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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千年外交史上的「憤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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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青」是在1990年代中後期成為流行詞的,但其實「憤青」現象在歷史上早已存在,其產生與發展與中國對外關係有內在的聯繫。


那麼,什麼是「憤青」?古代「憤青」與現代「憤青」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處?南宋是如何滅亡在憤青手中的?崇禎皇帝曾有四次機會挽救危亡中的大明王朝,卻因何一次次被「憤青」綁架,導致最終亡國?為什麼「憤青」現象在中國外交史上千年不絕呢?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中國千年外交史上的憤青們。


「憤青」並非「憤怒」與「青年」的簡單之和,而是指思想偏激、情緒化,有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沙文主義思想、言論和行動的青年。「憤青」雖是現代辭彙,但「憤青」現象卻在中國千年外交史上早已有之。


蒙古崛起之後,雖然多次戰勝金國,但終究無法消滅金國,只得尋求與南宋合作。成吉思汗臨死時,訓誡自己的兒子們:「金之精兵在潼關,強攻難下。可借道南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由此可見,成吉思汗的戰略是,聯宋滅金。在當時的形勢下,蒙古還把南宋當作潛在的盟友對待。

成吉思汗


當時的金國皇帝金哀宗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剛剛崛起的蒙古汗國是金國最危險的敵人。為了救亡圖存,必須集中力量全力對付蒙古。他一改金國歷代與宋朝為敵的做法,不再發動侵略宋朝的戰爭,並派人到光州(今河南潢川)一帶,四處張貼告示,告諭宋朝軍民,今後不再征伐南宋了。同時,為了尋求同盟,公元1225年,金哀宗還通過談判,聯合了正遭受蒙古侵擾的西夏,雙方約定西夏對金國不再稱臣,不用金國年號,雙方互不侵犯。調整好外交格局後,金哀宗全力對付蒙古汗國。公元1226年,經過一年多的戰鬥,金國先後收復了平陽、太原等重鎮,取得了一定的勝利。此時,成吉思汗正集中力量進攻西夏,公元1227年西夏滅亡。


此時,已經成為蒙古大軍首要進攻目標的金國想到了遣使臣向宿敵宋朝「借糧」,其實就是哀求方便、遣使求和。使臣臨行前,金哀宗得知了蒙古要聯合宋朝共同攻打金國的消息,於是反覆囑託使者努力爭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陳述唇齒相依的道理。金哀宗說:「蒙古滅國四十,數年前已滅西夏,我大金國若滅亡,下一個亡國的肯定是宋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如果宋國能和金國聯合,既對金國有利,也對宋國有好處。作為使臣,你一定要把這個道理好好講給宋人聽!」


如果當時南宋對蒙古的滅金戰爭選擇暗中作梗,哪怕不作為,也都至少可以贏得數年乃至幾十年的準備時間。然而,靖康之恥激起的全國性的仇金情緒,造成南宋外交戰略失誤。雖然當時有清醒之人反對,但很快被瀰漫全國的仇恨所淹沒。

中國千年外交史上的「憤青」們


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南宋沒有理智地放下已經過去一百多年的仇恨,反而尋求自掘墳墓的滅亡之道。目光短淺的宋朝君臣把宋朝與蒙古聯合滅金看作是報靖康之恥、建立不朽功業的天賜良機。為誘使宋朝與蒙古聯合滅金,蒙古答應滅金後將河南歸還宋朝,但雙方並沒有就河南的歸屬達成書面協議,只是口頭約定,這就留下了隱患。


當金國在蒙古的打擊下瀕臨崩潰時,南宋朝廷認為有利可圖,於是出兵北伐。按照與蒙古達成的協議,宋朝軍隊兩萬人在大將孟珙率領下,攜帶盟約規定饋贈給蒙古軍隊的糧秣三十萬石,抵達蔡州城下。金國滅亡後,南宋如願分得了一部分領土,但南宋君臣卻沒有想到,自己親手毀掉了金國這個阻擋蒙古鐵騎的藩籬。


事情到了這兒,本來好像結果還不錯。遺憾的是,南宋並不滿足於分得的土地。一個「憤青」提出了著名的「據關阻河,光復三京」的北伐蒙古議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穩,把蒙古人趕到黃河以北,再以重兵防禦潼關—黃河一線,與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這封不切實際的奏摺深深打動,不懂軍事的文人們紛紛主戰,不顧滅金戰爭中同蒙古並肩作戰,而對蒙古大軍實力有深刻認識的將領們的反對,終於走出了錯誤的一步,南宋大軍北伐蒙古。結果北伐大軍全軍覆沒,安然南返者十中無一。蒙古大汗召開最高軍事會議,說道:「今諸國已服,唯江南一隅,尚阻聲望。朕願躬行天討……」於是乎,蒙古三路大軍南下,南宋滅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滅亡前的德佑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位大臣出現在朝堂上。當初那些主戰的「憤青」們,全部逃亡,只丟下小皇帝和謝太后孤兒寡母加上6個大臣一共8個人。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啟釁,自招入侵。」可見「憤青」之誤國。

當然,即使南宋不主動北伐,蒙古大軍也早晚會南下討宋。但也許還能有幾年休整備戰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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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載,明朝崇禎皇帝勤政廉政,算是個明君。但他卻怎麼會落得個亡國上吊的下場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憤青」現象所綁架。歷史曾給了崇禎四次機會,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不用當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有可能成為復興王朝的英雄。但是,「憤青」們把他和明朝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機會是封后金首領為王。後金,就是後來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前身。在與明王朝不斷周旋過程中,努爾哈赤一直希望明朝封其為王,以號令東北各少數民族。皇太極的實力雖比父親努爾哈赤時大為增強,但一直希望同明朝保持友好,發展貿易。即使是在與明朝的戰爭屢次勝利時,他在議和文書上也要低明朝皇帝一字書寫,並接受了朝廷要其遵明朝正朔、取消「偽號」的要求,在尚未達成議和協議之時,不書天聰年號只寫干支。當其羽翼已豐,多次攻入內地,明朝已無法招架之時,他仍然多次發布告示說,願與明朝友好、議和。


其實,封王的做法在明朝並非沒有先例,但這樣做明朝需要付出代價,即承認後金的存在,划出地區供其統治。這雖然損害了明統治者的威望,但在現實情況下,卻可以平息戰火,安定遼東,減輕國家的困擾,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國」的地位不變。兵部右侍郎楊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我朝撫賞為弱敵之第一策」,是為國家「久遠真切之計」。無奈滿朝文武之中,持這種見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開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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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皇帝


第二次機會是與清軍議和,分界而治。松錦失守之後,崇禎便想和清軍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起義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皇帝籌劃講和。皇太極曾主張分界而治,提出「兩國和好宜先議定疆界」。皇太極熱情接待了馬紹愉等明朝來使,給予他們優厚的賞賜,經過半個多月的談判磋商後,農曆六月三日,在馬紹愉等人離開盛京時,皇太極派官將他們送到十五里之外設宴餞別,並命軍士將使團護送到明朝控制的連山境內。


皇太極給崇禎皇帝寫了一封長信,托馬紹愉轉呈。信中,皇太極在追溯了後金與明朝開戰的歷史淵源後,又談到儘管後金兵已處勝勢,但仍願議和通好。這封信的內容後來被收入《清太宗實錄》得以保存。從行文看,皇太極的態度比較謙恭,在一番客套話之後,皇太極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戰四項條件,字裡行間並沒有太多威脅的意味。儘管如此,皇太極對明朝的誠意並沒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發出了最後通牒:「若不願和好,再勿遣使致書……約九月不至則治兵。」言外之意,和談一旦無望,只有兵戎相見了。


不料,當馬紹愉返回京師,將議和的情況寫成書面材料呈送給他的頂頭上司、兵部尚書陳新甲後,陳新甲因為著急上朝議事,就將信件隨手放在桌案之上,他的書童誤以為是普通奏摺,沒有請示陳新甲就拿出去交給各部門傳抄。這一下可惹了大禍,本來是保密的議和經過,一下子被群臣百官閱覽,朝野為之嘩然,很多大臣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貪生怕死、妥協求全、私定議和條款。


崇禎皇帝極為憤怒,起初他還想袒護陳新甲,對他的大意泄密沒有追究,還將大臣們的奏疏壓下不發,希望不了了之。但過了不久,輿論鼎沸,難以平息,迫於壓力,一向以中興君主自居的崇禎皇帝在思想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的內心不願意給別人留下一個無法應付時局、向「蠻夷」低頭的印象,感到議和是自己的恥辱,於是將責任一股腦兒地推給陳新甲,降旨責令陳新甲悔過。


實際上,崇禎皇帝很信賴和賞識陳新甲,這個處分完全是為了平息朝廷中的輿論,就處罰來看,是十分輕的。事到如此,雖然議和之事已不能再提,但陳新甲若能識時務明哲自保,還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陳新甲明顯不夠老練,他覺得議和自始至終都是在皇帝指示下進行的,自己並沒有在其中增添額外內容,便有恃無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詡其功」,更引用皇帝給自己寫的敕諭中的話語為自己標榜。陳新甲的言行終於使崇禎皇帝惱羞成怒,下令將陳新甲處死。崇禎帝這樣做雖然保全了面子,卻又一次關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開的議和大門。一次本來很有成效的議和,一次可以改寫歷史的救國良機,表面上是因為崇禎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和陳新甲的不謹慎導致最終草草收場,實質上是朝廷內外被「憤青」的思維定式和輿論所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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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機會是遷都。李自成大軍挺進山西,兩個月就可攻進北京,形勢瞬息萬變。大臣李明睿建議京師南遷,他認為,只要向南進行戰略轉移,就能緩過氣來。當年宋高宗趙構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榮富庶的南宋,趙家天下又延續了150多年。咱們大明的條件比那時強多了,地方比它大,物產比它豐富,關鍵是祖宗當年遷都北京時,設南京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體系在。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決心南下,東山或可再起,大明中興有望。沿途的河北、山東、江蘇的情況目前還不錯,安全不是問題。總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儘快動身為好。


誰知,宰相陳演反對南遷,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揚揚,謠言四起,人心大亂。他還指使人上奏章,攻擊南遷是別有用心,是「邪說」,要求嚴肅處理李明睿。絕大多數官員和「憤青」們站在一起堅決反對南遷,為什麼呢?因為士大夫階層長期被正統教育洗腦,堅信撤退可恥,在政治上是錯誤的。當初永樂皇帝朱棣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時,對外宣稱是以「天子守國門,君死社稷」。而這個誓言一直延續下來,成為明朝君臣奉為經典的金科玉律。這是名義上的反對理由,更實際的理由是,如果南遷,官員們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帶走,丟了北京還不知便宜誰。更為要害的問題在於,南遷之後,南北兩個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員,官員們思量的是:我的位子還有沒有、好不好?


官員們唱高調唱了一個多月,李自成大軍此時已攻下了居庸關和昌平,北京危急。崇禎終於忍不住了,毅然決斷:「不管他們了,這事我說了算,咱們立刻南遷!」李明睿嘆口氣:「來不及了,沿途我軍都被打散了,北京城連只蒼蠅都飛不出。」


第四次機會是與李自成議和。李自成本是個苦力出身的粗人,並不具備政治家的戰略眼光,對迅速的勝利毫無思想準備,也不太清楚進了北京意味著什麼。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天北京城的復興門一帶了,他居然在第二天上午給崇禎寫信,要求割讓西北一帶給他,西北實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報告工作;朝廷撥付100萬兩白銀給他作為慰問金,他替朝廷打擊敵對勢力,包括虎視眈眈的東北清軍。


然而大臣們個個慷慨陳詞,調子一個比一個高,要與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禮,根本不在明朝最後一次御前會議的議題之內。崇禎本想乘著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從安定門、朝陽門到前門,沒有一個門為他打開。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獨地走向了煤山……他死後僅3個小時,李自成拍馬直搗金鑾殿。那些政治堅定、慷慨激昂的大臣們血戰到底了嗎?第二天他們就去李自成那裡,排隊請求安排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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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


直到亡國的最後時刻,崇禎皇帝才意識到「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也」。可惜這只能是後知後覺,已於事無補。當時明廷上下缺乏議和的環境與氣氛,明朝始終沒有給議和創造必要的條件,主持議和者包括皇帝在內從未展開有關議和大政方針的討論,糾正以至批駁一些模糊認識及錯誤論調,以統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終沒能形成議和應有的氣氛。


相反,所謂天朝大國不可冒犯的傳統觀念始終佔據上風。主持議和的人無一不身負惡名:兵部尚書袁崇煥終以「謀款通敵」之罪被處死,支持袁崇煥的閣臣錢龍錫也以「密謀主款」之罪發配邊疆。楊嗣昌主持議和,弄得舉朝嘩然,群起而攻之。而陳新甲與後金議和之事暴露後立遭殺身之禍。這種攻擊、反對議和的聲浪經久不衰,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輿論壓力。在這種壓力下任何正確的議和主張都難以暢行。民國外交家顧維鈞認為,中國的外交難辦,原因就在於人們拒絕妥協,而喜歡清談者卻太多,老是獅子大開口,坐井觀天。他曾說:「中國的外交,從巴黎和會以來,我經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亂要價錢,不願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願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


陳寅恪曾說:「清談誤國是西晉滅亡的原因之一。」西晉滅亡了,清談誤國之風並沒有隨之消亡。崇禎皇帝死後不久,大清攝政王多爾袞給南明的史可法寫信,痛斥明朝的清談誤國之風:「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鑒。」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你們明朝的大臣根本不考慮國家利益,就喜歡唱高調、講大話,哪怕火燒眉毛了,還慢條斯理地高談闊論,作個決定比蓋棟房子還慢。當年北宋研究對策還沒散會,金軍就渡過黃河了,你們怎麼就不長記性呢?


《同舟共進》作者: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袁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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