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新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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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新書座談會
時間：6月24日
地點：清華大學甲所
歐美人塑造的文明等級含有一套由低到高的排列標準，這套標準將世界各地的人群分別歸為 「野蠻的」、「蒙昧/不開化的」、 「半開化的」、 「文明/服化的」 以及 「明達的」（「啟蒙的」）等五個等級。
這套文明等級的標準經過幾個世紀的沿革和變化，慢慢地趨向穩定，及至19世紀初，形成了一套經典化的論述，被編入國際法原理，被寫進政治地理教科書，被嵌入歐洲國家與其他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最後成為歐美國家認識世界的基礎。
劉禾主編的《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收入多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對近代形成的文明等級論做出了詳細的考察和分析，對中國的讀者了解文明論的發展過程和主要內容，反思近代以來現代化進程中關於世界秩序和人類文明進程的諸多定論，將多有啟發。
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論文結集，而是一批原創性的學術研究的匯合。如此規模的全球史研究，在國內學術界可能尚屬首例。
文明的境界。（Albert Craig,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以下內容據座談會實錄整理
劉禾（哥倫比亞大學）
本書主編，撰有《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國際法的思想譜系》
「從五百年的跨度來看今天的世界秩序是怎麼樣形成的。
我想要說的話不多，我想留一些時間請嘉賓來談一談他們的想法。很高興這本書現在出來了。我想說這麼幾點。
第一點就是我們提出的是一個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要特彆強調這個新。全球史研究進入中國比較晚，在國外也在開展之中，進入中國以後有很多的誤解，還有一些是屬於舊瓶裝新酒。我們在這本書裡面說得非常清楚，全球史和世界史不是一回事，這個在序言裡面說得很清楚，我在這裡不重複了。我要特彆強調的是這本書我們集體的，或者說世界秩序研究團體是試圖開闢一個新思路，怎麼去研究世界秩序，我們不僅僅只是當前，我們一直把它推到五百年之前，我們從五百年的跨度來看今天的世界秩序是怎麼樣形成的，這是我們最關注的一點。
我舉幾個例子，在國外這種原生的研究，新的研究結集有一些產生很大的影響。比如說在90年代的時候，人類學有一個集子，使整個學科得到了改觀。還有一些其他的集子，能夠使知識的範式得到改觀。我可以舉很多這樣的例子，結構主義也是。這樣一種集子，就是一種集體的成果，大家在一起做努力。我們試圖做這樣的努力，因為在國內好像沒有特別有意識地做這個，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大家一起的這種努力做一個嘗試，看能不能把全球史研究嶄新的面貌展現出來。
最後我還要提的，在座的有很多年輕的學者，這些學者他們的寫作有一個特點，他們不隱藏自己的觀點，他們會以非常直白的、非常尖銳的方式提出他們的分析，不僅是觀點，他們還提出非常嚴謹的分析，他們不會抹平某一種尖銳性的話題，某一種尖銳的修辭他們不會含糊。他們也不會做那種使他們所論述的主題變得模糊起來平易近人的事，他們做的不是那樣的一種東西。他們想提出特別尖銳的問題，而且是在不同的學科的背景下。
比如說唐曉峰的文章在這個集子里是第一篇，他是從政治地理學的角度來對地理學的這個學科本身的生成提出質疑，當然其中還有很多有意思的分析。他不會認為地理學科就是一個中性的東西，這是一種非常尖銳的分析。還有梁展的文章。如果大家熟悉康有為的《大同書》，你們看到這篇文章就會發現這裡面有一個疑問，就是康有為為什麼要把他的世界設在移民後的巴西，這是怎麼回事？他會給我們梳理得非常清晰，為什麼要移民到巴西，為什麼移民沒成，大同世界跟那個有什麼關係，這是一個全球史特別有意思的案例，他不僅僅是從近代史的角度，從思想史的角度。梁啟超的面貌，好幾位學者，比如郭雙林、宋少鵬，在這本書裡面都做了特別的分析。在晚清的時候梁啟超為什麼要提出理學？是因為他捍衛理學嗎？其實不是，是有別的原因。大家如果好奇的話可以讀書。我這裡只是舉幾個例子。這裡有很多非常尖銳的對學科本身以及我們所熟悉的一些思想家和文人進行批判性的思考這樣的研究。
我先說這些，我特別想聽我們的嘉賓談談他們的體會，我先把麥克風給我們的翟總編輯，請他先講講。
翟德芳（三聯書店總編輯）
「文明等級論是廣泛的影響和制約十九世紀以來我們中國各個領域、各個學科的生成和發展的學說。
劉禾博士主編，三聯書店出版的《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這本書從不同的角度對近代形成的文明等級論做了一個詳細的考察和分析,文明等級論是廣泛的影響和制約十九世紀以來我們中國各個領域、各個學科的生成和發展的學說，說得嚴重一點，甚至是中國現代知識結構的核心部分，就是由這個來構成的。剛剛劉禾博士也講了，比如說關於梁啟超對於文明的介紹，關於康有為的這種大同世界的設想，其實都是跟這個有著密切關係的。
我自己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入學的大學生，我是78級。也就是在這樣的學說當中熏陶學習的，我的專業是考古學，廣義的人類學也算是其中的一個部分。當時摩爾根的著作，甚至包括我們的革命導師恩格斯的理論起源基本上都是建基於這個學說當中的。文明起源論的學說其實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啟蒙學說，我是這樣理解的。包括我們的近代的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於這個學說建立起來的。長期以來我們並沒有對這個理論產生多大的懷疑，我想這個原因恰好是這本書里提到的，也就是政治無意識，沒有想到這個文明起源論的背後文明等級會有那麼深刻的一個歷史和思想的根源。時代發展到今天，檢視我們中國的發展道路，理清今後的發展方向，對於這麼一個理論去加以重新的認識，這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及時的。
這本書通過一批原創性的學術研究，還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這就是全球史的研究和寫作。我們今天的人當然明白，就是說近代中國發生的一切都是跟全球大事密切相關的，你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了解中國。但是過去長時間的並不是這樣，30多年前我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的編輯和編纂，當時學科的劃分是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在編世界歷史的時候，因為世界歷史當中已經沒有中國史了，所以就不能叫世界歷史，只能叫外國歷史。外國歷史下邊就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國別史，很多帶有共同性的東西，有些東西沒辦法處理，最後只好又有一個國際關係史。所以整個學科的體系分類，這種拘泥於本學科的一個研究或者是言說，對於整個知識體系的建立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困惑。
今天看這個現象，當然是跟當時研究的水平有關，另外跟史學方法上的限於學科之見的研究路徑也有很大的關係。這本書全球化研究的視角，就把跟以前所謂世界史研究不一樣的一個研究成果呈現給了學術界。我們看到這11位學者聯手進行了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開創了一個成功的範例。這本書書稿的終審是我做的，我在拜讀這11篇文章的時候，我自己感覺是受了很大的教益。我想這本書的出版必將有助於我們國家相關的學術理論能夠立於世界的前列。我也很期待這本書當中的各個研究範疇都能夠儘快地形成一個相關的研究專論，我也相信這些研究成果必將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學術成果。
孫平華（中國政法大學）
「對於西方文明等級標準的批判，在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為東方學者，我們都為中國有長達五千年的文明史感到自豪。然而一部中國近代史，其實它應該是飽受西方列強的欺凌，就是西方殖民國家他們藉助文明等級論，試圖使得野蠻的殖民統治合法化的歷史。正確認識西方文明等級論，對於探討世界秩序的構建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劉禾教授主編的《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性成果。旨在以跨學科的角度深入剖析、解釋現在地緣政治與雙重結構及其歷史淵源，開闢了一套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具有鮮明的特色，具有原創性。
尤其是劉禾教授通過藉助聯合國創建初期中國代表張彭春之口，深入剖析了歐洲文明等級論的帝國主義邏輯和民族主義傾向，將西方文明文明等級標準放到了人權普遍的對立面，這在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下面我簡要回顧一下張彭春對於西方文明等級標準的批判，以及在構建世界人權體系的過程中所做的重大貢獻。提起張彭春，他與清華有著不解之緣，他是清華大學第一任教務長。他在外交方面也做得非常成功，能走到聯合國，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在世界人權宣言在起草的過程中，張彭春實際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我把他定義成張彭春國際人權體系的主要設計師。實際上一點都不過分，具體的詳細內容，實際上我寫了兩本書，一本是英文的，還有一本是中文的，這本是張彭春《世界人權體系主要設計師》，裡面有一個詳細的論述。我就不詳細說了，我想說的主要是與今天這個會議有關的。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宣布之後，他作為一個中國的代表，繼續活躍在聯合國的政治舞台上。有關民族自決權當時進行了一個政治大討論，當時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等西方國家提出了一個專門的法律，擬將殖民地地區排除在世界人權公約之外。就連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著名人物，法國代表勒內·卡森，他雖然號稱世界人權宣言之父，但所持的觀點並沒有擺脫西方文明等級和傳統的文明標準，認為只有文明國家才能享有人權，這其實表明了他在人權保護方面所持的關鍵矛盾。這一知名條款遭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強烈反對，尤其是中國代表張彭春。他是一個堅定的捍衛者，以其雄辯的口才，對殖民條款一一進行了批判，應該說在聯合國層面對於帝國邏輯、西方文明等級標準進行了一針見血的批判，他認為西方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說白了就是歐洲的統治。他認為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現在這種文明標準應該有了新的含義，再也不能為西方辯解。他進一步分析了苦難根源的殖民統治，他這樣說，殖民列強本身也遭受到了腐敗的侵蝕，聯合國應該幫助他們，確保他們不再腐敗。他的呼籲，最後得到了第三國家的廣泛支持，殖民條款最後被否決了，最後應該說是將自決權寫入了國際人權兩個核心公約。這就足以見證中國代表在國際人權體系的建構過程中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王續添（中國人民大學）
「全球史專題史研究的一個成功範例
首先對劉禾教授以及我們全體作者表示祝賀，對三聯書店出版這樣一本書表示祝賀。我只講三點，更多的時間留給我們後面做了很好準備的這些嘉賓來談。
第一，還是要談一點方法論的意義。我們今天在學術研究當中，跨學科是大家都認可的，都努力的，但是真正其實做起來並不容易。因為學科的圍牆或者是藩籬，這個東西怎麼說呢？好像都是建了又拆，拆了又建。尤其是在我們現在的階段，有的時候學科的界限強調的還是挺多的。所以不同學科之間對於一樣的問題或者是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大家能夠給予共同的研究其實還是不容易的，應該說這本書在這一方面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嘗試。
第二，是專題史的深度。其實拿到這本書以後就想到了以前讀過的兩本書，一本就是《全球通史》，另外一本就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很顯然，這本書不同於剛才我提到的這兩本書，首先它還是一本史書，它和《全球通史》是很不一樣的全球史的著作。上下冊的《全球通史》可能在座的各位都讀過，那是一本非常系統的全球的通史。而這本書應該說是專題性很強，跨學科和專題研究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世界上就學術研究的深度來講，往往是專題性的研究更能夠達到效果，從不同的學科，不同的視角來討論共同性的問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本書就是專題史，這本書算上劉禾教授的序言總共有12篇，主題是非常集中，非常鮮明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的確是專題史研究或者是全球史專題史研究的一個成功的範例。
第三，是作為一個讀者的一點希望。在今天我們說世界成了地球村，一個國家的問題和整個世界的問題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所以對於全球史的研究，或者講自我植入整個世界，植入全球，這種研究我覺得還有很大的空間，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其實作為一個讀者，或者是作為一個研究者，寄希望這種研究能夠繼續下去，出更多高質量、有深度的全球史的論著。
劉文明（首都師範大學）
「西方的文明話語造成的世界性影響，中國的很多問題要放在其中去理解。
這本書是全球史的著作，我拿到之後感到很厚重。我們是搞全球史的，首師大全球史研究中心是2004年成立的，成立了十來年了，可以說在全球史的研究方面也在不斷地探索。我們中國近代史的很多東西，如果不把它放在全球的視野下面，很多東西是不能理解的，事實上這本書在這裡面，在某些方面可以說給了我們做近代史研究的一個啟發。
比如說跨學科，前面有位老師也提到了，這本書是不同學科背景的人構成一個團隊來做這麼一件事，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因為我是學世界史的，那麼我在這個研究的角度，可以說受到我們世界史這個學科某一個方面的影響，然後我再來看不同學科的人看這個問題確實很有啟發性。尤其是這麼一個主題，以十九世紀這個時段為代表，西方的文明話語造成的世界性的影響，這種話語的實踐造成的這麼一個世界的格局、世界的秩序，以及使得西方不僅是在國際法，在很多方面都處於一種覺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地位，而且把這種文明話語變成了一種道德的高地，這在十九世紀是影響非常大的。我們理解中國的很多問題，要放在其中去理解，實際上過去歷史學界沒有什麼過多地關注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最近做甲午戰爭，實際上甲午戰爭為什麼中國人挨打了，西方的媒體並不同情。為什麼這樣？因為日本人的旗號是文明與野蠻之戰，他把這個文明話語投合西方媒體的愛好，讓西方人覺得是日本人代表的是文明，清政府代表的是野蠻，這種文明話語是深入當時世界的很多大事的。所以我覺得這本書有時間大家可以去看看。當然因為一本書對於整個十九世紀西方文明話語的實踐是不可能全面去闡述的，只是從一個側面，尤其是說它對於中國的影響方面，這本書側重點在這兒。因為這個文明話語對於日本、土耳其，對於很多地方都有很大的影響。我是從做世界史，做全球史的角度來受到啟發，可能其他學科的人也應該會有啟發。
這本書對於全球史的研究可以說應該會起到一個推動作用。同時在另外一方面，因為我做全球史的同時我也在做文明史，我認為這本書對於文明史的研究，可以說也起到了推動作用。我們過去傳統的研究路徑是把文明當做一種實體、社會文化的共同體去做一個研究。比如說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古中國文明，就是把古希臘、古羅馬當做一種文明。如果我們作為一種話語去研究的時候，就是文明研究的新路徑。
孫郁（中國人民大學）
「文明等級這個參照對我們到底負面作用大還是正面作用大？
一年多以前劉禾老師跟我說她要編這樣一本書，我一直在期待。讀了之後很受觸動。書中有很多的話語對我的啟發特別大，我覺得文明等級問題，確實如剛才翟德芳先生講的，它的影響大到什麼程度？它就是我們現在知識結構的核心部分，確實是這樣。這一百年來，我們的知識和思想，好多是在這樣一個邏輯鏈條下面生長起來的。
這本書讓我觸動的是它把有些東西還原出來了，把這個話語到底是怎麼產生的說明白了。我自己是研究現代文學史的，我的知識結構有很大的缺陷，所以真的無力來全面把握這本書。但是我想讀完以後，對我自己有觸動，我覺得自己至少要回答三個問題，我覺得我們必須得回答這樣的問題。第一，是如何向我們的敵人學習？這個帝國的話語，我們如何向他們學習，這一百年我們一直在學習；第二，我們如何處理自己文明內部的問題？第三，我們如何重新激活我們固有文明的這些彌足珍貴的遺產，這些閃光的部分？至少我現在從事現代文學研究和現代文化研究的時候，這本書會刺激我自己，自覺不自覺地要回答這三個問題。
新文化運動快一百年了，如果從晚清開始時間更長一點，我們中國幾代知識分子，他們是在忍痛進行自我批判。他們知道這種批判有的時候會有失我們民族的尊嚴，但是文明等級這個東西，這個參照對於我們到底負面作用大還是正面作用大？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為什麼說這個東西長驅直入進入到我們的世界裡？這一百年里文言文消失了，古老的話語表達方面消失了，我們越來越融入到劉禾老師說的世界村。我們自己文明內部的問題到底出現在什麼地方？為什麼一下子這一百年就變了？我記得汪暉先生和李零先生他們的文章裡面涉及了這樣一些話題，有一些論述還很深入，對我們都有很大的啟發。所以我覺得借用外國的語境、思想和資源可能還不都是投降。我覺得這裡面尤其可以魯迅先生為例，魯迅晚年的時候，就避免了在文明等級論裡面來思考問題，他找到了解決問題的一個方法。我覺得魯迅的這個個案可能會回答這樣的一個問題，因為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問題，一方面批判，一方面建設。
如何激活我們民族固有的資產，彌足珍貴的這一部分？這也是幾百年來我們幾代人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們在座的一些老師也在做這樣的工作，我們中國未來的文明應當是取今復古，其實這裡面也有著面對著帝國主義文化遺產，我們中國人怎麼樣來來思考它的問題，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夏明方（中國人民大學）
「批判文明等級論，會不會走向對中華文明的過度的闡釋？
我自己關於歷史的研究也有一個概括，在2008年的時候，在近代史研究雜誌關於近代史方法論討論的時候我有一個概括，就是說近代歷史整個方法有一個革命史取向，有一個近代史的取向，後面有一個後現代的取向。結果會議上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觀點。那個時候對於後現代的研究剛剛起步，有的人按照這個方法去討論，但是還不願意承認，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我在想這個東西對學術界來說肯定會成為一個潮流，甚至有可能成為一個主導性的傾向。
所以反過來我們去回顧這麼多年的發展，我們會感受得到後現代，當然後面還有一系列的研究，對我們從文學領域到史學領域這樣的一個擴展。劉禾老師在這本書裡面，特別提出來一個主權和人權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重新對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提出一個新的討論，從某種意思上來說，這是對早期的革命史研究的某種回歸。因為我們都知道，近代史非常重要的傾向，一個是反帝，一個是反封建。不管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概念現在多有爭議，反帝、反封建的兩條線是很明確的。當然了封建我們今天先不談，反帝則是對民族或者國家的一個堅持。
就是我們好像又回到了那個革命史的氛圍，當然這種回歸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在經過後現代、後殖民的一系列的，包括現在全球化的各種各樣的理論或者各種各樣的現實的衝擊之後，我們反過來對以往的歷史的重新的思考。而且這種思考實際上正如劉老師在文章裡面所透出來的，實際上有助於當今中國，就是提供一個新的角度，是我們當代中國如何處理國際關係或者是國際法的遺產方面的全新的角度，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這是我要說的一個方面。
還有一方面，我想接著孫郁老師剛才提出來的這個話題談。我們今天通過這個文明等級論的討論，實際上是對於西方的方方面面所有事項做一個看起來好像是總體性的批判，這裡必然會涉及一個所謂對現代性，包括有的作者裡面也提出了對啟蒙現代性考量的問題。就是說我們批判文明等級論，是不是就一定要把西方所有的一切都打到一個地方性裡面去？或者打到一個種族性裡面去？而且在文明等級論裡面包含著一種普適性的東西，這是我們今天尤其是在當代中國，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我參加過一些會議，有很多學者他們內心裏面所迸發出來的是一種非常優越的傳統文化的意識，他們說中華文化有一統天下的感受在裡面。我覺得就是我們這樣的一種批判，有可能會走向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有一些讀者他如果不是特別理解這樣一個批判的含義的話，會不會走向對中華文明的過度的闡釋？
仲偉民（清華大學）
「世界秩序的重新確立，是舊世界向新世界轉向的關鍵內容。
我想談兩點非常具體的體會。
第一個感想，這本書提出的概念，就是這本書的書名，世界秩序和文明等級，我認為這兩個概念是全球史研究的一種非常好的理念，尤其是研究大航海時代五百年以來世界歷史時兩個最重要，也是最有用的概念。我認為通過這兩個概念可以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理解整個世界歷史全球化的進程。可是在這兩個概念當中，我和劉禾老師和其他幾位老師有一點想法不是太一樣，不一定對。在這兩個概念當中，我認為更應該強調前一個概念，即世界秩序的概念。我認為如果用世界秩序的概念取代文明等級的概念來統一大家的思想的話，就我本人來說，我更為贊成。
為什麼呢？第一點，我認為文明等級論儘管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可是我認為這個名詞容易引發歧義，引起爭議。比如像把中國作為半文明國家，我個人是非常同意的，因為中國是一個傳統的社會，就像近代社會，在和西方接觸以前，我們是一個純粹的農業國家，一個近代的國家。可是這個概念我們怎麼用呢？比如說我們怎麼向學生來交待？怎麼用在教科書裡面去？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文明等級，從學術的角度來探討沒有任何的問題。可是它會引發一些後續的問題，這些後續的問題可能是我們學者駕馭不了的。第二點，我認為這個世界秩序的概念，或者說近五百年以來，世界秩序的重新確立、重新制定，是舊世界向新世界轉向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內容，也可以說是最為關鍵的一個內容，或者說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一個顯著的標誌。劉禾老師在序言當中說，在十五世紀末以來的五百多年當中，世界文明等級的確立對現代地緣政治的形成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說得非常好。可是我認為能不能改一下說法？比如改成十五世紀末以來的五百多年當中，世界新秩序的確立對現代地緣政治的形成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這兩種表達劉禾老師喜歡哪一種，我更傾向於後一種。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近代以來的社會有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像民族國家所謂的主權意識，所謂的雙邊或者多邊條約等等。我認為這些都是新秩序，都是世界新秩序的具體體現，是現代國際關係對於傳統國際關係一個非常重要的體現。因為從目前學術界研究的狀況來看，比如在我們歷史學界，除了經濟發展、技術進步、政企轉換這些被大家普遍重視的因素之外，現代世界發展的過程，我認為實際上就是一個新秩序逐步確立的一個過程。根據劉老師的意見，1492年開始的大航海是打破世界舊秩序的開端，這個沒有異議。1494年簽訂的雙邊協議，標誌著現在世界秩序開始正式確立，我認為這些見解都是非常有見地的。這個新秩序實際上是建立在強權和實力的基礎之上的，新秩序還持道義原則和平等原則，我想近幾百年來都是這樣的。也就是說，近五百年來的歷史，新秩序的確立，我認為是形式正義高於實質正義。就像今天英國的脫歐公投，我個人是非常贊成這種形式的，我認為不管英國脫歐還是不脫歐，這個形式正義我是很贊同的。
隨著歐洲強國在全世界的擴展，他們也將逐步把這種新秩序擴展到全世界，如果我們不否認的話，這實際上就是歐洲中心論的一個本質特徵。因為歐洲人普遍認為，新秩序意味著公平，意味著正義，所以他們有理由將這些新秩序推廣到全世界，我想這個過程到今天還依然在進行。這是我談的第一點個人想法。
第二個感想，我認為將這個概念引入到中國史研究當中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當中，有兩種最有代表性的觀點，一個是革命的範式，另外一個就是現代化的範式。革命的範式我認為堅持的是道義的原則，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完全是一種道義的原則。所以認為中國近代化的過程，就是咱們中國人民爭取獨立、擺脫殖民壓迫的過程，我認為這是革命範式的一個非常典型的特徵。第二種範式就是現代化的範式，現代化的研究範式我認為是一種歐洲中心論的原則，它認為中國近代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逐漸向西方學習的這麼一個過程。但是這兩種範式近年來都受到了學術界的批評。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就是說在研究中國近代史，大家都有點迷茫的時候，近十幾年來全球史的概念逐漸引入中國。全球史在中國的影響，或者說在中國的研究，我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並不落後，就像劉老師他們在2004年就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現在像武大、山大，還有幾個學校也成立了相似的研究中心。在這方面，我認為，中國的學術研究和世界幾乎是同步的，我們並沒有落後。
所以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引入全球史的概念，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啟發意義是特別大的。大家都知道費正清先生的理論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影響非常大，並且很多學者都知道有一個條約時代的說法。現在我們仔細想一想，實際上所謂的條約時代，實際上就是從中國被迫接受西方的秩序到半被迫接受，到後來主動接受，到現在中國實際上在1945年以後就已經逐步加入了制定世界新秩序的過程。所以我認為這個概念的引入，對於我們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商偉（哥倫比亞大學）
「重構我們的文明論，避免帝國主義的邏輯、民族國家的邏輯之外，可能性在哪裡？
作為劉禾老師的同事，應該首先向劉老師表示祝賀，還有整個團隊，其中有一些作者是我的朋友。特別是在今天這個學術學科化、學術職業化、思想與學術脫節的情況下，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具有相當的示範作用的項目。它涉及的學科非常之廣泛，人類學、地理學、語言學、文字學，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等等，涉及眾多的領域，它還包括這些深度的研究，包括對學科建制歷史的分析批判等等，所以它可以放在不同的標題底下來觀察，也是學科史批判。光是從這一點上，就可以把很多的論文來做一個統一的角度貫穿，這是我的一個感想。
另外一方面就是文明論，當然我們現在講文明論都不會忘記在「文明衝突論」這樣一個語境裡面看這個問題。特別是在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在冷戰結束，在宣布歷史終結的時代以後，我們今天來重新談文明論的問題，一方面我們是對這樣一個支配了近代世界秩序，支配了世界權利的分配、權利的均衡關係，加上思想學說的一個批判性的感想。另一方面中國有自身的傳統文明論，也會加入我們今天這樣一個討論。在這樣一個非常多層次、多層面跟文明相關一系列的話語討論中間，怎麼樣來定位，怎麼樣來引出新的問題，我覺得這都是可以持續討論的話題。包括我們今天重構我們的文明論，是否能避免帝國主義的邏輯、民族國家的邏輯。避免了這些之外，可能性在哪裡？所以這是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這本書的讀者對於它的直覺應該是，它是一個批判者，是具有強烈挑戰性的一部論著。它是不是完全從後結構主義出來？我覺得也不完全是，它有相當多的歷史分析、個案的分析。我個人的感覺，它是一個歷史把握。我覺得一種話語和實踐的生成、演變的歷史邏輯，幾乎貫穿了書中所有的論文，所以它跟通常的解構是不完全一樣的。
從這樣一種不完全是解構歷史分析得出來的一個論述裡面，除了它的批判性以外，它的建構性和建設性在哪裡？我想這個可能在一些讀者的視野裡面會忽略。但是我很高興地看到劉禾老師的文章中最後提到這樣一個問題，由此看來，在經典的文明標準衰落之後，人權當然是要重新定義的。人權究竟是否最終取而代之，而成為西方世界新的文明標準呢？就是說你怎麼觀察這樣一種規範性的東西，怎麼從一種具體的歷史經驗裡面來構造出來，把它變成一個普適性的話語實踐？取而代之的會是一個什麼樣的話語？從張彭春本人來講，他試圖建構一個新的人權。那麼這個東西從聯合國幾次的人權聲明裡面可以看到，它是不斷協商、不斷爭論的一個歷史過程，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所以對於這個規範歷史的建構，做一種歷史批判的分析，我覺得是一種還原，是一種了解，而不是把它作為一種給定的、不可挑剔的東西。反過來對於我們學術來講，就是怎麼樣把這個學術研究、歷史個案研究、歷史方法跟某種問題結合，這是一種規範式的思考，具有普適性的思想和建構聯繫起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值得討論，具有很大潛力的方面。
李零（北京大學）
「這個世界太多的問題都是跟這個世界秩序有關係。
我今天沒有太多可講的，因為我對它了解很不夠，雖然剛才提到這個研究開過兩次會，我現在記不清我參加過哪一次。有人說我參加過第一次活動，但講了一些什麼我都有點忘了。現在好了，這個書出來了，我覺得很不錯。我一開始只看了一下劉禾寫的序言和我的老朋友唐曉峰寫的這篇長文，很驚訝，我自以為好像對唐曉峰很熟悉，知道他喜歡討論的是一些什麼問題，但是這個書裡面唐曉峰寫的文章，讓我有一點陌生感。他寫得非常好，非常有意思。我確實覺得這個世界太多的問題都是跟這個世界秩序有關係。大家在談論說我們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我覺得是處在後冷戰時代，是不是後現代我不太明白。而且我覺得這個後冷戰的時代絲毫沒有什麼太平氣象。希望以後還能夠聽到各位新的高論。謝謝大家！
劉北成（清華大學）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研究，應該做的更歷史化一些。
對於這本書整體的印象，我和商偉是基本一致的，我很贊同他的說法。全球史其實現在可以說是一個沒有定義的東西。我覺得不存在哪個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合法的。從這本書明顯可以看出來，它是和劉禾原來的研究相延續的，可以說是後殖民研究的一個延續。
我想這本書在問世以後應該會產生比較大的爭議，但正因為有爭議，所以它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從前面生產的這個過程可以看得出來，剛剛前面他們也講到，就是這裡面的統一性是比較強的，或者說這個聚合性比較強。但是也讓我產生了一點不太舒服的感覺，就是為什麼這樣一個團隊的合作裡面沒有挑戰的聲音、特別不一樣的聲音？
另外，從大的方面來講，我還是有一些質疑。一個就是因為我們用的概念是比較大的，特別是從1492年到1992年500年，在用這樣一些概念的時候，我們有把一些東西固化的傾向。因為這個世界秩序五百年以來是有很大變化的，不能簡單地來講從1492年開始建立了一個什麼樣的秩序，而且這個秩序在二十世紀也有很大的變化，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包括文明等級論，我覺得有一句話，說很多的民族都以自己的文明或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種東西，並認為因此自己就有侵略別人、支配別人的合法的權利。在書裡面也講了一些東西，這個形成也會有一些過程，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說成是一個五百年的東西。另外唐曉峰那篇文章裡面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語言，他講地理大發現，同時也是一個歐洲文明的自我發現，我覺得這個非常經典。但是這個歐洲文明的自我發現的過程，不僅僅是一個發現的過程，它也應該是一個不斷解構和建構的過程。也就是說，五百年前的歐洲文明或者說和二三百年以前的歐洲文明，和現在的西方文明都有很大的不同。就像薩義德東方學所講的，東方學把西方之外的所謂的東方本質化了、固化了。如果中國算是一個他者的話，是不是我們也不能把他給簡單地本質化？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研究，我們要做得更歷史化一些。
前面孫郁也提到，這裡面還有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我覺得這本書做了很好的闡述，文明等級論是在十八、十九世紀，隨著學科化的發展比較明確地建立起來的。但是我想這個文明等級論是不是一個自身獨立的理論？還是說它是包容在或者是被涵蓋在其他的理論中，或者說它和其他的理論是怎麼相輔相成的？我想我們一般接受的，包括開始翟總編所講的，就是我們原來是在一種所謂社會進化論的名目之下來接受文明等級論的，其實這裡面回到的不是對文明等級論的評價問題，或者是對它的歷史建構認識的問題，實際上還是對文明進化論的整體的認識和評價問題。我在這裡要說的是這本書非常好，因為它對我們的這些認識提出了挑戰。
唐曉峰（北京大學）
本書作者，撰有《地理大發現、文明論、國家疆域》
「政治地理學是火藥味非常濃的地理學分支。
李零忘了一件事情，他剛才說他忘了參加過這些活動，另外他還忘了一件事情，是十幾年前的事情，和我們今天這個主題很有關係，何況是今天這還是三聯書店出的這本書，搞的這麼一場活動。實際上十幾年前三聯就準備做這麼一個計劃，就是要出版一種雜誌《三聯人文地理》。當時請張承志先生來做主編，他在籌備這個事情的時候把我和李零叫去，買了麵包和汽水，跟著他討論他的思想。這本雜誌只出了一期——這其實是值得收藏的一個版本——就被叫停了，印了多少冊也不知道。它的封面是一把越王勾踐的寶劍插在那裡，表示一種戰鬥氣息。張承志的思想是非常具有戰鬥性的，大家都知道。那個時候他戰鬥的對象是誰呢？他說的非常清楚，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就是那樣一個地理學，是在那樣一個背景下形成了一個近代的學術，帶頭者就是大英帝國的皇家地理學會，依託的是一系列的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在全世界上所展開的活動。所以張承志當時的想法非常具有衝擊力。那個時候實際上就埋下了這個問題的種子，李零把這個事也忘了。所以劉禾一說的時候，就把這顆種子喚醒了，當想到這個事情和我自己搞的專業是有關係的時候，我一下子就進入了要說的那個話題，非常清楚這是一個學科批判。
實際上我思考的時候，一方面是文明論的問題，我想的是現代地理學、近代地理學創建時候的政治背景和時代背景，實際上它是一個學科批判。這個書里沒有談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地理學裡面有一個火藥味非常濃的專業，就是政治地理。政治地理這個詞真正登場的時候是十九世紀末，是德國的世界現代人文地理的鼻祖拉采爾，他寫的一本地理學的名著就是《人類地理學》，這個詞現在我們不用了。人類地理學非常具有人類學、動物學的特點。他又提出一個概念，我們今天翻譯成地緣政治，這個地緣政治是火藥味是非常濃的地理學分支，是列強的地理學，是列強如何爭霸世界的地理學，或者是列強之間進行博弈的一個分支。所以他講地理學基本研究的單位是什麼？國家。現代國家概念產生後，和它相適應，在人文世界開始把國家建成一個地理學研究最基本的單元。這個國家該怎麼做？大家都熟悉了，好的國家，文化屬性高的國家就得擴張，沒本事的就等著別人向你來擴張，所謂的地緣政治地理學開始就是這麼出來的。下一個也是火藥味十足的，就是英國的麥基德，就是討論在世界上稱霸的問題，這個思路在西方一直有，一會兒是邊緣說，一會兒是海權說等等，整個學說的目的就是爭霸世界。要做地理學的學科批判的話，這的確是那個時代一個非常大的背景。
後來開始轉換，地緣政治這個詞大家覺得經過希特勒之後是非常髒的詞，改成政治地理學，但是其中難免還有這樣一些東西。政治地理學弱國幾乎沒有這個東西，強國特別在意這個東西。所以我們做學科批判的時候，就可以和大時代建立起關聯。十九世紀是有各種學科紛紛建立的時候，紛紛建立的時候過去只認為是科學思想的誕生，忘了還有大的歷史時代、政治時代的背景。另外就是這個學科是由誰創造出來的，為誰所用的，除了知識以外，還有什麼其他作用。這些討論起來之後，一下子就呼應了這個時代的大問題，我們可以從不同方面來解讀這些理論，比如歐洲中心論、殖民主義等等，都可看到學科當時的影子。所以討論文明等級論，一下子就把這個學科的這個方面又照亮了。所以文明等級論有非常豐富的內容，從這個角度，可以重新反思許多問題。
我寫的這個東西談不上研究，後面的一系列對比只是一點思考，要做深入的研究，我覺得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比如，領土的起源是怎麼回事兒，政治地理學是如何被製造的等等，還有國家性質概念的轉變，都是很有意思的話題，都可以從文明這個角度重新來做。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新的角度，可以照亮新的思考。
梁展（中國社科院）
本書作者，撰有《文明、理性與種族改良》
「人類學、政治地理學可能起源於帝國探險。
我也是在考慮康有為這個裡面牽扯到這個方面，我隨便翻了翻關於人類學、政治地理學的起源。我跟唐老師的角度不一樣，我想最早這種地理學可能是起源於帝國探險這種東西，歷史上有很多探險隊，我關注這一方面的東西多一點，比如俄羅斯為了打通遠東通道，投資一些探險隊。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營造了這樣一個學科，緊緊和政治相聯繫的，和帝國意義、擴張意義緊緊相聯繫的這些知識。這個文章裡面梳理了很淺薄的一些方面，因為我從來沒有系統接觸這些東西，在這之前我做了人種學的考察，主要起源也就是近代的一些問題出發。因為現在在科學上想找到這樣一些東西，比如國家建設，特別是西方殖民戰爭的知識，我在這一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也是遠遠不夠的。我就說這些。
郭雙林（北京師範大學）
本書作者，撰有《從近代編譯看西學東漸》
「不放在文明等級論的視野下，一些問題沒有解釋。
我想有幾點要談一下，我們做這個東西絕不是反對文明的，我們是在反思文明，這個要說明。為什麼這麼說呢？這幾年我也在很多場合說過，就是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我們國家的體量越來越大，國際政治經濟地位越來越高，但是我們在文化上，好像還依然匍匐在西方之下。我覺得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政治上、經濟上強大以後，在文化上還是個矮子，他必須要構建自己新的文化。怎麼構建？可能對近代以來形成的文化要進行一番反思，對傳統要有一番反思。所以我在一個地方說過，我說超越傳統，超越西方，結合我們的時代，構建我們新的文化，我基本上是這樣的態度。不是說我們反思西方，就好像把西方近代進步的東西我們全否定了，這是一點。
我覺得我做了這個東西以後引起了很多學科反思的問題。確實是，因為以前意識到一些問題了，但是沒解。比方說原來編這個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時候，中國現代史上的七七事變，西安事變，九一八事變都叫事變。為什麼都叫事變呢？它們完全不是一碼事么。如果你要是去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起訴書的時候，那裡面的原話就是說，日本人稱事變而不稱為戰爭，是因為他把中國人不當文明人看，就是日內瓦國際公約對中國人是不適用的。我當時編的時候想把它改過來，改不過來，因為長期的大家形成一個思維習慣了，你不叫事變叫什麼？我都查過，「事變」這個概念是日本人用的，後來我們就都用了。可能是啊，我還沒進行考察過，這裡面可能是帶有殖民主義因素的東西，但是我們現在依然在不自覺的，也就是政治無意識，在使用這些概念。
通過文明等級論這樣去反思以後，可能會有新的認識，可能會得出新的結論。劉老師提到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巴黎和會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巴黎和會中國失敗了，代表團和北京政府所有的電報，去的和來的，我全都有，但是解釋不清楚。不放在文明等級論的視野下，對於巴黎和會的結果沒有解釋。還有關於開羅宣言的問題，我們都知道，當時羅斯福要把整個琉球給蔣介石，蔣介石不敢接，為什麼他不敢接？託管？他自己都不自信來託管這個東西。其實放到文明等級論這個底下來看的話，馬上就可以理解了。因為蔣介石自己認為自己不是文明的，自己是半文明的。所以我覺得這個視角，可能對近現代史的研究帶來很大的觸動。
孟悅（清華大學）
本書作者，撰有《中國植物知識的轉軌與分流》
「世界秩序作為知識範式來講，到底代表著什麼？
我比較同意剛才仲老師講的一些觀點，我自己的一些研究是希望反省現代世界、現代歷史的。世界秩序的問題，我覺得特別是要擺好中國和世界秩序的關係，實際上中國在整個現代史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個處在文明等級底層的國家，而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競爭者。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世界秩序的話，那我們現在的歷史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特別是像科學，包括像很小的學科，像植物學，整個思維的方式都表現出要加入這個世界秩序，然後就是變成這個世界秩序之中的一員的想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丟失了很多東西，而且對於所加入的這個世界秩序的本身——我說的這個世界秩序不光是用槍炮組成的，而且也是用知識和科學組成的——沒有真正的了解，只是把它當做權利的一部分。所以我覺得這一方面是需要很好的反思，反思這個世界秩序作為知識範式來講，到底代表著什麼。我就說這麼多，謝謝。
程巍（中國社科院）
本書作者，撰有《語言等級與清末民初的「漢字革命」》
「西方話語在傳播過程中，被我們自己的知識壟斷或誤用，導致了這種西方中心主義以一種更強大的方式作用於我們自己。
可能這本書會給人一種錯覺，就是西方只有這麼一種話語。我們要時刻牢記，話語是在話語場中存在的，是有很多對抗性的。但是某一些特定的話語，會在一定特殊的場合下跟一些利益、強權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一種非常具有強制力的話語。當然我說這個西方的話語並不是一種，比如說我們這本書裡面的寫作很多是受了福柯知識考古學的影響，但是這整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傳播學的過程。這個傳播我們不能說這一套西方的話語是通過透明的手段過來的，這個其中有很多變形。比如說有一種是屬於知識壟斷，在清末的時候，中國人對西方了解比較少，知識壟斷就得以可能，嚴復在翻譯天演論的時候就把倫理學去掉了。後來斯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出版的時候有中國人要譯過來，但是受到新文化支持者的勸阻，說你不要譯。所以說這裡面有壟斷。還有一種就是有人生活在西方的某一個社區裡面，這個社區裡面流行的東西就成為他對整個西方的概括。
我們知道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西方主流的話語是一種民族國家，或者是民族主義的話語，世界主義只是一種很小的邊緣的話語，在猶太人中間比較多。包括進化論，到我們這邊來的時候，被認為是在整個西方十分流行的一種具有壓倒性的話語，實際上不是這個樣子。胡適到美國去的時候，他發現無論是康乃爾還是哥倫比亞大學，每天學生都有很多的經課，我們這裡是去掉了經課。他發現教師如果在當地講進化論的話有可能被解除教職的，現在在美國的有些洲裡面，講進化論的教師還是有可能會被開除教職的。但是我們的這些人介紹的時候，會把它描述為這種東西在世界上很流行，如果中國不這樣做的話就落後於這個時代了。還有世界主義，這兩者結合起來了，實際上是扭曲了西方的形象，變成了我常常說的一個概念，就是中國現代自我。中國現代自我裡面有非常強大的進化論的東西，還有世界主義的東西。世界主義還有很多變形。
所以我在這個文章裡面，主要談論的不是說這個，西方有一個很大的話語政治，但是在這個傳播的過程當中，有很多我們自己的知識壟斷，或者說是一種誤用，導致了這種西方中心主義以一種更強大的方式作用於我們自己。所以我們說的這個知識考古學，我們可能會探索一種東西在它的形變過程中是怎樣被強化，被省略的。所有這些東西就遮蔽了我們想像另外一種世界的可能，或者是一個全球的可能。我們現在做這個工作實際上是一種批判性的工作，就是要顛覆，把籠罩在我們眼界里的東西打碎了，你才可能在對歷史有另外一種想像的時候，你才可能跟西方商討出一種更加具有讓人變得自由平等的更好的東西。
宋少鵬（中國人民大學）
本書作者，撰有《「西洋鏡」里的中國女性》
「現代性的性別秩序如何形成、如何切入到新的世界秩序里？
我自己研究中的一種感悟，就像商偉老師說的，像一個還原性的歷史梳理，我努力想尋找這個脈絡，尋找這個邏輯在哪裡。在這個尋找的過程當中，與其說有強有力的理論先行的指引的話，實際上我想更多的去理解我們現在的性別秩序是怎麼形成的。當我想理解當下的所謂現代性的性別秩序如何形成的時候，你會發現一個知識基礎，一個觀念基礎，它們恰恰跟文明等級和世界觀念的形成如此地密切地關聯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在座的老師都知道，婦女性別研究在國內還談不上學科化，所以談不上對學科進行批判，但是這個知識的觀念一樣滲透在我們這裡。在這個梳理的過程裡面，除了知識批判、學科批判之外，劉禾老師的這個號召，實際上讓我們深刻的去理解現在社會秩序的形成與性別秩序之間的關聯性。我就想說，當我們意識到文明等級進來之後，我們現在對過去婦女的想像，或者對未來婦女的想像都是在這個文明論這麼一個環節裡面產生出來的，也就是說有雙重想像，重構了過去婦女的歷史，比如說纏足這個東西是不好的，比如說當過去的那些才女們都是無用的人，婦女們都是不生利的，家務勞動是沒有用的。這些知識是在歷史中被建構出來的。然後我們就要想什麼樣的婦女是好的？我當時腦子裡就浮現出一個概念，我們中國人講安身立命，實際上女性也追求安身立命。所以現代新的性別秩序建立起來之後，女性的身體也被重新解讀，女性的身和心都被重新解讀，女性的身體放在哪裡是好的，哪裡是有意義的，都被重新想像，重新設計了。所以對我來講，確實這個研究過程是一個自我發現、自己去理解的過程，就是理解當下，理解自己，我們作為一個女性，甚至一個男性也一樣，對於一個性別秩序如何建立，如何切入在這個社會世界裡，切入在這個新的社會秩序里，這是一點感悟。
汪暉（清華大學）
「我們今天面臨的到底是什麼樣的失序和什麼樣的秩序？
我看這個題目的話，我覺得是《世界失序與文明等級》，因為基本上在這個深層過程中，這麼多的戰爭和失序，不斷的以文明的名義進行的野蠻的戰爭和宰制，你可以說是秩序，也可以說是失序，現代沒有秩序。我想其實這本書基本的精神，除了講知識和學科，其實它的基本精神是跟近代思想裡面探索突破這個秩序的思索是一脈相承的。
我們舉個例子，章太炎的思想中，「進化、公理、唯物、自然」，這四個都是文明秩序典型的支柱，他說要把這個東西重新作為我們思考的對象。還有「五無論」，這些都是對於這個文明等級論的批判。他後來提出「齊物平等」，講「破除名相」，就是打破今天這一套知識分類學所提供的霸權。這一套知識的霸權，構成了一個所謂的秩序，這個秩序背後全都是失序的，只有形式上的「秩序」，所以不斷地產生衝突和戰爭。在所有的領域裡面，把這個衝突尖銳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今天的這個思考，也可以說接續了近代以來很多的思想家、知識分子的思考。剛才也提到魯迅早期，包括他一直到後期的思想，這是一個類型的。剛才講到有沒有一個另類的出路，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思考的前提，而且他提供了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個政治性的語境和政治思考的可能的方向，這是一個方向，我曾經把它叫做否定的公理觀，它是否定的，它要提出自己的公理觀，但它也是從解構、批判的意義上過來的。
第二個方向跟中國革命有非常大的關係，因為中國革命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和它轉化後在中國這個世界裡面產生新秩序。但是中國革命試圖借鑒近代啟蒙運動以來，包括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以來延續的某一種社會主義的方向，換句話說，建立一個新的普遍主義，那在政治上是它的對立面。這個裡面出現了很多問題，包括了同構性，我們可以看瑞貝卡·卡爾講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講社會主義運動、馬克思主義思潮、近代啟蒙理念跟文明等級論之間存在的這種關聯。這個裡面出現了這些問題。但是這個破除的過程中，也包含了許多新的內容。我們如果講國際法的秩序的話，朝鮮戰爭以後，中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實這一套跟國際法直接相關的理念，的確包含了對歐洲國際法的學習，但同時又是否定，同時還是重構。因此如果說近代世界有一種所謂秩序性的萌芽的話，這些秩序性的要素並不只是歐洲殖民主義所創造的那個形式的秩序直接的物質化，不是說這個秩序變成了一個東西，我們以為有了。恰恰是在這個反抗、博弈和鬥爭當中產生出的力量，所以這是它的另外一個政治的可能性。儘管中國革命當中有很多問題，所以現在有一個後革命、反革命的思潮，可以說否定這個的思潮，但是如果任何人忘記二十世紀對這個秩序的抵抗，從當中重新梳理出裡面的那些要素和可能性，我們可能又真的就回到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當中去，現在這個可能性不是很小，是非常大，在很多層面在再造這個秩序，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確實需要挖掘、形成真正我說的秩序。要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失序的背景下形成的那些新的秩序誕生的正面的萌芽裡面找到這些要素，我想是這本書要反思的問題另外一個意義。
第三，確實當代世界出現了很多新的現象和新的問題，這些新的問題不完全是十九世紀或者是早期的問題，要完全想用舊的方式，無論是怎麼回，回到任何一個模式上可能都不行。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唐曉峰是地理學的大家，我們看地理髮現、海洋理論，都是構築直接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內陸的關係都被貶低了。所以整個歐洲關於無限的思考、普遍主義的思考，都是跟海洋連在一起的，所有的內陸都挺差的。國際法的很多的要素都是從海洋法裡面發展出來的，內陸的國際法的資源在後來構築國際秩序當中其實很弱。今天呢？金融化、電子化裡面新的秩序是新的失序，黑客的世界，政府的世界，各種各樣的力量在那個電子世界、網路世界裡面互相競爭。所謂的邊界，所謂的主權，所謂的你我之間的這一套邊界的博弈關係，就好像當年的西班牙海盜、英國海盜、荷蘭海盜，包括他們的國家，互相競爭，形成的一套國際法的秩序，這是和劉禾已經做過了梳理的一樣。我們今天看到的其實也是這樣一個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現在這本書所提供給我們的思考，是可以從這個歷史裡面來借鑒和思考，我們今天的二十一世紀面臨的到底是什麼樣的失序和什麼樣的秩序？因為今天整個的問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可是那個文明等級以變異的方式還滲透在這個世界裡面。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思考它，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問題，的確是一個關乎現實的問題。
*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與微信後台聯繫。
《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
劉禾 主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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