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雙相障礙的鬥爭史

心理導讀：一位優秀的女性，學業事業家庭都一切順利，未來看起來觸手可及。但不知道從哪一個具體的時間開始，她陷入了抑鬱的漩渦中……——www.iFuun.com

我最後一次看見原本的那個自己，那是我27歲時，住在波士頓。我在讀研究生，學業良好，擁有一群死黨，是個多產的作家。我嫁給了高中時的男友，剛剛生下第一個孩子。當時，我最美好的時光是夕陽西下，在佛羅里達的海灘邊輕輕搖晃著我的女兒；是晚上和丈夫一起跳上床，將雙腳搭在牆上，兩人說著話。未來看似有無限機會。

我無法找到一個特定的階段，跟人說，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抑鬱了。我的疾病是潛伏、漸進而又無情的。在讀高中時，抑鬱症在我身上進行過預演，有兩年時間，我整天全身上下穿的都是黑色系，眼圈塗著暗色的眼影粉，在學校的走廊里，我緊緊用身體頂著牆，希望這樣就沒人會注意到自己。但在那會兒，我還不覺得這種情況很嚴重。

五年里生了三個孩子導致的激素水平不平衡、完成博士論文的壓力，再加上情緒障礙症的遺傳易感性，導致我步入了從未體驗過的黑暗中。當然了，我沒有立刻意識到這一點。否認是層薄紗；而堅定的否認則是一劑鴉片。身邊的所有人看起來都跟我站在同一個自欺欺人的陣營里。我的家人會說，你就是壓力太大了。你要請人幫忙帶孩子，要把博士論文推後。

在我跟其他年輕的媽媽訴說自己累成一灘爛泥時，她們很理解地翻翻白眼，跟我說：「一點沒錯。」但她們並沒意識到，我疲憊得快要沒力氣推嬰兒車去公園，快要沒力氣問店員「幫寶適(Pampers)放在哪裡？」我換了一個又一個醫生想要尋找病因。查了貧血、低血糖和甲狀腺功能減退，結果都是陰性。

從孩子們身中汲取的快樂，現在與悲傷緊緊捆綁在一起。在聞著他們剛洗過的頭髮的芬芳時，我總會意識到冷峻的現實：他們不可能永遠生活在我的保護之下。在輕撫著他們的後背時，我總會在內心深處想像著他們的將來——學會虛偽，日漸尖刻——最終，他們將離我而去，最終，我將死去，而後，他們也將不可避免歸於塵土。

我也丟掉了好勝心。假如有同事讚賞我的智慧，我會在心裡暗自嘲諷他實在是太蠢了，竟然看不出我是個笨瓜。假如有人問我做什麼工作，我會說，「沒工作」——這樣一來，任何對談都會戛然而止。我完全忍受不了社交；一天晚上，丈夫和我開車參加一個派對，結果我半道就從車上跳了下來。

這時，我三十五六歲，三個孩子分別是八歲、五歲和三歲，雖然出現了這些情緒，但在事業上我卻一帆風順：讀完了地理學的博士學位，在麻省理工學院(MIT)擔任講師，完成了一學期的合講課程，我的論文冒險投給了一家頗受推崇的大學出版社，正在潤色階段。但是，在每個星期，總有好幾天晚上，我要開車去離家很近的一個水庫，坐在樹下，看著人們帶著狗狗從身邊跑過，想著要結束這一切。在參加詩人小組活動的路上，我會經過一家槍械店；待到時機成熟時，我清楚自己要去哪裡。

我的白天，從間斷打一兩個盹，漸漸發展到連綿不斷的長睡，中間只會偶爾醒一小會兒。我和丈夫並沒跟孩子們解釋，我這是因為抑鬱。「媽咪今天有點累，」我們會這樣跟他們說。在此一年前，或者更早，有一位心理治療師告訴我們，應該對孩子們說出實情。我們說：「可他們還是小孩子，能懂什麼呢？」「他們懂的，」她說。有一天，我們終於告訴了他們，大女兒抱著我問：「你們幹嘛要保守這個秘密？我還以為天下的媽媽都跟你一樣。」

在水庫邊逡巡了幾個星期後，自殺漸漸佔據了我全部的想法，我終於告訴丈夫自己的精神痛苦在加劇。第二天我就住院了。那是1989年6月。我們住在波士頓，但決定去芝加哥看病，找一位精神病藥理學家，我的父親也曾因抑鬱住院，就是在這位醫生的幫助下，父親重拾健康。計程車載著我慢慢駛離，我轉地頭，看到三個孩子的小手按在樓上一扇窗戶的紗窗上。就這樣，我的世界分崩離析。

精神病區的大門一扇扇在我身後緊鎖，在那一刻，我作為妻子、母親、老師和作家的身份全部被剝奪，取而代之的是病人、病室號和病情診斷。在未獲得許可的情況下，我不能打開冰箱門。如果處在自殺監護期，在上廁所前我需要先打報告。何時睡、何時醒、何時吃飯、何時參加集體活動，這一切都是別人說了算。在家時，我的日常生活緊緊和孩子們聯繫在一起，而現在，則完全圍繞著每天三次從電梯推進病區的餐盤發出的聲響。丈夫和孩子距我有千里之遙，我的恆星離我是那麼遙遠。我想念孩子們的氣味，想念當我打電話時，他們緊緊抱著我的雙腿時的情形。我把兒子的小毯子帶到了醫院裡，放在床上。我還記得睡覺時，他的一條腿搭在被子上，小腳從睡衣里鑽了出來。

當孩子們來看我時，我得把母性的那一面召喚出來，哪怕只是一個小時。我掙扎著去洗澡，換上一條幹凈的運動褲和一件新洗過的T恤，胡亂塗一層唇膏，好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個盜版的母親樣子。

我的醫生將我第一次住院當成是一次所謂的「大清洗」，在這個階段，他計劃撤下之前我吃的藥物，用幾種不同的組合方式讓我試著吃幾種新葯。多重用藥——一次服用多種藥物——讓人心生不安。我看到有報道說，百憂解(Prozac)會賦予一些病人全新的人格：更快樂、更輕鬆，甚至更輕佻。「你會把我變成什麼人？」我問醫生。

「我不會把你變成別人。你還會是你，只會變得快活點，」他說。

「我覺得自己根本就不會再有自我了。」

「我們會找到你的自我。」

我還是很警惕。「只要別把我變成桑迪·鄧肯(Sandy Duncan)就成。」

對自我的羞辱，有多少是由精神障礙症的癥狀造成，又有多少是因用來治療的藥物而起？有點自相矛盾的是，精神病藥物可導致焦慮、緊張、判斷力受損、狂躁、輕度躁狂、幻覺、人格解體、思覺失調和輕生念頭，而這些癥狀本來都是藥物應該治療的。在住院前，我每天的情緒可以從「壞」到「更壞」之間波動，每個階段都伴隨著深層次的感受。醫生開給我的第一種藥物是阿米替林(Elavil)，它在減少我的絕望感的同時，也讓我的其他各種感覺都變得遲鈍。我再也感受不到任何東西。就像是從衛星電視節目換成了一個無聊的有線頻道。

一些藥物影響了我的情緒，而另一些，尤其是情緒穩定劑，則將我原本活躍的思緒絞成了一堆爛泥，我變得呆若木雞——如果大腦也能淌口水，那麼我的大腦真的在滴滴嗒嗒地流著口水。對我來說，遣詞造句變得困難且緩慢。就好像大腦負責創造力的那部分的大門被鎖住了。清晰的思維、記憶力和注意力全部離我遠去。我在一點點消褪。

我想跟醫生們討論下正在消失的自我，而他們對這個話題卻沒多少可以說的。相比之下，他們反而更關注我是否能與別人進行目光交流，或者我的臉上能顯露多少情緒。他們監控我攝入的鋰鹽和皮質醇水平；他們讓我接受了一次腦部的核磁共振檢查。我做了次心電圖測試；曾暴露在全光譜燈的照射之下；也曾整晚不能睡覺，接受睡眠剝奪療法。護士們不斷草草寫下觀察結果；在藝術治療中我隨手寫下的字句被拿去反覆審讀。所有一切都在被詳細查看——除了我正在轉變的自我，以及我對失去自我的體會。

我現在的精神病醫生是拉什大學(Rush University)醫學中心的威廉·謝夫特納(William Scheftner)，他說，在治療患急性精神障礙的病人時，給我使用的治療方案很典型。在病人經歷一場心理危機的頂點時，首要目標是減少癥狀。這就意味著監控病人的睡眠模式、食慾及用藥反應——這不是思考哲學問題，比如他們是誰、他們將成為誰的時候。他告訴我：「醫生們根本不關於什麼自我，因為他們滿腦子都想的是病人的病情是否確實有所改善。」

1989年8月，經過近3個月的住院治療，我回到波士頓，與丈夫和孩子們重聚。和很多人一樣，孩子們錯誤地將「出院」當成是「痊癒」。「如果你情況沒有變好，他們為什麼要讓你出院呢？」女兒問。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得以出院的各種因素：看似不再對自己或他人構成威脅；能足以參與日常生活的事務——儘管參與度仍極低。我告訴女兒，痊癒並不是終點，而是過程。

樹木開始換上新顏。橡子紛紛墜落，像一枚枚小型炸彈那樣猝然裂開。我的車停在車道里；我的衣服掛在衣櫃里。可所有事物都讓我感覺格格不入、生疏奇異。「這幾個孩子是誰家的？」我心裡想：「他們的媽媽什麼時候能過來把他們接走？」沒有什麼地方比文法學校的車道更能讓我尖銳地體察到這種異樣的感覺。所有人都知道我「離開」了一陣子，也清楚原因。我很想模仿別的媽媽：她們之間無拘無束的友愛，她們的自信，還有她們大笑時將頭揚起的樣子。

萬聖前節後，鄰居們都在給南瓜刻上大大的眼睛和歪歪斜斜的牙齒，我的孩子們注意到，在我們家裡也發生了些嚇人的事情。我第一次輕度躁狂發作。醫生們因此得以確認，我不光得了抑鬱症——我得的病跟父親一樣，是乙型雙相障礙。跟甲型出現的狂躁不同，乙型雙相障礙是抑鬱和輕躁交替出現。狂躁的癥狀就好比同時訂購五架三角鋼琴，試圖收購西爾斯公司(Sears)，或者跟當地棒球隊的球員睡個遍。而輕躁是繫上了鏈子的狂躁，輕躁發作時，也許不至於像無法控制的狂躁症那樣帶來經濟上或人際關係上的災難，但給人的感覺仍像是一列脫軌的火車。

在那時，我殘存的自我已經開始習慣了那個抑鬱的自我——她情緒消沉，對生活幾乎失去控制力。而現在，一個新的自我駕到了。我好像是分裂成了三個人：一個是滿目瘡痍的自我，一個是抑鬱的自我，另一個是厚顏無恥的輕躁自我。先前的兩個自我甚至真的能聽到那個新闖來的人在咯咯笑著不斷長大。在她的控制下，我們每晚只睡兩小時。我們在凌晨3點給孩子們做便當盒。我們開始研讀美國醫學院入學考試課程(MCAT)，從未上過生物和化學課這一點好像並不重要。我們給久未聯繫的朋友打電話。輕躁的自我做出種種行為，比如天天約人吃午餐，毫無節制地購物，令殘存的自我和抑鬱的自我不斷辯解，「這真不是我們」，「我們不會做這種事情。」

我不再和丈夫共眠。整晚我都不睡覺，在筆記本上刷刷地寫著。我不眠不休，令兒子焦慮。他說：「我做了個惡夢。半夜你在樓下工作。在家裡其他人都在睡覺時，整幢房子倒了，砸在你身上。」

「噢，」我將他拉到懷裡，說：「確實是個惡夢呢。有人受傷了嗎？」

「沒有，不過幾隻貓咪險些就死了。」

每過幾周，我就得買些更小號的衣服。「媽咪，你怎麼了？」女兒問：「你在不停地縮水。」

輕躁在劇烈消耗著我的身心。醫生為了減緩輕躁癥狀，加大了我服用的鋰鹽劑量，結果我重新步上抑鬱的老路，在1990年元旦過後，重回芝加哥，重回深鎖的精神病區。幾星期後，孩子們來看我。我在會客室里見他們。我覺得身上的椅子好像在飄，四面牆好像摺疊了起來。兒子很興奮，他說：「我有一個科學發現！光線暗的地方沒有影子。」我想，他比我的醫生們要更能理解抑鬱的含義。沒過一會兒他問：「媽媽？」他的聲音離我彷彿有幾里遠。我往後一仰，睡著了。接下來的四個月，我沒有見過他們。

我的病歷顯示，在這年春天，我認為自己身處加拿大的一處火車站裡，覺得當時是1976年。我拖著裝滿毛巾的旅行箱在精神病區里四處走動，想要找到出發的站台。如果說我的自我已經被抑鬱糾纏，那麼，精神錯亂則成為最後一擊。我對界限的感受——在這一處我止步，而他人或外界進入——變得十分草率含糊，就好像一個小孩子在線格外塗塗抹抹。我不再視自己為人類；我把自己想像成一條掉在瀝青馬路上的黑色細麵條。一度我無法寫字講話。我固執地用鉛筆在日記里亂寫一氣——寫長長的一串字母T，或者是圖形文字，語言在正常與反常之間來回切換：「他們將會對他們產生牆裂的負面反應。我需要抓住……簡單來說——並且，設置一組新型住宅多形體的想法——外骨骼講會發展得更好。布雷普。」

我產生了幻覺。世界突然間可以被我一把抓住；現實成了一種可要可不要的選擇。白天，我會在窗外看到長方形的彩虹。周日上午，附近悠悠揚揚地傳來根本不存在的風琴音樂聲。讓-瓦朗索瓦·米勒(Jean-Fran？ois Millet)印刷畫上的農夫從畫框里走了出來，排著隊穿過牆面。

一些研究人員認為，在精神錯亂髮作時，人的自我雖然變得十分渺小，但依然存在。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社會醫學教授蘇·埃斯特羅夫(Sue Estroff)形容這「無非是你方唱罷我登台。在精神錯亂時，自我在節節敗退。」但她對我說，「你的自我仍沒有離開。」我不這麼看。假如我當時能出得了門，我肯定會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影子。

到了這年夏初，精神錯亂症終於結束了它的旅程，我的思維重新清晰起來。孩子們來探視了。他們把我從沙發上拽下來，拖到地板上。我們在一起又是大笑又是痛哭。我感覺到某種原始的情緒冒出頭來。

這年夏末，我恢復到足以出院的程度，全家人決定搬到芝加哥地區，這樣我能繼續得到信任的醫生——他既是我父親也是我的醫生——的幫助，也能離家人更近一點。但在搬進新家七個月後，我又一次入院。在接下來那半年裡，我又反覆出入醫院兩次。最後一次出院，是1991年8月，這時我已經38歲。我雖然再也沒有自毀的想法，但這算不上重振自我，更準確的說法是我得到了拯救。

對我來說，照顧三個孩子、打理一個家，好像是無比艱巨的任務。我和丈夫意識到，我們需要一個全職管家。我們找到了一位極好的女士，她完全明白自己該做什麼：做飯、打掃衛生，同時擔任代理媽媽。我確實對她的幫助心懷感激，但同時也覺得自己的角色被僭越了。

我仍然每周去門診看一次病。但我鬥志消沉，沒感覺自己的病情有什麼變化。我問醫生，為什麼他能治好我的爸爸，將他每天要吃的鋰劑減到三片，而我卻試了大概100種不同的藥物組合和劑量搭配（當中包括各類抗抑鬱葯，比如單胺氧化酶抑制劑、三環，後來則試了選擇性5羥色胺再吸收抑制劑）。他說：「這是因為你爸爸是輛福特車。你是輛法拉利。」我分不清這句話是恭維還是冒犯。

出院後的頭幾年，我有很長時間是在離家不遠的密歇根湖岸邊度過的。我在湖濱收集了上千枚石頭，將它們按大小、顏色、形狀和重量分門別類。沒過多久，這些石頭就裝滿了十幾個鞋盒。有時，我會跟碼頭上那些捕撈胡瓜魚的俄羅斯漁夫聊天；也有些時候，我會跟一些老太太們一起散步，幫她們尋找海玻璃。每天下午我要睡三個小時午覺，我盡量記得上鬧鐘，這樣孩子們放學回家時，能看到我醒著。但很多時候，他們只會看見一扇緊閉的卧室大門。

1995年，我開始覺察到細微的變化。我吃的還是一樣的葯。我還會去看我爸爸的醫生。我依然從家人、從丈夫那裡得到同樣的支持，一次，我出去玩了一天，回家時看到丈夫在從車道到房子的那條小徑上種滿了我最喜歡的三色堇。他為我編織了一個牢固的繭，加上時間的幫助，終於令我的自我重新成長。我可以感覺到自我重新佔據身心。

我開始能履行更多的母親職責：幫孩子們做功課，開車送他們去上鋼琴課，做脆米花給他們帶到學校吃——雖然這是史上最難吃的脆米花。管家仍然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幫助，但她的角色越來越像是安全網，而不是孩子們最主要的養育者。我最喜歡的事情之一是開車載著孩子們，一路唱著老歌，努力回答他們的問題：「太陽會不會掉到地球上？」「最早的那輛汽車現在在哪裡？」「為什麼有些書被稱作『讓人手不釋卷』？」我開始和家人、間或也和朋友一起吃午飯。我輕而易舉地找回了自信，於是開始在離家很近的一個有關厭食的基金會作義工。我在書桌邊排了一排小石頭。寫作越來越輕鬆，詞句不再被關在大門外。有一天，我和家裡的老二和老三在陽台上，他們拿蠟筆塗抹著，我寫下了「痛苦」(pain)這個詞。隨後，我不假思索拿起蠟筆，在它後面加上了字母「t」（這個詞成為了「顏料」——譯註）。半個小時後，我們去了一個美術用品店，購買畫筆、顏料和畫布。我們將家裡一直沒使用的三樓改裝成一間像洞穴似的畫室。激情回來了，與它一起回來的，是創造力。

大概是在八年前吧，有一天我猛然驚覺：雙相障礙就是我要面對的這一手牌。我記得在我從波士頓搬到芝加哥時，爸爸對我說：「你不要去關注雙相障礙從你那裡拿走了什麼，你要試著去發現，它給了你什麼。」我開始在一家心理健康機構的地方分會上，擔任家庭教育課的講師。我向一個研討會遞交了論文。我傾訴得越多，個人的經歷好像就越不令人痛苦，越不令人傷感和刺痛，而且不知何故，也不再那麼個人化。

多年來，我曾跟不少臨床醫生探討，為什麼在治療病人的過程中他們極少談及病人丟失的自我，而精神類疾病恰恰會損害病人的自我意識。結果我發現，精神病學看來已經脫離了探討自我的治療模式。在許多精神病醫生看來，精神障礙是需要藥物治療的疾病，而在精神病藥理學家問診的這15分鐘里，不太可能觸及到病人遭遇的自我危機。

紐約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的副教授菲利浦·雅諾斯(Philip Yanos)正在研究自我意識是如何被精神疾病影響的。他告訴我，他的研究成果在接受評審時，起先遭到了質疑。他們認為他所說的「病了的自我身份」——在一些病人身上，體現為他們對自己所患的精神障礙的過度認同——相比令病人備受折磨的其他嚴重癥狀，比如認知障礙和自殺意識，是個相對不那麼重要的問題。

雅諾斯告訴我，將自我身份從「病人」轉型為「人」，這需要時間。對我來說，從病人變為人倒並不那麼費勁。一旦我明白自己並不是一根義大利細麵條，我的部分人性就得以修復了。但重建自我花費的時間更長。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精神病學家艾米·巴恩豪斯特(Amy Barnhorst)對我說，經歷過狂躁或輕躁發作的病人可能要面對特殊的挑戰。她說，在狂躁和輕躁發作時，「病人表現出的部分自我是十分真實的，」而這當然會很嚇人，病人因此難以「在恢復清醒後，將這類行為與自我達成一致。」在狂躁和輕躁發作時，病態的自我並不承擔責任；所以那個不斷痊癒的自我需要費盡氣力去辯解，有時則需要去道歉。

對於很多患精神障礙的人，自我的轉型是病後最讓人困惑的事情之一。而當醫生們對這個話題漠不關心，不向病人問及他們喪失了哪部分的自我，也不去幫助他們尋找喪失自我的對策時，他們心頭的絕望就會加劇。

心理健康界的一些專家開始逐漸認識到了這方面的需求。心理學家雅妮娜·費舍爾(Janina Fisher)是科羅拉多州布魯姆菲爾德市美國知覺傳動心理治療學院(Sensorimotor Psychotherapy Institute)的助理主任，她對我說，從我發病的那個時期開始，心理治療體系中對自我的角色的認識，出現了「重大轉變」。由臨床心理學家和其他並非醫生的從業者創立的新療法和新的治療理念，開始認識到心理疾病病人的自我所扮演的角色。費舍爾說，病人告訴她，「我只想成為過去的那個自己。」她鼓勵自己的病人要認識到，精神創傷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應該被這部分主宰。

在我爸爸的醫生搬走後，我轉而去看謝夫特納醫生，在看診過程中，我們會談及自我，但只在我主動提及的時候才會去談。也因為這個，從三年前，我開始很高興地參與主持一家專為精神障礙患者主辦的支持小組。通常小組成員是八個人，有時會有12個。我們每周三下午，會來到當地圖書館的地下室里。我們深知其他所有人最隱密的想法，但大家並不是朋友，而是親密的陌生人。跟匿名戒酒協會(Alcoholics Anonymous)和其他自助小組一樣，我們採取的是同伴領導方式：領頭人和參與者都是精神障礙患者。我們會輪流介紹過去一周發生的事情——各種微妙的進步，挫敗，看醫生時的情形，與家人發生的矛盾。在小組會談中，自我並不總是明確的主題，但失去的自我——或者對那些逐漸好轉的病人來說，是自我的重建——始終揮之不去。

在前不久，有一天，一個中年男人加入了我們的小組。他說，在過去這一年裡，他參加了幾個不同的追思小組，但全都不合適。「為什麼呢？」有人問他。他回答說：「因為在那裡，每個人都在為失去他人而悲痛。只有我是在痛惜丟失的自己，為我得病前的樣子，為我現在的樣子。」

自從我出入精神病區到現在，已有20多年了，原本的自我里，有很多部分已經漸漸回歸。但並不是所有一切都順利走上歸途。我不會再在去派對的路上跳車而逃了，但社交場合仍然讓我感到不自在。此外，儘管在白天，我不必費盡心力，只為讓自己不要打瞌睡，但我還是沒法整天保持清醒——從清晨到下午三點鐘的這段時間，是我唯一正常的時間。我始終沒能重返講台。有多少東家願意給申請人一張小床、一隻鬆軟的枕頭，外加半天休息呢？

約摸是五年前，有天早上，我和丈夫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聊天。我還披著睡衣，穿著羊毛遠足襪。他撫摸著我的雙腳，告訴我他要離開了。這一幕既痛楚又殘忍。過了一會兒，他將幾件衣服扔進行李箱，搬了出去。但我的自我仍然完整，雖然它痛苦、悲傷而又憤怒。

現在，我的思維很敏捷。創意寫作重新慢慢回到我的生活里。我在芝加哥交了三兩知己。我最大的賞心樂事仍是孩子們——他們已經開始工作、結婚，經營自己的生活。我在期待著抱孫子，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佛羅里達的海灘邊，伴著滿天繁星輕輕搖著我的小孫子們。今年六月，我就要滿60歲了。我會辦個小型派對，為重獲的自我而歡慶。收到邀請信後，第一個回復確認的，是我原本的自我。

Linda Logan居住在芝加哥附近。這是她為《紐約時報雜誌》寫的第一篇文章。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4月28日。

譯者：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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