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發動十年內戰成就了毛澤東的軍事家之路！

摘要：毛澤東從不認為自己是天生的軍事家，再三申明自己的軍事才能來自於戰爭實踐的鍛煉。紅軍時期，在毛澤東軍事經歷中有著特殊意義。從領導秋收起義開始，他堅持用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的方法，不斷地從勝仗和敗仗中汲取經驗教訓，並將戰爭實踐上升到理論高度，認識和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從一個不會打仗的教書先生，成長為受到全軍上下信賴和擁戴的統帥。作為一個從中國革命戰爭走出來的戰爭藝術大師，毛澤東的軍事家之路有著鮮明的實踐特色。

毛澤東是舉世公認的戰爭藝術大師，他的名字是與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曾多次談起過自己的軍事經歷。他說，自己是個當小學教員的人，搞過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根本沒有準備打仗，也沒進過什麼軍事學校。是因為敵人要抓、要殺而被迫上山打仗的。開始時自己並不會打仗，於是向蔣介石學，向敵人學，從沒有打仗的決心到有了打仗的決心，從不會打仗到學會了打仗。

他還表示，自己從不會打仗到學會打仗，用了十年的功夫。即使不計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的一生有22年是在戰爭中度過的，為何他如此看重土地革命戰爭的十年呢?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由於有了紅軍「十年血戰史」的經歷，通過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才對中國革命的特點與規律有了充分的認識，「才把這個戰爭問題比較適合情況地解決」。

毛澤東從一個布衣長衫的教書先生成長為叱吒風雲的傑出軍事家，一個真正掌握了戰爭制勝奧秘的戰略家，除了自身所具有的性格、心理、意志等方面的非凡素質，更重要的或者說決定性的因素是，他善於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爭實踐中鍛煉增長軍事指揮才能，潛心探尋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並自覺地運用戰爭規律指導作戰，實現了從戰爭的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跨越。

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戰爭特點和規律的認識與探索，是以大革命失敗後親身參加革命武裝鬥爭的實踐為起點的。毛澤東一再說過，自己上山打仗是被迫的。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所有工會、農會都被關了，逼得我們無路可走，只好上山打仗。

建黨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陳獨秀主導下的中共中央不懂得武裝鬥爭在中國的極端重要性，不去認真地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不去注重軍事的戰略和戰術的研究。北伐戰爭時，這種情況雖然有所改變，中共已開始了解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可仍不了解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於民眾運動。

於是，一旦國民黨新軍閥投向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陣營，向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揮起屠刀，手無寸鐵的後者幾無還手之力，付出了重大犧牲，革命形勢發生了逆轉。在全黨範圍內，毛澤東是較早認識到武裝鬥爭緊迫性的少數領導人之一。大革命失敗前夜，毛澤東就敏銳地預感到形勢將要發生重大變化，謀劃如何保存革命力量開展和武力反抗國民黨的問題。

1927年5月，長沙馬日事變發生後，毛澤東在武漢召集逃出來的湖南同志開會，號召大家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去，城市站不住就到農村去，山區的人上山，濱湖的人上船，拿起槍杆子進行鬥爭，武裝保衛革命。他判斷，馬日事變是上海事件(即四一二事變)的繼續，隨著而來的將有無數個馬日事變在全國發生。為此，他要求湖南各縣工農武裝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來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杆子對付槍杆子，不要再徘徊觀望。

在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他又提出，眼下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上山，二是投入到軍隊中去。「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他執筆起草了一個湘南暴動的計劃，要點是，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佔據五六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

對於臨時中央在廣東重建革命根據地的企圖，毛澤東持有不同看法，指出：大家不應只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眾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當前處在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在黨內有些人還在為國民黨的背叛和屠殺而束手無策之際，毛澤東已經清醒地意識到，武裝鬥爭將不可避免地到來，應該及早準備，就地展開革命戰爭，如局勢持續惡化，便退往山區，為將來的發展保存革命火種。也就是他後來所說的，自己所以上山，是因為革命失敗了，沒有別的出路。於是，就開動兩條腿，上山打游擊。

在此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八七會議確定了中共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毛澤東在會議上嚴辭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並著重指出了過去輕視軍隊、輕視軍事鬥爭的錯誤：「從前我們罵中山(即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杆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

在發言中，他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論斷。後來，他卻因此被指責為「槍杆子主義」。「那個時候，給我安了一個名字叫『槍杆子主義』，因為我說了一句『槍杆子裡頭出政權』。他們說政權哪裡是槍杆子裡頭出來的呢?馬克思沒有講過，書上沒有那麼一句現成的話，因此就說我犯了錯誤，就封我一個『槍杆子主義』。的確，馬克思沒有這麼講過，但是馬克思講過『武裝奪取政權』，我那個意思也就是武裝奪取政權，並不是講步槍、機關槍那裡頭就跑出一個政權來。」

八七會議後，主持臨時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毛澤東留在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婉拒了瞿秋白的好意，堅定地說：我不願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他抱定了從事武裝鬥爭的決心，接受中央指派前往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暴動。

在改組後的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強調，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不行，要有軍隊的幫助，否則就會歸於失敗。「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

他在代表省委寫給中央的信里，堅決主張秋收起義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而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對於中央要求在湖南全省分四個區域同時發動暴動的計劃，毛澤東認為是不切實際的，主張縮小暴動範圍。省委幾經討論，最後決定改以長沙為中心，包括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七縣地區，同時發動秋收起義。

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部隊的三個團分別由修水、銅鼓、安源開始行動。因敵強我弱，各支部隊相繼受挫。毛澤東下令放棄進攻長沙的計劃，各路起義軍向瀏陽文家市集中。

在文家市前委會議上，毛澤東否定了繼續攻打長沙的意見，提出部隊轉向山區和農村，在農村中發動群眾，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堅持武裝鬥爭。會議作出了起義部隊進入羅霄山脈中段的決策。

毛澤東解釋說，羅霄山脈中段是湘贛兩省的結合部，兩省軍閥有矛盾，各保其實力，我們有迴旋餘地。中國政治不統一，經濟發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們要找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次日的全體大會上，他又對官兵們說：原計劃要去打長沙，大家也想進長沙，可是目前長沙那樣的大城市，還不是我們蹲的地方。我們要到敵人管不到的地方去，到鄉下去，到山上去。在鄉下和農民一起去進行土地革命。

到達永新三灣，毛澤東對起義部隊進行了改編，確定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保證了黨對部隊的領導。10月，部隊到達寧岡古城，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會議，對秋收起義以來的經驗教訓作出初步總結，決定部隊不再繼續向南尋找轉移至廣東的南昌起義隊伍，而是留在井岡山創造根據地。隨後，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先後進駐茅坪和茨坪，開始在井岡山地區創建中國農村的第一塊紅色根據地。

大革命失敗，是毛澤東投身革命後面對的第一個嚴峻時刻。經過短暫的迷惘彷徨，他很快就從危局中找到了出路和對策，做出了正確的歷史抉擇。汲取大革命失敗的深刻教訓，他提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

這個主張的核心，就是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發動工農，武裝工農，組織革命軍隊，通過革命戰爭戰勝國民黨反動派，最終奪取政權。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裡，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更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槍杆子里出政權，槍杆子里出一切，這是已為歷史充分證明的真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必然要求，「上山」則是革命低潮中保存力量的高明策略。一般說來，山區是敵人統治相對薄弱的環節，那裡有支持革命的廣大農民群眾，群眾基礎好，山上地形險要，有險可守，有地可據。

因此，毛澤東不贊成在中心城市與敵人硬碰硬，主張把退卻方向選在廣大鄉村和山區，在那裡就地堅持鬥爭，為將來的發展準備條件。引兵井岡是秋收起義受挫後迫不得已的選擇，同時又從被動中爭取了最大的主動。毛澤東的「上山」策略與臨時中央的精神是相悖的，並因此被扣上了「槍杆子主義」、「軍事投機主義」的帽子，但他卻把握住了敵強我弱這個中國革命戰爭最基本的特點。

從領導秋收起義開始，毛澤東真正開始了自己的軍事生涯。當然，此時的毛澤東還只是一個剛剛步入戰爭之門的初學者，一個局部地區的黨的領導者，險惡的環境要求他優先考慮的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問題，還談不上從戰爭全局上認識和把戰爭的特點和規律。

可是，他畢竟已經置身於中國革命戰爭的必然王國之中，這個時期萌生出來的一些重要觀點，已經顯示了強烈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可貴的創造性，並在後來的實踐中不斷得到發展和深化，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核心理念。

「戰爭的經驗是特殊的。一切參加戰爭的人們，必須脫出尋常習慣，而習慣於戰爭，方能爭取戰爭的勝利。」這是毛澤東經歷了紅軍十年艱苦鬥爭後的切身感觸。從開闢井岡山根據地到第三次反「圍剿」作戰勝利的四五年間，毛澤東作為中共軍事鬥爭的主要領導者之一，在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實際鬥爭中，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接連的「進剿」、「會剿」和「圍剿」作戰中，不斷積累和豐富自己的戰爭經驗。同時，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和敵我力量對比，深入探索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與規律，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並總結出一套與這條道路相適應的戰略戰術原則。

確定以農村而不是以城市為革命的中心，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中共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而形成的重大理論成果。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則是這一理論的發端。

毛澤東認為，由於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白色政權包圍之中，小塊紅色政權是能夠長期存在和發展的。

一是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由於地方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新舊軍閥之間的矛盾和持續不斷的戰爭，給紅色政權以生存和發展的間隙；

二是第一次大革命對工農兵革命群眾的影響仍然存在；

三是中國革命形勢持續的向前發展；

四是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對紅色政權的支持；

五是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

除了這些對革命有利的一般的主觀和客觀條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連續粉碎敵人「進剿」、「會剿」不斷發展壯大，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湘贛邊界黨組織制定和實施了正確的政策。

這些政策包括：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布置長期鬥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等等。

這清楚地表明，毛澤東已經把中國國情作為指導戰爭和制定政策、策略的出發點。寫於1930年年初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作了進一步探索。

毛澤東指出，軍閥割據長期混戰，農民起義在全國發展，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紅軍、游擊隊和根據地的存在和發展，所有這些現象，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這個基本國情所決定的。

他對敵強我弱的形勢作了精闢分析，指出：革命的力量雖然弱，但反革命的力量也是相對的弱；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經削弱，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應著眼於其實質，既不可低估，也不應該被它表面的強大所嚇倒。隨著中國社會內部各種基本矛盾的日益加劇，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很快到來。文章中所闡述的土地革命、政權建設、武裝鬥爭三位一體的思想，構成了以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中心內容。

正確的戰略戰術，是戰爭規律和戰爭指導規律的反映，是軍事指揮員在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根據井岡山鬥爭和轉戰贛南閩西的作戰經驗，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紅軍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1928年1月，他根據萬安農軍的經驗，總結出「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進」的作戰原則，以後發展為游擊戰的基本戰術「十六字訣」。

早先，井岡山有個「山大王」朱大聾子，用「打圈子」的辦法對付官軍進剿，牽著官軍的鼻子滿山繞。毛澤東受到啟發，提出了「打圈子政策」。他說：我們既要會打仗，又要會打圈。敵人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所以，我們要退避三舍。你一退，敵人不知我們去向，就得重新調查。我們先領他兜幾個圈子，等他的弱點暴露出來，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乾淨利落，有所繳獲，就像做買賣一樣，賺錢就來，蝕本不幹。總之，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你來打我叫你們打不著，我來打你一定把你吃掉。這是對「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戰爭本質最為生動傳神的詮釋。

毛澤東代表紅四軍前委寫給中央的報告中充滿自信地說：「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與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的發展是一天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力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用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

從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蔣介石以絕對優勢兵力發動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三次大規模「圍剿」。毛澤東牢牢把握敵強我弱這個特點，靈活運用戰略戰術，促成強弱轉化，因勢利導，以少勝多，指揮根據地軍民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圍剿」。

第一次反「圍剿」前，毛澤東提出，紅軍應先向根據地內部退卻，依靠根據地人民的支持和有利的地形條件，發現和造成敵人的弱點，使兵力對比發生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變化，然後集中兵力實施反攻，各個殲滅敵人於運動之中。

「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不僅對第一次反「圍剿」作戰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第二次、第三次反「圍剿」作戰中也得到成功的運用，中央革命根據地得到空前的鞏固和發展。到第三次反「圍剿」作戰結束，全部紅軍的作戰原則就形成了。軍事原則的內容大大豐富起來，形式也有了許多改變，主要的是超越了從前的樸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十六字訣」。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戰爭除了受一般戰爭規律的制約，它還有自身的特殊規律。這些特殊規律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對戰爭指導者來說，能否正確認識和把握這些特殊的規律，直接決定著革命戰爭的成敗。多次指揮反「圍剿」作戰的實踐，使得他對「圍剿」與反「圍剿」長期的反覆的出現這個中國革命戰爭的基本形式及其內在規律性，有了更深切的把握。

然而，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人李立三錯誤地判斷形勢，以為已經逼近革命高潮，極可能轉變為全國革命的勝利與軍閥統治的最後死亡，要求全黨採取所謂的「積極進攻路線」，通過發動中心城市的總罷工和總暴動，奪取全國政權。紅軍的總任務，是要「向著主要城市與交通道路發展」，「與主要城市的武裝暴動配合，奪取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中央還制定了以奪取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主要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

1930年6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指示紅一軍團攻打南昌、九江。毛澤東沒有機械地執行中央指示，而是加以靈活變通。他與朱德率領紅一軍團主力繞行廣昌、興國，先取樟樹，攻佔牛行車站，隔贛江向南昌鳴槍示威，然後轉向安義、奉新一帶休整。

8月底9月初，紅一方面軍發起進攻長沙的作戰。毛澤東制定了誘敵出擊的作戰方針，指揮紅一方面軍圍攻長沙十餘日，但敵重兵固守，龜縮不出，紅軍兩度攻擊長沙未能奏效，毛澤東當機立斷，下令主動撤圍，轉至株洲、醴陵、萍鄉地區機動。

此時，有人主張再去打南昌、九江，中共長江局則要求回攻長沙。在總前委會議上，經毛澤東的耐心說服，長江局代表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攻克吉安後，總前委又決定停止執行攻打南昌、九江的計劃。假如不是毛澤東對立三路線的巧妙抵制，紅一方面軍將難以避免因進攻中心城市帶來的重大損失。

為何中央接連出現「左」傾冒險主義，在道路問題和軍事戰略上堅持錯誤的觀點和主張呢?毛澤東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認為，關鍵在於一些黨的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經驗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嚴重脫離中國的實際。

「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鬥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

為此，他鮮明地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論斷。在教條主義大行其道的歷史環境中，毛澤東的真知灼見充分顯示了他的過人之處。堅持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從現實的戰爭經驗中總結戰爭規律，制定軍事指導原則，這是毛澤東能夠指揮紅軍連打勝仗的根本原因。戰爭實踐的考驗，也極大地錘鍊和砥礪了毛澤東的統帥才能與氣質。

如果說在立三路線統治全黨時，毛澤東還只是對城市中心論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懷疑，隨著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艱苦性、長期性的體認，他愈發堅信，中國革命決非一兩次中心城市的暴動就可以完成，必須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不見容於在共產國際支持下上台的王明等教條主義者，他們推行了一條更加「左」傾的冒險主義路線，毛澤東本人也因此備受排斥和打擊。

毛澤東與王明路線在軍事戰略上的對立，突出地表現在對主要作戰方向的選擇上。為了實現所謂「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戰略，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多次提出奪取贛州、吉安、南昌、九江等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爭取革命在江西及其鄰近地區的首先勝利的計劃。紅一方面軍遵照中央的指令，於1932年進行了由攻打贛州開始的一系列進攻城市作戰。

贛州戰役歷時33天，不僅攻城未克，反倒招致重大傷亡。毛澤東起初就不同意進攻贛州，作戰失利後，他提出向贛東北方面發展，以求在贛江以東、閩浙沿海以西、長江以南、五嶺山脈以北的廣大區域創建蘇區、發展革命戰爭的戰略方針。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召開寧都會議，堅持進攻路線，堅持認為攻打贛州在戰略上是正確的。

毛澤東的主張則被斥之為「狹隘經驗論」、「純粹防禦路線」，誘敵深入方針被指為是「專去等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他本人也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臨時中央命令紅一方面軍分為兩部，一部在撫河、贛江之間地區作戰，一部入閩作戰，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取勝，進而奪取撫州、南昌等城市，實現革命在江西的首先勝利。「分離作戰」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反而使紅軍遭受很大損失，喪失了反「圍剿」的準備時間，給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造成被動局面。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軍事決策和指揮的錯誤。把持紅軍指揮權的博古、李德等人，無視敵強我弱的基本事實，迷信和盲從蘇聯紅軍正規作戰的經驗和方法，否定游擊戰和人民戰爭。過去歷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等作戰原則，統統被棄之不用。

在戰役的初始階段，博古、李德等先是採取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方針，指揮紅軍實行「全線出擊」，攻打敵人堅固設防的陣地和堡壘，「禦敵於國門之外」。屢遭敗績後，又聞敵色變，一變軍事冒險主義為軍事保守主義，實行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處處設防，節節防禦，幻想以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頂住敵人的攻勢。

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失守後，他們不採取措施保存紅軍有生力量，而是實行六路分兵，全線防禦，繼續同優勢之敵拼消耗。到1934年10月，主力紅軍和地方武裝損失慘重，中央革命根據地日益縮小，幾無迴旋餘地，在根據地內部粉碎敵人「圍剿」的可能完全喪失。紅一方面軍被迫退出蘇區，實行戰略轉移。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路線在黨內長達四年的統治，著重批判和糾正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毛澤東在會議發言中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等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他們以單純防禦代替決戰防禦，以陣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並以「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禦的軍事戰略。正是紅軍戰略戰術的錯誤，才使敵人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達到了目的。

遵義會議通過的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戰略，認為在目前的力量對比上敵人佔有絕對的優勢，中國國內戰爭不是一個短時期的戰爭，而是一個長期的持久的戰爭。紅軍的戰略應當是決戰防禦，而不是單純的防禦。在不利條件下，紅軍可以暫時退卻，保存有生力量，一旦條件有利時應立即轉入反攻。

決議重申了集中優勢兵力、運動戰、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等作戰原則。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用高度機動靈活的運動戰，率領中央紅軍跳出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他高超的指揮才能，在四渡赤水戰役中得到充分的施展。

到達陝北後，痛感教條主義嚴重危害的毛澤東，為了從理論上總結紅軍時期關於兩條軍事路線的大爭論，系統研究了哲學問題和軍事問題。他反覆閱讀了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蘇聯哲學家的有關著作，寫了許多批語和筆記。

如在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時就寫道：「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後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研究中國革命戰爭，「必須無例外的把捉與中國蘇維埃戰爭有關係的事實的總體，即革命戰爭的特點，而不是打中心城市與堡壘主義等個個獨立的事實」。

他還用極大的精力鑽研了古今中外的軍事學著作，曾多次致電在西安的葉劍英、劉鼎等，要求購買有關戰略和大兵團戰役方面的書籍。新中國成立後他對這一段的研究生活有過這樣的回憶：「後來到陝北，我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書看了，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那時看這些，是為了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1936年年底前後，紅軍大學邀請毛澤東講課，經過精心準備和深入思考，他在陝北的窯洞里寫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

此文的問世，表明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戰爭特點和規律的認識，已經完全超越經驗的層面，躍升到新的理論高度。

主要表現在：

其一，揭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

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戰爭主要有四個特點：中國是一個經歷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敵人的強大；紅軍的弱小；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

上述特點反映了中國社會所處的時代和社會性質，革命的性質和形式，敵我之間的力量對比等實際情況，這就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正是這些特點和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結，決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以根本規律為中心的全部規律。中國革命戰爭同時存在著兩個方面，「既有順利的條件，又有困難的條件。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

受這一規律的制約，紅軍有可能發展和戰勝敵人，但不可能很快發展和戰勝敵人，革命戰爭的必然發展趨勢是最終戰勝敵人。一個紅軍指揮員只有看清楚這一點，才會對革命戰爭的前途抱有必勝信念，同時又有立足於長期奮鬥的精神準備，不希圖押寶式的輕易到手的僥倖勝利。

其二，指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長期性和艱苦性。

立三路線也好，王明路線也好，就是閉眼不看中國革命是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發生和發展的客觀事實，錯誤地判斷形勢，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幻想通過中心城市的起義一夜之間取得全國政權，結果卻是把革命引入危境。

毛澤東恰恰相反，他把敵強我弱、敵大我小作為研究戰爭問題的根本出發點。依據敵強我弱的特點，從理論上回答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持久性問題。「因為反動勢力的雄厚，革命勢力是逐漸地生長的，這就規定了戰爭的持久性」。

「因為中國的反動勢力，是許多帝國主義支持的，國內革命勢力沒有聚積到足以突破內外敵人的主要陣地以前，國際革命勢力沒有打破和鉗制大部分國際反動勢力以前，我們的革命戰爭依然是持久的。」

其三，總結了紅軍的一整套戰略戰術指導原則。

紅軍在十年內戰中，創造出了一套自己獨特的戰略戰術。運用這些特殊的戰略戰術，紅軍不但沒有被國民黨軍消滅，反而不斷發展壯大。毛澤東對此進行了理論概括和總結，使其脫離了樸素性，形成了完整的戰略戰術體系。

概要說來，敵強我弱的特點，決定紅軍總的處於防禦，採取反「圍剿」的作戰樣式。但紅軍的防禦應當是積極防禦，而不是消極防禦。為了化敵為弱，變我為強，化被動為主動，就必須實行集中兵力，打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集中兵力，是在戰爭全局上敵大我小的條件下，在局部上實現敵我力量的強弱轉化，將敵對我戰略上的優勢，變為我對敵戰役或戰鬥上的優勢。

在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不與敵人拼消耗，「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力量的弱小，要求紅軍在作戰中迅速解決戰鬥，避免與敵人僵持粘滯，否則對於補充人員裝備，對準備下一階段戰鬥，對迴避強敵都是不利的。擊潰戰、消耗戰都難以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真正有意義的是殲滅戰。

毛澤東把打殲滅戰的辦法形象地稱之為「割指頭」，只有殲滅戰才能促進敵強我弱的戰略轉化，「只有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圍剿』和發展革命根據地」。這些作戰指導原則都是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反映，經過了十年內戰的實踐檢驗，並在後來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成為人民軍隊以弱勝強、以劣勝優的制勝法寶。

毛澤東一生讀寫不輟，留下為數眾多的文字，可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文稿格外珍視。後來，他一再談起這篇文章，將其作為自己學會軍事、學會打仗的一個標誌。「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里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

它「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文章對戰爭觀和戰爭規律的深刻闡述，對紅軍作戰經驗的科學總結，蘊含著深邃的哲學思想尤其是軍事辯證法思想，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奠基之作。

在毛澤東那裡，一向被統治者奉為妙算玄謀的兵戎大事，被揭去了神秘的外衣。他從不相信有什麼與生俱來的軍事天才，認為打仗是完全可以學會的。除了學習前人的戰爭經驗和軍事理論，「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只要用心學習，抓住一切機會、條件和可能去學，「不會的東西可以學會，不會打仗可以學會打仗」。他自己的紅軍十年，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這是一條有著鮮明實踐特色的軍事家成長之路。

實踐特色之一，是善於總結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

在從北伐戰爭到土地革命戰爭，中國革命的發展經歷了兩個大的起伏。在中共大力推動下，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順利推進，全國的共產黨員人數達到五六萬，工會、農會組織發展迅速，黨在軍隊中也有了一定勢力。

但由於陳獨秀忽視抓軍隊的領導權，革命的領導權尤其是軍事的領導權落到資產階級國民黨實權軍人手裡。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全國只剩下1萬黨員，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土地革命戰爭也曾取得很大的勝利，全國紅軍發展到30萬人，創造了大大小小十幾塊革命根據地。但是，黨中央先後發生的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給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

尤其是王明路線的統治危害巨大，使白區黨組織被破壞殆盡，南方主要革命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紅軍剩下不到3萬人。

這幾次大的錯誤，既包括政治路線的錯誤，也包括軍事路線的錯誤，使黨和紅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正是因為有了陳獨秀右傾錯誤的教訓，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十年內戰根據地縮小的教訓，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的兩次比較，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才認識了中國革命這個客觀世界。

實踐特色之二，是對前人或今人的軍事理論不迷信，不盲從。

毛澤東認為，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關於過去戰爭經驗的總結，是過去戰爭留下來的血的教訓，應該認真地去學習，從中汲取營養。

不過，那些前人已有的軍事理論，也應接受新的戰爭實踐的檢驗，吸收那些用得著的東西，拒絕那些用不著的東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東西。不要把那些現成的教程條令之類的東西，視作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反對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照抄照搬的教條主義的態度和做法。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戰爭和戰爭指導是有規律可循的，要想成為戰爭的行家裡手，掌握駕馭戰爭的本領，必須學會從紛繁複雜的戰爭現象入手，經過一番認真的分析綜合、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邏輯功夫，揭示其本質，把握其規律，再按照這些規律決定自己的行動、克服當前的敵人。要重視從戰爭實踐中學習，向自己的敵人學習。大量的直接的作戰經驗，主要是通過與當面敵人的較量獲取的。

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說過：教會了我打仗的，還是蔣介石。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是我的兩個教員。他們教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的書、列寧的書所教不會的。

實踐特色之三，是下大力氣做調查研究。

毫不誇張地說，毛澤東是黨和軍隊內最重視調查研究的領導人，在井岡山，在中央蘇區，他都親自做了大量調查研究。調查研究的方法也被毛澤東應用於作戰指揮。

他提出，作為一個軍隊指揮員，摸熟了自己的部隊(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其總體)的脾氣，又摸熟了敵人的部隊的脾氣，摸熟了一切和戰爭有關的其他的條件如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指導起作戰來才能比較地有把握，比較地能打勝仗。

指揮員正確的判斷和決心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偵察就是調查研究。毛澤東舉過這樣一個生動的例證。那是第二次反「圍剿」戰役之前，國民黨軍隊來了20萬人，紅一方面軍只有3萬人，敵眾我寡，方面軍首長對如何挫敗敵人「圍剿」感到棘手。

於是，毛澤東和彭德懷到了吉安、泰和、興國三縣交界的白雲山，在山上跑了一天，實地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毛澤東毅然決定，就選白雲山作為打第一仗的戰場。

他對彭德懷說：紅一軍團的四軍、三軍打正面，打兩路，你的紅三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一定會垮下去。果然，照此部署，紅一方面軍取得了富田戰鬥的勝利，在半個月中橫掃七百里，連打五個勝仗，粉碎了敵人的「圍剿」。「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

實踐特色之四，是既重視勝仗，更重視敗仗。

世上沒有所謂的「常勝將軍」，打敗仗是難免的。一個高明的軍事指揮員，應當學會從打過的勝仗和敗仗中總結經驗，不斷提高指揮藝術，做到打一仗進一步。毛澤東從不諱言自己打過敗仗。

他多次提到過的幾次敗仗都發生在紅軍時期，比如1930年的第二次攻打長沙戰鬥、第三次反「圍剿」中的高興圩戰鬥、1932年的南雄水口戰鬥、長征途中的土城戰鬥和茅台戰鬥，這些失利的戰役戰鬥都與敵情判斷和作戰指揮上的失誤有一定的關係。

毛澤東認為，這些敗仗對自己是很有益處、有幫助的，因為親身碰了釘子，受了教育。如第二次攻打長沙後，毛澤東專門給中央寫了報告，從未能在城防工事前消滅敵軍主力、缺乏攻堅作戰的裝備和技術、缺少長沙周圍群眾的配合等三個方面分析了失利原因。

就是那些打得不錯的勝仗，也要找出不足。如1930年10月進攻吉安的戰鬥、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反「圍剿」戰役，毛澤東在總結中分別指出了在戰前準備、作戰過程和戰後各個階段存在的問題。

這樣的總結分析，對於指揮員是非常重要的，它架起戰爭實踐和軍事理論之間的橋樑，是提高軍事素養和指揮才能的重要途徑。所以，打敗仗並不可怕。

「在十次戰役中，有七八次打勝，那就好，人民會原諒你的兩三次敗仗。在三次戰役中，至少要打勝兩次，人民才會原諒你的一次敗仗。如果打敗兩次，人民就不會原諒你。因為人民看到，跟著你走沒有好處，反而倒霉。」

戰場是最好的課堂，敵人是最好的老師。憑著從戰爭學習戰爭的堅韌毅力，憑著紅軍十年所積累的勝利和失敗的經驗，毛澤東由一個軍事上的門外漢成為傑出的紅軍統帥，在中國革命戰爭的舞台上導演出一幕幕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

「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毛澤東一句話，道盡了軍事上千變萬化的「運用之妙」的所有玄奧。史上有名的軍事家成長經歷各不相同，像毛澤東這樣被逼出來的軍事家，卻是少之又少的。

（來源：史學月刊；作者：於化民，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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