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義大利法西斯，告訴你德國法西斯是怎樣的物種

文史 06-23

庫爾齊奧·馬拉巴特（1898-1957），20世紀義大利最傳奇的作家之一。

親身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因發表不同政見遭受兩次牢獄之災。

1931年，他出版《政變術》，是第一本反對希特勒的著作，因此被開除法西斯黨黨籍，流放五年。而它最早的中國讀者之一是蔣介石。

二戰爆發時，馬拉巴特作為義大利《晚郵報》戰地記者，隨軍前往東線和北線戰場，寫成長達五百頁的巨著《完蛋》。

50年代，馬拉巴特加入意共，完成了從法西斯黨員到共產黨員的跨越。他曾於1956年訪問蘇聯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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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馬拉巴特在北京附近的長城

「因為您這隻眼睛裡還有一點點人性。」

這句話是誰說的？馬克·吐溫說的，蕭伯納說的，總之是某某經常出現在笑話里的智者說過，某個傲慢的上流人物問他：「我的兩隻眼裡有一隻是假的，你猜猜是哪一隻。」智者冷靜答道：「左眼。」大人物驚問：「你怎麼看出來的？」然後，智者就說了上面的這句punch line。

經典笑話一般沒有出處可尋，於是把punch line安在了被認為最適合說這句話的人頭上。不過，最近讀庫爾齊奧·馬拉巴特的小說《完蛋》，意外發現了這個笑話可能的最初來源。《完蛋》是一本1944年問世的奇特小說，其第十二章「玻璃眼」說到一件事：1941年秋的一個黃昏，一支德國軍隊路經烏克蘭波爾塔瓦的一個村莊，遭游擊隊襲擊，德國人立刻火力全開，在慘烈的交鋒中抓住一個年僅10歲的小游擊隊員。軍官猛然想到自己同樣10歲的兒子，心生惻隱，就問他：我的哪隻眼是玻璃的？答對了就放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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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馬拉巴特身穿阿爾卑斯山地軍的上尉軍服，以特派記者身份在歐洲東線戰場。

孩子得到一條生路，萬幸，但當笑話恢復了它原有的語境，它就不是一般的笑話，而是一個黑色故事。「世上也許有比瞎子更溫和的人，就是那些有玻璃眼的人」——書中的主角，也就是馬拉巴特本人說。

據他講，他在二戰爆發時在那不勒斯，目睹了第一次轟炸，後來去了蘇芬戰爭前線，見到了凍死在湖泊中的戰馬；據他講，他去過戰火紛飛的烏克蘭，也去過華沙，在那裡，他用冷酷的口吻跟波蘭國王弗朗克聊起隔離區的猶太人；據他講，他還去過摩爾達維亞的雅西，在德軍於1941年夏突襲蘇聯時，他在雅西城見證了一場大屠殺，殺戮的次日晨，一位王妃娉婷過市，那些正在剝屍體上的衣服的人們「紛紛中斷他們快活的工作，頻頻向馬車鞠躬。」

強調「據他講」，因為這些故事，有名有姓有地點有時間，又都是殘酷的實況，難以想像每一絲細節都是真實的。《完蛋》的風格是半夢半醒的，有點王爾德和鄧南遮式的頹廢；馬拉巴特寫出了很精彩的戰爭故事，但他的態度並非憤怒或悲憫，而是一種不合時宜的沉迷。

書中所寫的故事，每一個都像他的私生子

奇書只能奇人來寫。馬拉巴特這樣的作家，眼下不會再有，眼下的世界出一兩個隱居的高人（一旦被周知也就沒什麼高了）還行，再也出不了像他這種生於敏感的1898年，趕上兩次大戰和一系列小戰，渾身都是謎題的「國際主義戰士」。眼下的世界，就連間諜這行當都顯得過氣，不如一個雲南邊境的緝毒特警，而你看馬拉巴特，就連他的名字都波譎雲詭：出生時叫「蘇克特」，後來用外號「庫爾特·埃里希」闖世界，再後來，條頓色彩消去，他改叫「庫爾齊奧」——義大利人大致能認下這位同胞了。

你不可能知道，腸道里的蠕蟲度過了怎樣波譎雲詭的一生，不過，如果一個蠕蟲出來自述，你會信嗎？《完蛋》里的馬拉巴特，言語浮誇，個性紈絝，常常為自己的善於學習、能跟三教九流溝通而自矜，他對戰爭的態度，就像他的姓名那樣猶抱琵琶，讓人疑心他臆想狂。書中所寫的繪聲繪色的故事，每一個都像他的私生子，缺少名分，因為，既然連父親的名字都是假的，他繁殖後代的行為，似乎也就不會太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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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馬拉巴特在巴黎寓所的書桌前。

我們能確信的是，馬拉巴特是個脫離了法西斯的法西斯。我們常把法西斯和納粹、和德國拴在一起，似乎是同一個概念，實際上大謬不然。義大利法西斯同德國法西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完全不是一回事。德國法西斯具有「全民宗教」的特點，往上佔領有文化的上流社會，往下把草根一網打盡，義大利法西斯卻是純右派，是貴族精英圈子裡的遊戲，跟其他階級毫不相干。所以，有不少精英文人慕名追隨墨索里尼，後來退出時，被流放到亞平寧半島的南部或地中海海島上，例如著名詩人，比馬拉巴特小5歲的切薩雷·帕韋澤，就被流放到了那不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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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巴特被流放卡普里島時，他親自設計的別墅，1942年建成。

馬拉巴特也如此。在那不勒斯，他和一個坐擁美麗農莊和果園的友人談論著英軍的空襲。那友人把室內布置得如同童話里的世界，以此來安撫嚇壞了的孩子們；孩子們甚至在草叢裡撿到了被擊落的飛機的螺旋槳，更加相信，英國飛行員是來給他們送玩具的。

這算是「可愛的故事」，更多的是用冷酷的語調講述的可怕的故事，它們讓你相信，馬拉巴特仍是精神上的義大利法西斯，因為他喜歡戰爭，把參戰視為一種榮耀。小說一開始就描寫了蘇芬戰爭里被凍在湖裡的馬：「潔白得如同大理石的湖面上，矗立著成百上千的馬頭——它們似乎都被鋒利的斧頭整齊地砍過……駭人的白色火光還在它們瞪大的眼中閃爍。」馬拉巴特是把這作為令人心醉的「奇觀」來寫的，可見他的志趣所在。

能夠審這種恐怖美的人，必須忽略人的痛苦。俄國人的臉凍在了拉戈達湖裡，冰成了他們的面具；在華沙的歐羅巴咖啡館，幾個德國士兵瞪大眼睛，面容獃滯，瞳孔在奇妙地收縮放大，原來他們的眼皮都在嚴冬中的戰場上「像死皮一樣脫落了」。所以，米蘭·昆德拉在《相遇》一書中說：馬拉巴特的美學感覺如此強烈，使得敏感的讀者自動地將他筆下的畫面同歷史背景區分開來。他說，讀者必須始終記住，寫這部小說的與其說是一個認真的作家，不如說是一位詩人。

「我愛戰爭，就像每一個血統優良的男子一樣愛它」

有兩位文壇大家欣賞馬拉巴特。一個是昆德拉，另一個是加拿大的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兩人都是「智慧型」的，能夠寬待馬拉巴特的政治不正確，或者乾脆說，政治不正確根本就沒在他們掛慮的範圍之內。他們都清楚，馬拉巴特迷戀戰爭、折磨和死亡，是因為他有一種霍布斯主義式的信念：既然人活著就是在互相傷害，戰爭就是人一生避免不了的試煉。這是他最坦率、最赤裸裸的表態：

「他們說我什麼都行，但我愛戰爭，就像每一個血統優良的男子一樣愛它，每個健康的、勇敢而強壯的男人，每個不滿於人性及其各種缺陷的男人。」

這話非常勢利，非常不正確，充滿了臭名昭著的血統論色彩。然而，一個智慧型的讀者應該認識到，血統論並不只是法西斯的罪惡發明，正如極端民族主義也不是第三帝國的專利，在馬拉巴特的時代，各個民族都急著要表現自己的生機與活力，譴責其他民族的墮落。馬拉巴特曾在給墨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的一封信里說，希臘是個只有一半血統的民族，因為它被土耳其人奴役了好幾個世紀——對於一個深信活著不是虐人就是被虐的人而言，這種推理再正常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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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巴特的戎裝照

智慧型的讀者，能夠賞識馬拉巴特書中模稜兩可的是非觀，也能理解他那種「我親歷，我寫下」的心態。他喜歡提自己和達官顯貴、名人望族的交往，他把自己跟名流放到一起，前腳從前線下來，後腳就與他們並肩走在風光旖旎的私人園林中。他似乎也總能用戰爭故事來吸引女人。用cynicism來形容他是十分穩妥的，缺乏道德意識，不信世間有真正美好的東西，冷漠而孤傲。昆德拉說他創造了一個新的文學體裁——小說化的報道：馬拉巴特是一個跋扈的敘事人—主角，每個歷史場景他都要摻一腳，企圖獲得「主角」一詞在英文里的固有涵義——hero（英雄）。

《完蛋》里基本的歷史場景還是真實的，最起碼，書中的許多人物確有其人，且寫得讓你不容置疑：例如阿克塞·蒙特，瑞典作家，也是國王的貴賓，馬拉巴特寫他在卡普里島上的別墅里見到的此人：「他直挺挺地木然站著，綳著臉，肩披綠色大衣，一頂蹩腳帽子歪戴在蓬亂的頭上，狡黠靈活的眼睛隱在墨鏡後。這些給他增添了瞎子才有的神秘感和嚇人的威勢。」

在「禁城」一章中描述的第三帝國波蘭總督弗朗克是另一個實人，此人企圖把波蘭鍛造成斯拉夫野蠻人海洋里的一個「文明的孤島」，言談腔調很切此人身份。湖裡的冰馬，失去眼皮的眼球，德國人在華沙搞拳擊賽，這些都是真的。

「德國人力量的神秘不在骨骼和血液中，而是在制服里」

要說馬拉巴特最冷酷的一點，就是他儘管喜歡戰爭，但並不美化德國人，哪怕只是用反語。他剖析起德國人來，彷彿預見到了他們的「完蛋」：

「驅動德國人殘酷，做出最冷酷、最系統、最科學的殘酷行為的因素，就是害怕，就是對被壓迫者、非武裝者、弱者的害怕。……在德國人的傲慢和粗暴中，有一種甘願的墮落；在德國人無情的殘酷中，有一種自我貶低的需要；在德國人神秘的『害怕』中，有一種自卑的狂熱。」

這洞察不可謂不深刻。憑著書中對德國人的描寫，馬拉巴特也能從一個鄧南遮（義大利名作家，政治上親法西斯）式的頹廢文人搖身一變成為「反法西斯作家」。書中最給作者加分的一段，當然是跟一群德國人洗芬蘭蒸氣浴的故事：「他們的肉看上去像龍蝦肉，蒼白而緋紅，散發出微酸的甲殼動物的氣味。他們的胸部寬大，胸脯腫脹而又下垂。他們的臉嚴肅而又刻板——這是德國人的臉——跟他們赤裸的、發白而又鬆軟的四肢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失去了神秘，他們不再可怕。德國人力量的神秘不在他們的皮膚里，或者他們的骨骼和血液中，而是在他們的制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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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些話的馬拉巴特並沒有號召歐洲人奮起反抗的意思，他只是在做分析，你都可以懷疑這個場景純屬虛構，只是你不忍心，你的天性，加上你對二戰結局的了解，使你願意看到強者暴露出他們肉體凡胎的真相。洗到中途，一位迪特爾將軍舉手高喊「希特勒萬歲！」在場的裸體男人趕緊舉起手裡握著的白樺枝條鞭子——「這是桑拿浴中最傳統的部分」——響應。在一個低級形態的個人崇拜體制里，這種丑況既容易揣想，又讓人喜聞樂見。

德國人屠殺什麼人，就是害怕什麼人，而每一個強者都必然要走向他的對立面——類似這樣的洞見，反映出馬拉巴特還深得他的老前輩，寫《君主論》的尼科洛·馬基雅維里的思想精髓。這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法西斯，他喜歡戰爭，說穿了是因為唯恐天下不亂，樂於看到強弱的轉換。政治正確，對他來說太無聊。當德國人撤退時，「他們的殘酷變成了悲傷，勇敢成了絕望」——寫這些話的馬拉巴特，別提多得意了。

昆德拉說，馬拉巴特的每一本書都「聰慧耀眼」。我覺得這是一個骨子裡虛無的人，對另一個骨子裡虛無的人的相惜之語。他們都「知善惡」，但依然虛無，來世上走這一遭，向世人彰明是非的慾望，尚不及當一回智者的慾望那麼強烈：他們都寧願做那個靠聰明倖存的小男孩。

二戰結束後，馬拉巴特加入了義大利共產黨，1957年還連續訪蘇訪華，在中國的醫院裡治過癌症，回去不久即逝世。這真是遺憾了，我不相信這個擅長交際的冷酷才子會被一種意識形態所馴服，多給他二十年生命，紅色世界在他筆下會是怎樣的一番光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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