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伊斯坦布爾的文明轉型——土耳其政治札記

作者：施展 / 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伊斯坦布爾的地緣政治學

來到伊斯坦布爾，才知道什麼叫地緣政治學。這座城市「襟三洲而帶五海」，扼守亞非歐三大洲的交通咽喉，控御亞速海、黑海、馬爾馬拉海、愛琴海、地中海，遙制裏海。在地理大發現以前的時代，其確為世界的中心。

伊斯坦布爾老城區本身是個山城，多個山丘錯落於城中，丘頂上聳立著一座座高大的清真寺，俯視著整個城市，每個清真寺都是仿聖索菲亞教堂的獨特的穹頂結構，配上四角高聳的宣禮塔，構成整個城市的輪廓線。老城區北面是新城區，兩者之間隔著金角灣——那個在無數關於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故事中都提到過的，鐵索橫亘、萬夫莫開，為君士坦丁堡提供至關重要的海港腹地的狹灣。新老城區均處歐洲一側，隔著在此處僅約一公里寬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對岸是伊斯坦布爾的亞洲區。海峽與海灣將伊斯坦布爾分成三鎮，大跨度弔橋將三鎮連為一體，水面開闊，城市面容巍峨，吞吐天下，氣勢磅礴。

圖為伊斯坦布爾老皇宮

站在伊斯坦布爾老皇宮的花園裡，倚在君士坦丁堡殘破的老城牆邊，均可俯視腳下的博斯普魯斯海峽，船舶繁忙，間或有大排水量的集裝箱貨船從海峽中駛過。每逢此時，我都會驚覺俄羅斯的內陸國本質。俄羅斯僅有的位於人口稠密之腹地的不凍港，卻必須通過這樣狹窄的一條海峽才能抵達外部世界；當俄羅斯的艦船從海峽駛過時，仰望著伊斯坦布爾居高臨下的老皇宮與氣勢逼人的多座大清真寺，內心的苦悶可想而知。

但是，我來朝聖這第四座「羅馬」城的願望卻落空了。羅馬、維也納、彼得堡這三個自稱「羅馬」的帝都我都參訪過，城市的規劃與建設皆大氣磅礴又細緻入微，確有帝都包舉海內又一統六合的氣魄。綿延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都自然也讓我充滿了期待。但我興緻勃勃地期待能看到君士坦丁堡，卻只看到了伊斯坦布爾，想像中的君士坦丁堡完全不見了。在老皇宮裡，我恰好碰到一位會說漢語的導遊，當我詢問她此處是否是拜占庭的皇宮所改建的，她自豪地告訴我，伊斯坦布爾城裡，除了聖索菲亞教堂、附屬的地下水宮以及殘破的城牆之外，所有的重要建築皆是突厥征服者建造的，包括這個老皇宮，它是突厥征服者毀掉了拜占庭皇宮之後，在原址上建造的。此時我恍然大悟，難怪這個稱作托普卡帕宮的老皇宮，無論從結構上，還是從功能設置上，看起來都有些奇怪，又有些似曾相識。

老皇宮與游牧政治學

作為皇宮而言，托普卡帕宮相當樸素。進入樸素的大門，先是一個很大的花園，同樣很樸素；再向里走，穿過又一個樸素的大門，進入第二庭院。在庭院的左廂是宮廷御膳房，十個圓頂房屋，連排成長長的一串達一百多米，進入內部一看，簡陋的大鐵鍋，高大粗壯的煙囪，粗糙的內牆，整個場景讓我想起在東北鄉下常見的廚房，只是此處的規模大一些；與這粗糙的廚房和炊具不相配的，是極度奢華的瓷器以及銀器餐具。第二庭院的右廂是帝國大議事廳，其規模與御膳房比起來小得可憐，一共只有三個圓頂房子，其中有一個還是資料庫。緊緊貼著大議事廳建有一座高塔稱作正義塔，塔上有個小窗接在議事廳的牆壁上端，可以向下俯窺大廳中的活動。帝國重臣們議事的時候，蘇丹通常從正義塔小窗俯窺他們的活動，並不露面。大議事廳內貼著牆壁擺了一圈低矮的坐榻，配合上圓頂所形成的穹廬，仿若仍然是坐在帳篷當中議事一樣；三面牆壁都有近乎通體的大窗，內部的活動充分地對外敞開，據一位導遊說，這是為了體現帝國的民主氛圍。

繼續向皇宮深處走，進入第三庭院，即內宮，這是蘇丹的私人空間。著名的從巴爾幹基督徒幼童訓練出來的直屬於蘇丹的近衛軍，就是在這個內宮裡培養出來的。繼續向後走入第三庭院深處的後宮，看到了蘇丹的寢宮、蘇丹母親的寢宮、各種妃嬪的寢宮等等。其內部的裝飾與大議事廳一樣，是游牧部落的帳篷風格，每個寢宮的屋頂看上去都像是帳篷的穹廬，屋內的壁爐，全都做成了突厥武士頭盔的形狀，而屋內無所謂床或椅，所有的寢宮都是圍繞著牆壁擺了一圈低矮的坐榻，以及地面上略墊起來一點，這就是床了。這個氣質很像瀋陽故宮的「內草外儒」，然而，其「內草」特徵淋漓盡致，「外儒」特徵遠不如瀋陽故宮那麼明顯了。

圖為托普卡帕宮

看罷托普卡帕宮，印證了我對早期奧斯曼帝國的統治邏輯的理解。奧斯曼帝國是由游牧的突厥人建立的。對於游牧帝國來說，帝國人口流動不居，導致其稅收的成本遠遠大於稅收的收益，中央財政難以為繼；相應地，龐大官僚體系以及直屬中央的軍隊缺乏財政支持，便都不可能建立起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秩序亦難以建立。因此，游牧帝國的組織形式通常是部落聯盟的形式，眾多小部落基於對一個大可汗的認可而追隨於他，一同外出征戰劫掠財物，大可汗通過掌控搶掠所得的分配權，來保障整個部落聯盟的統一性。只要這種對外劫掠與擴張能夠持續，游牧帝國的統一性便有所保障。此外，基於部落聯盟的組織形式，整個大汗國具有高度的軍事貴族民主制的特徵，軍事貴族們共議並決策，並各自在自己的部落里落實；官僚體系並不是帝國賴以運轉的核心，所謂的帝國內政，其樣式極其簡單。

上述統治邏輯在托普卡帕宮的功能設置中便有所呈現。統治一個如此龐大的帝國，其帝國大議事廳卻是如此簡單，規模甚至比宮廷御膳房還要小上好幾倍；大議事廳的設計又有著一種開放式特徵，符合貴族民主制的特徵。

正因為這種簡單的組織原則，易於將天生於游牧部落血脈當中的激情，轉化為巨大的動員力與戰鬥力，才使得拜占庭帝國延續千年。然而，拜占庭帝國長久的統治，使得它建立起了龐大的官僚體系，官僚體系的運作過程反而拖曳著帝國的腳步，以致「拜占庭式的陰謀」成了專有名詞。此外，龐大的官僚體系也意味著獨立於君主的貴族制度的消亡，國家的血氣不再。這個龐大的機器曾經遭遇過幾次來自野蠻血性的挑戰，一次是7世紀新興的阿拉伯帝國，一次是13世紀東征的十字軍，最後一次是15世紀突厥人，這一次讓它永久地結束了。

對於奧斯曼的君主來說，軍事貴族民主制使得他可以依憑簡單的組織原則便形成動員力，但是這是把雙刃劍，軍事貴族民主制也會對君主的意志構成一種現實的約束，為了讓自己的意志得以施展，他還需要建立起直屬於自己的軍事力量。這個軍事力量是由經過訓練的從巴爾幹征來的基督徒幼童組成的。這些幼童在十歲左右便被蘇丹征來，作為直屬於蘇丹個人的奴隸，皈依伊斯蘭教，接受良好的軍事和文學教育，成年後成為直屬於蘇丹的近衛軍成員，能力優異者也有機會成為帝國的高官，有大量的中央高官以及外放的帕夏（省長）是這種出身。托普卡帕宮的功能設置表明，這些幼童的培養不是放在宮外的一個專門機構中完成——那將使得幼童的身份屬性具有更多的公共性；而是放在蘇丹的內宮裡面完成，這是那些作為重臣的帝國貴族難得涉足的地方，從而使得幼童的身份屬性被徹底落實為直屬蘇丹個人的奴隸。這些人成長過程中與自己的血緣共同體、信仰共同體都脫離開了，成為無根之人，所有的榮華富貴都仰仗於蘇丹的喜怒，於是會成為蘇丹最容易控制的群體。以此，蘇丹形成了帝國必須的中央集權與賴以形成戰鬥力的軍事貴族民主制之間的均衡。

新皇宮與國際政治學

1683年，奧斯曼帝國第二次圍攻維也納失敗，這是它最後一次進軍歐洲深腹地，此後曾經雄極天下的奧斯曼帝國走向了衰落。伴隨著衰落過程的，是帝國自救的努力，它開始向西方學習，力圖重振雄風，卻越發力有不支。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建於19世紀中期，名為多爾瑪巴切宮的新皇宮，正是對這個歷史過程的隱喻。它位於新城區，與老城區的托普卡帕宮隔著金角灣相望，恰好也配合了帝國氣質的新舊更替。

圖為多爾瑪巴切宮

多爾瑪巴切宮從大門開始就不同於托普卡帕宮。幾根羅馬柱撐起一個高大的拱門，進到門裡，是一個規模不大、但在風格上仿凡爾賽花園的小花園，花園盡頭是巴洛克風格的高大宮殿。皇宮內部極盡奢華之能事，整體的設計風格以及所有的裝飾，看上去完全就是個歐洲的宮殿，托普卡帕宮的那種簡潔樸素的風格，以及呈現草原氣質的設計與布局全都不見了。豪華的水晶燈、象牙、黃金製品讓人目不暇給，大量的樓梯欄杆都是用水晶製成的。皇宮裡面最大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晶燈，重達4.5噸。

皇宮的右翼是用於國家事務的區域。導遊不厭其煩地給我們講解，這個房間是供外國使節休息的；那個房間是供外國使節等候覲見的；下一個房間是接見外國使節所用；再一個房間是供蘇丹的國務秘書謄寫公文用的，等等，整個右翼有近三分之二的區域是用於外交事務的。皇宮的左翼則是後宮區域，裡面的坐卧用品全都是奢華的歐式用品，唯一能夠看到土耳其特徵的，是後宮深處的一個土耳其浴室，整個浴室牆壁由光潔的漢白玉鑲嵌而成，又雕出了極為繁複、頗有洛可可風格的花，浴室屋頂是巨大的水晶玻璃窗，浴室窗口正對博斯普魯斯海峽，在這裡蒸著桑拿的同時可以看見對面的亞洲。浴室的氣質看上去也不那麼土耳其了。

參觀完兩翼，導遊神秘地告訴我們：「現在要帶大家來參觀最後的、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分了。」我們穿過一條狹窄的走廊後，突然進入到一個巨大無比的宮室。導遊帶著一種有節制的驕傲，得意地對我們說：「看看它的穹頂，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宮廷穹頂。這種穹頂結構是近代歐洲流行的建築風格，在奧斯曼帝國修建這個穹頂的時候，巴黎的凡爾賽宮、維也納的美泉宮、柏林的無憂宮都已經修好了，我們這是最後一個。作為最後一個，當然就能夠成為最大的一個——這是修建順序賜給我們的禮物。」

「多爾瑪巴切宮是哪年修建的呢？」我追問道。「1843~1853年修建的，但是因為克里米亞戰爭，沒有馬上啟用，到1856年戰爭結束了才啟用的。」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時間點。克里米亞戰爭初期，俄羅斯沿著黑海西岸已經南下到隸屬於奧斯曼帝國的保加利亞地區，兵鋒直逼伊斯坦布爾，無論在陸上還是海上的反抗，土耳其無不慘敗，這一刻的奧斯曼帝國幾乎就遭滅頂之災。所幸英法兩國無法接受俄羅斯控制土耳其海峽，從而主導整個東地中海的格局，出兵相助。戰爭艱苦地打了三年，最終俄羅斯失敗，依照締結的《巴黎和約》，俄羅斯除了要放棄在戰爭初期攻佔的奧斯曼帝國各處領土之外，還要承諾黑海中立化，黑海的水域和港口對各國商船開放，但禁止軍艦通行，並禁止在沿岸建立軍火工廠。俄羅斯在西南方向未能改變其內陸國的軍事現實；而奧斯曼帝國也清晰地意識到了，它的存活的基礎，實際上已經不在內政，而在外交，倘無大國間的對抗與均勢，則帝國必將遭遇滅亡。

拿破崙戰爭之後，曾被法國佔領的奧斯曼屬地埃及，其帕夏阿里開始了現代化改革，內政上勵精圖治，一時間國力蒸蒸日上，並且擺脫了奧斯曼的控制，甚至反過來揮兵北上。1839年，奧斯曼帝國在與埃及的戰爭中遭受慘敗，面臨徹底崩潰的危險，於是開始了其最初的西化改革努力「坦齊馬特」。多爾瑪巴切宮正是在坦齊馬特展開之後開始修建的。阿里的埃及一度建成地跨亞非兩洲的大帝國，並對奧斯曼帝國構成巨大的威脅；但最後在英法的干涉下，阿里的夢想終成一場空，改革也半途而廢，埃及重新回到奧斯曼的宗主權之下。阿里的命運已經證明了，對於這種後進國家而言，其存活的首要約束條件不在內政而在外交；克里米亞戰爭再一次在奧斯曼帝國身上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多爾瑪巴切宮的公務區域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部分被用於外交事務。1853年新皇宮完工後蘇丹並未入住，很可能此時他自己心裡完全沒底，帝國是否還保得住，倘若帝國就此分崩離析，就犯不著麻煩搬家了。

戰爭之後，帝國保住了，但帝國的命運卻不再由其自主了；現代技術的到來，使得古老帝國陷入了絕望的努力以及更加令人絕望的衰落。當然，另一個沒有跟上現代腳步的老大帝國俄國，也在西方的現代戰爭技術面前一敗塗地，嗣後走上了痛苦的改革之路。它還調整了自己的前進方向，一方面將對出海口的追求轉向了太平洋方向，幾年之後搶奪了烏蘇里江以東地區，獲得了海參崴；一方面在中亞大舉擴張，最終與英國在中亞展開了著名的「大博弈」，將陸權與海權之爭提到一個新的高度；當然，為了兩大帝國形成緩衝，大博弈的一個副產品是，在中亞還人為塑造了一個國家——阿富汗的疆界。中亞就此成為世界秩序的樞紐，「伊斯坦布爾」一詞只剩下地貌特徵，不再有更多的政治意涵。

而俄羅斯東進的努力，則威脅到了另一個古老帝國——大清。19世紀後期幾近被肢解的大清，也是仰仗大國之間在華的勢力均衡才得保全，這正是通過「門戶開放」得以實現。進入20世紀，列強的均勢開始出現失衡，曾經堅持「光榮孤立」的英國於1902年與日本締結同盟以對抗俄國在滿洲的勢力，其締約前言聲明雙方要通過維護中國與朝鮮的獨立與領土完整以及一切國家在此的機會均等，來維持東亞的現狀與全面和平。張之洞痛心地說，「至賴人保全，清韓並列，令人痛心。國勢微弱至此，更無可說矣」。而在日俄戰爭後，正是張之洞提出要把滿洲完全開放給外國人通商和居住，以便引入其他國家的力量來對抗日本人，這位帝國重臣也意識到了帝國存活的首要約束條件不是內政而是外交。大清與奧斯曼帝國同病相憐，晚清臣工與士人對於奧斯曼帝國與沙俄之戰和關係相當關注，認為清土兩國的命運彼此相關，土受壓力，則清的壓力緩解；清受壓力，則土的壓力緩解。1877年庫倫辦事大臣甚至觀察著俄國的金融狀況，判斷其糟糕的通貨膨脹與正在進行的俄土戰爭對俄國造成的財政壓力有關，從而提出與俄國交涉歸還伊犁一事不必匆忙；吉林將軍則極為注意俄土戰爭，認為這與東北邊疆關係甚大。這一系列時人的思考與格局，幾令今人汗顏，奈何時局不濟，老大帝國的轉型步履維艱命運多舛。這種對於內政與外交的約束關係的審慎理解，在革命話語中被一掃而空，再加上世界大戰，導致了東亞地區的大國均勢被徹底破壞，中國要獨力面對日本與俄國的壓力，終於將中國在20世紀前半葉的命運拖至谷底。

視線再回到奧斯曼帝國，多爾瑪巴切宮自豪地擁有著世界上最大的宮廷穹頂，但這種自豪卻讓人看到帝國的夕陽。它已經喪失了文化的自主性，沒有當年那種樸拙而又執拗的自信，被迫開始了對於西方的模仿與追隨。帝國不再為世界制定規矩，而是追隨他人的規矩，它不再是古典意義上的帝國了。於是，在對於穹頂尺寸的比拼中，奧斯曼帝國勝利了，可是勝利便意味著失敗。在此之後，放棄了自我的帝國也就進入倒計時了，它不再有屬於自己的形體，只剩下飄蕩不定的孤魂，無法說清究竟自己是誰；直到凱末爾在安納托利亞高原上富有突厥本色的安卡拉城，召開大國民會議，與土耳其人民締約，這個民族終於獲得了自己的形體，浴火重生。

此時再來看被安置在土耳其國家當中的伊斯坦布爾，可以說，這個城市太偉大了，偉大到不能做首都，也不屑於做首都。伊斯坦布爾不再屬於政治，而是屬於文明，於是它了無力量；它必須將自己安頓在一個政治的外殼之下，才有可能成就自身，才能包容來自世界各地、說著各種語言、擁有各種信仰的人群，才擔得起《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

伊斯蘭的現代轉型與世界政治學

緊鄰著托普卡帕老皇宮的，便是著名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教堂對面是藍色清真寺。藍色清真寺的外形仿聖索菲亞教堂，極為宏偉壯觀。走進內里參觀，沒有在基督教的教堂里常見的各種聖像、祭台等，只有常見的波斯花紋，鋪滿牆面、穹頂，巨大的禮拜毯則鋪滿整個清真寺的地面，除此之外，寺內別無長物。再走入對面的已經改建為博物館的聖索菲亞教堂，期待著看到一如在俄羅斯的東正教堂內看到過的教堂內部的繁複裝飾，也一無所得。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克後，這個最大的教堂馬上被改為清真寺，原本駐蹕於此的東正教大牧首仍然被允許作為牧首存在，但被遷至別的教堂。而聖索菲亞大教堂內擺置的繁複聖像裝飾等則被搬走，只留下空蕩蕩的大廳。有趣的是，牆壁上的一些馬賽克拼起來的聖像圖並未被鏟去，還有不少留存了下來。在教堂內部支撐穹頂的幾根巨大柱子上，掛著一些優美的阿拉伯書法構成的圖案，寫的是19世紀若干位蘇丹的名號。

圖為聖索菲亞大教堂

清真寺里空蕩蕩的格局，符合拒絕偶像崇拜的伊斯蘭教原則。幾大一神教都拒絕偶像崇拜，但是伊斯蘭教把這個原則貫徹得很徹底，在天主教、東正教看來，只是一些用來象徵神的慈愛等意涵的人物形象，也都屬偶像，需要被從禮拜場所清除掉。在伊斯蘭教誕生之前，阿拉伯半島上除了一部分人在信奉基督教、猶太教之外，流行的更多的是各種類型的拜物教。這些拜物教適合於分散的部落生態，但是由其所形成的共同體意識卻會僅僅囿於狹小的部落之中，無法形成具有普遍性的意識，也難以形成統一的動員力。穆罕默德橫空出世後，通過天啟將已經在半島上有流傳的一神教原則向前推衍，信徒的眼光迅即超越了狹隘的部落範疇，信仰共同體超越了血緣共同體，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動員力因此得以成立。通過打碎偶像，並清除各種怪力亂神，穆斯林的生活世界走向了世俗化，整個宇宙在穆斯林眼中開始呈現出統一秩序。穆斯林要通過對於這統一的秩序的研究與思考以證明真主的偉大，於是有了中世紀伊斯蘭帝國偉大的科學與文化發展。

然後，隨著近代以來世界的世俗化進程，一種背反開始浮現了。世俗化之後，那些雕像、裝飾、甚至是曾經是有著某種偶像崇拜特徵的形象，都被人們做了新的解釋，人們轉而用審美的眼光看待它們。而伊斯蘭教並未接受這種新的視角，「形象」對它來說仍然是「偶像」，對於「形象--偶像」的禁忌一如既往。

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中，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等各種要素彼此緊緊嵌合在一起，當時的宗教觀念及教區設置等則為這些嵌合的結構進行一種正當性的辯護，社會處在一種穩定而又停滯的狀態之中。整個世界到處都差不多是這樣，歐洲尤甚。歐洲就像被分割為一個個的小箱子，每個小箱子內部都圓融自洽，小箱子彼此之間還可能有著一些更加複雜的權責關係相互嵌套著，絕大部分歐洲人也終生都在一個小箱子中，習慣於生活的穩定性。地理大發現帶來的遠洋貿易開始改變了這一切，經濟的力量脫嵌於此前緊密嵌合的穩定而又停滯的總體結構，它進一步改變了社會組織的邏輯，改變了軍事活動的邏輯，也改變著政治的秩序，改造著人們的觀念結構。過去的小箱子被打破了，新的秩序卻還不知該如何建構，於是西方世界陷入了嚴重的動蕩之中，隨即出現了波蘭尼所言的「脫嵌」。

在此之後，人們做了各種馴化「脫嵌的世界」的努力，在觀念層面上，這些努力逐漸凝結為格勞秀斯及其後繼者的國際法權學說，它將全球納入具有普遍性的法權秩序當中；以及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說，它為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經濟，以及以全球為單位的自由貿易進行了完美的辯護，並從中進一步提煉出倫理價值——自由經濟將最終帶來人類自由水準的普遍提升。人類終於從觀念層面上找到了馴化「脫嵌的世界」的辦法，那就是，拋除當年的小箱子，展開大視野，以全球為單位，令「脫嵌的世界」獲得「再入嵌」的基礎。

上述馴化的過程超越於特定的小共同體觀念之上，尋求具有普遍性的行為規則基礎，走向了對於形式正義的追求；實質正義（終極的實質正義必定是基於某種意義上的「信仰」）則被還原到純私人領域，而不在公共領域內加以追求，公共領域的世俗化已是大勢所趨。

西方的這種馴化工作進行了數百年，其幸運之處是，馴化的節奏基本還能自主掌握。西方在此過程中崛起並對外擴張，非西方地區被動地進入了「脫嵌」的過程。對非西方而言，不幸的是，馴化「脫嵌」的節奏不由自己掌握了。而西方的形式正義儘管具有普世性取向，但在具體的歷史過程中卻又呈現出某種實質不正義，既包括由於民族國家的政治因素而致在國際經貿過程當中的不公正因素，也包括對於非西方文明的歧視性。

在此過程中，非西方產生各種強烈的反西方的怨恨情緒，這種情緒構成非西方地區精神凝聚力的來源之一。這些凝聚力的出現提供了馴化「脫嵌」所需的某種階段性條件，但這只是階段性條件，它本身也必須被超越，否則非西方世界對自身的「脫嵌」的馴化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因為這裡面包含著一個自我背反的邏輯：對西方的反抗，倘若不藉助現代的經濟與技術力量，則必定會失敗；而一旦藉助了這些力量，欲使其能夠可持續地運轉下去，則非西方世界也會令自身進入「脫嵌」的境地，而這種「脫嵌」此時是不能依靠簡單地回復到傳統來解決的，也就是說，不能試圖通過回到小箱子來克服「脫嵌」。

非西方世界對於這種「脫嵌」的馴化只能通過逐漸走上形式正義之路來完成，它與西方世界所主導的形式正義會有一個相互塑造的過程，這表現為在新的全球政治及經濟議程中、新的全球金融工程方案等之中，來實現相互塑造。在此過程中，形式正義的世界秩序得以克服其實質不正義，而真正地形式化；這也可以說是走向形式正義的實質化，形成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合題。

再來看伊斯蘭教，它是對於世界的全面解釋以及對於生活的全面指導，所有的一切都被嵌合在一套完整的解釋體系當中，整合為通貫的實質正義，這使得它難以應對「脫嵌」的世界。於是它對於西方世界的反抗，如果呈現為伊斯蘭的政治方案的話，便註定無法成功。

所以，伊斯蘭世界對現代世界的回應，必須通過一種迂迴的方式才有望成功。這種迂迴就是，它需要放棄自我統治，安於接受非伊斯蘭的統治。所謂非伊斯蘭統治，雖然包括在那些非穆斯林國家生活的穆斯林所要接受的統治，同時更是指在穆斯林國家，其在政治層面所接受的統治也需要是純世俗化的，是凱末爾式的——凱末爾雖然是個穆斯林，但他卻是個非穆斯林統治者。這些非穆斯林統治者為穆斯林提供基本的政治--法權秩序，將其秩序區域與其他區域在統一的國際法權秩序上聯繫起來。

這種非穆斯林統治需要有一種良善的意圖與效果，此一良善效果的實現，則需要政治從社會層面全面收手，將社會還給伊斯蘭。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世界正面臨著從「生產的政治」到「分配的政治」的轉型，伊斯蘭教有著豐富的關於分配正義的思考與傳統，可以通過伊斯蘭金融、伊斯蘭社會主義等等，在伊斯蘭世界的社會層面推動這樣一種轉型的完成。而非穆斯林的統治所提供的政治--法權秩序，則作為穆斯林群體與世界相交往的界面，對外可以參與到全球政治與經濟新議程中，對內則為伊斯蘭的社會撐起一片自治的空間。

同時，如前所述，這種良善更需要通過國際治理秩序真正的形式化來實現。真正的形式化是在非西方與西方的博弈過程當中逐漸磨合而成的，作為非西方的力量，中國與伊斯蘭世界便是天然的盟友。中國與西方的博弈，在不斷地互相型構，改造著世界秩序當中生產的政治，兩方並因此共同主導物質秩序；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博弈，則是通過其非穆斯林統治而實現，其在政治層面成為中國與西方博弈的盟友，在社會層面則通過伊斯蘭的分配政治而為世界呈現出人類生活之純潔性的可能性。

於是，伊斯蘭世界通過放棄自我統治，而贏得更多的東西。它將在一個物慾橫流喧囂不已的世界裡，向人們呈現出內在的平靜的可能性；在一個無所顧忌缺乏敬畏的世界裡，向人們呈現出對於神的敬畏的可能性。在日益世俗化的世界，這樣一群仍然堅守自己的宗教信仰的人，時刻提醒著世人們要自我節制，提醒著人們意識到理性的渺小，提醒著人們不得僭奪神的位置。伊斯蘭將在這個過程中，真正地影響這個世界，也成就自己。

伊斯蘭於是便成為啟示中國與世界命運的力量。這不是對人類命運做一種實體性的——表達出神的意志——的啟示；而是作為一種結構性、體系性的啟示——人類必須作為體系的成員存在——從而啟示人類的命運。（文章經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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