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赵士林、李双、施展、干春松：中华文明如何再出发
6月28日，2016腾讯思享会夏季论坛在北京举办，来自经济、政治、社会、政法等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社会贤达汇聚一堂，围绕本届「进与退——中国再出发」的主题展开激烈讨论。
中华文明的品质由精神突破的状态所注定。正是春秋时期中华文明在精神上的内在突破，奠立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根柢。从魏晋到宋明，正是中华文明在精神上的内外突破，儒道互补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儒佛互补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西方文明传人中国，催生中华文明第三次伟大的精神突破。这一精神突破，可能性如何？成效性多大？人类性怎样？预期性强否？正是关注中华文明前景的人们需要认真解答的问题。为此，《变革论》之分论坛二主要围绕「中华文明的精神突破」展开讨论。
嘉宾主持：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对话嘉宾：赵士林（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教授、博导）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施展（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嘉宾主持：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任剑涛：四位教授，各位来宾，我们都知道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非常悠久，在我们历史上已经有两次伟大的精神突破，从学在王官到学在民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现了中国先秦时期第一次内在精神的突破，从而使中华民族焕发出灿烂的精神文明。之后，内外部两种力量交互作用，儒家跟道家的竞争性关系，之后儒家跟佛教的竞争性关系，使中国在宋明实现了第二次精神突破。这次精神突破使中华民族增强了精神自信，长期使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化解我们在精神上遭遇的挑战。事实上西方文明传入中土以来，我们中华文明面临第三次精神突破，至少这次精神突破现在还不可能打句号，甚至还不可能打逗号。这次精神突破将面临两个全方位相异的文明形态的融合，究竟这次精神突破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是凤凰涅槃还是一次文明夭折？是回归文明还是文明的突破呢？这恐怕是我们需要在面对现实的经济问题之上要面对更宏大的问题。我们首先分别请四位教授就这个问题发言。每位专家5分钟。
干春松：谢谢剑涛，今天的总主题是进与退，但是刚才前面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是在讲怎么「进」，对于文化而言，可能不像经济领域或者政治领域里好像能取得一个共识，改革要往前推进，文化里「进」与「退」的问题可能是更明显的问题。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刚才说了三个阶段的说法，我就回想起大概一百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叫黄远生，他报道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用了一句话叫「两军对垒」，认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当时处于两军对垒，要决一胜负。这显然是新闻记者的笔法，他认为文化的竞争是可以决一胜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也认为我们已经决出了胜负，这一百年就是我们不断的「进」的过程，就是学习西方的过程，就是先学法国、美国，然后又学苏联，学到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还是在说没学好，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向西方学习没学好，所以要进一步的打破长城。这就是我们一百年年的经历。我们首先有一个前提，认为我们要进。那些之所以出现一些波折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好。两军对垒的胜负已经确然无疑了。
这样的一个观念现在依然是这样，现在对整个中国人我去做个调查，刚才张维迎老师做了很多的数据，做一个大数据可能依然是全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认为还是要继续进。我自己只是有一个个人的经验，因为我自己主要的精力是做儒学研究，如果我们要出一个话题，如果在微信和微博上发的话，几乎所有的，我敢断定90%左右的评论是骂的，说你们这帮老古董怎么还在谈儒学，那东西不是已经证明完全没有用了你怎么还在用？进好像是一个主题。换一个说法，这一百年我们的文化其实没有激进与保守的区分，只有激进和更激进的区分。现在一百年以后，我们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仔细的思考一下进和退的问题。
如果我们前提是一定要进的话，像前一百年那样完全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或者文明的价值，那样的一个「进」有没有动力或者它能不能持续的「进」，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记得汤一介先生以前说过一句话，我挺同意的，他说一百年我们的文明基本上是一个拿来主义的文明，现在我们也需要有一些送去主义。当然这个话说得比较轻巧，我们现在国家也在做各种各样文化的外宣项目，也在送出去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也认为送出去大多数是垃圾，基本上不会有人看。但是送出去是垃圾和是不是要送这依然是另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退，退到哪里，是我们完全退到五四以前的退还是战略性地退，是总结了我们一百年进的各种莽撞的进的经验以后的退，这个退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回归中华文明的大家园，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的「进」才有可能是健康和深度的「进」。
任剑涛：干教授很贴近中国再出发的主题词，在进退之间找到法度。作为我们新生代的学者，施展教授继续发言还是另开问题？
施展：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腾讯的邀请。今天咱们的话题是中华文明的进与退，刚才春松教授既谈了「进」也谈了「退」，我对「退」的话题有些不同的看法，要谈「退」首先我们会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思考退的问题，但保守主义的「退」有个前提就是你的传统没有断过，但是我们传统已经彻底断掉了，这种情况下你退往哪儿退呢？所以，会导致一个结果，对于英国的那种历史，英国的政治路径而言，它的保守主义，它的退和自由主义是一体两面，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当下的保守主义我们要保守的是什么呢？我们当下的保守主义与现时的政治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的语境下谈「退」这个话题是有一些容易掉入陷阱的问题。
施展（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反过来说，假如说「进」的话，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当下究竟在哪儿，假如我们说不清楚当下在哪儿，你是不知道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走的。我们当下在哪儿？具体看一下当下的中国，尤其中国与国际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中国今天从经济层面而言，对世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GDP已经是世界第二，假如更具体化在这个实体经济的范畴中，我们的影响力远远不只是「第二」这个概念可以勾勒的。于是我们中国经济一举一动都具有巨大的外部性，它的直接的体现就是你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从这个角度看是你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是你的力量。
当下中国在经济层面对世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巨大影响力完全没有转化为我们在世界政治层面的影响力。这里又一个问题，什么叫「在世界政治层面的影响力」？首先关涉到我们究竟是如何理解世界，如何理解世界秩序？它究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还是它也有内在的规则、有一些内在的底线、有一些内在的价值标准呢？最起码依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通行的官方表达，我们当下对世界秩序的理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里就会出现自相矛盾，假如世界真的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而没有任何的规则或者价值可言的话，我们凭什么说自1840年以来签的那些条约都叫作不平等条约？你是以什么标准衡量它平等和不平等？既然世界只不过是弱肉强食，你签了条约你活该，因为你是弱肉，可是我们又说是不平等条约，那意味着我们已经预设了一些应该的价值或者规则存在。有一些应该的价值和规则存在，并且它应该是约束所有国家，约束所有人的。
当下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些行动，看上去经常自相矛盾，一方面我们在指责西方国家虚伪，不遵守它的一系列的价值观的承诺等等这些。另一方面我们巨大的经济力量却始终无法以某种可被人预期的规则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你的力量特别巨大的情况之下，假如它不能被引导入某种规则化的方向使得你的行为科可预期的话，那此时你对世界所带来的震憾——我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来看的——这个震撼一定是巨大的，而且这个巨大的震撼给人的观感一定是一个负面的。这种情况下假如你如此之大的力量却以一种无法预期，看上去似乎很蛮横，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姿态在行动的话，你的结果很可能对周边的中小国家来说，中小国家力量不足，唯一赖以保护自己的就是规则，它只能去寻找一些其他的愿意进行规则输出的国家来对抗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东南亚的那些困境那是美国人主动重返亚太吗？那是东南亚国家把美国人引来吗？相当程度上是我们自己把美国人引来的，相当程度上是我们自己把东南亚的国家推到那边的。
假如我们再出发怎么办？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究竟如何理解世界，究竟中国和世界是对立的关系还是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庞大的力量究竟对世界构成威胁？还是构成对世界输出规则的所需要的基本的力量基础、物质基础。
任剑涛：谢谢施教授。对干教授所提出的主张可以解读为，在中国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尊示自己传统的突破，这是一笔厚重的遗产。施教授的可以简单概括为，要争取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突破，不见得要陷入到传统的、有些精神的紧箍咒当中。两者显然着重点不一样，相对说来在四位嘉宾里恰好两位是比较年轻的，相对我们这两位教授还是相对年轻的。所以，作为一个复杂体位中的人看待今天中华民族的精神，会有什么不同的结论，我们先请出李双教授。
李双：不好意思，我实际上是抱着看那么多大佬，来好好学习的，结果不小心就非把我弄到这个位置，很尴尬。刚才干老师说得挺好的，我很大的共鸣，接着干老师的话题说一下，一个文明再出发的话题太庞大了，几句话说不清楚，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真切感受到的东西，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体现。
李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比如我从来对孔子就恨不起来，无论是网上也好，还是我们小的时候批林批孔也好，总之你不觉得这个老人是可恨的。虽然刚才干老师说一旦要提倡儒学，后面肯定是一片骂声，「俗儒」等很难听的话都来了，但实际上孔子这个人，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因为有极强的意志，一直到晚年都不信任何宗教，这是非常难得的，靠他的仁学来支撑自己的人生。一般我们人老了以后找不到支撑的时候一定会某种程度地为了逃避死亡恐惧而信一种宗教类似的东西。
孔子有非常多的准则在实践理性中非常有用，包括这种「知行合一」的君子人格，比如「日三省吾身」的儒家思想态度，比如「行胜于言」的实事求是的人生姿态，他不是光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后来我接触到一些美国的搞儒家的、搞中国文化的人，还有哈佛的杜维明先生等等，包括台湾的一些学者，你就觉得他的修养非常好，非常谦和，交往的时候如沐春风，但是大陆的学者交往的时候，一个个阶级斗争，恨不得我要压倒你或者我要干什么，开个学术会就好象分赃大会一样。他们的会你觉得很谦和，觉得很温暖，这个时候我在想儒家还是有他很好的东西。
为什么两千多年前他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些封建礼教的东西，明明现在完全不适应了，根本不用说你也不会继承，你把今天做不好的事儿怪到孔子身上是很荒唐的。所以，总体来说，「文明再出发」没有「再出发」的问题，文明这个生命的脉络始终在我们民族当中，就在我们汉语当中，就在我们血液当中。不存在再出发。
但是存在什么问题？存在有故意的破坏、毁灭和压制，比如说一些集权的专制的东西，把一个非常温和的，非常符合人性的东西毫不留情的撕毁，毫不留情的破坏，把人的心里、心肠变得特别坚硬，特别功利，这也是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中华文化本身已经淹没了，其实不是。很简单，你看日本，看韩国，看台湾，他们发展得很好，很能够适应今天新的文明形式，无缝接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如果还要强调一点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儒家文明还是其他诸子百家的一些文明，都有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就是我们这种君子人格也好，其他人格也好，知行合一，我特别欣赏王阳明、曾国藩，一直到蒋经国，蒋介石天天写日记，哪天多做了一点纵欲的事马上就反省自己，结果在我们历史中很多人成了我们嘲笑的对象，这是很可怕的事儿。我们每个人都以这样的态度做好我们的那件事整个社会就会好起来，整个国家就会好起来，我就简单说点我的感受。
任剑涛：李教授态度非常鲜明，结论也非常明晰，文明从来没有再出发的问题，文明跟野蛮对垒产生出边界就一直在延续。李教授也留了个活口，文明的促进，因为它的波折，甚至像施展教授说的因为它的中断还是有现实再出发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究竟怎么解释呢？我们请出赵士林教授。
赵士林：先谈谈精神突破。讲到精神突破我想引入一个概念叫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这样一个概念向我们揭示这样一个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人类几大主要文明诞生了主要代表，诞生了主要思想，决定了这个文明的一般走向，定了型。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就发生于春秋时期。说起中国的精神突破，轴心时代突破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精神走向，主要代表就是孔子。
赵士林（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教授、博导）
这个突破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从宗教意义到人文主义的突破。在孔子之前更早的时期，从「绝地天通」开始，神权决定人权，人权是广义的理解。从孔子开始，周公治理，「天」的地位下降，人的地位上升。王权通过神权的现象受到颠覆，当时讲什么呢？「民，神之主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两个观念的变革，「天」的概念是从天地到天道，人和神的观念淡化了，天道精神性的、道德性的最高存在凸显。
第二观念那就是从天到人，孔子很少再谈鬼神了，这是后来朱熹所解释的，「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这个突破非常重要。它带来什么呢？从天到人，转换为民本主义或者原始民主思想。孔子这个人，不是人们所误解的是个迂腐的道德先生，是一个守旧复古的小老头，不是的。孔子谈到民众的时候，没有一次是系统的。《春秋》这本书，「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室」。我们刚刚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潜台词是，君不像君，臣就可以不像臣，造反有理。这个老头不那么迂腐。一方面与时俱进，一方面他从来不是愚钝的。所以这个轴心突破意义非常重大。
以后一千年经过政治的扭曲它就变味了，刚才剑涛讲了魏晋玄学对道学的挑战，乃至唐以后对佛学的挑战，这其实不是真正的突破。中国历史上，我认为最大的突破是孔子那次轴心突破，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战国时代，法家是主角，合纵连横这些东西。宋明理学，魏晋玄学的几位代表，王弼讲自然是儒教，中间经过阮籍讲「越名教而任自然」，最后讲儒教就是自然，回到的儒。佛家是人的思维能力非常强，刺激了儒家产生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最后认为儒也好，释也好，道也好，回归于儒。儒家作为中国两千年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支柱，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而第二次比较具有精神突破意义的颠覆是在明朝，为什么呢？从伦理主题到自然主题、儒家思想，孔子是伦理主义，政治讲伦理，宗教讲伦理，伦理、宗教三合一，孝也是宗教，伦理主义是历史的主线；佛也好，道也好，没有这些东西，但民族也颠覆了，民族也讲自然主义了。
这个颠覆也没有完全突破，最后因为满清三百年的倒退，第三次颠覆非常重要，西学东渐的「五四」。五四时期非常重要，是从宗法群体到个人自由，这是走向现代的颠覆，这个颠覆也没有完成。中国精神突破，轴心时代是根本突破，那是一个根本突破，到了五四又是一个根本突破。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宋明理学乃至80年代的思想解放都是小的突破，今天讲中国人再出发，怎么出发？我觉得要从现代思维价值出发来汲取古代资源，通过古代资源可以走向现代。中国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儒家本身全是小人儒。你在专制下拼命强调群体，孔子不这样，孔子最痛恨统治者。
任剑涛：这一轮发言大家首先都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精神自我突破的能力和深厚的历史遗产，这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在源流的逐渐推演当中产生了不同的看法。首先春松你跟施展提出质疑，施展来回答。
干春松：施展老师的很多观点我也了解，我首先对他刚才说的一点我特别同意，现在的中国在整个周边国家里的形象相当的糟糕。相当糟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你要干嘛或者不知道你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是一个特别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所以，很多人对你的形象有很大的一个怀疑。
我对他那个问题我不是特别同意，他说已经断了，我认为他要找我们现在从哪出发这点是对的，不同的阶段出发点肯定不一样，你不能从孔子那边出发，再从绝地天通，但这个断了，从什么意义上认为它断了？文明的断是否一百年足够得出那个结论？
论坛现场
施展：从一个角度来说它没有断，比如有春松这样的人存在就证明它事实上没有断，但是文明不仅仅只是说我们有一些学者的存在这个事儿就行了，它同时还要构成整个社会的日常的，在整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日常的伦理实践，这个层面而言，当然也不是彻底断的一点没有了，我们肯定还能看到大量的中国人的一些独特的行为习惯。但是这个并不足以支撑起它作为儒家的一个东西，以及我们这两千多年的儒家实践。
刚才赵老师也讲到儒家经历一个蜕变，就蜕变了的儒家而言，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中它以某种方式是与政治形成一个建制化的关系，这个关系已经彻底不可能再重建了。这个意义上而言它是断了，但是儒家从公共秩序的构成而言肯定是断了，但是从个体心灵的安顿而言，我认为儒家非常之重要，因为当下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如此之缺德的一个民族要再不找到某种东西用来安顿个体的内心的话，这个民族将不知居于何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也必须重新做出发，但可能跟过去两千多年的经历是一个不一样的逻辑。
任剑涛：李老师特别提到随着年龄的增长，精神的成熟，负面讲对死亡的恐惧，使个体的安顿跟儒家有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施展这个说法解决个体心理安顿问题，并不解决文明的现实承载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突破。施展教授说其实这个突破也没完成，是不是我们还只是表现个体精神安顿的一种困顿而没有得到一个解答呢？我希望你跟赵教授之间做一个辩论。
李双：我对赵老师没任何质疑的地方，他讲得很好。我想补充一点刚才我没说完整，其实儒家是这样的，你可以不管它，你根本不用管它，国家意识形态不要有意的把孔子的像塑在国家历史博物馆外面，不行又搬进去，不搞这些，你不要介入这些，思想自然会产生自己的效应的。我们是把它彻底破坏掉了，我们支部建在连上就全部破坏掉了，行政权力一直查到生产队，整个中国历史从来没这样干的，以前县衙以下就没有了，就是宗法之治，自然的生活文明修正这些，这样彻底破坏才导致今天基本人伦都沉沦，基本道德都没有。我们与其说重新出发不如说把戕害这些东西的因素去掉，让它自然生长。
任剑涛：政治在发生错误，而文明自身永远正确？
李双：也不是自身永远正确，我比较倾向「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
论坛现场
赵士林：「文化无高下」的说法我也不同意，裹小脚的文化和主张自由民主的文化，主张精神解放的文化肯定是有高下的，这点我赞成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分析。他把中国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历史言论的体现，中国两千年的思想，中国的问题在于思想定型之后没有根本突破，没有活跃的因子刺激它不断生长，这时非常好的东西就会僵化，儒家就如此，非常好的东西，很多时候看怎么这么好的说法都是儒家讲的，都是好东西。为什么？政治的、经济的种种原因，阉割、扭曲，加上种种利益的诱惑。所以，我刚才讲「君子务本」，现在小人儒太多。我跟李教授没有任何矛盾，我跟两位也没有任何矛盾，中国文化资产如何在作为正资产来发挥作用，不要把它变成负资产。
我有一个基本看法，讲中国传统思想有三个不能后退。第一不能从孔子往后退，第二不能从五四往后退，第三不能从改革往后退。现在这三个倒退倾向已经出现，从孔子往后退，装神弄鬼又出来了，从五四往后退，否定科学和民主，改革往后退就不用说了，我们现在讲精神也好，讲文明也好，这三点要把握。不把握这三点，中华民族还是陷入万劫不复。
任剑涛：赵教授三个不能退，干春松的激进和更加激进一定要退还是有差异，我不认为你们有矛盾，但是有差异，干教授有什么要评论的？
干春松：我觉得说来说去还是施展老师说的我们点放在哪儿的问题。赵教授的基本立场我也知道。从您自己就是两个不能退，五四在80年代掀起一个小的波澜，我觉得五四不能退，就是两军对垒，科学和民主当然不能退，但是五四问题是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否定家庭、伦常这样一些东西，把儒家看作是科学和民主的对立面。所以，这个方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施展老师刚才说的，我当然同意政治和制度的建制不存在，我觉得始终存在一个可能重建的可性，就是中国未来要有一套制度的体系，我们要接受民主、自由这样一套制度，但这样一个民主和自由不可能是法国的和英国的，它只可能是中国的。这套制度体系我觉得存在再制度化的可能，但是再制度化并非是变成经学化或者变成什么，而是接受了现代的政治观念的一个基础上的重新的制度化的可能性。
任剑涛：基本上你还是中国本位的因素。
干春松：那当然了。
赵士林：我还坚持是三个，不能回到蒙昧主义，孔子培养了中华民族的理性主义精神，因此不能回到蒙昧主义。第二，五四的精神，家庭问题，五四当时批判孝没错，但批判孝，家族主义确实遏制了个人自由，但肯定有偏激，五四肯定有偏激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要厘清、要纠正，但是五四的基本精神，西学东渐以后现代文明的要求，这个时代精神不能否定。改革非常具体，非常现实，大家都能体验到改革往后退的后果是什么。
任剑涛：李双教授你说要继承儒家，但是并没有说偏向何种儒？事实上的价值上的选择绝对是君子儒，有没有可能掉到小人儒？换言之怎么保证君子儒？
李双：儒家的方法就是每天晚上想自己做了什么坏事，日三省吾身，这个方法真的是有用的，因为很多人现实生活中从来不认为自己错的，他一反省自己取得了一种宗教信仰反省的作用，这是长期一以贯之的，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也不是说儒家怎么样，儒家的坏处就是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如果不是国家意识形态，不是几千年和儒家的思想合在一块它就不会那么可恶。
赵士林：他说的我很同意。孔子思想的很悲剧的，是后面彻底意识形态化。
任剑涛：所以有一个麻烦，一个是国家要在精神上有聚合，还有我们把意识形态看得太恐怖了，一意识形态就错了，不意识形态就对了，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有区别，社会意识形态如果跟国家整合力量发生了关联，一定会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我们可不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儒家必然都会错呢？
赵士林：意识形态化国家政治力量歪曲、篡改、利用学术思想作为政治工具，这是负面的，我觉得儒家的意识形态化这个问题太严重。
施展：这个我完全同意两位老师的说法，儒家我们假如把它作为一个广义的宗教的话，任何的宗教要想不被伤害前提一定是它和建制化保持距离，和制度本身保持距离，一旦它被政治化，短期看它觉得自己可以压制住其他的说法，看长线它一定会受到伤害。假如一个思想，一个体系，一个宗教要想保持自己的活力，保持自己真正的地位和价值必须得和建制，和政治本身保持一个距离，对它保持一个批判的态度才能一直保持自己的活力。一旦你建制化以后，马上你内在的这套逻辑，你内在一系列的对价值的解释，对它的判断，对于当下对于现实的评判全都会受到政治逻辑的绑架，这种情况下对这个宗教或者对这个文化本身会是个巨大的伤害。所以，我们看到现代世界的政教分离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宗教的力量往回撤了，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恰恰是使得宗教回到了它真正最拥有力量的位置。
任剑涛：干教授对儒学、儒家怀有使命感。所谓是不是意识形态一般有三个标准，第一有没有乌托邦特质，第二试不试图一揽子解决问题，第三是不是与国家权力直接甚至全面的结合。儒家没有身怀这样一个宏大理想就不能一揽子解决问题，如果一揽子解决问题肯定要跟权力结合，是不是现在的使命感会同样陷入这种现代困境呢？
干春松：几位老师都提到儒学历史上因为它跟政治权力关联，导致它活力被压制或者被政治所利用。我觉得这个问题讨论过很久，权力、知识和真理之间的互动，这不光是在中国，施展老师也做西方宗教的问题，其实都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在某一个阶段都经历过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关联度。现在对儒家来讲一个特殊的困境，刚才说了，理性主义不是个宗教，所以，它要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建制来作为它的一个载体，是它一个特殊的困境，这是导致五四把民主和科学的对立面说成是儒学的一个原因。
论坛现场
从我个人来讲，现在对儒学来讲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看到它历史上的问题，您刚才说的再出发，再出发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它被权力所利用的问题，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普遍的问题，不是儒家单独的问题。既然西方的宗教逐渐推向私人的领域，但是宗教其他的精神也以不同的形式在具体的建制立体现，儒家也可以这样。我三省吾身可以作为中国人最容易接受的道德修养的方式。其他的里面有一些制度建构，比如社会自治的，权力不下县或者天下体系的问题可以成为现代国际秩序，今天我们在讨论国际秩序和政治秩序可以借鉴的资源。我们要担心被政治所歪曲，但是我们也不要放弃主动去改善政治的可能性。
任剑涛：最后请四位教授就我们这个主题凝练成30秒的一段话做结论。
赵士林：我的意思，儒家的人文主义智慧应该化为今人的精神资源，但是千万不要再把儒家搞成辅佐性的意识形态，那对儒家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李双：现在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每个人不光继承儒家，传统思想中有利于我们成长，有利于社会成长的君子人格，我们把它做到知行合一，那就是对我们社会最大的帮助和推进。
施展：让文化的回归文化，让社会的回归社会，让政治的回归政治。假如我们今天的中国要想再出发的话，既要我们每个个体有一个文化上的、重新的、心灵的再安顿。同时，我们作为民族也应该有一个对世界秩序的全新理解。
干春松：我自己认为倒不一定是文化的归文化，政治的归政治，制度的归制度，作为一个文明的承载当然要对制度、个人的道德和各方面产生它的影响，我觉得中华文明再出发的话，一方面要重拾自己的文明的信心，另一方面我坚信它可以对未来整个人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论坛现场
任剑涛：谢谢四位教授非常富有见地的看法，对中国来讲，中国再出发与中国文明再出发是相携出场的，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对今天的中国来讲，我们从边缘化、碎片化的改革已经走向了结构化的改革，变革成为共同的主题，我们要变革，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对变革的想象力，只有充分的想象力和我们坚韧的行动，我们才能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恐怕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共识。
（以上内容为论坛发言选录，未经发言嘉宾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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