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鈞：為改革開放吶喊的先驅

保育鈞（1942-2016），原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國務院參事室特邀研究員、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2009年12月起，擔任財新傳媒公信力委員會委員。

2016年5月31日凌晨1時15分，保育鈞在北京病逝，享年74歲。遺體告別儀式於6月4日上午十時半在八寶山舉行。

為改革開放吶喊的先驅

文|祝華新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

2016年5月31日凌晨1時15分，保育鈞老師在北京病逝，享年7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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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懷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北京，在《人民日報》大院九號樓讀新聞學碩士研究生，導師就是保育鈞。那是改革開放狂飆突進的年代，也是風清氣正的年代，《人民日報》大院保持著早期共產主義者平等坦誠的習俗。記者、司機、印刷廠工人見到報社老總，都習慣稱「老秦」或「老李」，對保育鈞則稱為「大保」。我入鄉隨俗，對領導也以「老」相稱，但對保育鈞一直尊稱為「保老師」。

2016年3月，保育鈞參加博鰲論壇時留影。

保育鈞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後，1967年7月進入《人民日報》做記者、編輯，較為完整地見證了「文化大革命」給黨和國家造成的巨大災難。記得他說過，那會兒《人民日報》的老總幾乎沒有平安著陸的。老總編鄧拓，1966年「文革」「五一六通知」的第二天深夜服毒自盡，遺書直到13年後妻子才讀到。老社長范長江，1970年在河南確山「五七幹校」被批鬥到深夜，第二天一早被發現墜井身亡。「文革」一開始，「吳冷西的灰塵」被「陳伯達的掃帚」清掃而靠邊站，但陳伯達也在二次廬山會議上落馬。從歷史的坎坷中，整整一代黨報人抬起頭來，舔血撫痕，大徹大悟，終其一生服膺忠誠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為改革開放搖旗吶喊，保駕護航。

由於「文革」期間取消了記者署名的習慣，保育鈞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是1977年國慶頭版。參加華國鋒主持的國慶28周年招待會的新聞出版界人士中，有餘煥椿和保育鈞的名字。當時，《人民日報》有意識培養這兩位年輕的業務骨幹。保育鈞35歲時被破格提拔為政文部主任（正廳級），粉碎「四人幫」第二天接管《人民日報》的軍方代表遲浩田告訴他，現在小平管教育，你們政文部成立一個科教組，專門跑小平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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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鈞抓住了歷史賦予的機會。1977年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上，掌握實權的「軍宣隊」「工宣隊」代表頑固抵制恢復高考。保育鈞派出兩位老記者穆揚和王惠平參會，採訪了幾位參加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老人」，把當年「四人幫」如何炮製「兩個估計」的過程寫成內參。這「兩個估計」是：「『文革』前17年教育戰線推行了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的路線，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教師中的大多數人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推翻這「兩個估計」，還教育和幾百萬教師的清白與尊嚴，像高考這樣的具體問題就無從談起。當天晚上內參送到報社，保育鈞一眼就掂出了分量，經請示社領導胡績偉，編成《情況彙編（特刊）》（第628期），馬上送給小平同志。

9月19日上午，鄧小平手握這份內參，警告教育部領導：「你們的思想沒有解放出來。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斗的。」「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贊成中央方針的，就干；不贊成的，就改行。」

這份內參好比20世紀的「公車上書」，黨報、知識分子和政治家聯手，揭開了教育界撥亂反正的序幕。鄧小平安排教育部撰文，公開批判「四人幫」的「兩個估計」。《人民日報》派出保育鈞，與《人民教育》雜誌編輯孫長江等一道，對吉偉青等人起草的文章結構和資料使用、論據闡述等，「提出了許多很寶貴的意見」。最後，經胡喬木改定，鄧小平拍板，11月18日《人民日報》刊出宏文《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各地教師讀到這天的《人民日報》，感到從此擺脫了「臭老九」身份，可以昂首挺胸教書育人了。

對「兩個估計」的否定，促成了恢復中斷11年的高考，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收大學生，並放棄對考生「政審」的做法。1977年冬和1978年的考生高達1160萬人！那個年代多少「賤民」一躍而為民族的可用之才。學者徐友漁這樣評價恢復高考：「改變了個人的命運；也恢復了一代人對社會的信心。」恢復高考成為改革開放的第一塊基石，保障了中國持續三十多年的經濟增長和社會活力。這中間也有保育鈞的一份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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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鈞另一件彪炳史冊的工作，是重新表述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1978年10月和11月，中央組織部部長鬍耀邦兩次召集部分省市組織部部長開會，座談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保育鈞參加了在北京翠明庄中組部招待所的兩次座談會。耀邦和大家坐在一起，邊講話邊抽煙，語氣堅定，聲音洪亮，講到興奮時慷慨激昂。保育鈞第一次會議時意識還不強烈，第二次再聽，覺出了問題的重要性，便以耀邦講話精神為藍本，寫出7000多字的文章《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送耀邦審閱。耀邦作了少許修改，1979年1月3日在中央黨校《理論動態》上刊登，次日再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再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放棄「團結、教育、改造」這一舊政策，代之以「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針對總有人抱住知識分子需要「改造」的教條不放，保育鈞辛辣地寫道：「任何人都不能說自己已經百分之百地布爾什維克化，只有改造別人而沒有改造自己的任務了。」文章大聲疾呼，把知識分子從教育改造對象變成黨的「依靠對象」，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各種專門人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為他們說公道話，做他們的貼心人，積極地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

以黨報這篇文章為拐點，全國開始了規模浩大的為知識分子正名的浪潮，大批知識分子得以重用。保育鈞先後主編、分管的《人民日報》第3版，以「葉伴」（夜班諧音）的「編余短論」，對種種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的現象，對「小生產習慣勢力」，進行了犀利的批評。那時候，沒有大禮拜，沒上激光照排系統，每周六天，夜班編輯在活版車間陪著工人師傅組版，一站就是幾小時，夜裡4點下班，卻不覺疲憊。因為有大保這樣的領導，還有更早來自晉察冀、晉冀魯豫根據地、解放區，甚至延安的老革命在身邊指點，是我這代年輕記者的幸運。

1984年國慶35周年，舉行天安門廣場的閱兵和群眾集會。北京大學幾個本科生在一張白紙上用毛筆寫下「小平您好」四個大字，用訂書機訂在床單上，用卸掉墩布頭的拖把作旗杆，製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國慶大典中最簡易的橫幅。第二天北大遊行隊伍走過天安門觀禮台時，在奔跑中突然亮出橫幅。雖然全過程只有短短的一分鐘，但觀禮台上的《人民日報》攝影記者王東捕捉到這個鏡頭。當天晚上，夜班編輯從照片筐中挑出這張照片，送給了值班編委保育鈞。大保略加思索，果斷決定「上版」！10月2日《人民日報》第2版刊出了這張不合常規的照片。

1984年國慶35周年群眾集會，10月2日《人民日報》第2版刊出了這張不合常規的照片。

「小平您好」是大學生的自選動作，按舊規甚至可能被批評，卻流露出改革黃金年代黨、領袖和人民群眾之間水乳交融的情誼。保育鈞的大膽決定，為鄧小平時代留下了最輝煌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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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鈞是性情中人，永遠腰桿挺直，聲若洪鐘。

上世紀90年代，他轉入全國工商聯，與民營經濟打交道。《人民日報》的同事開玩笑說，你要放下握了近三十年的藍筆（記者）、紅筆（編輯），拿起剪刀（為企業剪綵）和筷子（與企業家飯局應酬）。在短暫的不適應後，他迅速融入角色，為民營經濟鼓與呼。在1998年、2002年，他兩次代表全國工商聯提案，力促私有財產保護入憲。2004年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保護合法私有財產。他還長期兼任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一些有爭議民營經濟案件，如孫大午案、顧雛軍案、吳英案，保育鈞都曾仗義執言，要求給予民營企業公平公正的待遇，同時規範金融秩序、經濟秩序。河北民營企業家孫大午出事後，保育鈞親臨看望，鼓勵他振作，並多次到大午集團講課，分文不取。

「打破國企壟斷，讓民營企業獲得與國企平等的發展機會與地位是我的理想。」「為民企鼓與呼，是一輩子都放不下的事。」

保育鈞的職業生涯，被歷史生生劃分為《人民日報》和全國工商聯兩個階段。前期的推動恢復高考、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後期的為民營經濟代言，是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兩個重要側翼。保育鈞去世後，已有正和島、蘇商會、閩商報、中汽聯、中鋼網、博鰲亞洲論壇等經濟界微信公號表示哀悼。相信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的老闆們還將憶起「保主席」的古道熱腸和直言不諱。但我感覺，他內心最珍視的還是報人生涯。這些年每次見到保老師，我都說：您該坐下來寫寫自己的新聞經歷了，您若有召喚，我飛奔而來幫助查閱整理資料。以多年來報社上下級之間的坦率，我甚至以玩笑的口吻說：您要對歷史負責，不要高估自己的健康。但我和周圍的朋友其實都相信他體質強健，還可以說很多話、做很多事。

2015年6月，保育鈞與妻子張瑞霞生前最後一次出遊時留影。

5月28日上午，我給保老師簡訊，求證1978年《人民日報》一篇文章的來歷，很快得到他的回復。沒想到，5月30日下午，就接到報社一位老同志的信息，慌張地告訴我：大保病危！已送ICU，不讓探視！5月31日早7時，收到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發來的信息：「大保去世了！」

在保育鈞結實偉岸的身軀走遠的時候，誰又了解他內心的苦寂？強悍的大保自認生活能力很強，內心深處對老伴十分依賴。半年前老伴張瑞霞撒手西歸，對他的打擊非常之大，很快跟隨而去，留下一位96歲的老母。大保生前與老友余煥椿交談時，最揪心的就是這件事！

每個人只能在歷史給定的時間和空間里生活，但在有限的時空中隨時俯仰還是奮發有為，生命的價值是不均衡的。保老師坦坦蕩蕩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我不禁想起黨的「十二大」後胡耀邦說過的一段話：「近百年來我們中華民族災難深重，國家興旺發達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然而誰能在實現這一事業中作出重大貢獻，這要取決於自己的努力。」保育鈞在《人民日報》和全國工商聯的崗位上都付出了鍥而不捨的努力，他的貢獻，自有歷史和人心來評說。從當年鄧拓的「書生習氣不可無」，到保育鈞豪邁爽朗的笑聲和動氣拍案的怒斥聲，構成了體制內理想主義的遺傳基因。新聞界」韜奮獎」源頭、臨終前請求追認自己為中共黨員的名報人鄒韜奮曾自稱身上有幾分「獃氣」，他主張：

「非有幾分獃氣，勇氣鼓不起來，正氣也將消散。」

從鄒韜奮到鄧拓、保育鈞，這些黨的新聞工作者心思應該相通。

刊於《財新周刊》2016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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