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誓碑

趙匡胤的這塊誓碑，有論者以為，不僅達到中國封建王朝全部歷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論者談及，還說明了昏君、庸君也許不把這種精神傳承放在心上，不等於明主、英主不把這種精神傳承不當回事。秦始皇焚書，醫藥的書，農林的書，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這說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殺文人、滅絕文化時，他作為一個中國人，這種血脈傳承的精神淵源，也還在起著作用。

在中國歷史上，有宋一代，對於文人比較優容，也比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與這塊在建隆三年（962年）所立的誓碑分不開的。德國漢學家庫恩在《宋代文化史》一書中指出，中國11世紀至13世紀發生了根本的社會變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鎮為代表的軍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擔任政府高級行政官員；孟子以王道治國的思想第一次付諸實施。其次，宋朝在農業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質文明（如手工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農業技術的新發展，新土地的開發，以及農作物產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經濟繁榮的基礎。城市商業和手工業得到了迅猛發展，出現了以商人為代表的新富人階層，促進了飲食文化、茶文化、建築和居住文化的發展。因此庫恩甚至認為，宋朝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和近代的開始。

美國歷史學家羅茲·墨菲的《亞洲史》第七章中國的黃金時代，對這個黃金時代有精彩的論述。

這是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的時期。它擁有大約一億人口，完全稱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生產力最高和最發達的國家。

在宋朝，作為中華帝國主要光榮之一的科舉制度達到了它的頂峰。得到選拔的官員中，有三分之一或更多來自平民家庭，如此高的社會地位升遷比例，對於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會來講，都是驚人的。（摘錄自樊樹志《國史十六講》）

宋代對文人授官之高，勝於前朝。以唐宋八大家為例，唐授韓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職，相當於省市一級，甚至不過地市一級。而歐陽修、蘇軾的官位，大抵相當於省部級，而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進入中樞決策層面的要員。雖然說到趙匡胤都會加上「行伍出身」四字，其實從他的祖輩起，歷後唐、後晉、後漢至後周數朝的軍人世家，不僅擁有殷厚的根底，還漸漸擁有門閥的褒望。從他的高祖開始，為縣令者，為藩鎮從事者，為刺史者，為檢校司徒者，不一而足，在涿州時即為名門望戶，在太原時更為世家豪族。當趙匡胤出生在洛陽夾馬營時，家道不幸中落，然而大戶人家的出身，貴族後裔的履歷，詩書禮教的素養，傳統精神的淵源，已非前輩那一派赳赳武夫的形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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