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歐洲中世紀向近代過渡時期最重要的技術發明？
整理：周官雨希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989年，美國歷史學家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出版了《印刷機引發變革：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一書，書中提出：印刷術是歐洲中世紀向近代過渡時期最重要的技術發明，引發了一場「尚未被公認的革命」，對後世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等無不與這場印刷革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此書一出，學界震動，引起了文化史家、科技史家、宗教史家，乃至傳播學家熱烈議論。新文化史的領軍人物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在其多部著作中涉及到了印刷技術的應用與推廣，並藉此對近代早期歐洲的大眾文化、民族語言、知識激增、形象塑造以及公共領域進行了全面解讀。
依照媒介環境學的時間劃分，人類文明已歷經了口語文化、文字文化、印刷文化、電子文化四個時段，目前已進入了全新的網路文化。「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古今互以為鑒，或許能借得慧眼，勘破古之幽暗、今之迷局。本期外刊掃描將帶大家穿越到15世紀，探望谷登堡和卡克斯頓；然後回到21世紀，在愛森斯坦教授引領下重訪「印刷革命」。
1
谷登堡在斯特拉斯堡的那些年
整理自：""Four Pieces in a Press": Gutenberg"s Activities in Strasbourg", The Library Quarterly: Information, Community, Policy, 1979.
作者：Harry Clark
1455年，約翰內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或譯為古騰堡）印出了世界上第一本印製《聖經》——《四十二行聖經》，後世稱為《谷登堡聖經》。身為金匠的他在為豐厚的利潤欣喜之時，大概不會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了「西方活字印刷之父」，更不會知道自己的創舉又將會為後來的世界帶來何種翻天覆地的變化。15世紀金屬活字印刷的發明通過使用和調整已知的材料、工藝，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書籍製作體系。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改進，莫過於「活字鑄造」（typecasting）。所謂「活字鑄造」，即指把理論上數量不限的金屬塊排列成行，通過壓力使其穩定，並呈現出一個平整的表面以方便印刷。雖然絕大部分學者都認同谷登堡是這套印刷技術的發明者，但發明的具體時間和過程仍不甚明了。
谷登堡雕版印刷畫像
我們對谷登堡生平行蹤的了解全部來自於官方記錄。當時的日耳曼德國並非一個統一的國家，中部地區更是瀰漫著紛繁複雜的國際都市的文化氣息，政治上的司法管轄也相對混亂。目前已知谷登堡曾生活過的兩個城市——美因茨（Mainz）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儘管統治大相徑庭，卻也都是神聖羅馬帝國之下的獨立城鎮。每個城鎮都保留著自己的居民記錄、借貸記錄和公民訴訟記錄。為了生意發展，谷登堡曾向行會借貸過錢，而且也曾被捲入訴訟案件。正因如此，後世才得以對其活動進行追蹤。
1400年前後，谷登堡出生在美因茨一個地位較高的家庭里，父親在當地政府任職。谷登堡是家裡最小的兒子，父親過世後，由哥哥繼承了父親的職位。他則跟隨在鑄幣廠工作的叔父學習金匠技術。成年後，谷登堡因為行會和貴族的鬥爭而離開家鄉，在斯特拉斯堡生活了至少十年時間（1434-1444）。這期間，他曾兩次捲入訴訟。第一次被起訴的緣由是違背婚約。谷登堡18歲時，就曾與一位名叫莉瑟（Lisl）的女孩相戀，兩人本已開始籌備婚禮，但莉瑟卻突然患病，不治身亡。直到36歲時，谷登堡才又迎來了新的愛情。他在斯特拉斯堡結識了艾勒琳（Ennelin），他們很快相愛並決定訂婚。然而兩人的婚姻卻沒有得到市政當局的批准，斯特拉斯堡政府要求谷登堡必須成為本市公民，但他既不甘心放棄美因茨公民的身份和家鄉的財產，又不願意離開斯特拉斯堡放棄剛剛起步的生意，只得撕毀婚約。艾勒琳心灰意冷，去做了修女，她的父母則深感屈辱，一怒之下將谷登堡告上了法庭。
精美的《四十二行聖經》
另外一樁訴訟則與他的生意息息相關。1439年前後，谷登堡和安德烈亞斯·德瑞岑（Andreas Dritzehn）、安德烈亞斯·海爾曼（Andreas Heilmann）達成協議，決定共同開辦工廠，由谷登堡傳授兩人製作鏡子的技術，再把這些作為紀念品的鏡子賣給計劃前往亞琛（Aachen）朝聖的貴族們。但是合作開始幾個月後，朝聖計劃卻突然被推遲了一年，原本可以快速獲得的回報化為烏有。三人商議後決定繼續合作，由德瑞岑提供場地，並和海爾曼一起籌錢，而谷登堡則秘密地向兩人傳授他自己正在研究的某項工藝。然而好景不長，安德烈亞斯·德瑞岑在一場大病之後突然離世。他的兩個兄弟，喬治和尼古拉斯（Georg and Nicholas Dritzehn）將谷登堡告上法庭，希望能代替哥哥的位置成為合伙人，並學習谷登堡的技術。此件訴訟以谷登堡的勝利告終，他成功地保住了在斯特拉斯堡建立起來的工坊和技藝。這次案件的記錄材料在1745年被解密，人們因此得以從中了解谷登堡在斯特拉斯堡十幾年間的做了哪些事情。其中有幾條證詞讓人們有理由相信三人合夥進行的秘密項目是最早的對印刷術的嘗試。遺憾的是，原件在1870年斯特拉斯堡圖書館大火時被毀，保存至今只有謄抄的臨摹本。
1944年，學者奧托·福爾曼（Otto Fuhrmann）出版了多語種的案件記錄合集，包括原本的阿爾薩斯語、英語、現代德語和法語，為這方面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在這本資料集中，有四位證人的證言被視為與印刷直接相關。四人共同證明，在德瑞岑去世後，谷登堡迅速派自己的僕人洛倫茨·貝爾德克（Lorenz Beildeck）前往德瑞岑家，從他們公用的機器上取下四個部件，分別運走，再重新組裝。證人康拉德·薩施巴赫（Conrad Sahspach）稱，合伙人之一的海爾曼曾想找到那幾個部件並拆下來帶走，但他沒有成功。來自海爾曼本人的證詞則稱，谷登堡在聖誕節之前讓他的僕人從幾人合夥創辦的工坊里取走了所有部件，並親自監督將其全部熔化。另有一位名叫漢斯·鄧恩（Hans Dunne）的證人稱，谷登堡三年前在他那裡花費100弗羅林購買了很多名為「dem truchen」的材料。學者多把阿爾薩斯語中的「trucken」等同做德語中的「drücken」，即印刷（printing）之意。但同為金匠的鄧恩卻認為谷登堡並沒有對這些材料做任何創造性的運用，只是在進行與金匠技術相關的嘗試。
此外，還有一個版本的案件記錄是由約翰·肖普林（Johann Daniel Sch?pflin）在1760年整理出版的拉丁文版本。這位學者懷揣強烈的渴望，想讓斯特拉斯堡成為印刷術的搖籃。因此在翻譯薩施巴赫、貝爾德克的證言時，用拉丁文「pagina」（相當於英文中的page，表示頁、面）來代替阿爾薩斯語的「stucke」，認為谷登堡讓僕人取走的就是被固定在印刷機模具里的四面活字版。直到1876年，學者迪瓦恩（T. L. DeVinne）才提出，「stucke」指的是英文中「部分（piece）」的意思，谷登堡取走的應該是活字鑄造模具上的幾個部件。這個解釋逐漸被廣泛接受，並且也得到了福爾曼的支持。但是，如果無視證據而一味地希望提前印刷術出現的時間，那麼很多重要的問題都無法解決。比如為什麼活字模具需要從印刷機上拆解，為什麼谷登堡只需要四個零件等等。我們從原始的案件證詞看不到紙張或油墨的存在，只有一台帶有四個未知零件的壓制機器，以及可能用來進行印刷或任何涉及壓力或壓縮工序的材料。
從德瑞岑兄弟積極爭取合夥權利這點，我們可以確信谷登堡當時所從事的一定是某些利潤非常可觀的物件的製造。而決定秘密進行的目的則是為了擺脫當地行會的控制，創造並獨享自己的市場。基於此，克勞德·格哈特（Claus Gerhardt）提出了更為合理的推測，認為谷登堡傳授給兩人的是用於加工皮革或裝飾軟金屬的被改進以後的沖頭工藝。用來壓制文字或裝飾的沖頭往往要經過煞費苦心的精細加工和切割，不僅極為耗時、對微型鋼鐵零件加工的技術要求極高，而且不耐磨損。鋼製沖頭在硬金屬加工上用處較大，但對於裝飾軟金屬，加入銅和銻的錫類合金則更為合適。格哈特認為，谷登堡三人正是在進行回報豐厚的批量生產錫類合金沖頭的嘗試。
仿製的早期印刷中的活字
為了製造新式沖頭，谷登堡和他的助手需要首先在質地堅硬的銅板或鋼板上刻出字母和花紋，然後把刻出的圖案按壓在呈熔融狀態得金屬上，使其表面產生浮雕。後來的活字鑄造也是同樣原理，只是多了一步均勻切割的工序。谷登堡在這一時期做了大量新式沖頭，雖然它們不像印刷需要的活字那樣規格一致，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沖頭製作工藝已經非常成熟。經過反覆的擊打測試，谷登堡終於發明了既不易碎，又耐磨損的錫類合金，這與後來印刷使用的活字材料一致。在此基礎上，谷登堡還放棄了原有的砂模鑄造技術，用兩個L形鋼件把零散的沖頭夾緊，再放入木質框架中，用長旋螺絲快速固定。拉動手柄，軟金屬或皮革就會覆在模具上，壓出凹凸不平的效果。
所以，格哈特認為四個部分分別是指沖頭、兩塊用來固定的L形部件，和一個木質框架。這個時期的谷登堡和海爾曼，都應被視為技術成熟的沖頭製作工匠，而不是實驗失敗的印刷工匠。德瑞岑兄弟對谷登堡的狀告也是為了獲得此項技術而有預謀的行為。谷登堡在斯特拉斯堡的活動主要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對印刷零件的開發完善，包括活字鑄造雛形的出現、金屬固定夾角的發明，以及壓模鑄造的改進。不管未來的新材料會證實或證偽何種推測，谷登堡把已有技術進行改造和革新，再將其組成新的創作的壯舉，都證明了他不僅是技藝精湛的金匠，更是系統設計的大師。
2
卡克斯頓與1483年動亂
整理自："William Caxton and the Rebellion of 1483",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97.
作者：Louis Gill
威廉·卡克斯頓（William Caxton）最早將印刷術引入英國，他是莎士比亞之前對英語影響最大的人。1476年底，卡克斯頓回到倫敦，在威斯敏斯特附近建立了英格蘭第一家印刷工廠。至1491年去世，他累計出版了近百本書籍，其中絕大部分為英文書目，更有24本是由他親自翻譯。拋開「英國第一位印刷商」的頭銜，早在1453年和1458年，兩份官方批文就已確定了卡克斯頓商人和涉外官員的雙重身份。後因國內局勢動蕩，他一直輾轉於低地國家（the Low Countries）從事商貿活動。當玫瑰戰爭烽火漸歇，愛德華四世統治癒發穩固，卡克斯頓應召回國，從事印刷行業的工作。就在他的本土印刷事業蒸蒸日上之時，英格蘭的政局卻突生異變。
1483年，愛德華四世突然病逝，遺命弟弟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德（Richard Plantagenet, Duke of Gloucester）為護國公（Lord Protector），輔佐年僅12歲的愛德華五世。然而，僅僅3個月的時間裡，理查德就宣布愛德華四世和皇后伊麗莎白·伍德維爾（Elizabeth Woodville）的婚姻不合法，原本的第一、第二順位繼承人愛德華五世和約克公爵都成為了無權繼位的私生子。1483年7月，理查德正式在威斯敏斯特加冕，成為英王理查三世。同年，理查三世曾經的支持者白金漢公爵亨利·斯塔福德（Henry Stafford, Duke of Buckingham）與蘭開斯特家族的表親亨利·都鐸（Henry Tudor）共同起兵反對眾叛親離的理查三世，即所謂1483年叛亂。這次大規模叛亂很快就被平定了，亨利·斯塔福德被處死，亨利·都鐸逃回法國。然，隸屬於叛亂一方的威廉·卡克斯頓卻在動蕩之中安然無恙，還在1484年上書請求赦免，保住了自己在加萊集中地公司（the Staple of Calais）和商人冒險家公司（the 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rs）中的地位。是委曲求全，抑或是見利忘義，值得一探究竟。
卡克斯頓印刷自畫像
有關威廉·卡克斯頓的生平和事業的記載保存得相對完整。他是肯特郡生人，出身於條件較為優渥的中產階級家庭，不僅擁有一定土地，而且與布料貿易聯繫密切，尤其是與最為重要的倫敦行會——綢布商公司（the Mercers" Company）多有往來。1438年， 16歲的卡克斯頓被父親送到了倫敦最富有和最知名的綢緞商人羅伯特·拉茲（Robert Large）的手下當學徒，後者在1427年被選為綢布商公司的管理者（Warden of the Mercers" Company），1430年被選為倫敦的代理市長，1439年成為正式的倫敦市長。在拉茲的手下，卡克斯頓獲得了大量有關進出口貿易的經驗，對西北歐市場的具體情況也有了一定了解。每當拉茲前往低地國家時，卡克斯頓就要幫他打理布魯日（Bruges）的各項事務。況且拉茲又扮演著政治精英的角色，作為他的學徒，卡克斯頓毫無疑問地跟隨他認識了很多當地政要、貴族富商和法院官員，其中一些人在他後來的商人和印刷商生涯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卡克斯頓的家族勢力對他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有證據顯示，他的家裡很可能有人曾在宮廷里服務過，1429年克拉倫斯公爵夫人（Margaret, Duchess of Clarence）訪問聖奧爾本斯修道院（abbey of St Albans）時，「William Castone」的名字曾出現在隨行人員名單之中。這很可能與亨利六世統治期間在肯特服侍過國王的是同一人。儘管卡克斯頓與此人的關係不甚明了，但他確實從1461年愛德華四世繼位開始，就享受著國王和廷臣的贊助與光顧，不管是在弗蘭德斯的布魯日，還是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他都是一邊為王室提供服務，一邊鞏固和發展自己的事業。
早在15世紀50年代，卡克斯頓就已顯示出了卓越的商業天賦。50年代初，他以集中地商人的身份把羊毛原料經由加萊銷往大陸，以冒險家商人的身份把布料出口至低地國家。海峽兩岸的貿易往來讓他獲得了個人的第一個豐收。他在英格蘭售賣外國商品讓他獲得了更大的利潤。1453年，卡克斯頓得到了第一個官方認證，規定了他進口商品的範圍、數量和質量，涉及布料、絲綢、貂皮和其他皮毛。除了這些奢侈品之外，他還從事手抄書的買賣，直到15世紀70年代，他才把注意力轉向了印刷書籍。據稱，卡克斯頓從歐洲各地搜羅手抄書，把它們賣給英國虔誠的、受過教育的客人，尤其是貴族家庭和其他富有人家。手抄書生意一方面幫助卡克斯頓網羅了一批有精神需要和經濟能力的客人，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他印刷生意的潛在客源；另一方面，它使卡克斯頓對歐洲書籍，尤其是對法國文學變得十分熟悉，這為他後來選擇書目翻譯和出版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整個50年代，卡克斯頓一直遊走於低地國家、加萊和英格蘭之間，買賣貨物，建立人脈。敏銳的商業嗅覺和熟稔的經商手段，終於讓他獲得了皇室的重視。1458年，官方授權卡克斯頓和安東尼·德拉圖爾（Anthoine de la Tour）前往布魯日，擔任盎格魯-勃艮第商貿協商大使。自此，卡克斯頓與王室建立了直接的聯繫，1462至1470年間，他一直掌管著英格蘭國家商人冒險家公司，他經常作為管理者、談判代表或外交官往來於英王與勃艮第公爵和漢莎同盟之間。加之愛德華四世本身曾從事過商貿活動，因此對商業十分熱衷，十分可能和卡克斯頓有過直接接觸，並曾指定後者為自己在低地國家購買奢侈品。卡克斯頓與國王的姐姐瑪格麗特（Margaret of York）也有交集，因為他曾和其他政要一起為瑪格麗特籌備婚禮。在加萊，他則受到了加萊上尉威廉·黑斯廷斯（William Hastings, Lieutenant of Calais英王駐加萊的最高代表）的庇護。他們曾共同參與了英格蘭與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Phillippe III le Bon）的貿易談判，還一起參與了菲利普三世之子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的婚禮策劃。可以說，不管是商業活動還是政治活動，卡克斯頓始終處於社會上層，甚至與金字塔尖的人物都有接觸。這些人提供給他資助、客源，甚至特權。複雜而廣闊的人際關係為他架起了一條不斷向上攀爬的梯子，也織出了一張萬全的防護網。
隨著谷登堡的印刷技術沿著萊茵河順流而下，聲名漸遠，卡克斯頓迅速嗅到了其中的商機，於1471年前往科隆學習印刷技術。經過精心的學習和準備，1476年，他終於開始了他的印刷出版事業。得益於先前的人脈積累，他的供應對象從宮廷到教會，遍布各地。他的生意得到了皇室成員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國王本人所在的約克家族和他的親家伍德維爾家族。國王的姐姐瑪格麗特資助了卡克斯頓翻譯和印刷的第一本書——《特洛伊史回顧》（Recuyell of Historesy of Troye）。回到英國後他又在威斯敏斯特翻譯、印刷了英文版的《傑森的歷史》（History of Jason，法語原名Raoul Le Fèvre），並在1477年把它獻給了愛德華王子。此舉讓卡克斯頓與里弗斯伯爵（Richard Woodville, Earl Rivers）相識，里弗斯伯爵自1473年其就是王子在勒德洛（Ludlow）府邸的管理者和監護人，他對王子的教育問題尤為關心。里弗斯伯爵自己翻譯的《哲學家的名言或警句》（The Dicts or Sayings of the Philosophers）交由卡克斯頓出版，並呈給國王以作教育王子之用。此後，里弗斯伯爵成為了卡克斯頓穩定的贊助人，對其印刷生意幫助極大。
《特洛伊史回顧》
然而，距離權力中心越近，獲利可能越多，風險也會越高。1483年4月愛德華四世意外去世，其弟理查德迅速逮捕並囚禁了里弗斯伯爵，並於6月將其處死，愛德華的兩個兒子也在此時失蹤，據說被理查德派人謀殺並藏屍於倫敦塔中。王子失蹤和新王加冕激化了雙方矛盾，伍德維爾王后聯繫了流亡海外的都鐸一系，糾結了一批人馬，於同年10月起兵反抗。可惜由於準備不足，此次叛亂被迅速鎮壓。眼見理查三世統治日漸穩固，很多支持愛德華四世一派的人迅速倒戈。1484年2月至6月，先後有1100餘人上書請求赦免，其中有90個商人，曾為國王採買貨品的有20多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曾利用港口和城鎮的隨意出入權謀取私利。但對於卡克斯頓來說，對於因商業操作不端而獲罪的擔憂，遠遠小於因與前任國王和皇室關係過密而產生的恐懼。里弗斯伯爵一死，卡克斯頓不僅失去了牢靠的資助者，也失去了在已然天翻地覆的貴族圈子活動的資本。儘管他轉向伍德維爾尋求幫助，但這位前任皇后早已是自顧不暇。雖然他後來得到了瑪格麗特·博福特（Lady Margaret Beaufort）的贊助，但也遠非長久之計。卡克斯頓的很多舊相識都在這場政治變革中衰落，譬如加萊的黑斯廷斯，在6月就已被處死。約翰·莫頓（John Morton）、約翰·弗格（John Fogge）等人則逃到了低地國家。
迫於壓力，卡克斯頓最終於1484年5月上書請求赦免。也許是因為理查三世忙於改革和鬥爭無暇顧及他事，又或許是因為他根本不屑關注這個無權無勢的小人物。總之，卡克斯頓沒有受到任何牽連，人身安全和印刷生意都得以存續。在理查三世統治期間，卡克斯頓經歷從商以來最為拮据的時期，顧客極少，均是匿名資助，無法起到拓展銷路的效果。但他因在前朝享受到了皇商一般的待遇，所以理應知恩圖報，忠於伍德維爾一系。幸好，亨利·都鐸很快推翻理查三世的統治，1485年繼承王位成為亨利七世。而他的母親，正是曾短暫資助過卡克斯頓的瑪格麗特女爵。卡克斯頓恰到好處地迎合了瑪格麗特女爵對宗教和世俗作品的興趣，被順理成章地推薦給了亨利七世，成為了英國歷史上第一個「國王的印刷商」。
短暫的危機幫助卡克斯頓從地位和人脈帶來的巨大成功中冷靜下來，看清印刷生意的本質，也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說到底，卡克斯頓還是把自己看作一個商人，真正需要關注的就是市場需求。重新得勢以後，卡克斯頓更加專註於自己的印刷生意，不再承擔王室的各種事務性工作，出版的書種類也更加豐富，包括宗教、文學、科學等等，以滿足更加廣泛的市場需要，甚至還發展印製了有圖畫的書籍。這些出版物本身也恰恰反映了那個時代社會上層關注的問題和精神需要。
3
重訪「印刷革命」
整理自："An Unacknowledged Revolution Revisite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2.
作者：Elizabeth L. Eisenstein
二十多年前，愛森斯坦教授出版了《印刷機引發變革：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一書。在名為「尚未被公認的革命」一章中，她指出，儘管大家都認為印刷術的改進給時代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但卻一直沒有人明確而系統地告訴我們這個巨大的影響是什麼。而她的著作正是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的有益嘗試。此書引起的討論至今餘波未平。最新的手抄書研究表明，愛森斯坦過分誇大了印刷的顛覆性影響，事實上，手抄書在印刷書籍開始出現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仍然佔據著書籍市場的主要比重。而在書的版式方面，羅傑·夏提爾（Roger Chartier）等學者多主張應把手抄向印刷的轉變嵌入更長的時段下觀察，譬如從捲軸到折頁的更替。還有學者從閱讀的歷史出發，提出印刷書籍的傳播推動了從出聲朗讀向獨自默讀的過渡。
誠然，有關書籍的歷史自然與印刷術密不可分，但愛森斯坦認為把印刷術放入西方文明的宏觀背景之下，研究其對信息流通、數據收集、記錄保存，以及圖像和符號解讀的意義更為重大。她希望可以探討在15世紀晚期的歐洲，手抄到印刷的變革是如何影響不同機構、傳統、人群、思想模式和表達，尤其是文本傳播對歷史意識的影響。愛森斯坦認為，隨著現在書籍史研究的不斷細化，學界往往會對這些宏大艱巨的問題敬而遠之，而且對「印刷文化」一詞不加界定的混亂使用，也容易把討論引向無意義的陳腔濫調。人們或是容易陷入科技決定論的窠臼，或是容易走上誇大人類能動性的極端。因此，愛森斯坦認為十分有必要重新回顧一番有關「印刷革命」的基本分析。在本文中，愛森斯坦將以阿德里安·約翰斯（Adrain Johns）廣獲讚譽的著作《書籍的本質：印刷與知識的形成》（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一書為參照，從三個有異議的問題出發，更新並深化對於「印刷革命」的理解。
來自13世紀手抄本的一幅折頁，用於介紹三種不同植物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非人為力量在凸版印刷廣泛傳播過程中的影響。在愛森斯坦看來，印刷所產生的影響始終來自於兩股雜糅的力量，一是技術發展，一是人的介入。比如印刷工坊如火如荼的蔓延，再如印刷中心的不斷遷移。這些變化遠非人力所能及，而是由於印刷行業本身的自然屬性所引起的。但是，約翰斯在這一問題上卻完全沒有涉及，他只強調印刷技術在不同途徑的應用，而沒有重視手寫到印刷的改變對時代性質的影響。此外，愛森斯坦和約翰斯在標準化的問題上也有較大分歧。約翰斯認為標準化近似於「固定化」，印刷的文字可以確保內容具有較高的穩定性，使文章更加規範、準確，因此具有更高的價值。愛森斯坦強烈反對這一觀點。她認為，印刷品最早作為手抄本的次級替代品出現，普通水平的印刷由於印刷工匠的認識缺陷，反而容易造成更多低級錯誤，只有大師級的印刷工人才能制出像手抄本一樣精美的近乎藝術品的圖書。雖然谷登堡的印刷技術最讓時人欣慰的就是得以擺脫版本不一的混亂，「讓每個人都能聽到唯一的、真正的上帝之音」。但事實上，不同批次生產的圖書基本不可能做到完全相同。印刷只是確立了一套相對的標準體系，目的是把分散孤立的群眾聚合成分享共同話語的整體，便於知識的交流和溝通。此外，愛森斯坦也反對約翰斯所說的學者因聽眾擴大而表達意願增強的觀點。她承認部分學者確實如此，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對著書立說更加謹慎，就像拉伯雷（Rabelais）在幫助里昂的印刷商塞巴斯提案·格萊修斯（Sebastain Gryphius）校對一本醫學書籍時說的：「一個錯誤的單詞可能害死一千個人！」
第二個問題是地理範圍的劃分與各地印刷品之間的交流、互動。愛森斯坦肯定了約翰斯對英國印刷研究的補充和豐富，但同時也認為，約翰斯傳遞了一個錯誤的信息：似乎「英格蘭是最早發展出精細且商業化的印刷文化的國家之一」。早期英國印刷行業的從業者多是來自歐洲大陸的工匠，尤其是在拉丁文書籍、自然科學書籍以及圖冊的出版上更是如此。通過對倫敦文具商公司（the Stationers" Company）的分析，約翰斯得出結論，認為經過登記、註冊、授權的書籍往往水平更高，更有真實性。而愛森斯坦則恰恰相反，她覺得印刷者和出版商是政權天然的敵人。因為他們是隨心所欲的「企業家」，遊盪在獨立城鎮、准獨立的公國和管控鬆弛的封建鄉村之間，即便哈布斯堡和瓦盧瓦的統治者如何強化審查機制，他們依然可以徜徉在黑市之中買賣被禁的圖書。這一點在科學家和印刷者的配合上顯得有為明顯。很多自然科學家的著作在當時都是禁書，理由是違背天主教廷的世界觀。伽利略在獄中完成的最後一部科學著作，就是一位名叫路易斯·埃利居維（Louis Elzevir）的出版商偷運出義大利，並在萊頓印刷出版的。這本《論兩門新科學的對話》相比於伽利略經過授權出版的有關廷臣的寫作在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上孰輕孰重，不言自明。
《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
最後，時間斷代的問題也需進一步說明。約翰斯認為，印刷術一種「回顧性創造」（retrospective creation），只有到了18世紀，通過笛卡爾、培根、牛頓等人的思想，才真正實現了對世界的革命性影響。因此，他在書中花費了大量筆墨來強調孔多塞和法國大革命。他認為印刷革命所帶來的全民參與、全民發聲的意識形態不僅是法國大革命的結果之一，也給予了它世界性的永久影響。他的結論——印刷革命到19世紀才算完結——在愛森斯坦看來十分怪異。愛森斯坦堅持傳統觀點，認為印刷術所帶來的社會變革在啟蒙運動之前就已完成。路德宗就認為是印刷術把他們從羅馬教廷的手中解放出來的。另外，約翰斯還針對誰發明了印刷術這個問題進行了煞費苦心地論證。但愛森斯坦卻將其視為無用之功。她強調，印刷技術的影響印證了歷史發展從量變到質變的規律，時代的變革並非起源於某時某地建立起的第一間印刷工坊，而是「到1500年為止，印刷廠已廣泛分布於每一個市級中心」。
本文通過一系列清晰而有力的詰問與反駁完成了一次精彩的學術交鋒，引導讀者重新思考「印刷文化」與「印刷革命」。15世紀的印刷革命早已不是一場「尚未被公認的革命」，卻也未必是一場「已被正確認識的革命」。愛森斯坦教授已於今年年初與世長辭，有關印刷革命的進一步探討，有待我輩學人繼續求索。
愛森斯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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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近代工業的起點，它見證了一個半世紀的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