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僅說了一句，就把晚清與世界重新接軌的時機毀滅了

經過 17 世紀工業化的洗禮，西方世界先後完成蒸汽動力取代人力、火器取代冷兵器的工業革命。由於工業和近代科學的迅猛發展，西方社會真正進入了海洋時代。

（圖）乾隆時期外國人所畫的清朝畫像

中國人眼中的世界，是以中原為中心，向外輻射的一個個同心圓。以居於中原地區的華夏疆域為中心，中原地區是文明世界，其外是蠻荒之地。所以，除了周邊地區的藩屬國，外部國家都被中國視為「夷」或「戎狄」。

早在明代中後期，西方傳教士就叩響了中國的國門，大批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甚至北京，他們身著儒服，與中國士大夫和老百姓討論性理和教義，刊刻和編寫了大量天主教的宣傳品和科學技術書籍。中國的一些士大夫對西方國家的名稱和科學名詞都耳熟能詳，甚至拉丁文辭典也在中國士大夫中流傳。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輝煌的第一次西學東漸。

然而，一場政權更迭，將這一切斷送殆盡。文明與城池玉石俱焚。清代入主中原後，文化上的保守和政治上的閉關政策，導致兩個世紀後，中國對世界的認識還沒有恢復到明末的水平。而在這兩百年中，西方卻經歷著另一場暴風驟雨式的劇變：傳統王朝一個個倒台，民族國家紛紛建立。共和國、工業革命、全球殖民、海上霸權……歷史的發展突然加速，在中國還完全不了解的情況下，「夷狄」裹挾著血與火突然出現在面前，這樣的會面，令中國措手不及。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英王喬治三世的特使馬戛爾尼率領使團來到中國，他們的目的是打開中國的貿易之門。此時，乾隆皇帝已經年逾八十，軍政大事都委託和珅和福康安兩位大臣打理。在經過不愉快的「禮節」問題的交涉後，英國特使的任務一個都沒有完成。對英國使團竭盡全力想得到貿易許可的要求，乾隆皇帝只是輕蔑地說了一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就把使團打發回去了。馬戛爾尼在失望之餘，想邀請傲慢的大清官員見識一下英國武器的威力。這位在征服大小金川和西北邊疆叛亂中立下赫赫戰功的福康安，拒絕了這一邀請。馬戛爾尼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他（福康安）一生中都沒有見過連發槍，中國軍隊還在用火繩引發的槍。」

（圖）喬治·馬戛爾尼出身於蘇格蘭貴族家庭，1737年在愛爾蘭出生。

首先，讓馬戛爾尼不能接受的是，他必須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禮，而馬戛爾尼只肯單膝跪地。中英官員就此事爭執了近兩月之久。在這個禮儀形式問題的背後，隱藏著中英雙方認識上難以逾越的鴻溝。英方試圖通過平等外交的手段打開中國市場，大清則把使節來訪當成納貢稱臣。

清朝士大夫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導致了他們在對待外部信息方面有著嚴重的偏見。「天朝氛圍」主導了他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歷史的機遇總是給予那些能夠見微知著、一葉知秋的偉人們。可惜，在 18 世紀與 19 世紀的政治舞台上，卻充斥著剛愎自用、目光短淺的貪婪之徒。

那麼，鴉片戰爭前，中國內部的政治、經濟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呢？

乾隆末期的清朝，表面的繁榮已經不再了。乾隆最得意的「十全武功」的大肆征伐，導致國庫存銀從八千多萬兩銳減到不到兩千萬兩。而此時，席捲湖北、四川、陝西、甘肅和河南五省廣大地區的白蓮教起義卻在迅速蔓延。到道光五年（1825 年），中國實際人口已經超過四億，但城市人口只佔 6%—7%。據美國歷史學家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統計，直到晚清，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城市人口只佔 7.4%。這表明，鄉村社會仍是當時中國的絕對主導。昔日的繁榮下面潛藏著嚴重的社會危機。官僚的貪腐與壓榨，不僅破壞著農民的生計與利益，也危害著國家財政與政治穩定，這就是鴉片戰爭前的中國。

問題絕不僅止於此。從更廣闊的範圍來看，鴉片在世界貿易中的角色讓我們大吃一驚。有資料顯示，在明清時代，世界上存在著以東亞、歐洲、美洲以及它們各自的周邊地區所形成的一個貿易、經濟體系。以中國經濟為中心的東南亞、南亞、東亞地區的貿易量，在全球貿易中占重要地位，甚至一度成為主要市場，具有支配作用。

（圖）晚清與外國的貿易畫圖

對於明清時代各大洲之間的實物交流，中國的史家一點也不感到陌生。這不僅表現在中國的瓷器、絲綢、紡織品等手工業產品源源不斷地通過對外貿易進入歐洲、美洲、非洲，對這些地區的社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而且，就中國來說，我們日常生活中已經變得不可或缺的重要產品，比如紅薯、南瓜、番茄、辣椒、蠶豆，尤其是玉米與馬鈴薯，都是明清時代通過外洋貿易而從美洲傳入的。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哪些作物像這幾種外來作物一樣對中國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新作物的巨大產量使得中國的耕地面積和人口在明清時代成倍增加。在同一時期，中國的人口增長要遠遠高於歐洲。如果不是因為明、清政權的鼎革所引起的戰亂和天災人禍，中國的社會形態會在 17 世紀發生巨大變化。同樣，在 15—19 世紀災害頻仍的中國內地，這些高產而抗旱的糧食不知救活了多少中國人的性命。今天中國人所吃的食物中有百分之三十七是原產美洲的，中國是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玉米生產國。

當然，17 世紀前後，東南亞各國湧入大量中國移民，生活在馬尼拉地區的華僑就達三萬多人，這都是地區貿易所帶來的結果。所有這些事實，更深刻地改變了我們對於明清時期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認識。

在西方來之前，中國古典社會結構就是士農工商。士農工商四個階層使這個社會很穩定，但是這個社會穩定的前提條件是工人、農民很穩定，他們沒有更多的消費能力。那麼，在中國和西方的貿易當中，中國是初級農產品出去，英國是它的工業品進來，在這種狀態下，中國就沒有辦法接納西方的工業品。因此，解決中西貿易順差的關鍵，只在於能不能提升中國工農兩個階層的消費能力，能不能培養他們的消費習慣，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刺激他們的消費衝動。沒有能力、沒有習慣、沒有衝動，那社會當然不可能接受更多的工業品。

（圖）英國在印度的鴉片製造倉庫

這些重要作物的流傳，藉助於地區之間貿易網路所固有的航線，尤其是哥倫布等人開闢的新航線，更成為這種從很早之前就一直存在的地區貿易的催化劑。但是，從目前的統計數字來看，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體系與其他地區的貨物貿易中，中國存在嚴重的貿易順差。這種情況在經濟活動中表現為貨物的輸出和白銀的輸入。

根據估算，從 18 世紀初到 19 世紀中期，中國僅從歐洲和美洲就通過貨物貿易輸入了將近五億多兩的白銀，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從日本、俄羅斯等渠道獲得的白銀。而據一些外國學者估計，到道光五年（1825 年），中國白銀存量約十一億兩。無論這個數字是否準確，都表明了一個事實：中國與外國貿易存在著嚴重的順差。同一時代，經過了工業革命的歐美國家，生產能力在大幅增長。進入海洋時代的民族國家，以殖民的方式拓展著自己對財富和領土的渴望。而這種拓展，在東方這個龐然大物面前，不得不另尋他途。這個王朝，既不打算也不準備了解這些遠洋而來的「夷狄」。

與中國交易的事情變得既簡單又複雜。簡單的是，他們被限定在幾個固定的設立了商行的城市進行交易，以廣州為主；複雜的是，與他們交易的是朝廷特許的商行，官方從不屑參與具體事務。清朝的官員更感興趣的是幕後交易。

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往廣州的第一艘商船抵達後，按照規定應該繳納近兩千五百兩白銀的管理費，但經過討價還價和幕後交易，最終降至一千二百兩白銀，條件是付給海關監督三百兩白銀的感謝費。這些貿易上或明或暗的「制約」，令英國政商界感到憤怒。

因此，他們多次派使團赴中國試圖與清朝政府直接商談貿易條件。但從馬戛爾尼到阿美士德，都失望而歸。

▌摘自華夏版五卷本《中國通史》，卜憲群總撰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撰稿，華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授權合作稿，點擊可了解「投稿」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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