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宗教與君主：尼羅河水漲落的力量

（圖片來源於網路）

最近的研究表明經濟下滑會增加民主化的可能，然而縱觀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民主化並沒有跟隨經濟衝擊而來。至少從啟蒙時期以來，學者就把專制體制的歷史頑固性歸於宗教領袖與專制政府的結盟行動，包括斯密、馬克思、諾斯等思想家強調宗教領袖在決定製度均衡的重要性，但在何種程度上宗教領袖會揮舞政治權力大棒來影響政治體制變遷仍缺乏經驗研究。哈佛教授Chaney在Econometrica上發表的「Revolt on the Nile:Economic Shocks,Religion,and Political Power」一文中使用了12世紀至15世紀尼羅河水位數據對此問題進行了探討。他發現在尼羅河水位極高或極低的年份，伊斯蘭埃及最高層宗教領袖——首領法官（the head judge）會具有更大的政治權力，他們因擁有廣泛的公眾影響力而被君主請求控制暴亂、維護和平，此時他們更不可能被君主解僱或辭職，宗教建築的相對建造也會增加。

埃及被阿拉伯軍隊征服以後，許多民眾慢慢轉向伊斯蘭信仰。隨著伊斯蘭信眾的增加，伊斯蘭宗教領袖的政治權力也隨之增加，並成為依靠軍事奴隸支持的君主的政治權力的制衡。這一制度框架在公元1169年埃及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崛起時成形，並延續到現代。從1169年到奧斯曼（Ottoman）對埃及征服的16世紀早期，埃及最有影響力的宗教領袖是首領法官。他享有廣泛的影響力、能獲得大規模的公眾支持，是君主和民眾之間的中間人和調解人。毫無疑問，作為中間人的首領法官與君主經常在政策實施時存在衝突。比如，法官提倡伊斯蘭法的執行，反對未經同意和適當補償的徵收，支持對諸如酗酒、嫖娼等行為的禁止，主張修建宗教建築；然而君主卻試圖最小化上述伊斯蘭法執行效率，因為這些政策會極大地降低他可能得到的稅收、減少他可用的資源。當首領法官和君主在政策實施上有衝突時，首領法官更可能辭職或被解僱。首領法官有激勵不支持君主的徵收或其他對伊斯蘭法的違背，因為這樣他會獲得更多的公眾支持，因而可能在事後被重新任命。

眾所周知，埃及前現代的經濟活動極其依賴於尼羅河的水位活動。當尼羅河的年度水位顯著地高於或低於其最優水位時（即尼羅河衝擊），來年農業產出會極大地下跌。人們為了來年的糧食短缺而窖藏的行為會導致食品價格的大漲，這會引發搶劫商店的地方暴亂。歷史的證據表明，尼羅河的衝擊會從兩個渠道增加首領法官的政治權力。首先，沒有首領法官的協助，地方暴亂要成為大規模的起義是不可能的。由於尼羅河衝擊增加了公眾暴亂的可能性，首領法官控制暴亂不演化成威脅君主起義的能力就變得十分可貴。其次，尼羅河衝擊增加了埃及軍隊派系的衝突，此時首領法官的支持對君主的命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在尼羅河衝擊時，君主通常會請求首領法官幫忙維持和平，並增加對首領法官偏向政策的支持，相對地增加宗教建築的建造。

圖1：尼羅河水點陣圖

（頂端灰色的點表示法官替換，黑點表示尼羅河衝擊）

為了定量地驗證上述結論，作者利用了伊本·希賈齊（Ibn al-Hijazi (1470)）記錄的622年至1469年的尼羅河水位和伊本·哈賈爾（Ibn Hajar (1449)）記錄的641年到1438年的首領法官更換數據，並把兩者匹配起來，得到了一個可供量化分析的樣本。由於1169年之前首領法官的政治制衡權力還沒形成，而1425年後尼羅河衝擊又過於集中，因此作者以1169年到1425年作為下文分析的基準樣本。作者以去掉尼羅河水位線性趨勢後的最高5%或最低5%水位作為有尼羅河衝擊的關鍵解釋變數，以是否有首領法官更換作為被解釋變數，在考慮了可能的序列自相關後，發現尼羅河衝擊會顯著地降低首領法官替換的概率。通過控制尼羅河衝擊的滯後和提前效應後，發現尼羅河衝擊的影響只發生在衝擊的當年。基於同樣的設定，作者也發現相對於世俗建築如宮殿、城牆等，尼羅河的非正常水位會顯著地增加宗教建築的建造。這些結果表明尼羅河衝擊會顯著地增加首領法官的政治權力。

表1：尼羅河衝擊對法官替換率影響的描述統計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首領法官在尼羅河衝擊期間政治權力的增加呢？作者考察了可能的幾個渠道，包括尼羅河衝擊期間民眾宗教狂熱的增加、官員替代率的增加、外部戰爭以及暴亂的增加。利用埃及權威的編年史記載，作者發現在尼羅河衝擊期間宗教活動如私人或集體的祈禱並沒有增加反而是下降了，同時在尼羅河衝擊時除了信眾較多的伊斯蘭教派的首領法官更換率下降之外，其他教派法官的更換率並沒有顯著變化。這表明民眾的宗教狂熱和官員的總體更換率並不是導致首領法官更換率下降的原因。由於尼羅河衝擊時，與周邊政權戰爭的可能性上升了，因此作者將基準樣本期間與十字軍衝突作為外部戰爭的度量，發現尼羅河衝擊並沒有顯著增加與十字軍戰爭的頻率。然而，作者對國內暴亂的分析卻發現，在尼羅河衝擊時食品價格顯著地上升，社會騷亂也顯著地增加。因此，作者用食品價格作為暴亂的代理變數，用尼羅河衝擊作為食品價格的工具變數，兩階段回歸表明，食品價格會顯著地降低首領法官更換的可能性。這表明首領法官的協調能力和控制民眾的能力是其政治能力的重要來源。

由於歷史數據的限制，本文對機制探討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尼羅河衝擊增加了宗教領袖協調暴亂的可能性，從而增加了他們的政治影響力。然而，本文的結果表明經濟衝擊導致的政治權力平衡的改變並不一定會導致專制體制的垮台，相反宗教領袖有可能利用其公眾影響力而緩和衝突，以降低制度變遷的壓力。

文章來源：Eric Chaney ,2013,Revolt on the Nile: Economic Shocks, Religion and Political Power, Econometrica, Vol. 81, 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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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值主編：熊金武 責任編輯：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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