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年九五，一生譯書，商務惠我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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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是商務印書館雙甲子大慶，謹表示熱烈的祝賀。承蒙我的摯友、商務原副總編輯徐式谷先生雅囑，要我寫點自己同商務的因緣，雖然年老體衰，而商務惠我良多，仍願欣然遵命奮筆。
記得從196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我參加翻譯的《古巴地理》以來，到2013年出版拙著《當代辭書過眼錄》，一共出版了我參加的八種譯著、兩種拙著，斷斷續續，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大體而言，可分為四部分記述。
一
在北京編譯社為商務譯書
我於1959年進北京編譯社工作。北京編譯社是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即市政府）所屬的事業單位，成立於1956年，社長由市人委副秘書長李續綱先生（曾留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兼任。社內譯才薈萃，文種眾多（有英、俄、日、德、法、捷克、波蘭等），主要任務是為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人民文學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多家中央級出版社翻譯書稿。商務印書館1957年恢復獨立建制後，承擔翻譯出版世界學術名著和出版中外語文辭書兩大任務，需要大量外語人力資源，遂同北京編譯社建立協作關係。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陳翰伯先生兼任北京編譯社總編輯，並派出高級編輯、翻譯家黃子祥先生到北京編譯社任總編室主任，主持管理和指導全社翻譯工作。
我在北京編譯社任俄文譯員，在譯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托譯的蘇聯大學課本《近代史》第二卷後，主要任務是主持蘇聯科學院主編的卷帙浩繁的《世界通史》（當時定為十卷，人民出版社托譯，以當時副牌三聯書店名義出版）的翻譯工作，先後承擔第六卷、第八卷、第九卷的校訂定稿工作，歷時數年。期間，也參加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兩部書——《古巴地理》和《近代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人名資料彙編》的翻譯工作。
先說《古巴地理》。1959年，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武裝起義取得勝利，建立了美洲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久，商務印書館即委託北京編譯社按照1960年俄譯本翻譯《古巴地理》一書。此書著者A.N.希門尼斯教授，是地理學家，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戰友，時任古巴科學院院長。任務緊急，北京編譯社領導便安排俄文譯員11人分章譯稿，指定我主持其事，制定體例，校審統稿。北京編譯社交稿後，商務編輯部非常慎重，又請多位譯者按1959年版西班牙文原著進行審校，並請著者提供書中500多幅插圖的照片製版。書於1962年11月出版，18開本，厚3厘米，布脊硬面精裝，在那個物資短缺的困難時期，是難得一見的豪華裝幀。接著，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古巴，從《人民日報》報道中得知，周揚把中文版《古巴地理》作為禮品贈送給菲德爾·卡斯特羅，北京翻譯社同仁讀到這則新聞，不勝喜悅。
我原來以為，這部出於眾手的書，通常是用「北京編譯社譯」署名的，想不到，全部翻譯者和校訂者在書上個個都載有名字。這是我第一次在譯著上署名，得到很大的精神鼓舞。尤其出人意料的是，《人民日報》不止一次登出方框（10cmx4.5cm）形的《古巴地理》圖書廣告，寫著「古巴地理，希門尼斯著，黃鴻森等譯，商務印書館出版，新華書店經售」字樣，還有內容說明和定價。我看到後，喜愧交集。喜的是，自己的名字居然上了全國第一大報，有朋友戲稱為「金榜題名」，不過在那個批判「一本書主義」的氣候中，我哪裡敢喜形於色，只是裝作淡然，竊竊自喜而已；愧的是，我雖然是此書的主要譯者，但工作畢竟是多位同仁共同努力的成果，未免有掠美之嫌，這是我當時關於權利義務關係的朦朧意識。改革開放時代我為商務做的幾種書，署名是符合我的勞動付出的。
再說《近代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人名資料彙編》。翻譯家黃子祥先生從北京編譯社回商務印書館之後就策劃並主持編纂這部書。選條範圍以近現代外國人文學科的思想家和學者為主，同時酌收社會活動家，以及與中國有關的軍人、外交家和傳教士。所收人物以卒年1870年為上限，共收7500人。資料選自《蘇聯大百科全書》（1950—1958），《不列顛百科全書》（1958），《大美百科全書》（1959，1961），美國《當代人物傳記》（1941-1954，1959），日本《大人名事典》（1953—1955）等六種書。這部《人名資料彙編》196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6開本精裝兩巨冊，共2727頁，736.8萬字，1980年重印。書上只署「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主編也未署名。《出版說明》說：「本書主要是北京編譯社翻譯的。」可以說，這部皇皇巨著，是商務印書館與北京編譯社協作的一大成果。我只為這部書譯校了分配下來的不到200個人物條目，出力不多，聊盡綿薄而已。
二
在改革開放時代為商務譯書
「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對我而言，除了十年，還「慣性作用」了一段時間。那些年，我不是挨批鬥，就是「修地球」。
我的工作單位北京編譯社在「文革」中於1968年撤銷。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我無單位可回，仍在北京門頭溝一家工廠勞動。
翻譯《神話辭典》。那時，國家出版事業已在復甦。原北京編譯社同事俞元開先生已應商務印書館之約，審校多卷集《社會主義思想史》。1977年冬，他得知商務從積稿中找出《神話辭典》半部譯稿，因「文革」中途停譯，希望有人續成其事。俞元開認為我是合適人選，就推薦了我。我按約定時日到了商務，承哲學編輯室主任高崧先生、政治編輯室主任駱靜蘭女士（高、駱兩位不久升任商務副總編輯）、《神話辭典》責任編輯陳兆福先生接見。他們了解了我的譯書經歷後，就交給我《神話辭典》原文和原譯稿，並提出三點要求：（一）續譯未譯部分；（二）校訂已譯部分；（三）負責統一定稿。
譯《神話辭典》首先遇到神話人物譯名問題。全書1300多條目，單是神話人物就佔1100多條，還有不列條而在釋文中出現的神話人物。神話人物的中譯名在翻譯界分歧嚴重。例如，希臘神話中的英雄Achilles的譯名，隨便記下的就有阿喀琉斯、阿基里斯、阿基琉斯、阿且里斯、阿戲留、阿溪里等。經了解，國內有兩家編譯出版機構，對希臘羅馬神話人物譯名統一最為重視。一為中央編譯局，採用解放前後一些影響較大的有關希臘羅馬神話出版物的譯名；二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採用古希臘文學翻譯家羅念生先生編製的《希臘拉丁專名譯音表》來統一出版物中神話人物的譯名。
經過反覆思考，我們決定採用羅氏《譯音表》拼寫神話人物的譯名作為第一譯名（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物的譯名保持一致），以中央編譯局的譯名作為第二譯名（同馬恩經典著作中的譯名保持一致）。原因有二。一者，我查過中央編譯局近十萬張人名卡片，馬恩著作中提到的希臘羅馬神話人物不到200個，如果一部分採用中央編譯局的譯名，另部分採用羅氏《譯音表》的譯名，全書譯名就會失去系統性。二者，羅氏《譯音表》用不同的漢字譯希臘拉丁語不同的音節，按照神話人物的中譯名大都可以反推出原文。
《神話辭典》原文為俄文，書中完全沒有其他文種的注釋。如按羅氏《譯音表》譯成漢字，就帶來另一個問題，首先要把神話人物的俄文名回譯（也就是還原為）希臘文或拉丁文。把神話人物俄文名回譯（即還原）為希臘拉丁文，大量神話人物的俄文名是不能由俄文字母轉寫的。例如酒神（希臘字母均用拉丁字母轉寫）Dionysus（狄俄倪索斯），俄文為Дионис，少了-us；春之神Thallo（塔洛），俄文為Фалло；馬人Pholus（福羅斯），俄文為Фол，可知Th和Ph均可譯成Ф。把神話人物俄文名回譯為希臘、拉丁文，實際上就是要一個個查出希臘拉丁文。回譯如果不肯下點功夫去查，就會有翻譯界近年發生的笑話：把孟子的英譯名Mencius，回譯成「孟修斯」；把蔣介石的英譯名Chiang Kai-shek回譯成「常凱申」。我利用工具書查出了1200多個神話人物的拉丁文名，但還有13個未能查出，寫信向羅念生教授求救，不到一星期，複信來了，問題得到圓滿解決。羅教授熱心獎掖後學，至今還感念不止。這樣我就在每個神話人物條頭註上拉丁文，在神話典故條頭註上英文，如「黃金時代」注Golden age；然後編成全書的「英（拉）漢條目索引」，從而擴大了應用功能，便利了通曉西文的讀者使用。
《神話辭典》於1985年出版，以後在1997年、2004年、2008年重印，共印9萬多冊；2015年又推出裝幀富麗的硬面精裝本。可見這是一部富有生命力的小型專科辭書。此書雖然是蘇聯時代的出版物，但是其中內容沒有受到當時意識形態的干擾。這個中譯本雖非暢銷書，但因有學術價值，才能細水長流地賡續印下去。
參加「漢譯名著」譯校工作。我譯《神話辭典》得到認可，商務副總編輯駱靜蘭女士即邀我參加「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以下簡稱「漢譯名著」）的政治學著作的譯校工作，我先後做了四種書：《歐文選集》第二卷（校訂），《聖西門學說釋義》（含譯），霍爾巴赫《自然政治論》（校訂），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校訂，此書由「灰皮書」升格為「漢譯名著」）。此外還有一本與此有關的《世界著名思想家評傳》，我也參加了翻譯和校訂。
《歐文選集》第二卷在「文革」前已經出版，編輯部認為質量不理想，要我為之校訂，並希望及早完成。我以期限迫促，就請原北京編譯社同事、譯藝精深的沈桂高先生合作完成。因為修改頻率頗高，在版本扉頁上署：「黃鴻森、沈桂高校」。此書1981年出版單行本，1984年出版「漢譯名著」本。
《聖西門學說釋義》為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聖西門的門徒巴札爾等所撰，為了早出書，商務約我參加。書於1986年列入「漢譯名著」出版，署「王永江、黃鴻森、李昭時譯」。
《自然政治論》為法國「百科全書派」哲學家霍爾巴赫所著，是翻譯家陳太先等譯，譯文甚佳，偶有疏失，略作補苴。陳太先在《後記》中說「承百科全書出版社黃鴻森同志細心校閱」表示感謝。書於1994年同時出版單行本和「漢譯名著」本。
《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是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俄國巴枯寧著，馬驤聰等譯。巴枯寧曾加入第一國際，因反對馬克思主義被開除。此書1982年作為「灰皮書」出版，內部發行。書前刊出批判性的《出版說明》之後，載有「本書譯稿曾承黃鴻森同志校閱全文」字樣。2013年，此書升格列入「漢譯名著」出版，原《出版說明》連同我的署名一起撤去，改用商務印書館編輯部2012年1月撰寫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出版說明》。商務把巴枯寧這部著作列入「漢譯名著」，是符合叢書宗旨的，我很贊成。我在1999年寫的一篇文章就認為巴枯寧是一種世界性思潮的代表人物。
讀書要知著書人。商務自己編纂的《世界著名思想家評傳》是一本配合「漢譯名著」出版的書，共收18位大思想家的評傳。我為此書翻譯了《康德評傳》《黑格爾評傳》，校訂了《阿奎那評傳》《邊沁評傳》《穆勒評傳》《尼采評傳》。書於1993年出版，如實署名。
我作為一個翻譯界老兵，商務待我甚厚，每有盛會，都必邀約。1984年我參加了在香山舉行的「商務印書館七年選題規劃座談會」，1992年參加了「商務印書館成立九十五周年紀念大會」，1997年參加了商務印書館百年大慶紀念活動，等等，不勝榮幸。
三
涉足語文辭書
1979年6月，我被調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直從事《中國大百科全書》編纂工作，案頭常置《現代漢語詞典》，除了請它解疑釋惑之外，我還用心探究語文辭書的編纂方法，以資借鏡。到21世紀初，就涉足語文辭書，參與了下述工作。
參與語文辭書質量檢查工作。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新聞出版總署為凈化辭書市場，舉辦了三次辭書質量檢查工作。第一次在2003年4月至10月，稱為「2003辭書專項質量檢查」，第二次是在2007年，第三次是在2009年10月至2010年5月舉行的，我都應邀參與其事。為了配合檢查工作，利用檢查工作發現的問題，我先後寫了《這樣的辭書，何必引進——評〈建宏成語義類辭典〉》《〈新華大字典〉篆書失宜》《吉林版〈中華現代漢語詞典〉若干釋義商榷》等批評文章，刊於《中國出版》等刊物，以期扶正祛邪。
擔任《現代漢語詞典》特約審讀員。新聞出版總署這幾次舉辦的辭書質量檢查，都是由中國辭書學會協助辦理的，而中國辭書學會的掛靠單位就是中國出版重鎮商務印書館。我因為參加辭書質量檢查工作，結識了不少語言文字學者、語文辭書專家、辭書編輯同行。承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厲兵研究員推薦，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聘我擔任《現代漢語詞典》特約審讀員。2005年1月，《現漢》第5版修訂工作完稿後，語言所詞典編輯室開始通讀校樣，也給我寄來60頁徵求意見。我置備使用《現漢》多年，得益良多，素知《現漢》編纂精審，心存敬佩。既然《現漢》不恥下問，我也就不揣淺陋，奉獻芻蕘之見。2011年冬天又參加了《現漢》第6版通讀校樣的工作。
《現漢》編者是虛懷若谷的，我深有體會，姑舉一例，《現漢》第4版「科舉」條釋文首句為：「從隋唐到清代的封建王朝分科考選文武官吏後備人員的制度。」我建議改為：「從隋唐至清代朝廷通過分科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並簡要說明修改理由，這個意見被第5版採納了。
關於語言所詞典編輯室向專家遞送《現漢》第5版校樣一事，《〈現代漢語詞典〉五十年》（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大事記」篇有如下記載：「（2005年）1月17日，詞典編輯室和商務印書館漢語編輯室開始通讀校樣，並給所內外70多位專家遞送校樣（其中包括所外語言學、辭書學專家22位，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專家22位），徵求其修改意見。」筆者認為這樣廣采博納，是一項值得稱道的學術活動。
《現漢》第5版在整理異形詞方面有一重要舉措，即將歷版的推薦詞形「惟一、惟有、惟獨、惟恐」改為非推薦詞形，而將非推薦詞形「唯一、唯有、唯獨、唯恐」改為推薦詞形。連類所及，成語也以「唯命是從、唯命是聽、唯利是圖」為推薦詞形，以「惟命是從、惟命是聽、惟利是圖」為非推薦詞形。《現漢》第5版跟歷版一樣只設「惟其、惟妙惟肖」條，表示這兩個詞不能以「唯」代「惟」。這是《現漢》編者提倡「唯、惟」二字有所分工，讓「唯」主要作副詞，承擔「只」義，讓「惟」主要作助詞，承擔加強語氣的任務。
《現漢》第5版出版後，有的論者對此持有異議，在《辭書研究》發表文章，認為「這種處理有欠妥當，勢必引起相關詞語使用的混亂」。為此，筆者遂在《辭書研究》2009年第6期發表《「唯、惟」議》一文，認為《現漢》第5版對「唯、惟」兩個條目的處理，是順應社會語言生活的發展趨勢，是繼續進行它一貫重視的異形詞整理和規範工作，是合適的。我替《現漢》當了一回義務辯護人。
《現漢》第6版問世後，我寫了書評《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刊於《中國辭書學報》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參加《現代漢語學習詞典》審稿工作。我參加了《現漢》第5版通讀校樣工作後，大概認為愚見還有點參考價值，時任商務副總編輯（現任總編輯）周洪波先生又約我參加《現代漢語學習詞典》通讀工作，寄來該書S部、T部各一部分清樣，附來「體例說明及讀稿注意事項」，這樣，我讀稿就有章可循了，並於2010年6月讀畢交卷。這部詞典商務印書館於同年8月出版，我收到了樣書，翻閱之餘，覺得此書最難得的是創新精神，具有不同於已有同類詞典的鮮明特色。它突出了時代特色、文化特色、語用特色、設立「注意」「辨析」「語彙」「知識窗」「插圖」等欄目都符合讀者益智的需求。腰封上寫著：「開創學生『學習詞典』之先河，開創漢語『牛津高階』之楷模。」全是務實之語。
我在讀稿中提出108條建議，大多為編者採納。例如「挺」條，我建議在釋義中加進近年出現的「支持」義。又如「天王星」條，它的公轉周期原稿為「80.1年」。我當過《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卷（1980）的編輯，順便一查，天王星的公轉周期為「84年」；又查《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2009）同名條，為「83.75年」；《辭海》（1999）為「84.01年」；《新華詞典》（2002）為「84.01年」；《現漢》（2005）為「約84年」。各家數字，小有出入，本書非專業辭書，建議採用「約84年」。
在《現代漢語學習詞典》的署名頁上，我的名字列在「審稿」欄內。這是我第一次在語文辭書上署名，既表示謝意，又感到慚愧，因為我對此書貢獻有限。
四
商務給我出了兩部著作
商務印書館近十年給我出了兩本文集：《文章病案》和《當代辭書過眼錄》，是我暮年一搏。
《文章病案》是一本評論近年出版物上語文錯失和知識舛誤的文集，收文81篇，凡26萬字，2006年出版，列入「語林漫步叢書」。
書緣上世紀90年代《新聞出版報》（2001年改名《中國新聞出版報》，2015年改名《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受國家新聞出版署委託，連續分批舉辦報紙編校質量評比活動，我也多次應邀擔任評委，得以了解當前報紙上語言文字應用情況，加上平素個人讀書筆記，於是我便以匡謬正俗為內容，給《新聞出版報》寫了《讀報拾零》專欄，給《中華新聞報》（全國記協機關報）寫《報海求疵》專欄，並向語文刊物《語文建設》《咬文嚼字》，新聞刊物《傳媒》《新聞之友》等期刊投稿，以期對語言文字規範化有所裨補。
《文章病案》問世後，社會反應尚好。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田載今先生在《中國出版》寫了肯定的書評。香港作家協會主席黃仲鳴先生在香港《文匯報》發表《「文字醫生」的醫案》說：「看了這部書，很多人才知道自己的文章有病。」又說：
內地有一位資深編輯，年已耄耋矣，一生與文字打滾，他不是作家，也不是甚麼學者，到了晚年，深感中文的衰落，也不讓葉聖陶建立的「文章病院」專美於前，遂撰寫了一部《文章病案》，挑出報刊數以百計的毛病，草成文字，教誨病人，教誨一些自己患了甚麼病也不知的病人。
這位「文字醫生」名黃鴻森。
我跟黃仲鳴先生素昧平生，感謝他的熱情鼓勵。至於說「不讓葉聖陶建立的『文章病院』專美於前」，實在過譽了。葉聖陶先生是治文病的名醫國手，薄海同欽，我只不過是私淑葉氏，學點皮毛，沿著他指引的道路邁步而已，焉敢分享大師的美名！這本書得到香港作家的好評，得益於商務印書館這塊金字招牌，商務出版物在香港素有崇高的聲譽。
至於《當代辭書過眼錄》一書，則是改革開放時代出版的一些辭書的評論文集，討論的對象主要是30年來出版的百科全書和語文辭書，共收文章34篇，2013年出版。
十分幸運，中國百科全書事業剛剛起步，我就在1979年6月進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立即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首卷《天文學》的編輯工作。其時，出版社總編輯姜椿芳先生、副總編輯閻明復先生號召百科同仁，除了編好百科全書，行有餘力，還要探討百科全書編纂理論，總結百科全書編纂實踐，評介中外百科全書，希望大家及時動筆，社裡已在籌辦內刊《探討》作為交流園地，也可投寄其他報刊。這樣，我就響應號召試筆，以編輯《天文學》卷的點滴心得，寫了《百科全書的定義和定性敘述》，蒙姜椿芳總編輯的推薦，刊佈於《辭書研究》1980年第4輯，這是我寫百科全書研究文章的開端。以後凡是我參加編輯的學科卷一問世，我就撰寫評介文章，因為每個學科卷都是該學科泰斗級人物主持編纂的，書既面世，理應廣為人知。這些都是我的職務之作。
至於收入這本書的關於語文辭書的文章，主要是因為參加辭書質量檢查工作得到素材而執筆的，上文已經說過，不贅。
我衷心感謝商務印書館的援手和支持，具體說來，不能忘記三位副總編輯的鼎力相助。
黨中央粉碎「四人幫」後不久，我還在北京郊區勞動，干「深挖洞」的活，商務兩位副總編輯高崧先生和駱靜蘭女士就約我譯校《神話辭典》和《歐文選集》。接著館方又出面向我所在單位的上級——北京市門頭溝區革命委員會借調我譯書，商務政治編輯室主任陳森先生在盛夏酷暑中奔走辦成此事。這樣，我就有一年時間「全職」譯書（我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以後則是業餘譯書），基本上完成兩部書的譯校任務。在我處於困境之中，商務向我伸出援助之手，並賦予譯校世界名著的重任，真令人感激莫名。
到了21世紀，商務出版了我的兩本著作《文章病案》和《當代辭書過眼錄》，都是得到時任副總編輯周洪波先生的大力支持。前一本是投稿得到他的同意而順利出版，後一本是出於他的熱情組稿而成書問世。
如果說高崧、駱靜蘭兩位先生是為我雪中送炭的話，那麼，周洪波先生就是為我錦上添花了，因為出書時我已經離休，生活在北京安度晚年。
（作者為全國術語標準化技術委員會辭書編纂委員會委員，文章標題為中華讀書報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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