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文稿：皮凱蒂為何能走進美國《總統經濟報告》

皮凱蒂激發了人們對於財富和收入分配問題以及公平和效率之間關係的爭論。皮凱蒂的理論和建議告訴我們資本主義會內在地催生出不平等，進而威脅資本主義的可持續積累。面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裂痕和世界經濟風向的轉變，我們應該反思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盲目崇拜，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來把握21世紀資本主義經濟規律。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長期致力於收入和財富分配問題研究。自2010年起，這位強調政府應對資本主義進行管理的經濟學家，其名字和觀點開始頻繁出現在美國《總統經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當中，這在標榜自由市場信條的美國顯得異常奪目。這種現象的出現，反映了資本主義的自我反思，是引發我們思考的重要線索。

一、《報告》中的皮凱蒂

《總統經濟報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是由總統和他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簡稱CEA）編製，並在每年2月定期向國會發布。《報告》對美國宏觀經濟形勢進行分析、預測並制定相應的經濟政策，是美國經濟發展的路線圖，對於了解美國經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走勢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按照皮凱蒂在《報告》中出現的足跡，我們可以將其區分為兩個階段。

1. 2010—2013年皮凱蒂零散地走進《報告》。

2010年《報告》是奧巴馬就任總統之後起草的第一份《報告》，它與2009年布希起草的《報告》有較大區別。在2009年《報告》的國會講話中，布希多次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重要性，「我們不能忽視自由市場體系帶給我們的諸多好處，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自由市場經濟在長期內是健康的。自由市場經濟讓成千上萬的人擺脫了貧困並且賦予了他們創造美好生活的機會，我們應當堅持和相信自由市場經濟。」然而，在2010年《報告》的國會講話中，奧巴馬對自由市場經濟並未涉及太多，可以說是輕描淡寫，對中產階級問題則是濃墨重彩。奧巴馬認為，美國經濟應該建立在新的更加牢固的基礎之上，而這個基礎就是厚重的中產階級。美國現行的經濟體系更多地服務於富人階層而沒有向普通民眾傾斜，中產階級沒有分享到他們應當得到的經濟發展果實。與此同時，日益嚴峻的貧富分化使得金融系統變得不穩定，經濟體系變得異常脆弱，難以抵禦危機。為了說明美國的貧富差距現狀，《報告》引用了皮凱蒂與美國加州大學伊曼紐爾·塞茲（Emmanuel Saez）合寫的一篇論文。文章指出，截至2007年，全部收入（包括工資和非勞動收入）中有將近一半流向了前10%的家庭，而有將近25%流向了前1%的家庭。《報告》對貧富差距現狀評論道：「美國現如今的不平等程度已回升至1929年峰值。高收入本身並沒有錯，但高收入不能建立在損害工人利益的基礎之上。」

在2012年《報告》中，皮凱蒂和塞茲的上述論文（數據由1998年更新至2010年）出現了兩次。《報告》第一次引用此文，是為了說明收入不平等可能降低總需求，因為富人和窮人有著不同的邊際消費傾向。對此文的第二次引用，是為了描述收入分配的總體趨勢。1979—2010年，底層90%—95%的個人收入（這裡的收入指稅收和轉移支付之前並且不包括資本所得的收入）沒有變化，中間4%的收入由13%上升到16%，前1%的富人收入由8%上升到18%，富人收入所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是20世紀以來最高的。

2013年《報告》吸收借鑒了皮凱蒂和塞茲對1960—2004年間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就業稅、公司稅和遺產稅對於稅收縱向平等綜合影響的研究。他們指出，最富有的納稅群體佔有了大部分的資本收入和財富，因此需要繳納較多的公司所得稅和遺產稅。然而，1960—2004年聯邦稅收中，公司所得稅由23.2%下降到10.1%，房產稅和贈與稅由1.7%下降到1.3%，與1960年相比聯邦政府稅收不再依賴於公司所得稅和房產稅，這使得富人階層的稅收負擔呈現降低趨勢。

綜上所述，2010—2013年間，皮凱蒂進入《報告》更多是為政府對經濟結構調整提供理論依據。相比之下，2014—2016年《報告》的一系列新概念和新舉措都與不平等問題有關，聚焦於政府制定政策適當擴大工人階級利益，調節或限制資本，以求維護資本主義積累的可持續性，這與皮凱蒂的理論主張有緊密聯繫。

2. 2014—2016年《報告》呈現「皮凱蒂化」。

在2014年《報告》中，皮凱蒂共出現5次，超過以往出現的頻次。第一次出現是為了說明截至2012年美國貧富分化形勢依舊嚴峻，前1%富人的人均收入超過100萬美元，富人總收入占國民收入（不包括資本所得）的19.3%，是1928年以來比例最高的。第二次出現涉及工人勞動生產率和工資的關係。《報告》指出，截至2013年9月，工人每小時的實際產出量與1972年相比提高107%；然而，工人每小時平均工資只增加31%。這種勞動生產率和工資不匹配的情況在低收入家庭表現得更加突出。第三次出現是與工資的變化趨勢有關。皮凱蒂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民收入加速向前10%和前1%人群集中。第四次出現是為了說明在過去30年里，財富加速流向前1%富有人群的現象與科技進步和對技能的相對需求沒有必然聯繫，這是近年來不平等現象最為顯著的變化之一。第五次出現與貧困問題有關。經濟增長是消除貧困最為重要的力量，然而經濟增長的果實若不能被底層民眾分享的話，貧困現狀則難以改變。對於現在的美國來說，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使得底層民眾依舊生活在貧困之中。

在2015年《報告》第一章，中產階級經濟學概念被擺在了核心位置。實際上，奧巴馬在其主政白宮的第10天便成立了白宮中產小組，其主要任務就是通過行政、立法和政策建議等手段解決中產階級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從而提高美國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重塑美國中產階級。直到2015年，奧巴馬關於中產階級的理解和政策進一步提升為「中產階級經濟學」。2015年《報告》引用皮凱蒂創立的資料庫（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簡稱WTID）來分析二戰以來美國中產階級財富變化趨勢，完整刻畫了1948—2013美國中產階級的財富變化軌跡。底層90%家庭收入的年增長率，1948—1973年為2.8%，1973—1995年為－0.4%，1995—2013年為－0.2%。根據塞茲和祖克曼（Saez and Zucman）測算，截至2013年，美國底層90%的家庭財富擁有量佔全體家庭財富擁有量的比例僅為22.5%，與前0.1%家庭財富擁有量幾乎相等。可以看出，美國中產階級的財富在逐漸萎縮，貧富差距在逐步拉大，不平等問題依舊嚴峻。

在2016年《報告》中，《報告》字裡行間都瀰漫著皮凱蒂的氣息，已不再需要描述皮凱蒂出現的次數，這份《報告》開宗明義要解決不平等問題以實現經濟包容性增長，並且在第4章專門討論低收入家庭兒童所面臨的機會不平等問題及有效公共政策干預。另外，皮凱蒂對前1%富有人群財富狀況的跟蹤分析及其創立的WTID資料庫被《報告》廣泛引用，作為分析美國貧富差距演變的重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皮凱蒂2013年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也進入《報告》，書中的觀點被充分借鑒吸收。毫不誇張地說，2016年《報告》幾乎「皮凱蒂化」了。皮凱蒂為什麼會在美國產生如此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與後金融危機時期美國理論和現實的需要以及皮凱蒂理論和建議的開拓性和啟發性密不可分。

二、皮凱蒂走進《報告》的原因分析

1.美國後金融危機時代理論和現實的需要。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如洪水般淹沒了整個世界，洪水已見消退，但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仍復甦乏力。面對同樣的經濟困境，美國國內普通民眾和富人群體卻有著截然相反的境遇。一方面，普通民眾的福利和生活水平不斷下滑，人們飽受經濟下行壓力的困擾。另一方面，前0.1%的高收入群體卻逆流而上，不斷擴張自己的財富版圖。今天美國財富的不平等程度比20世紀初還要高，面對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美國人民渴望了解其背後的原因並且希望早日改變這種不平等現狀。

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佔據主導地位的美國，解釋並解決貧富分化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里，每個主體都被假定為可憑藉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資源被有效配置，整個市場會自動實現均衡，既不會出現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最終也不會產生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政府只需要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市場會把經濟管理得井井有條。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經驗事實打破了自由市場神話；面對理論上的困境，許多自由市場的信徒開始質疑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科學性，並試圖尋求事實的真相。

分析金融危機和貧富分化產生的原因，對經濟和金融體系進行改革，在更大程度上謀求公平和共享發展果實，成了西方民眾心中強烈的願望和訴求。在此背景下，皮凱蒂用系統的數據和簡潔的理論，揭露了貧富分化的客觀事實和資本主義內在導致不平等的機理，主張通過累進稅來對資本主義進行管理和限制。可以說，皮凱蒂回應了底層和中間層民眾的訴求，切中了當代資本主義可持續積累所面臨的、來自於資本主義自身的威脅。

2. 皮凱蒂理論和建議的開拓性和啟發性。

後金融危機的時代背景為皮凱蒂提供了廣闊的舞台，但真正讓其脫穎而出的還是其理論和建議的開拓性和啟發性。皮凱蒂首先對那些沉湎於數學模型和理論推演而忽略經驗事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質疑。在對當代主流經濟學的評價中，皮凱蒂主張所謂的「經濟科學」，應該回歸「政治經濟學」的原有學科內涵。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政治經濟學的政治性、規範性和道德性使其和其他社會科學區分開來。它應該回答國家和社會組織在經濟社會中如何扮演理想的角色，以及回答怎樣的公共政策和制度能夠使我們走近理想的社會。

針對上述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不足，皮凱蒂主要採用歷史和統計的方法來研究收入和財富分配問題，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強調:「本書的亮點之一是我致力於收集儘可能完整和一致的歷史資料，用以研究長期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動態過程。」基於對長期歷史數據的搜集和整理，他將財富和收入分配問題放置在廣闊歷史視野中，結論表明不平等的長期變化趨勢並非庫茲涅茨所認為的倒U型曲線，市場機制沒有自動消除不平等。正如皮凱蒂所說：「我的工作只是突破了庫茲涅茨之前的研究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局限性，他對於美國1913—1948年收入不平等演化的研究是開創性的。通過這種方式，我能夠把庫茲涅茨(已經相當精確)的發展置於更廣闊的視角，從而從根本上挑戰他對於經濟發展和財富分配關係的樂觀理解。」

皮凱蒂的理論框架並不複雜，他的整個理論框架的核心可以表示為 r＞g(這裡r代表資本收益率，包括利潤、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資本收入，以總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經濟增長率，即年收入或產出的增長)。他認為，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資本的投資回報率相對較高，此時如果整個經濟體的增長率非常緩慢的話，那麼資本收益率很有可能大於經濟增長率，使得資本所有者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再投資實現資本增值，使他們的收入增長率超過一般勞動者，從而使得兩者之間的財富缺口逐漸擴大。在這裡，資本收益率大於經濟增長率是導致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加劇的關鍵角色。

綜上所述，皮凱蒂採用歷史和統計的研究方法，通過跟蹤前1%富有人群收入和財富的變化情況深刻揭示了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現實；同時，將財富鴻溝不斷擴張的動力歸結為自由市場條件下資本回報率超過經濟增長率。正如馬克思主義學者大衛·哈維所言：「皮凱蒂摧毀了人們關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普遍觀念」。

三、結語

皮凱蒂激發了人們對於財富和收入分配問題以及公平和效率之間關係的爭論。皮凱蒂的理論和建議告訴我們資本主義會內在地催生出不平等，進而威脅資本主義的可持續積累。面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裂痕和世界經濟風向的轉變，我們應該反思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盲目崇拜，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來把握21世紀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同時，應立足經濟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既要利用市場機制來發展生產力，更要在發展過程中把握住社會主義方向，這需要不斷創新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並以此指導中國新的經濟改革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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