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鉤：宋代科考異聞錄——考生堂而皇之討論君主專制

文史 06-08

文 |吳鉤

如果我問：古代的科舉考試考什麼？也許你會不假思索地說：考八股文唄。

但這個答案並不準確，至少不夠全面。相對於科舉制度，八股文的歷史要短暫得多，科舉制創立於隋朝，而八股文要到明代才出現。即使在明清時期，科舉也不僅僅考八股文，明代的鄉試要考三場，首場試經義，此即所謂的「八股文」，第二場試「論」及應用文寫作，第三場試「策」；清代的鄉試也是考三場，首場試經義及韻詩，第二場試經文，第三場試「策」。在八股文尚未登場的宋代，科舉考試的題目就更豐富多樣了。

宋代的科考實行兩級試：發解試與省試。發解試相當於初試，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過發解試獲得參加省試的資質；省試相當於複試，由禮部主持，被錄取者便可從此步入仕途。至於殿試，通常都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宋代科舉又分進士科以及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明經各個專科，以選拔專業人才。此外還有「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悉許應詔」的特別考試，叫作「制科」。其中以進士科最為重要，錄取的人數也最多。後王安石罷諸科，只保留進士科與制科，另設新明法科遴選司法官。

我們要介紹的主要是進士科省試與殿試的試題。宋代省試的科目雖然屢經變革，但有四個科目是必考的：詩賦，經義，論，策。殿試通常都是試策。各個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話來說：「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

我們都習慣將現在的高考比擬為古代的科考，其實科舉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只是高校錄取新生的門檻而已，科舉卻是傳統社會選拔賢能之士治理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科舉制度的設計目的，是識別、發現優秀的治國人才，「網羅天下之英雋」，因此需要以試詩賦考查應試者的文學才情與審美能力，以試經義考查對經典義理的理解與闡釋，以試論考查應試者的學識與見解，以試策考查解決時務的識見與才幹。

宋人輕詩賦而重經義、策論，如司馬光極力反對以詩賦取士：「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徳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畧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詩賦題目在宋代科舉考試中的地位逐漸下降，經義與策論的重要性則得到強化。

吳鉤：宋代科考異聞錄——考生堂而皇之討論君主專制

具體來說，試經義是出題者從儒家經書中截取一句話，請考生闡述其蘊含的義理。明清時試經義演變成考八股文，從外在的文體形式到內在的思想都嚴重僵化，但在宋代，人們崇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考生可以自由解經、傳注、質疑古說、闡發新見，「借他題目說自家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為新奇詭異之論」者。

試論，則類似於命題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評論經史記載的某個典故或某一位歷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進士科省試的論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典出《尚書》孔安國注文：「刑疑付輕，賞疑從眾，忠厚之至。」換成現在的說法，這題目就是「論疑罪從輕」。當年蘇軾的應試作文《刑賞忠厚之至論》深獲主考官歐陽修的讚賞。在這篇文章中，蘇軾還杜撰了一個典故：「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連歐陽修都不知出自何典。這要是放到明清時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試策跟今天公務員考試中的「申論」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時務提出具體問題，讓考生髮表見解，所以又稱「策問」，考生的回答則稱「對策」。對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寫了上萬言的對策。由於策與論都是議論文體，宋人又將兩者並稱為「策論」。

策問往往可以體現出題者的「問題意識」，許多當過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對自己擬出的策問題目有些「敝帚自珍」，將策問收入自己的文集。如《歐陽文忠公集》收錄有策問多道，其中一道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此題涉及對宋朝缺乏良馬問題之關切，而要問答這道策問，不但需對馬政有切實見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數學、幾何知識。

熙寧四年（1071），蘇軾擔任開封府試官，出的策問題目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試述專權的優劣」。當時王安石與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出現專制的苗頭。蘇軾擬此題目，自然是想引導考生對君相「獨斷」時局的注意與思考。

我沒有檢索到當年考生的應試作文，不過南宋寶祐四年（1256），文天祥參加殿試時的一篇長篇對策（全文超過一萬字），其中一段話倒是可以用來回答蘇軾的策問：

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以得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

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升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躥級、閣職超遷，亦以寅緣而行恩澤矣。不惟奸贓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奸胥逭刑，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斗訟、皂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虱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為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為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

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間出宸斷』為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啟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哉？宣和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為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文天祥此段策論的核心意思，是說，國家的執政權歸於宰相，因為宰相由選舉（科舉也是一種選舉）產生，代表著「公道」；而君主雖身份尊貴、地位崇高，卻不可「侵宰相之權」。實際上，這也是宋人的共識：君主當垂拱而治，以執政權付宰相，以監察權付台諫。換言之，宋人是反對君主專權的。北宋韓絳曾勸宋仁宗收攬權柄，被仁宗拒絕，二百年後還受到文天祥的抨擊。

吳鉤：宋代科考異聞錄——考生堂而皇之討論君主專制

文天祥狀元及第

有些士子還在策論中對皇帝本人提出激烈批評。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二十三歲的蘇轍參加制科考試，仁宗問策數十條，包括詢問對「闕政尚多」、「浮費彌廣」等問題的見解。蘇轍年少輕狂，對策七千言，矛頭直指宋仁宗：「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為吏之過；賦斂之不仁，誰當任其咎？」意思很明顯，陛下你難辭其咎。

這篇直言不諱的策論在朝廷掀起軒然大波，有人提議：「陛下恭儉，未嘗若是。轍言狂誕，恐累盛德，乞行黜落。」但宋仁宗極力回護蘇轍：「朕設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轍小官，敢如此極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並未降罪，反而授予蘇轍秘書省校書郎之職。

宋朝是國家全面推行科舉取士的第一個王朝（唐朝雖有科舉，但每年不過錄取一二十人，宋代的進士選取數目擴大了十倍以上），科舉制度為宋王朝源源不斷地輸送治理國家的優秀人才，特別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試，出現非常多的牛人：蘇軾、蘇轍、曾鞏、張載、呂大鈞、程顥、王韶、呂惠卿……後來的宰相章惇也參加了這一次考試，但因恥於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棄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參加考試，名列進士甲科。這份名單，庶幾囊括了當時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文學人才與哲學人才。其實，宋仁宗朝四十年間，無數才俊都被科舉制發現，進入國家的儲才庫，幾乎做到了「野無遺賢」。

我們看看宋代科舉考試的題目，便會相信它確實可以遴選出合格的國家治理人才。今天有些朋友將科舉考試想像得那麼不堪，顯然是對科舉制度的歷史缺乏了解，又先入為主地存有偏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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