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江青被審判定為「叛徒」的重要依據是什麼？

揭秘：江青赴延安前的風流韻事

黃敬和江青來到了北平。

黃敬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又去中國大學旁聽《資本論》，講課者乃是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教授。李達自1923年脫離中共，但仍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教學。他在1949年12月經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共。

江青和黃敬一起，也去旁聽李達的講課。

據江青對維特克說，當時她每月只有七塊大洋的收入，除了付房租之外，剩下的錢只夠吃鹹菜、饅頭。只是她沒有說及她做的是什麼工作。

江青對維特克還這麼自述：

我到了北京。我在北大旁聽不要錢。那時一個月花七元錢。

北京圖書館是全國最著名的，我從朋友那裡搞了借書證，帶燒餅進去，一整天不出來。有幾個月學會了腳踏車，盡闖禍。

有一天，我和趙丹、崔嵬一起騎車，趙丹在前，崔嵬在後，來了個流氓把我逼下車來，崔嵬、趙丹把他揍了一頓。

幾個月後--1934年5、6月間，徐明清聽說「李先生」又從北平回上海了 。她知道，李先生便是江青，因為江青當時用「李鶴」為名，大家都喊她李先生。

江青為什麼又回上海呢？原來，她跟黃敬到了北平之後，依然受到俞家父母的反對，在經濟上不予幫助。黃敬只能從姐姐俞珊那裡要到一點錢。江青在北平生活不下去，於是，獨自再去上海。

江青到了晨更工學團，才知道徐明清已不在那裡了。藉助於基督教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到該會在小沙渡路辦的女工夜校里當教員。小沙渡路，即今日西康路，在上海西北角，離靜安寺不太遠。江青在那裡教女工們唱歌、演戲、識字。

江青也去浦東，在徐明清那裡的女工夜校當教員。這時，她化名張淑貞。

文革中的周恩來與江青(資料圖)

江青曾經這樣說及當時自己的經歷，她是由基督教女青年會安排到浦東的。江青分配到了一間位於廠區的宿舍，她自己在後面還有一間房子。前面的 房子用作教室，女工們住在附近的另一間房子里。剛開始時，由於是新手，工作效率不高，她感到很掃興。比如，在參加演出和政治活動的同時，她要花去相當長的 時間備課，還要批改學生作業，結果總是筋疲力盡，沒有時間睡。在她的記憶中，那段日子最主要的感覺就是非常疲憊。

江青說，與那些女工相比，這又是微不足道的。她的學生大都來自中國人經營的日本紡織廠，其他的在英國煙廠，尤其是英美煙葉公司。這些人早晨 6點開始工作，為了準時到廠，她們4點就得起床，摸黑往廠里走。英美煙葉公司的工作條件如同地獄一樣，女工的最高工資是每月17-18元。童工也很多，但 掙得的錢卻很少。夏天，天氣很熱時窗戶仍是關的，車間悶得像蒸籠。而冬天，窗戶又是打開的。為什麼？因為僱主認為太舒服了工人就會變懶，所以用夏天的悶熱 和冬天的寒冷來控制工人。車間里髒得讓人一看就噁心。

1960年5月，大抵江青還不是「旗手」，還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同志」的緣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戰鬥的五十年》一書，寫及江 青當年在上海的情況。這本書是上海捲煙一廠（原英美煙草公司）廠史，其中《永遠割不斷的聯繫》一節中，有這麼一段老年女工的回憶：

1934年，我18歲的時候，浦東女青年會辦了一個平民夜校。那時候沒有人教我們排戲和唱歌，徐老師（指徐明清--引者注）就請了一些內行 的同志來教我們。教唱歌的藍蘋同志（此處可能回憶者的記憶有出入。據徐明清回憶，當時江青用「張淑貞」化名，稱「張老師」，而「藍蘋」則是江青進入電影界 之後才取的藝名--引者注），每星期來二次，總是準時來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們之前，先要自拉自唱兩遍，她那婉轉的歌聲和悠揚的琴聲，真使我們聽 了發獃。

過了一些天，熱心為我們工人服務的藍蘋老師忽然不來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師面帶愁容，悄悄地告訴我們說：「藍蘋老師被捕了，現在正關在監牢里受反動派的折磨。」我們聽了這個消息，感到無比的氣憤。

關於她的被捕，江青曾這麼自述：

唉，我在上海乾革命真不容易，驚心動魄！

有一次，我在兆豐公園附近，那裡是別墅區了，靠近郊外。忽然聽到後面有罵聲，一個警察突然往前跑，這時我被兩個工商打扮的人架起來，離開這 條路，到一個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當時穿朋友送的絲絨旗袍，罩藍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時意識到被捕了，我大聲喊救命， 一個人也沒有。他們趕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個人叫我快走，另一個人出來說好話。一個裝紅臉，一個裝白臉。前面是水田，我裝倒下了，把口袋裡的東西吃到肚 里。這就什麼證據也沒有了。到警察局，聽他們打電話，說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牽連的……

我被捕後，裝著什麼都不懂。後來知道有個女的叛變了。她的丈夫先叛變的，有名的黑大漢，他認識我，知道我是地下黨員。他當叛徒後騙他的妻子，出賣了黨的文件，有一天特務提審我，我又裝著大哭大鬧。忽然一個巴掌打了過來，我回頭一看，正是那個黑大漢……

在維特克的《江青同志》一書中，則是這麼記述的：

1976年由人攙扶著走下天安門的江青(資料圖)

搬到新的住所後，她有一天在去寄信的路上碰到了一位青島來的老朋友，江青清楚地記得他穿一套白制服。談話中，那人說他在國際住宅區的上海郵 局工作，但是他顯然屬於左翼的某個組織，在郵局工作只是一個幌子。他多次強調，很高興見到她，她會對他的工作感興趣並幫助他嗎？她願意替他給她任教的學校 里的人送信嗎？她對他的這些提問感到迷惑和害怕，她說她「還沒有與黨組織取得聯繫」。

她向教育家聯盟的黨組織彙報了這次意外的相遇，組織對她如何再去見面給出了建議。幾天後，她去兆豐公園散步，這是一個由外國人建的公園，但 是她可以進去，因為她買了一張季票。在那裡，她又一次碰到了她的朋友，根據教育家聯盟黨組織的指示，她交給他一封信，儘管她不知道信的內容。他們交談了幾 句，她告訴他不應該再見面，他似乎理解她的處境，但又很明顯地不想與她失去聯繫。

幾天後，他給她送了一份左翼的出版物《世界知識》，仍然表達了對她的好感，並邀請她一塊吃飯，她有些害怕，說是沒有時間，謝絕了他的邀請。

為了縮短路程，她從另一個方向離開了公園。那條道在一片住宅區旁，她在那又碰到了一個原來在青島當秘書的女朋友。那女孩邀她到她的屋裡談話。江青不敢耽誤時間，拒絕了，繼續往回走，那條道上沒有公共汽車。

在離開那女孩後，一陣男人的叫聲從她背後傳來，她看到有兩個人在追一個人，向她這個方向跑來，另一個人在罵：「你們這些蠢豬！」過了一會 兒，她感到兩個人緊緊跟在她後面，她轉過臉去，看到其中一人是工人模樣，另一個像商人──都是特務偽裝的。沒等她說出話來，那兩人就抓住了她。

平生第一次遭到「綁架」，她很氣憤地告訴那兩個人，在外國人住地進行這種綁架是非法的，但是這種爭辯是沒用的，她被魯莽地帶到了警察局。主管人不在，那兩個人不能像以往那樣搜身，他們沒有讓她脫衣服，只搜到了那份《世界知識》，這刊物本身是沒有爭議的。

儘管沒有足夠的理由把她扣在警察局，那兩個人還是決定把她送出市區。江青害怕被送到陌生的地方，便告訴那兩人她在夜裡找不到出城的路，而且 她的穿著也不合適做這種旅行。那兩人沒有被她的話打動，為了讓她儘快離開，他們給了她一件亞麻布長袍，若是平常，她是絕不會穿這種衣服的。但現在，她將它 套在了自己的身上，又在上面加了自己的外國風格的禮服，還有一件毛織馬甲。就這樣，她穿著奇怪地離開警察局，走進黑夜中。

像她生活中其他恐怖的事情一樣，江青描述這次夜行時用了許多誇張和奇怪的詞語，她走得很快，能跑則跑，路上有次差點又被攔劫，她都逃了過 去。很快，她到了城市邊緣，鄉村就在前面，她累得氣喘吁吁，繼續往前走。突然，有一雙手從身後抓住了她，她儘力去掙脫，但是失敗了，她大聲地叫「有人遭綁 架了！」但是沒有用，在城外是沒有人會聽到，來救她的。她以為抓她的人是警察，但是，當她仔細看時，發現他們是身著便衣的密探。逃跑是不可能的，為了給自 己壯膽，她顯出很生氣的樣子，她指責那些人像是畜牲。她的話起了作用，其中一人放鬆了她，顯出一點騎士風度。

她被押到了一個地區警察局，鎖進了單人牢房裡。她聽到他們在打電話彙報說他們抓住了一個嫌疑犯。

在審問的時候，她對每一件事都裝得很無辜的樣子。他們看到了她在公園裡出現和她與一個年輕人的約會──顯然，是那人告密（她已經多次被盯梢 了）。她說，去兆豐公園散步是她的習慣，因為她喜歡在那兒看小孩子玩。她編的故事讓那些人相信了，但仍受嫌疑，從地區警察局轉到了市裡。她很氣憤：「你們 應該把時間花在抓真正的共產黨員上面！」

江青在山西大寨虎頭山騎馬(資料圖)

牢里的大多是政治犯，其中有一個有經驗的共產主義分 子給了她許多有益的建議。打量了一下江青的外表，她告訴江青不該留短髮，那樣會讓人覺得她很激進，她自己就留著長辮子。但別的獄人唱革命歌曲時，她唱京 劇！（江青說，那段日子，她確實很懦弱。）不管她儘力裝得多麼遲鈍，警察還是沒有停止對她的調查。她後來知道，警察之所以不肯放過她，是因為牢里的另一個 「女叛徒」告了密，說她並不像看上去那麼遲鈍。

不論是江青的回憶，還是維特克的記述，畢竟離歷史真相相差甚遠。江青「用了許多誇張和奇怪的詞語」。

了解這一歷史真相的是徐明清。據徐明清告訴筆者 ，江青是和阿樂接頭時被捕的。

「天下真小」。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馬路上，忽地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使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來，喜出望外。這位小夥子會在偌大的上海跟她面對面遇上，真是巧合！

此人名喚樂若，平常大家叫他「阿樂」。他是青島的中共地下黨員，當年跟江青在一起活動。在黃敬突然遭捕時，是阿樂送她上船，逃往上海。

他鄉遇故知。影單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見到阿樂使她非常興奮。她即和阿樂找一僻靜處細談。原來，阿樂當時是共青團中央交通，在上海工作，公開的身份是郵局出納員。

阿樂擅長拉胡琴。於是，江青邀他伴奏。她唱戲，阿樂拉琴，彼此間有了來往。

1934年10月底，阿樂約江青在兆豐公園見面。這時，連阿樂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被國民黨特工總部特務跟蹤。那是因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胡 耀華在1934年6月中旬被捕，此人是負責團中央交通任務的，被捕後叛變；6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李竹聲（即余其全）被捕叛變，竟然布置特務跟蹤中 共地下黨負責人，致使大批中共地下黨員遭捕。10月下旬，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番茄（即陳子林，後來改名黃葯眠）被捕。他沒有叛變，但是，國民黨特工總部 已從其他方面獲知共青團中央兩位交通--王哲然和樂若。王哲然得到團中央一位宣傳幹事的通知，急速離開了他所住的上海新閘路培德里142號，躲進一家旅 館。但是，10月26日，他在去上海《申報》圖書館接頭時，突然遭捕。

特務們在跟蹤王哲然的同時，也在跟蹤樂若。當樂若來到兆豐公園，特務已在暗中監視。

兆豐公園即今日上海的中山公園，離北新涇不太遠。那時，公園有兩個門，其中一個門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

阿樂在兆豐公園跟江青見面時，發覺有人跟蹤，知道事情不妙，當即與江青分頭而走。阿樂熟悉那裡的環境，飛快地從那個通往英租界的大門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務。這樣，他沒有被捕。

江青見阿樂朝那個大門走，她便向這個大門逃，結果被特務截住。她，被捕了，關押在國民黨的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們原本要抓的是樂若，卻把江青逮住。當時，特務們並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況。

1976年10月6日晚，江青在景山公園摘蘋果，當晚四人幫被粉碎(資料圖)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上一個女的，也是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的，共青團員。此人在江青被捕後十來天獲釋。江青托她帶口信給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勞工部總幹事鍾紹琴。鍾紹琴很快把消息告訴徐明清：「李先生被捕了！」

關於江青在獄中的情況，斯季英於1976年10月20日寫下這樣的材料：

1934年10月間，樊伯滋（劇聯成員）對我和鄭毓秀說，李雲古到上海失蹤了，一定是被捕了。過了大約二十天，即1934年11月初，我和 鄭毓秀也被捕了，關押在偽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1935年1月，我在獄中聽鄭毓秀對我說：李雲古和她一起關在小監房（又稱優待室）里，特務股的頭頭看李雲 古長得漂亮，夜裡常常叫李去特務股陪那幾個頭頭喝酒。……我因知道鄭毓秀是叛徒，對她非常氣憤，沒有理她。

另一個當事人覃曉晴，則於1976年12月18日寫下這樣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經我原來的丈夫高某的介紹認識了李鶴。當時我和李鶴都是上海「無名劇社」（後改名為「無名劇人協會」）的成員。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凈。這年秋後的一天，高某匆匆跑回家來對我說：「李鶴被捕了。」我們隨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某在福履里路（今上海建國西路--引者注）住所被捕，約兩星期後，由法巡捕房「引渡」到偽上海市公安局看守。特務不斷 提我上樓去審訊。這時，我心裡很悲傷，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個叫「黑大個」的特務問我：「你傷什麼心？你不叫小凈嗎？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鶴吧， 她和我們談起你。」還說：「你看有的人有什麼好結果，坐了老虎凳，還是搞到龍華監獄裡去了，李鶴就不像他們。她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恢復自由了。她很樂觀， 很活潑，京劇唱的怪好聽，還給我們唱過幾段，臨走還給我們一張劇照。」說完，這個特務給我看了一張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戲裝打扮的李鶴，好像是扮《打漁殺 家》的蕭桂英。

據查，江青關押在當時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區訓練股審訊組趙耀珊（綽號「黑大漢」）在公安局特務股樓上審問。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區訓練股編審組長朱大啟也參加了審訊。

朱大啟在解放後被捕。1958年5月19日，朱大啟在獄中寫下的供詞中，有這麼幾句：

還有個女的李雲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後我同他（她）談過話。

朱大啟寫這一供詞時，並不知道「李雲古」是江青。

朱大啟在1968年2月20日，在供詞中又一次涉及「李雲古」：

李雲古被捕案件：李雲古，山東人，女性，1935年初（註：應為1934年10月）被捕，經過不詳，當時經匪上海區訓練審訊組長趙耀珊談話，據趙談李參加左翼文化組織。

這時候，朱大啟仍不知道「李雲古」正是當時（1968年）在中國「大紅大紫」的江青。倘若他知道「李雲古」即江青的話，他斷然不敢這麼寫的。

朱大啟這兩次寫下的供詞，也正因為他不知道「李雲古」是誰，所以他的供詞比較接近於真實。他的供詞表明，他確曾參與處理江青被捕一案，但是他並沒有對「李雲古」在獄中的表現說過什麼。

在江青倒台之後，專案人員提審了已經在1975年獲釋的朱大啟。專案組告訴他「李雲古」即江青。面對專案組，朱大啟在1977年1月18日寫下一份材料，全文如下：

李雲古，女，山東人，左翼文化組織成員。1934年下半年被國民黨特工總部上海區逮捕，關押在偽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上海區訓練股審訊組 趙耀珊在偽公安局特務股樓上審問，我參加過勸降談話。有一次趙耀珊迫使李雲古自首，打李一個耳光，我以偽善面孔勸李自首，說：「你的問題很簡單嘛，只要轉 變就好了。」當時，李表現很可憐的樣子。以後李雲古就自首了，由訓練股長閻松年和趙耀珊經辦了自首手續，李的自首登記表和保證書我審查過，其中寫了反對共 產主義、擁護三民主義等內容。自首登記表和保證書由我報送了南京特工總部。1934年間，自首的女性如張蕙芬等人的自首手續，都是經我報送南京特工總部的。

朱大啟所寫的這份材料，後來收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成為定江青為「叛徒」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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