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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立了一塊神秘誓碑,影響大宋國運300年

提起宋朝,最讓宋粉們稱道的就是宋朝厚待士大夫的國.策,特別是宋太祖以立下誓碑的手段來告誡後繼的宋朝皇帝們不得濫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之人,否則天必討滅之。這不僅反映了宋朝政治環境之寬鬆,更映襯出統治者胸懷之仁慈,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幾乎是空前絕後的。不過,事情真的是如此嗎?

誓碑何來?

據宋代葉夢得所著的《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於建隆三年(962)曾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平時門鑰封閉甚嚴,誓碑用銷金黃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觀。規定太廟之門於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時方可開啟,皇帝謁廟禮畢,必須進入夾室恭讀碑上的誓詞。屆時只有一名不識字的小黃門跟隨,其餘人員皆遠立於廟庭中,不敢窺視。皇帝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然後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都不知所誓何事。

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按時禮謁,恭讀在心,沒有泄漏。直到北宋末靖康之變,宋廷罹難,京城被劫,太廟中祭器都被金人席捲而去,大門洞開,人們方得一睹此碑尊顏。誓碑高約七八尺,闊四尺余,上刻誓詞三條:一為「柴氏(後周宗室)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三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史?曹勛傳》載,靖康末年(1126),北宋為金所滅,武義大夫曹勛隨徽宗北遷。被扣留在金國的日子裡,徽宗囑託曹勛日後若有可能回南方,讓他轉告自己的兒子高宗:「藝祖(宋太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也載:「徽宗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王明清《揮鏖後錄》卷一也有相同記載。

上述記載似乎都表明,宋朝不殺士大夫的國策出宋太祖之手,事實真是如此嗎?

首先,宋太祖的為人應與誓碑內容有一定的吻合。太祖雖出身行武,卻酷愛讀書。他隨周世宗打淮南時,有人揭發他私載貨物達數車之多,但檢查下來,卻是書籍數千卷,並無財物,這應是他比較重視讀書人及文官的原因之一。當然宋代重文抑武的主要目的是出於對武將防範的需要,他曾對自己的頭號重臣、宰相趙普說,五代方鎮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讓選幹練的儒臣百餘人,分治大藩,即便都是貪濁,也抵不上一個武將。因為文臣不會很大地危及政權,而對其寬大仁厚可收買人心,這實在是他能進一步鞏固統治的英明之處。

(圖)宋徽宗所繪《聽琴圖》中的宋朝士大夫形象。

其次,送太祖在平定南方的過程中,堅持不殺降主。如平定後蜀,召其國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請擒殺其君臣,以防生變。太祖批道:「汝好雀兒肚腸!」而清代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記載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一事,這在歷代開國皇帝中是少見的。

宰相趙普好幾次在太祖面前說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卻回答:「倘若在凡俗塵世都能認出日後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尋找了。」其後,趙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提起類似話題。宋太祖似乎可謂寬厚之君主,其豁達和自信,往往高人一籌。

還有,宋代皇帝厚待柴氏子孫之事,也能透露出其為人到底如何。趙翼《廿二史札記》有「宋待周后之厚的說法,宋太祖登極,遷周恭帝母子於西京,易號鄭王,造周六廟於西京,命周宗正以時祭享,並派官員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建隆三年(962),遷鄭王至房州。開寶六年(973),鄭王過世,此距禪位已14年,而宋太祖仍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號恭帝,葬周世宗陵之側,曰順陵。宋仁宗時,詔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者一人,歲時奉周祀。尋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為三班奉職,又詔每郊祀錄周世宗子孫一人。

至和四年(1057),遂封柴泳為崇義公,給田十頃,奉周室祀,子可襲封,並給西京周廟祭享器服。宋神宗時,又錄周世宗從曾孫柴思恭等為三班奉職。宋徽宗時,詔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再官恭帝後為宣教郎,監周陵廟,世為三恪。南宋時,高宗、理宗諸朝也時有封柴氏襲崇義公之爵。可見,柴氏之受封賞幾與宋朝相始終,宋廷如此優待亡國之後裔,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所以,大部分人都認為,宋代不殺士大夫的國策應當是宋太祖所制定,其後繼者也確實遵守著不殺大臣和言官這條誓言,對臣下較為寬容,和各朝相比,誅殺很少。身為北宋名臣的范仲淹就曾由衷地讚歎道:「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譜》)。

(圖)宋太祖趙匡胤,五代至北宋初年軍事家、武術家,宋朝開國皇帝。

疑竇叢生

然而,1986年,學者杜文玉發表《太祖誓碑質疑》一文中卻提出:關於「誓碑」之事純屬子虛烏有!

這一觀點有何憑證?作者指出,首先,葉夢得的有關記載證據不足。靖康之變時,他不在京城,誓碑之內容並非他親眼所見。建炎元年(1127)七月,曹勛自金國返回南京,數月後葉夢得才調任京官,他應該是從曹勛處得到這個相關消息,再加上社會傳聞,遂撰成上述故事。其餘諸書中,《揮鏖後錄》成書最早,其在記錄誓碑內容後,進一步指出:「太祖誓言得之曹勛,雲從徽宗在燕山面喻雲,爾勛南歸奏知思陵(宋高宗)。」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記載來自此書,《宋史》編纂時則參詳《系年要錄》。

可以說,凡關於此事的記載,莫不在曹勛南歸之後,而此前卻無一點蛛絲馬跡。如果說北宋百餘年誓碑內容由於保密嚴格而沒被泄漏,那麼靖康之變後太廟「門皆洞開,人得縱觀」,此事的消息來源就不應只是單方面的。然而事實正相反,曹勛南歸為此消息的惟一來源,而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史?太祖本紀》等重要史料及相關文人筆記中都毫無蹤影。

其次,史實方面看,誓碑規定優待柴氏子孫。太祖剛即位,就把周恭帝母子遷往西京洛陽,洛陽經五代戰亂時已殘破蕭條。而在立碑那年更是將其母子由洛陽遷往房州,房州位於今湖北房縣,地處大巴山區,不但遠離東京開封,且偏僻荒涼人煙稀少。到開寶六年,周恭帝柴宗訓正值二十歲之青春年華,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太祖要子孫「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理應身體力行。然而查閱《宋史?太祖本紀》《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史籍,其在位十幾年中殺害的大臣,總計有八十八人之多!其中,謀反罪二十二人,坐贓罪二十五人,失職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這些人上至樞密直學士、殿前都虞侯、州刺史,下至監察御史、縣令等,皆有被殺者。總而言之,宋太祖是北宋諸帝中殺臣子最多者。

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過於奇特,這種能平抑輿論、安定人心而有利於鞏固統洽的誓約內容完全可以公開,以顯示統治者的仁德寬厚,達到收買人心的效果,讓士大夫們感恩戴德,忠心維護趙氏的江山,這樣的好事何必隱藏得如此神秘?宋徽宗北遷金國,備受蹂躪和屈辱之後,卻還牢牢記得誓碑中不殺大臣和言事官的內容,千方百計地要人轉告遠在千里之外的高宗,這也實在有點違背常理。

高宗如真的通過曹勛了解此事,就應該遵守祖宗遺命,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建炎元年七月,腰斬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八月,殺太學生陳東和上書人歐陽澈。建炎三年四月,斬中軍統制吳湛;七月,殺御營軍官范瓊。紹興年間,共誅殺大臣十人,最喪心病狂的,莫過於殺害岳飛父子之案。如此大開殺戒,哪裡談得上半點祖宗「誓約」的約束。

那麼,此事是如何作偽的呢?

杜文玉推測,當時國家殘破,人心浮動,為了改變這種離心離德的紊亂局面,獲取士大夫們的擁戴,高宗出於此籠絡人心的政治需要,協同曹勛特別構思杜撰了這一故事。其冠以祖宗遺命的外衣,宣傳趙氏的深恩厚澤,以進一步迷惑士大夫。最後,高宗確實通過這一手段,拉攏到主和派、主戰派眾大臣,取得大批士大夫的擁戴,初步穩定了局勢。

(圖)《續資治通鑒長編》,為中國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斷代編年史,圖為《續資治通鑒長編》書影。

是真是假

對於上述觀點,也有學者反對將其全盤否定。有人認為,誓碑的有無雖然沒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證明,但也沒有完全否定的依據。宋廷對待周宗室後裔雖談不上厚禮殊遇,但比起之前的歷朝歷代絕對是非常仁慈寬厚的了,而帝王不輕易誅殺大臣也是事實。即便宋太祖在位時確實處死過一批大臣,但其都多少犯有謀反、貪.污、受.賄等罪行,這是開國初期整頓吏治所必需的。

《宋史?太祖本紀》記載當時嚴加懲治貪.官污吏,贊他:「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趙翼《廿二史札記》中「宋初嚴懲贓吏」條也謂:「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贓吏最嚴。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以後,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駕馭武將的國策是毋庸懷疑的,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優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並被歷朝皇帝所認真執行。《續資治通鑒長編》曾記載,就應如何處置一違法大臣,范仲淹主張免死而寬宥之,富弼不同意,范仲淹質問道:「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侯延慶《退齋筆錄》載,在神宗陝西用兵失利,準備斬一漕臣之時,宰相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宋史?呂大防傳》也載,哲宗朝,宰相呂大防說:「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此外,《長編》卷四九五,大臣曾布有類似言論;《宋史?章惇傳》,宋哲宗也有類似說法。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發著文臣士大夫的愛國熱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權的文臣無所顧忌,有的甚至橫行不法。當國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脅及損害時,統治者是可以將家法放在一邊而開殺戒,因為家法「不殺」不等於絕對不能殺,然而誅殺大臣確實不是北宋統治國策的主流。因此,即使沒有太祖誓碑,與碑文類似的祖宗家法的有關誓約,看來還是存在的。

通過我們前面的講述,可以看出,不同意見的雙方都能拿出一定的理由,但又都沒有確鑿的證據。這說明,我們在進行歷史研究時,對任何史料必須取客觀審慎的態度。研究宋太祖誓碑一事是這樣,研究別的事件也是這樣。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夠更加全面的認識歷史,而不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作者:林森,魚羊秘史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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