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間直樹：民國初梁啟超對日態度和日本知識界對華態度之變化

【編者按】

狹間直樹是著名中國近現代史學者，被譽為當代日本梁啟超研究、京都學派的領路人。狹間直樹2012年在日本在清華大學為「梁啟超紀念講座」發表系列講演，力圖通過精細的歷史文本比較分析，揭示梁啟超其人其思對於東亞近代文明形成和內部互動的意義，近日經整理結集出版，是為《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

本文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歷史學教授張勇對系列講座的評議，此次亦收入集中，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載。因篇幅較長，分為上、下兩部分發布，此為下篇，評議範圍涵蓋第四至第八講，分別探討《新民叢報》時期、「預備立憲」時代、民國初年的梁啟超，以及梁啟超與歷史學、《梁啟超年譜長編》的編輯與翻譯等問題。

《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書封。

四

在狹間先生看來，《新民叢報》時期，是梁啟超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他對中國文明範式的改變貢獻最多的時期。其根據就是他在《新民叢報》上陸續發表的《新民說》，而「實際上可以說，正是為了發表《新民說》才創辦了《新民叢報》」。

關於梁啟超的研究，《新民說》從來都是關注的重點。較之眾多的已有研究成果，竊以為狹間先生之於《新民說》的研究，其予人印象深刻者主要有以下兩點：第一，充分考察了《新民說》的日本「媒介」，即日本明治時期的知識和思想（尤其是有關西洋的知識和思想）對以《新民說》為代表的梁啟超「新民」思想的深刻影響；第二，準確地指出，冠以《新民說》的系列文章，並非是一個思想統一、邏輯一致的整體。就大端而言，以梁氏訪美（1903年3月至12月）為界，《新民說》的立論軸心發生了偏轉，所以，「儘管題目是同一個題目，但不能把《新民說》看作始終如一的作品」。

上述兩點創見，都是建立在對相關史料的細緻收集、排比和精密分析的基礎上的（詳見講稿，此處不列舉），而「細密」正是狹間先生《新民說》研究（也是其梁啟超研究）的最顯著的特點。據筆記，為第四講作「評論」時，我曾特別就狹間先生對「細節」的關注提請學生們注意，稱之為度人金針。當時列舉的事例有：其一，「中國之新民」筆名的使用情況。據狹間先生統計，梁啟超「中國之新民」這一筆名，除用於《新民說》的連載，迄《新民叢報》第72 期，還被用於除「小說」「文苑」欄目之外的如學說、學術、歷史、地理、傳記、政治、法律、生計、宗教、教育、時局欄目的文章的署名，共約169 篇（用其他署名的文章約130 篇）；《新民說》連載至第72 期，「不告而別」，此後「中國之新民」之署名亦不再使用。由此可以引申的認識，「中國之新民」的使用是有特殊用意的；就廣義而言，凡署「中國之新民」的文章，皆在「新民」學說的範疇之內。這對梁啟超「新民」思想的研究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提示。其二，關於《新民說》的版本問題。狹間先生特彆強調，《新民說》有多種版本，且情況複雜，故研究《新民說》不能僅據某一種版本。可以順便一說的是，狹間先生在第三講提到的《清議報》第4 冊的兩種版本的問題：通過比對，狹間先生髮現台灣成文書局影印的《清議報》第4冊，與北京中華書局影印版《清議報》第4冊，是兩個不同的版本，前者連載有《佳人奇遇》，後者則無，並於第5 冊登載的《佳人奇遇》中刪去了有關清廷殘暴的內容。由此則《革命逸史》所謂《清議報》曾因登載的《佳人奇遇》和《仁學》有反清內容，而被康有為下令「撕毀重印」的說法，得到證實。近代報刊也有「版本」問題，這一「發現」，唯心細如狹間先生者才能做到。其三，關於《新民叢報》的拼音問題。狹間先生注意到，《新民叢報》的封面上有字母Sein Min Choong Bou，似應為「新民叢報」的音譯，但拼法特別，故疑為是一種方言的發音。能注意到這樣的問題，可謂密察。

狹間先生有一個說法：第72 期之後的《新民叢報》已經不再是《新民說》時代的《新民叢報》了。第73 期的《新民叢報》開始連載署名「飲冰」的《開明專制論》，導致這一從「新民」到「新政」的轉變的原因在於梁啟超同「出洋考察憲政大臣」的接觸。而這就是狹間先生第五講的中心內容。

1906 年六七月間，身為清廷通緝要犯的梁啟超，經原時務學堂的舊友熊希齡居中牽線，秘密為清廷「出洋考察憲政大臣」端方等起草了以「立憲」為主旨的考察報告。此事的大端，早經各類材料提及，如《梁啟超年譜長編》中就對此事有所記述，並提供了一些相關材料。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是對此事的具體內容作了進一步的考訂。狹間先生在淺原達郎《端方傳》（1995）所作考辨的基礎上，補充論定收入端方《端忠敏公奏稿》的《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和《請改定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即為梁啟超所代擬，也就是同為考察大臣的戴鴻慈在日記中所記「定國是，改官制，審外交，設財政調查局，立中央女學院，凡五折」的前兩折。之後，夏曉虹教授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發現了包括戴鴻慈日記所記「凡五折」中後三折在內的一批梁啟超手稿，至此梁啟超「代擬憲政上奏」案被做成了鐵案。此外，狹間先生還由此考察了1906 年11 月梁啟超由東京移居神戶須磨一事，認為這正是代擬上奏所帶來的生活上的變化：為了便於秘密活動和充分利用代筆帶來的與載澤和端方等人的關係網（如與清駐神戶領事長富的聯繫）。這也是前人少有論及的問題。梁啟超在須磨的生活，一直持續到辛亥革命後歸國。

五

第六講的題目是「民國初年的梁啟超」。除了一般性地概述民國初年梁啟超的政治立場和政治生涯，狹間先生還以「函夏考文苑」為例，談到了梁任公在民初的文化地位。但這一講的重點卻是民國初年梁啟超對日本態度的轉變。

狹間先生指出，梁啟超流亡日本十四年，曾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善待，心存感激，稱之為「第二故鄉」；尤其是留居日本後，深受明治日本思想的影響，其自述曾以「腦質為之改易」「思想為之一變」相形容。舉例來說，梁啟超在《清議報》上大力宣講「民權」，稱「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並稱日本為「東方民權之先進國」，這不是說來日本以前梁啟超沒有談過「民權」，但是在諸如《變法通議》等重要文章中，「民權」沒有出現也是事實。兩相對比，可以知道梁啟超是受到日本現實的啟發，對國家發展與尊重民權的對應關係有了新的認識。在後來的《日本預備立憲時代之人民》中，他更主張學習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經驗，明確表示出要效仿日本自由党進行組黨活動的想法。 「民權」之外，他還屢屢稱讚日本的「武士道、大和魂」，以為可供中國人取法。總而言之，雖然他也曾有批評日本文明的言論，但其基本態度還是希望無論從制度上還是精神上都要學習日本。另外，狹間先生還注意到一個問題，即梁啟超很少提及《教育敕語》這一以明治天皇名義頒布並被神聖化的日本近代教育的綱領性文件，反之則對德皇威廉二世的《敕語》讚賞有加。顯然，狹間先生對此問題曾收集材料，作過研究，但尚未有滿意的答案。

民國初年，梁啟超卻由親日轉向了反日、憎日。首先導致其對日本的信任出現巨大動搖的是1915 年的「二十一條」。日本以武力威脅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的行徑，使梁啟超的日本觀受到深深的傷害，得出了日本文明迅速「退化」，「今之日本則昔之俄也」的結論。隨之而來的在「護國運動」中的經歷（由南下途中得到日本在華「官、軍、商、居留民、間諜、浪人」的全力保護，而感知日本欲滅亡中國之布置），更使他見識了日本的可怕。對此，梁啟超有這樣的回憶：「余在護國之役略前，腦海中絕無反日之種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覺日人之可愛可欽。護國一役以後，始驚訝發現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惡日』與『戒備日』之念，由微末種子培長滋大而布滿全腦。」

作為梁啟超對日態度轉向的比照，狹間先生還專辟一節介紹當時日本人尤其是知識界的對華態度。狹間先生指出，當時作為壓迫一方的日本人，其大多數不但對本國政府對鄰國採取的侵略政策甚為遲鈍，還認為那是理所應當的。在知識界，身為漢學家的內藤湖南是如此，後來成為大正民主主義旗手的吉野作造也是如此，他們都對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表示了完全的支持。

但是，狹間先生重點介紹的還是之後吉野作造對華態度的轉變：因接受撰寫中國革命史的委託，吉野開始深入了解正在進行的「護國運動」，他得出的結論是，以梁啟超、蔡鍔為核心領導的反袁運動，是愛國的「革命」運動，具有一種「活的精神」。這樣，僅僅一年之後，吉野就從「二十一條」的擁護者轉變為梁啟超等人「革命」運動的堅定支持者。而之所以能夠如此，狹間先生認為，是因為吉野作造具有如他自己所說的對待中國的「同情和尊敬」的基本精神。對此，我在課堂上曾感喟：狹間先生於吉野作造所謂「同情和尊敬」精神的三致意焉，應該不僅僅是在講歷史，「溫故知新」正是東亞傳統史學的精要所在。

接下來的第七講，有關梁啟超晚年的學術生涯，選取的是任公作為史學家的代表作《中國歷史研究法》，角度則仍與日本有關，即日本漢學重鎮之一的桑原騭藏對《中國歷史研究法》的書評。1922 年初《中國歷史研究法》出版，當年，桑原騭藏應邀在《支那學》第二卷十二號發表《讀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予以批評，該文的中文全譯首先連載於《現代評論》第二卷第49—50 期，時間已是1925 年。桑原騭藏對於任公書中的錯誤，指摘不稍假借，對於任公書中有關日本學術的貶斥性評述，譏刺惱怒之情更溢於言表。然而，狹間先生看重的卻是由二者（任公之書與桑原之評）表現出的中日兩國學人為建設「科學」的歷史學所作的努力。

狹間先生指出，無論是梁啟超還是桑原，都試圖把歷史學發展成「科學」。因此，桑原在書評中確實高度評價了梁啟超試圖改造（革新）《史記》以來中國史學傳統的嘗試。就大端而言，其一，將所謂歷史視為人類社會活動的總體，即可供現代國民資鑒的「國民發展史」，而非「一人一家之譜牒」；其二，認為歷史學不能僅限於對事情的敘述，而是一門要找出存在於事情與事情之間法則（梁啟超稱為「因果律」）的學問。桑原稱他在「不僅是史學，所有的支那學都必須在科學的基礎上重建」這一點上，與梁啟超的想法完全一致。而所謂「科學的研究」，就是要把「材料批判」和「比較討查」放在首要的位置。

鑒於桑原在書評中沒有展開關於史學的「科學研究」方面的討論，狹間先生特意將得到桑原認可的其師坪井九馬三的《史學研究法》拿來與梁啟超的觀點相比較，以求討論的深入。

通過比較可知，坪井九馬三和梁啟超都認為，儘管有立足基礎的不同，但並不妨礙史學可以像自然科學一樣成為「科學」，並且他們都致力於把史學改造成「科學」。雖然，他們兩者之間又存在一些微妙的不同。坪井認為史學的科學性（「可然程度」的判定）表現於對個別史實確實性的判斷及其集合；梁啟超則把努力的重點放在對整體全貌（「總相」）的把握上。因此狹間先生說：「在我看來，他們兩人雖然同在一個地平線上，但又包含著在方向上的不同。」

第七講「梁啟超與歷史學」還有一個副標題——「1920 年代東亞人文科學形成史的一個橫斷面」，其意在由具體的事例展示中日兩國史學「近代化」的共同經驗。至此，我似乎對狹間先生「梁啟超紀念講座」中所一再強調的「東亞」視角有了些許感悟：所謂「東亞」，就是連結中日兩國人民的強韌紐帶，就是我們共同經歷和擁有的那些東西。

狹間先生進行「梁啟超紀念講座」的那個學期，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還舉辦了一系列與梁任公有關的活動。其中之一為「『梁啟超與現代中國』講演周」。狹間先生講座的第八講「《梁啟超年譜長編》的編撰」，同時被安排為「講演周」的內容；受限於講演周的時間，所以實際上講座第八講的講授在先，第七講反而在後。

狹間先生之所以選擇《梁啟超年譜長編》為講題，想必與其參與了《梁啟超年譜長編》的日譯工作有關，而這又正是狹間先生此講中最引發興趣的內容。記狹間先生所說，《長編》的日譯，源起於島田虔次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持的共同研究班。島田先生研究班的選題是近代中國年譜的翻譯介紹，列入初選的是孫中山和梁啟超的年譜，而最後選定梁啟超年譜，則是接受了狹間的建議。研究班採取的應該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特有的「會讀」方式，每隔一周舉行一次讀書會，講讀《梁啟超年譜長編》的同時進行翻譯和注釋。迄島田先生去世，讀書會已進行一百餘次，但翻譯、注釋工作僅完成一半。之後，狹間直樹、井波陵一、森時彥、江田憲治等承擔了島田餘下的工作，2004 年，岩波書店出版了島田虔次編譯的《梁啟超年譜長編》五卷本。日譯本《長編》，就篇幅而言，已是中文本（上海《長編》本）的數倍，其最大的特點是多達3940 條的注釋，以及方便實用的《人名總索引》《中國人名表》（分別名、正名兩項）《文獻目錄》等。日譯本一出，就得到學術界的好評，並因其「具有中文各版所不具有的特殊的文獻價值」而被列為「梁啟超年譜長編」的重要版本之一。可以順便一說的是，狹間先生講學期間，清華國學研究院還為其聯繫、安排了參觀中華書局所藏《梁啟超年譜長編》第一稿（現傳世的所謂「初稿」已是經大量刪減的第二稿）的活動，我本欲陪同前往，卻因臨時有事未能隨行，也是一個遺憾。

關於狹間先生的講座，還可以說的是後來增加的課後「答疑和討論」。記得大概是第二講之後，狹間先生向我建議：每次講授安排的評議和學生提問時間，是否不要變成了他和我兩人的問題討論和對話；我的評議可以重點放在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他所講的內容，並把更多的時間留給學生提問；至於我們之間要討論的問題，包括學生們課上未盡的問題，可以在課後增加一個時間段，繼續解答和討論，參加者自願。對此建議，我欣然從命（並因此而偷懶，減少了每次「評議」的事先功課），這樣，從第三講開始，狹間先生的講座就新增了課後的答疑、討論環節。每次課後，我們會從歷史系的教室轉移到國學院的會議室，繼續進行大約一個小時的無拘束的「漫談」。狹間先生、他的翻譯高女士和我，是每次談話的常客，其他參加的同學和教師則不固定。若逢有劉東老師參加，談話結束後，多半會邀請大家一起去吃晚飯，他也總有好酒款待狹間先生。

每次「漫談」的話題並不限於課程及相關的問題，氣氛自由、輕鬆、融洽。可惜的是當時未作筆記，談話的具體內容大多已難以追憶。唯與之相關的一件事，讓我記憶深刻。一次，我偶爾問起Renaissance（文藝復興）一詞在日本的早期翻譯和使用的情況，狹間先生說，這個問題需要查閱一下相關材料。三天後，即周日的晚上，我外出回家後，看到了狹間先生髮來的電子郵件，說已經三次給我家打電話，都無人接聽，所以只好發電郵，為的是告知查閱Renaissance 的結果。先生告知：已聯繫京都的學者，查看幾種明治時期的辭典，據其記載情況，「文藝復興」一詞，大約是在1890年後成立的。……讀著先生的郵件，可以想見幾天來先生為此付出的辛勞。在記下此事的當下，我仍彷彿感覺到一縷春風拂面而來。

錄入編輯：朱凡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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