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運動史料」 1500萬字記錄上海工運輝煌篇章

這是一批珍貴的"上海工人運動史料"，現存於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它由1952－1958年間上海總工會成立的"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收集、研究和編纂，內容涉及解放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上海各行各業的工人運動，總字數約1500萬字，其中包含大量口述歷史。

難能可貴的是，這批史料雖然歷經滄桑，在數次搬遷中有所損耗缺失，但大部分得以完好保存。近期，部分重新編審整理後的史料將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影印出版。

時光荏苒，當年拿著紙和筆，走遍上海去訪問和記錄上海工人運動歷史的人們，不少已經離世，又生髮出一段值得追憶的歷史。所幸核心人物之一鄭慶聲老先生仍然健在，回憶往昔，老人記憶猶新，感慨萬千。

動員上海各行各業收集

1952年，上海總工會主席劉長勝以中共上海總工會黨組的名義向中共上海市委寫報告，建議成立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負責收集整理和編寫上海工人運動史。當時，鄭慶聲剛剛進入上海總工會研究室工作兩年，委員會成立後，他和許多同事一起轉入新成立的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辦公室。

"後來，許多人都中途調動工作，改了行；唯有沈以行、姜沛南和我三個人堅持到底，終生從事工運史研究事業。"

上海工人運動是一段光榮而輝煌的歷史，在黨的領導下，無論是風雨如磐的崢嶸歲月，還是民族存亡的危機之秋，或是兩種命運決戰的歷史關頭，都以一往無前的英勇氣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冊上書寫了壯麗篇章，亦成為中共黨史、特別是上海地方黨史的重要內容之一。

所以，收集上海工人運動史料成為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幾乎動員了上海各行各業的力量。鄭慶聲回憶，中共上海市委不僅專門發文，要求各級黨委協助工作，還在《解放日報》上刊登啟事，徵集各種有關工人運動史的書面資料，以及各種印章等實物。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接待的1922年上海金銀業工人俱樂部主任張人亞的弟弟。"鄭慶聲說。他送來一本中共二大的決議文件的小冊子，這是很寶貴的一件文物，在1958年工運史料委員會結束後，所有文物、資料統統搬到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現為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據來者說，這是在他們老家夾牆中找出的，張人亞後來離開上海參加革命，一直沒有音訊，希望幫助尋找。

"因為年代久遠，又缺少線索，我們一時亦難以尋找。"鄭慶聲說，但這個心結在前幾年終於得解。那年，一位老者前來尋訪已退休多年的鄭慶聲，他是張人亞的侄子，其父是張人亞的弟弟，即到史料委員會來捐贈中共二大小冊子的那位家屬。他說，父親離世前一再囑他設法尋找張人亞的下落，後來他在根據地出版的《紅色中華》報上看到了張人亞在福建根據地從事稅收工作時犧牲的消息。

"文物得以保存，張人亞的下落也已查明，這倒使我很感寬慰。"鄭慶聲感嘆道。

史料刊名集魯迅字而成

馬軍，是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主任，他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供職二十餘年，曾跟隨幾位老先生研究和撰寫上海工運史。這些用毛筆、鋼筆或圓珠筆工整地書寫，或刻蠟油印在毛邊紙或練習簿上的史料，已不同程度地老化破損，或生長了蟲蛀和黃斑，字跡褪色，但都被他當成寶貝收藏，未經他的許可，誰也不能擅動。

"國內來查閱的不少，國外也有研究上海工人運動的學者來過，看到老前輩們當年這麼精心、細緻採集的第一手成果，都非常欽佩，激動不已。"馬軍說。

從一本16開本的《上海工人運動歷史資料》內刊中可以看出，當年的工作人員不是單純地收集資料，還做出了初步的研究。700字左右一頁的刊物，有的文章長達35頁。在第一年裡，這樣的內刊共出版了4本。鄭慶聲記得封面的刊名還是從魯迅先生的手跡中找出拼湊而成。

第四冊是姜沛南執筆寫成的《四·一二事變的前前後後》。這篇文章是根據當時報紙上登載的資料整理而成。那時，正好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了內部刊物《黨史資料》，該刊派了一位名叫李藍天的工作人員來收集資料，他看到此文很感興趣，即拿去一本，後來在其《黨史資料》上發表，題目改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前前後後》，還寄來了一筆稿費。

"我們當時第一次拿到稿費，如何處理倒是十分為難。"鄭慶聲說。因為在自己刊物和中宣部的《黨史資料》上發表時，作者都是以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具名。後來決定取出一部分稿費製作了紫紅色絹面筆記本幾十本分發給工作人員，其餘部分則歸作者姜沛南所有。

鄭慶聲記得，當時還從中華書局圖書館借來1928年前的《民國日報》、《申報》等合訂本，由姜沛南等找出其中有關工運的文字，用紙條夾好圈出，又由史料委員會工作人員抄錄在方格稿紙上，因人手不夠，就由上總組織部從"五反"運動中發展的積極分子中挑選了五、六個人來抄寫，有徐承祖、韓國富、朱子儀、徐多祿等。現除徐承祖已過世外，其餘人都還健在。現在這些資料都還存在歷史研究所內，頗為珍貴。

他說，工運史料委員會委員中有位名叫許彥飛的，當時是《新聞報》經理，他組織報社裡的人將1937年抗戰爆發後至上海解放的《新聞報》上有關工運的資料全部找出，用該報自製的專用稿紙抄錄後送交工運史料委員會。

"此事工程浩大，我記得參加查閱抄寫這批資料的有嚴獨鶴等有名的報人，從報上抄摘有關工運的資料，亦是十分可貴的。"鄭慶聲說。

五十多年前已采口述歷史

"前幾年說收集口述史，其實五六十年前，我們已經在開始做這一工作了。"鄭慶聲說，當時組織訪問了許多參加三次起義的老工人，作家協會有些作家也一起參加了採訪。這些老人當時已五、六十歲，現在都已作古。"記得沈以行曾對我說過，當年，北京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副所長劉大年來滬與沈以行見面時，沈以行對他談起訪問老工人收集資料，劉大加稱讚，說他們的研究工作都是從書本上找資料，而不是找活人收集資料。"

上海書店出版社文史編輯室主任完顏紹元說，口述資料將列在第三批次出版，暫名為《大革命時期上海工運史口述資料》，總計近400篇。有《王梅卿口述》《薛兆聖口述》《朱英如口述》《鄭長山口述》《施小妹口述》《趙金英趙銀英口述》等，內容率皆出自口述人親歷親見親聞，相當豐富。

"比如《郭旦夫口述》內容有五四運動，1920年五一節，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五卅運動；《謝慶齋口述》內容有1925年商務印書館的二次罷工，先施、永安、南貨業、估衣業的罷工，上海總工會和全國總工會的活動，第一、第三次武裝起義和四一二政變，本人的獄中鬥爭；《孫詩圃口述》的內容有五卅運動的一些情況，商務印書館工會和黨的關係，第一、二、三次武裝起義和四一二政變，有關羅亦農、陳延年、趙世炎、何大同、章郁庵烈士的情況等。"完顏紹元說。

他特別提到，有些口述還保存了當時基層黨組織用於宣傳革命動員群眾的文藝形式，如《施小妹口述》中有《紀念列寧更調》(更調，民間小調名，又名"五更曲"或"嘆五更"，歌詞共五疊，自一更至五更遞轉詠唱)《十把扇子小唱》等，多為不見於文字記錄的口耳相傳，彌足珍貴。

像"天書"一樣的座談記錄

史料中保存有大量的訪談、座談記錄，有的還是用"天書"一樣的速記方法記錄。在一本簡陋的練習簿下部寫著"頤中煙廠第一次座談會記錄(速記)"，時間是1954年9月19日，記錄者是倪慧英(見題圖1)。1953年，劉長勝徵得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劉曉的同意後，決定成立幹事會，改變原來僅僅收集紙面資料的方式，由史料委員會人員出面聯絡現有產業部門舉辦座談會。約請當時參與鬥爭的人(幹部、老工人為主)來回憶、漫談，或作訪問談話，加以詳盡的記錄，再參考有關報刊資料，據此整理成草稿，經開會討論、反覆修整，最後撰成初稿。

這段工作持續了2年時間，大家忙得熱火朝天，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所以幾位核心人物在回憶錄中都有記述。鄭慶聲回憶:

"我們的做法是由這個單位的地下黨負責人開具名單，按不同時期分頭召開座談會，由專人負責記錄整理(史料委員會當時有速記員倪慧英和王天筠兩人)，並參考報紙記載和其他文字資料(查閱檔案等)進行編寫。由各系統地下黨負責人出面召集，人員比較集中，因各系統的地下黨員解放後均已分散在各個不同系統做領導工作，往往很難湊在一起，故一般均在星期天集中開會(當時沒有雙休日)，所以當時有些同志開玩笑說，我們這些禮拜天都貢獻給工運史料委員會了。"

沈以行在他的《50年代上海工運史料工作回顧》一文中也寫道:"整個過程的工作量很大，但有的卻進展迅速，例如在店職員方面，大約在半年內就寫出了海關、銀行、電訊、大百貨、銀錢業聯誼會、保險業、職業婦女俱樂部、德士古(石油)、醬園業、酒菜業、蟻社、華聯同樂會等12個方面的史料，共開會百餘次，參加者400餘人，執筆者60人，成稿40萬字。可以說是對店職員鬥爭史作了一次群眾性的總結。參加此項工作者有許多是利用了業餘時間和節假日。市政方面也有122人參加座談，開會45次，十餘人執筆，寫出了電力公司(楊樹浦發電廠)、英商電車、法商電車、電話公司等書稿。

從1954年2月起，經劉長勝同意，史料委員會在原定四個產業取得一定的經驗後，又開闢了機器、棉紡、捲煙三個方面的採訪，並選擇若干重點工廠加以布置，力圖就本廠範圍各寫一份職工運動的歷史材料。由此，直至1955年，即前後大約2年的時間裡，該會總共收集了7個方面的史料，召開座談會274次，參加者940人，訪問44人次，執筆者百餘人，成稿刊印27種，160餘萬字。由於經過座談互相印證核對，所以有很高的可靠性。1956年8月以後，根據我國十二年科學規劃的要求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編纂中國工人運動史的計劃，史料委員會又制訂了按歷史時期全面收集和整理的方針。"

幾十隻空木箱裝史料

鄭慶聲記得，1957年下半年，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還迎來了一批會講中國話的日本朋友，共五、六位。這批日本朋友到史料委員會來了以後，由沈以行給他們上課，講解上海工人運動的歷史。除了學習之外，他們還幫委員會做了一些工作，如他們看了訪問參加五卅運動、三次武裝起義老工人的談話記錄，就幫著在記錄前面作索引。這些日本朋友在工運史料委員會待了半年工夫，1958年上半年陸續回國。

其時，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的工作也接近尾聲。1958年，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在上海視察工作時，聽說上海市總工會內有個工運史料委員會很感興趣，便向上海市總工會的領導提出，把工運史料委員會併到全總工運史研究室去，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擱淺。

建國十周年時，市裡曾計劃在上海淮海路漁陽里東面拆掉一批沿街的房子，另建"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市委還成立了徵集委員會，由黨校副校長李佐長負責，集中了黨校、高等院校的一批人，加上工運史料委員會的人，組建成一個工作班子。

"工運史料委員會就此結束，準備搬家。"鄭慶聲回憶。當時商務印書館有個老工人叫孫詩圃，常來工運史料委員會走動，聽說委員會要搬家，還從茶葉進出口公司借給我們幾十隻裝茶葉出口的空木箱，裝了滿滿一卡車，運到黨校。但最後紀念館也不了了之。

"1960年底，市委宣傳部任命沈以行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主持日常工作，隨後又批准調姜沛南、徐同甫、倪慧英和我四人隨同沈以行到歷史所工作，並帶去了全部工運史料。這都是後話了。幸運的是我們始終保存好我們辛辛苦苦得來的勞動成果－－一大批珍貴的工運史料，今天能夠陸續呈現在廣大讀者面前，這使我們感到極大的安慰。"

－－鄭慶聲(《回憶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

（責編：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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