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以軍、吳明益和路內，誰是最會講故事的人？

2015年10月台灣文訊雜誌社主辦的「小說引力：華文互聯平台」，在台灣、上海、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六個地區，由作家、學者、編輯分別以票選、討論推薦的方式產生「2001-2015年華文長篇小說20部」，入選的有駱以軍的《西夏旅館》，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路內的《花街往事》，陳玉慧的《海神家族》，陳冠中的《建豐二年》等。2016年6月「小說引力」邀請入選作家在上海和台灣分別舉辦小說家交流座談會，主題是「故事、生活經驗與創作」。

本雅明在《說故事的人》中認為舊時代說故事的人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泛海通商遊歷四方的水手，另一種是安居耕種的農戶，「人們把講故事的人想像成遠方來客，但對家居者的故事同樣樂於傾聽。」但是這種劃分只不過是大致的分類，兩種類型的人會相互滲透和交融，「安居本土的工匠師和漂游四方的匠人在同一屋頂下合作，而每個師傅在本鄉鎮安家落戶之前也都當過浪跡四方的匠人。」

中國說故事的傳統，從唐代「說話」「俗講」、宋代「話本」演變為明清白話小說、彈詞、鼓書，如今最會講故事的人，會是小說作者嗎？

駱以軍：偷故事的人有惡魔的記憶

駱以軍，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台灣文化大學中文系講師，著有長篇《月球姓氏》《遣悲懷》《西夏旅館》等。

出席復旦大學的座談時，他穿著T恤，戴一副黑框眼鏡，襯得面色黝黑，看起來像個透著蒼莽之氣的西部大漢。他說自己是經驗匱乏者，自己沒有什麼故事，因此成了一個偷故事的人。

作家駱以軍（台灣）

十五年前，他正在寫長篇家族小說《月球姓氏》，其中一章叫做「夢裡尋夢」，是關於妻子的家族故事。他的妻子是澎湖人，在大陸避談鬼神的時候，那裡仍浸淫於小鬼、巫蠱之類巫術文明，這個故事就是關於令人驚奇的「巫鬼之術」。

當時，聯合報主編聯繫到駱以軍邀請他參加年輕作家專題，駱以軍正好有這篇「夢裡尋夢」適合發表，又覺得澎湖人，妻子的三舅一家，應該不會看到《聯合報》，就提供了這段故事。巧的是，三舅正好從澎湖監獄到台灣的桃園監獄來，從同鄉獄卒手中看到《聯合報》副刊。因為三舅不能分辨社會新聞和小說故事，對駱以軍在報紙上講述他「養小鬼」還有「岳母女婿不倫之事」非常生氣，電話打給駱以軍岳母，痛斥「你女婿是個狗仔，亂寫人家的事。」駱以軍也害怕自己觸犯澎湖人的族規，會被切手指、下跪之類的。

就在這時，駱以軍妻子的表弟，也就是三舅的大兒子，一個警官，打電話過來與她長聊，說，姐夫的故事，我看了三四十遍，這個故事讓我一下子就回到了當年，包括八九點時爸爸如何哭，媽媽怎麼被關在頂樓，還有阿嬤熬的草藥味道慢慢瀰漫，家中暗淡的氛圍全都回來了，只是有的事實差別讓我不能分辨到底他說的是真的，還是我回憶的是真的。比如姐夫寫阿嬤被我從二樓丟下來的冷凍豬心砸在胸口死了，但我記得，不是我殺死的阿嬤吧？她是慢慢老去然後死掉的吧。

這是第一位讀他單篇作品頻次最高、解讀最深入、影響最久遠的讀者，對他來說，表弟的「讚美」超出後來所有評論家的分析與評價。在他三十齣頭窮困潦倒之時，讓他看到寫小說的希望。因為表弟的話，讓他明白，如果寫小說的人是偷故事的人，偷故事的人反過來影響了發生故事的人本身，這已經不再是故事。而是「如同聚斯金德的《香水》，主人公葛奴乙由死去少女中萃取出的香水使無數人為之迷狂，這是惡魔的記憶。」

吳明益：寫小說要先把故事講出來

吳明益，現任台灣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著有長篇小說《複眼人》《單車失竊記》，短篇小說集《天橋上的魔術師》，散文集《迷蝶志》等。

他面龐儒雅，語調溫和，說起故事來節奏極好，懸念笑料一一展開，在衡山·和集的講話，是他在大陸第一次與讀者的見面會。

作家吳明益（台灣）

吳明益的小說是先講出來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他上課時一個禮拜講一個故事的合集，在此之前他都不知道這些故事具體如何發展；長篇小說《複眼人》中的部分故事也是先講在課堂上的，學生是第一批聽眾；故事講出來後，他再在暑假再將其轉換成文字。

這次也是，吳明益說了兩個故事，可能不久後就會變成文字。

第一個故事是他在旅途中碰到的。他在教創作課時經常帶學生外出，有次走到花蓮一條小溪的盡頭，突然天降大雨，他擔心危險，於是讓學生們停止前行。正在此時發現一排日佔時期的將軍府老房子，裡面陳列著一個觀者寥寥的中年婦女畫展，所畫的都是貧乏無聊的佛像。吳明益與這個中年婦女聊天，隱約能判斷出她當年風姿卓絕。雨停之後，因為實在沒人來看她的畫，中年婦女盛情挽留他，講起自己的經歷：她曾做過三十幾份工作，還開過酒家。

1970年時，她在花蓮的和平——如今東幹線上不到五百人的荒涼小鎮——開了一座四層樓的酒家，最多時有三十幾個小姐，她們當中有太魯閣人、柬埔寨人、日本人還有花蓮山地人。吳明益覺得驚訝，那麼一個小鎮，那麼多小姐，生意會好嗎？婦女說，和平小鎮的興起是由於當時台灣政策的變化，將水泥工業從高雄轉向花蓮，因此和平聚集來自十幾個國家的工程師還有數千位挖礦工人。吳明益想到，這樣的故事，這樣的結局，這是老天送給他的長篇嗎？要寫這個故事，他必須研究花蓮東部礦產開採史；他必須變身三十幾個來自不同地方的小姐。小說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從這個戴著一顆金牙的中年婦女在溪的盡頭做佛像展開始。

另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大哥的。他們家七個小孩，小時候在家養過老鷹，短篇集《天橋的魔術師》里就有樓頂放老鷹的故事。那其實不是他們童年的唯一一隻鷹，另外一隻鷹的故事發生在台北的永樂市場，就是電影《超體》里出現的陳舊市場。

高中時的大哥和夥伴們閑來無事逛永樂市場，發現那裡賣小老虎，他們非常想買一隻養在自家庭院里。但是一隻小老虎賣兩萬台幣，錢從何而來？大哥和幾個夥伴約定在一年之間，各自打工，分別賺三千塊。一年後，他們終於用各種方式攢齊了錢可以買老虎的時候，小老虎已經變成了大老虎，買不回來了。大哥只好用三千塊買了一隻老鷹。

1970年代末台灣有一條震驚世界的新聞：華西街上公開宰殺了一隻老虎，這也是台灣公開宰殺的最後一隻老虎。吳明益說，這是令人羞愧的消息，也代表著某個時代的過去。

吳明益想到，這隻老虎，可能就是當年哥哥想買的小老虎吧。這個故事從哪裡寫起？就從七個少年打算買老虎開始，一年中，他們如何因為工作和買老虎的夢想在繁華的1970年代的台北長成大人。至於這個故事的真假，以及老虎是不是那一隻，並不重要。

當然，吳明益的小說創作不是「說出來」就完成了，還要精於研究，他欣賞土耳其的奧爾罕·帕慕克「研究式」的寫作方式：能夠融入多樣的、不可能想像的別人的生活。在《睡眠的航線》里他讀歷史，去日本，探訪到三島由紀夫當伙房兵就是在他父親所在的部隊，從而將個人歷史與國家歷史魔幻地交迭；在《複眼人》里，他借了很多人類學的觀點來創建他的熱帶島嶼，創造島嶼的語言、求愛方式與世界觀；在創作《單車失竊記》時他收藏研究古董單車，擁有15輛老單車，還跟修車師傅學會了單車語言，甚至台灣歷史博物館現在做歷史單車展覽，都要問他借幾台；藉由這些小說，他建立起過去並不關心的知識體系。在上創作課時，他會讓同學們多多觀察研究，比如寫一個釣魚者，就要了解他用幾號線，怎麼釣魚；寫越南新娘，就要知道她每周花多少台幣打電話回越南。

路內，興高采烈地講述失望的時代

路內著有長篇小說「追隨三部曲」、《花街往事》《慈悲》等；短篇小說集《十七歲的輕騎兵》。《少年巴比倫》已出全球英文版，並被改編為電影。

他看起來不太像宣傳照片上的樣子，金絲眼鏡，利落的短髮，這身打扮更貼近廣告人的身份，大概跟他最近轉型做導演有關。

作家路內（上海）

路內寫作的重心在於他的個人經驗。他從1992年到1995年在蘇州的糖精廠做工人，那裡的生活充滿「魔幻和荒誕」的氣質，「如果在家燒菜不放糖，讓我走過去抖抖頭髮就可以。離很遠，就能感到嘴唇是甜的」。他把這三年的時光掰開了寫，讓自己的個人經驗呈現為小說。但這種呈現的真實性往往與評論界的看法有所偏差，「當我說，我寫的全是真的，他們說你有所誇張。當我說，我寫的都是假的，他們說，你寫的反映了那個時代。」

他講的故事來自《花街往事》，關於家族經驗，「是用興高采烈的手法講述一段非常失望的時代。」

第一個故事是父輩們在1967年的「武鬥」。「對於父親七個兄弟姐妹來說，到老了在桌上談論的，是最讓他們開心的1967年的夏天，在他們眼中，這根本不是歷史描述的民族悲劇或者政治災難。那個夏天，他們可以用硫酸融掉一座樓，英勇的四叔還把校長的腿打斷了。四叔和女同學去學校的圖書館偷書，從牆縫裡挖到砌進去的清朝印的《線裝本石頭記》。四叔和女同學分上下冊各自帶走，四叔回家看完了上冊，還想找有下冊的女同學交換時，才發現那個女同學已經在護城河邊被流彈打死了。四叔大概很喜歡那個女同學，他坐在河邊重機槍邊上，對河對岸打了一夏天的重機槍，根本打中不了誰，他只是想發泄一下。他們從來都興高采烈，他們不是惡人，也不覺得自己作了惡，他們仍然生活在我們身邊。」

第二個故事說的是會跳舞的父親。「父親很早就在百樂門學會了跳舞，但是國家在1957年禁止跳舞，父親也不敢透露自己會跳舞。直到80年代，國家開放跳舞，但已經沒人會跳舞了，工會俱樂部問誰會跳舞，只有父親會，因此他就開始教別人跳舞，學會的人再去教別人跳舞，影響到更多的人，因此跟父親學跳舞的人，大概足有五六千人。但是1987年前是不允許有營業舞廳的，跳舞時男的和女的要保持一肘的距離，太近了就是黃色舞蹈，太遠了卻是做早操，所以女性都穿著馬海毛毛衣跳舞，因為這樣無法測量距離。父親去人家家裡跳舞，當時這叫黑燈舞，是違法的。有天警察來抓人，父親逃走了，舉辦舞會的人卻被抓走了。兩個月後，國家開放跳舞了，但那個人還要等刑滿再釋放，因為他是在還有禁令的時候犯的事。」

「經驗有時不可說，小說家某種程度上總是保持沉默，因為講的不是個人的經驗，而是敘事人的經驗，敘事人總是擋在小說家前面，小說家總是患有莫名其妙的失語症。」路內用敘事學的觀點把敘事人和小說作者的身份區分開來，像是在故意割裂他的經驗與他所說的故事的關係，雖然個人經驗和家族經驗提供給他故事的基本素材，但他仍然希望自己是沉默的。

「說這都是我們家發生的故事是很low的，這麼說這個小說家就要完蛋。所以我有時說這都是我們家的事，有時說，有的也是我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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