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四種樣子

這代人談及魯迅，第一印象往往是橫眉冷對、怒髮衝冠、靠筆杆子打仗的激進鬥士，或者就是徜徉在百草園捉了蒼蠅喂螞蟻、在書桌上刻了個「早」字的小孩子。前者是毛澤東口中的「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後者就是曾經在小學中學語文課本上佔據大半江山殘留下來的記憶。

一個在大眾的反覆咀嚼之下逐漸「走了味兒」的魯迅，和一個在官方話語中不斷被夯實、抬高的文化標籤，在或褒或貶的兩極來回遊走。那麼生活和工作中的魯迅究竟是什麼樣子呢？我們通過十個片段，還原一個課本和話語包裝之外的魯迅。

【片段一：門牙】

「我『執事』後坐車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氣很冷，所以我穿著外套，帶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裡的。那車夫，我相信他是因為磕睡，胡塗，決非章士釗黨；但他卻在中途用了所謂「非常處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並將我從車上摔出。我手在袋裡，來不及抵按，結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門牙為犧牲了。」——《墳·從鬍鬚說到牙齒》

1923年3月25日，魯迅在日記中記錄了自己在參加祭孔儀式的路上墜車磕掉兩顆牙齒的事情。雖然在他看來，祭孔儀式無疑是場鬧劇，並撰文盤點了自古以來祭孔的政治含義。無疑，雖然祭孔儀式的形式不斷變化，但究其政治意圖，都是相似的。但即便如此，由於祭孔是行政命令，他又不得不遵從。所以用調侃的語氣寫下了上述這段話，因為天冷、雙手插兜，從人力車上被甩出磕掉門牙。在這篇《從鬍鬚說到牙齒》中，魯迅以其一貫嬉笑怒罵的文風，寫當下的政治笑話。

【片段二：椅子】

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麼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么？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裡不舒服。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答有恆先生》

大名鼎鼎的魯迅先生因為有人要搬走辦公室的兩把椅子，大鬧脾氣，看起來不合常理。其實，當時受林語堂之邀在廈門大學任職的魯迅處處受到排擠。當時的魯迅和廈大校長林文慶之間存在著國學觀點的分歧，加上針對學術經費的爭吵，兩人鬧得極不愉快。最不妙的是一干教授都選擇和林文慶同盟，共同排擠魯迅。一天，國學院開古物展覽會，魯迅親自拿自己收藏的碑碑碣拓片陳列。因為只分到了一張小桌，他把自己的展品攤到地上，伏在地上選出滿意的展品。因為需要在桌上放一個椅子陳列展品，其他老師甚至不讓工友協助。到最後自己辦公室的椅子都被撤走，那種寥落寂寞之心，外人可能很難體會得到了。

【片段三：「落水狗」】

《語絲》五七期上語堂先生曾經講起「費厄潑賴」（fair play），以為此種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只好努力鼓勵；又謂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補充「費厄潑賴」的意義。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函義究竟怎樣，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這種精神之一體，則我卻很想有所議論。但題目上不直書「打落水狗」者，乃為迴避觸目起見，即並不一定要在頭上強裝「義角」之意。總而言之，不過說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簡直應該打而已。——《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語絲社」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社團，搜羅了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一干撰稿人。主要發表雜感、短評和隨筆等關於社會、歷史研究的文章。其中，林語堂和周作人曾主張「fair play」，原意是體育運動競賽中光明正大、不使用不正當手段的比賽。林語堂延伸了這一意涵，認為在文學批評過程中，也應該公平競爭，講究紳士風度，不要過於計較成功和失敗，也不要過分較真、窮追猛打，不打「落水狗」。結果，魯迅撰文批駁，言語之間盡顯其特有的邏輯規範，直接把fair play說成是「費厄潑賴」。越過林語堂討論fair play的本意，直接討論起了「落水狗」，把自己的「敵人」形容成了「落水狗」。

1937年，魯迅逝世一周年，毛澤東寫的《論魯迅》一文中，高度評價了魯迅的這一批判：「魯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於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戰士的血痕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魯迅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絲毫不妥協，他具備堅決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張打落水狗。他說，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來，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濺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張打到底。」毛跳脫了魯迅筆下的「落水狗」語境，將原本魯迅調侃戲謔的態度變為一種徹底的階級批判。這就是林語堂口中的「公平競爭」（fair play）到魯迅筆下的「費厄潑賴」，再到毛澤東的「痛打落水狗」的語義演變。

【片段四：西洋文學】

凡物總是以希為貴。假如在歐美留學，畢業論文最好是講李太白，楊朱〔18〕，張三；研究蕭伯訥，威爾士〔19〕就不大妥當，何況但丁〔20〕之類。《但丁傳》的作者跋忒萊爾〔21〕（A．J．Butler）就說關於但丁的文獻實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國，可就可以講講蕭伯訥，威爾士，甚而至於莎士比亞了。〔22〕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兒〔23〕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時曾在何處和法蘭斯點頭，他還拍著自己的肩頭說道：你將來要有些像我的，至於「四書」「五經」之類，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談為是。——《華蓋集續篇·馬上日記之二》

魯迅聽人家（林語堂）在他面前大講莎士比亞，因為自己所知不多而感到不爽。所以就寫下了這段文字論證西洋文學之所以可貴，就在於是在一個所知不多的國度。而那些「賣」中國文學的最好是在歐美，大家同樣所知不多。換到今天，在國外研究漢學和在中國研究西方文學的研究者們的境遇，大抵也是如此罷。

日本文學評論家竹內好曾在《近代的超克》一書中收錄《魯迅》一文，評價魯迅「不能相信善能對抗惡。世界上或許有善，但那是另一回事，他自身卻不是。他的與惡的戰鬥，是與自己的戰鬥，他是要以自毀來滅惡、在魯迅那裡，這便是生的意義，因此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下一代不要像自己。為滅惡而知惡，只被惡所允許，即所謂惡的特權。或許會在某一時刻實現的善，只有通過惡的自我否定，才會被賦予克服其相對性的基礎。魯迅的這種虛無主義，當然是以一個後進的、封閉的社會為條件的，但是應該注意到，它在魯迅那裡卻孕育著一個誠實的生活者的實踐，同時，它也顯示著現今中國文學的自律性的本源」。

作為一個「誠實的生活者」，魯迅或許不如教科書和官方話語書寫的那樣完美，但作為這個世界冷靜的觀察者，他筆下的國民性格，戳傷了一些人，也記住了一些人。他說中國人的性情喜歡調和折中，說屋子太暗需要開窗大家就不允許，如果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來調和，願意開窗了（《無聲的中國》）。說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北京通訊》）；說中國的時代更迭，「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是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

幾個片段，並不能還原魯迅全部的樣貌。在卷帙浩繁的魯迅研究之中，還是略顯粗糙。但至少，我們並不必須生活在被崇高化了的魯迅的陰影里，也不必把目光僅僅集中在窄化了的話語之間。對於魯迅最好的紀念，不是仰望，而是在崇高和窄化的縫隙里，找到自己心目中魯迅的樣子。

（本文原刊於《新京報書評周刊》）

文/赫恩曼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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