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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詩歌:如何從「家鄉」走向「遠方」

詩歌,這一文學皇冠上最古老而璀璨的明珠,在當代社會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境況。一面是大眾偏見的橫行,譬如「詩歌就是分行」「寫詩是無病呻吟」等論調甚囂塵上;一面是詩歌內部的分裂,學術話語與商業話語分庭抗禮,業內與大眾水火不容。有人自說自話,有人以為噱頭,有人不屑一顧,詩歌之處境尷尬若此。


然而,不同於許多文藝種類在國際化浪潮下「走出去」的步履維艱,眾說紛紜的中國詩歌,反而有了「牆內開花牆外香」的美譽。就在前不久,在由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協會、《詩刊》等主辦的「2016西昌邛海『絲綢之路』國際詩歌周」上,海內外的100多位詩人、藝術家和專家學者會聚一堂。


拋開了商業的浮躁,摒棄了論戰的火氣,詩人們回歸詩歌本身,就詩歌的地域性、民族性、世界性,展開一場豐富而詩意充沛的言說。


中國詩歌:如何從「家鄉」走向「遠方」



從民族性到世界性


「對任何一個詩人來說,從他出生的那一天開始,特別是他後天成長的經歷,毫無疑問,在他的身上都會深深地打下他所屬的族群和文化的烙印。」在詩歌周的開幕典禮上,組委會主任、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吉狄馬加這樣說道。

在身為彝族詩人的吉狄馬加看來,民族性始終是他創作的源泉和靈感,是那塊「有歌、有巫術、有魔幻、有夢與現實相交融的土地」培育了他的文學品性。在一首名為《黑色狂想曲》的詩中,他寫道:「讓我的每一句話,每一支歌/都是這土地靈魂里最真實的迴音。」


如此鮮明的民族性表達並不是孤例。在詩歌的國際體系中,民族性(nationality)有時也被表述為地域性(locality)。出生於義大利的斯洛維尼亞詩人馬爾科·卡沃斯,就把「根植在出生之地,有著特定的語言,以及由習慣和精神遺產塑造的皮膚」定義為地域性。他聲稱,唯有在地域性的維度中,他才「感到安全,甚至渴望」。


地域性往往賦予一個詩人以強烈的地方性標識。即便在中國的部分地區,譬如香港,就很強調詩歌的「在地抒情」的傳統,即對於一個地方的記憶、想像、認同與歌詠。這對於地方性標識正尋求突破的內地詩歌而言,無疑是一個啟發——與其讓詩歌在宏大敘事中懸空,不如腳踏實地,為所在的土地歌詠。


「90年代以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以及文學自身生態的變化和調整,無中心時代已經來臨。地方詩學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除根』過程,我們這個時代的不安、孤獨和無根的彷徨,正在於『地方性知識』喪失過程中,我們無以歸依的文化鄉愁和精神故鄉的日益遠離。」詩人霍俊明說。


因此,在不少詩人看來,地域性的重振將是當下詩歌必然經歷的階段。

反觀世界性。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世界性是一種剔除了民族性、地域性所餘下的「普遍性」,但去除自我,盲目比附,常讓這樣的「普遍性」顯得空洞無物。在詩人樹才眼中,世界性不過是一種更大範圍的「地域性」。「世界性指什麼?我認為就是一個人的地球性,一個生命的人類性。」他認為,為自己而寫,為民族而寫,為世界而寫,其實是一回事。


把「他們」看作「我們」


在當代文藝「走出去」的大背景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關係也經過了無數次的表述。


曾經,固守地域性被認為是對世界性的抵抗;後來,我們又認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然而在詩人楊黎看來,這兩種說法事實上都蘊含了一個值得警惕的假設:即民族性和世界性是分割開並相互對立的。


「我們不能把所謂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與這個世界的普遍性對立起來,那樣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無疑是狹隘的、極端的。」對於這種對立的傾向,詩人吉狄馬加表達了他的不贊成。楊黎也說,強調地域性與世界性的對抗,是一種世界破壞主義,其目的是反對現代性。

可見,詩人對民族性和世界性關係的理解,並不流於表面,而更多看到了概念背後的創作實際。在克羅埃西亞詩人達米爾·索丹看來,正是因為詩歌源於個性,所以它始終自然地表現出一種對普遍性的親和力。吉狄馬加則表示,只有當詩人的作品深刻地表達了內心獨一無二的感受,並通過翻譯為讀者所接受,他的詩歌才具有了世界性的價值。


在此方面,一個弔詭的現象是,幾乎所有詩人都無一例外地,將「個性」與「共性」這對貌似對立的概念放到了天平的同一端。這源於背後一個被忽略的事實——即詩歌永遠是「自我」表達,而「自我」正是全人類溝通的「通用貨幣」。


毫無疑問,「民族性」的本質就是自我書寫,這也是詩歌的本質。所謂「世界性」,不過是從「小我」擴大為「大我」——無論如何,依然是「我」。相對於全盤否定的「無我」和空談概念的「超我」,詩歌的感染力唯有建立在「有我」之上,才能表現人的真實情感和內心經驗,進而觸動整個世界。


「我是詩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人。我為自己而寫,也為人類而寫。」在談及「小我」與「大我」關係之時,樹才以一種詩意化的形式表達了他的感受。這段簡短的宣言未曾言明的一點是——中國詩歌要想走出去,唯有把外界的「他們」,看作是一個共同體的「我們」,才能真正與世界融為一體,發出具有「世界性」的聲音。

人是最終的標尺


為「我」書寫也好,為「我們」書寫也好,詩歌創作都不是口號和理念,而是人本身。對此,本屆詩歌周的組委會副主任、四川省作協主席阿來有他獨到的理解。


「相比於概念,我更關心的是人。」阿來認為,民族性不是刻意為之,只要忠實地寫人的生活,表現出他們的言談舉止、行為方式、心理感受,自然就會有民族性,因為沒有一個人不是生活在文化的浸潤中。小說是這樣,詩歌也同樣如此。


在丹麥詩人尼爾斯·弗蘭克看來,詩歌的目的在於人與人心靈的溝通與對話,其基礎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情感。他以一首被翻譯過的中國明清時期的無名詩為例:


「我心非心,我心已死,可要拋棄一個孩子,如何忍心!


噢!揚子江的水啊!請慢點,再慢點!不要衝擊那些岩石」


這首詩講述的,是一位母親因無力保護女嬰,而不得不棄之入河的悲慟。「顯然,這些情感人人都有,不僅亞洲女人有,全天下女人都有。」尼爾斯說,「詩歌是人類感情的共同語言,這也解釋了為何世界各地的詩人比普通人更能理解彼此。」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人」成為詩歌的最終標尺,也是從民族性到世界性的最終標尺。


人作為標尺的意義不僅在於創作,也在於閱讀和接受。作為「非非」詩派創始人之一的詩人尚仲敏說,即使再優秀的詩人,他的詩也不能寫出來只給自己一個人看,他需要讀者和知音,而且越多越好。「那些沒有讀者的詩,註定是『壞詩』。所以,好詩人和好詩的最起碼的標準就是:讓人看懂。」


這對於所有即將從故鄉出發、向著「詩和遠方」前行的詩人而言,也許是一個最簡單卻又最深刻的道理。(文/魯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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