣傳工具的野口,通過他和泰戈爾的私人友誼,爭取泰戈爾中立,不發表譴責日本的言論。他在信中說,泰戈爾曾譴責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他知道泰戈爾一貫反對以強凌弱,對日本侵華很不滿,而他認為「亞洲是自己的亞洲」,侵華「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糾正中國的錯誤觀念」,日本行動的目的只要摧毀國民黨統治,拯救中國那些「簡單而愚昧的群眾」。


1938年9月1日,泰戈爾給野口寫了回信,他直言不諱:「你寫給我的信使我深刻地驚訝。這封信的情調和內容與一直以來我從你的寫作中感到的敬仰以及我從和你親自的接觸中產生的感情迥然相悖。」他為野口這樣的「創造性的藝術家」竟把「尊嚴和真理」放到戰爭死神的龕前當作犧牲品而感到可悲。


泰戈爾駁斥野口所說侵華是為「在亞洲建立起一個嶄新而偉大的世界」的謬論:「你是在觀念上建立這樣一個亞洲讓它出現於屍骨的高塔之上。」泰戈爾說:「你的亞洲是自己的亞洲理論是政治訛詐的工具。」「你是說對中國婦女、兒童的轟炸,對廟宇等古建築以及大學的摧毀就是為了亞洲而拯救中國的手段!?」


泰戈爾說:」你的信使我傷透了心,我為你們日本人民感到無比的苦痛」。他引用了野口信中說的日本人民無聲地忍受著犧牲、窮苦大眾把每個銅板節省下來支持國家的話,「這一可憐的犧牲是受到槍炮操作的剝削,為了侵佔鄰國的溫暖家園,掠奪人類偉大的財產而達到非人道的目的。我知道,宣傳已變成一種藝術。在沒有民主的國家中人民無法抵制那每時每刻的毒藥。」但是,泰戈爾暗示,像野口這樣有智慧的日本詩人,應該能「保持自己獨立思考的天賦,可惜事實不是這樣。」


泰戈爾說:「我對你們日本人民是了解的。我簡直不願相信他們竟會自願參加用鴉片和海洛因去毒害中國的男女。」他說,他得到的日本侵略者犯下惡行的報道是絕對權威的。「可是在日本卻沒人抗議,連詩人的抗議都沒有。」


泰戈爾說:「我確信有一天你們日本人民會絕對失望的。中國是無法被征服的。」泰戈爾建議野口去讀讀宋美齡在美國《觀眾》雜誌發表的文章,文章說日本的侵略製造了許多冤魂。泰戈爾相信中國和日本人民會在不久的將來共同合作去安慰冤魂,去抹掉這悲痛過去的記憶:如果這樣的話,「真正的亞洲人類就會誕生。詩人們就會放出他們的歌,會再一次毫不感到害羞地表達自己對人類命運的信念。」泰戈爾最後又附加一句,既然野口已把他的信公開發表,他也會這樣做,他的信會登在印度報紙上。



日本軍國主義上層沒料到,泰戈爾對野口的回信公開發表,發出了嚴正的譴責聲音,自然十分惱怒。1938年10月1日,野口又從東京寫信給泰戈爾,對於泰戈爾的信中的指責百般狡辯,甚至抱怨「由於沒有適當的喉舌,日本的意見很少在西方發表,而事實的真相一直隱藏著,一直被天生的宣傳家中國人的聰明偽裝起來。」他埋怨說日本人總是不會表達自己的,而中國人既會外語,又有三寸不爛之舌。


野口一再地把蔣介石當做日本軍國主義的代罪羔羊。他說:「日本的軍國主義無疑是龐然大物。可是,如果你是因為這個而譴責它,你就忽視了蔣介石的中國是比日本更大的軍事國。中國現在組成了七八百萬由歐洲武器裝備的軍隊……二十年以來,蔣一直就在西方顧問的幫助下努力使中國軍事化。」「如果你真正是中國的同情者,你就應該告訴中國她應該採取什麼步驟,而不是懶洋洋地發表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聲明。如果你一定要譴責軍國主義,那你的譴責就應該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平分秋色。」


野口竟顛倒黑白,厚顏無恥地說:「我不知道是誰在報告你說我們(日本)屠殺(中國)無辜人民,轟炸他們的不設防城鎮。」他說,只有宋美齡那「沮喪的腦子」才看到「被毀壞的中國機構和藝術的冤魂」。即算是有這種毀壞,那也是中國軍隊的瘋狂所致,因為他們要把一片焦土交給日本。


在回信給泰戈爾的同時,野口也寫信給登載了泰戈爾給野口的公開信的加爾各答報紙。信中說:「泰戈爾博士寫給我的信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令人失望,使我傷透了心。我現在意識到語言不是能表達自己真正心情的有效工具。當我要求他作一公正的評論,他卻以人類的美名給了我一種偏見的張揚聲勢。」


野口抱怨說:「我懷疑一位詩人(泰戈爾)有沒有權利在聽取我的話以前就給我一頓鞭笞。」他說,泰戈爾一味譴責日本侵略鄰國而不用同樣的語言去譴責他的中國朋友就證明「他的偏心大而無當。我不知道從前他那顆使得日本愛他、給他榮譽的心現在到哪兒去了。」但是,野口似乎還對泰戈爾抱有希望,「相信他泰戈爾會恢復理智而保持一位先知的中立的尊嚴,而不喪失公正的判斷。」


1938年10月,泰戈爾再次寫出回信,他感謝野口花這麼多力氣寫信。泰戈爾幽默地說:「我對你仍然認為有此必要花這些氣力來把我拉到你的觀點立場上去覺得很榮幸。我也真正抱歉自己不能恢復理智,而這也正是你所幸災樂禍的。」泰戈爾說:「我們之間要能一方說服對方已經沒有可能了。」


泰戈爾語氣堅定:「如果你們能說服中國人相信你們的軍隊轟炸他們的城市使他們的婦女和兒童變成無家可歸的乞丐……如果你能說服這些受難者相信他們是享受你們的恩待而且最終能挽救他們的民族,那你就沒有必要來說服我們相信貴國的高尚願望了。」他質問道:「即算作為一個優等民族主義者,你怎麼可能認真地相信,那流血屍具堆積的大山以及那野蠻轟炸和焚燒城市所造成的你們兩國(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日益加闊的鴻溝,能容易使兩國人民永遠友好地攜起手來呢?」


泰戈爾駁斥了野口關於中國人善於宣傳的說法:「沒有比高尚和善良的行動更好地宣傳了」。對於野口希望泰戈爾變成和平使者寫信給蔣介石的請求,泰戈爾說:「如果侵略者不首先停止侵略,你怎麼能期待我去勸告蔣介石投降呢?」


在給野口再次回信的結尾,泰戈爾意味深長地說,「希望我所深愛的你們(日本)人民不能成功,但會悔過。」


也就在此時,泰戈爾接到日本一位老朋友的來信,邀請他再次訪日本。他回信坦言,「作為一個愚笨的理想主義者」,他真的心動,想在兩國之間「把仇恨的子彈從亞洲的身體中取出」,使「亞洲的心靈」停止出血。

泰戈爾與中國的抗戰往事



泰戈爾告訴這位日本的老朋友,雖然自己身體狀況不宜於長途旅行,他卻有意擔負起兩國之間的和平使者的責任。但是卻有兩點使他猶豫。第一是日本的軍事統治不一定給他應有的自由活動,第二是他不願意在那種時候去日本作友好訪問因而引起嚴重的誤會。在那封信中泰翁深情地表達了他的無奈:「你是知道的,我對日本人民有真正的感情,當我去懷著痛苦的心情看著日本群眾被他們的統治者運送到鄰國去延續非人道的行動而使他們在人類歷史上遺臭萬年的情景,那我會受不了的。」


日本方面希望泰戈爾訪問日本,因為泰戈爾對日本和日本人民都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因為泰戈爾在世界,特別在印度,影響很大,以為可以在泰戈爾身上找到突破口。他們沒想到,泰戈爾把這幾封信公開發表,表明了他的立場。日本拉泰戈爾訪問的事,幾次都沒能成功,使日本對泰戈爾施加影響的圖謀落了空。


1939年8月,尼赫魯訪華之前路過加爾各答,順道探望住在加城的泰戈爾,泰戈爾勸尼赫魯在訪問中國以後再去訪問日本,叫日本人覺醒,不要熱衷於冒險而喪失民族靈魂。顯然,日本正在大舉入侵中國之時,泰戈爾這番建議帶有過於理想的色彩,根本無法實現,但泰戈爾反對侵略、呼喚正義與和平的強烈心聲,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的高大身影,卻永遠記載史冊,長留在中國人民心中,令人敬佩。文/ 傅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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