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愛華：一位史家和一個時代的洞見與不見

文史 07-28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和薛愛華幾乎同時代的西方唐史大家杜希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1925—2006）曾經說到，真正理解一段歷史，必須對那個時代的全部有所感知。然而，薛愛華這種打通文學、歷史和宗教的取徑，雖然對此後研究中古中國文化的西方學者影響深遠，但諸如《唐代的外來文明》《朱雀》此類的研究卻近乎絕跡，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遺憾。

抱憾之餘，我們必須對這一現象所反映的西方漢學發展的多重面向及其背後複雜的歷史動因進行仔細辨析和深入反思，如此才能真正了解一位史家和一個時代的洞見與不見。

薛愛華：一位史家和一個時代的洞見與不見

薛愛華與《朱雀》的寫作背景

文 | 李丹婕（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研究員）

*本文原刊《唐宋歷史評論》（第2輯），2016年6月

1995年吳玉貴先生將薛愛華教授（Edward H. Schafer, 19131—1991）的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一書譯成中文，以《唐代的外來文明》之名出版。此後，這本研究唐代舶來品的專著和勞費爾（Berthold Laufer，1874—1934）的《中國伊朗編》（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1919；林筠因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64年）一道，成為了解中古中國社會史與物質文化的重要參考著作，薛愛華也由此為中國中古史學界和廣大讀者所熟知。身為漢學家的薛愛華，其學術生涯開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以《閩帝國》（The Empire of Min,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54）一書的出版正式發軔，直到去世前六年出版最後一本書《時間之海上的幻境：曹唐的道教詩歌》（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 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薛愛華綿延三十餘年的學術生涯可說碩果累累，相比而言，自《唐代的外來文明》中譯本出版以來的二十年間，我們對這位學識淵博、思維敏銳的漢學家的認識是難以匹配的。

近日在程章燦教授的大力推薦和努力之下，我們又得以看到薛愛華兩本著作的中譯本，分別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和《神女：唐代文學中的龍女和雨女》（The Di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皆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這兩本書的出版，帶給我們再一次領略唐代文學與歷史豐富內涵的寶貴契機，同時更重要的，讓我們藉以重新窺得薛愛華令人欽佩的博識、洞見與才情。薛愛華去世後，其私淑弟子、中國古典文學家柯睿教授（Paul W. Kroll）在回憶文章中稱，薛愛華是「過去四十年美國中古中國研究的同義詞」，這句話也被印在《朱雀》《神女》兩冊中文本的封底，一方面反映出薛愛華對二十世紀後半葉美國中古中國研究的貢獻，另一方面則意味著，薛愛華在中古中國幾近於百科全書式的研究規模，成為後人仰之彌高的一座學術豐碑。

「

正是基於由物及人與以人觀物兩條線索的復調式書寫，《朱雀》可以說是兩個南方的疊加。作者意在考察中古時代南方對於唐人知識構成的貢獻及其對唐人的感受、情感以及想像力的影響，同時這些觀念變化如何改變著這片土地。

《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所反映的研究風格，吳玉貴先生已經在譯者前言中有詳實的介紹；關於薛愛華教授教育背景和學術生涯，程章燦先生也已撰寫專文。本文在先賢論見的基礎上，著重圍繞《朱雀》一書的內容、特色和寫作背景，來進一步反思薛愛華的學術風格的形成及其帶給我們的啟示。

《朱雀》一書初版於1967年，副題「唐代的南方意象」，主要考察的是中國唐代（七世紀末到九世紀末）各種文獻中所反映的時人對南方的態度和認識。「南方」具體而言指的是包括嶺南四管（廣、桂、容、邕）和安南之地，即今天廣東、廣西以及越南北部等地，尤其是紅河三角洲。「意象」則是指唐代人在詩文創作、生活習俗以及歷史文獻中，所體現出來的對於南方的人（尤其是土著）、宗教、風土、名物等的認識和觀念。全書第九、十、十一章分別介紹了南方的礦物、植物和動物及唐人所知的面貌，佔據全書十三章篇幅總量的三分之一強，足見是作者格外用力傾心的部分。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作者留心於「物」，除了「物」本身的外觀、屬性和功能外，他更關心唐人審視的眼光以及看待這些「物」的心理和態度；一方面豐富了我們對唐代地理環境和自然生態的認知，另一方面也加深了我們對唐代意識形態和文化偏見的了解。

正是基於由物及人與以人觀物兩條線索的復調式書寫，《朱雀》可以說是兩個南方的疊加。一方面中古時代南方的自然面貌和客觀現實。作者採用了大量現代天文、地理、氣候、動物、植物、礦物學等知識，力圖將這一面相特殊化與具體化，對於這種極具特色的重構，作者提醒讀者，這種再創造並非讓過去「概念化」，而是以一種生動活潑而且感性的方式，去了解過去，同時不必犧牲其精確性（2—3頁）；另一方面則是當時唐人對南方的描述與書寫。作者意在考察中古時代南方對於唐人知識構成的貢獻及其對唐人的感受、情感以及想像力的影響，同時這些觀念變化如何改變著這片土地（2頁）。因此，本書所有章節中，兩個「南方」都以並存、套疊的形式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兩者皆非鐵板一塊、固定不變，彼此之間、各自內部都充滿分歧和差異。薛愛華的書寫本身具有極強的視覺性，這使得《朱雀》一書就整體而言產生了彩繪鑲嵌玻璃的效果，斑斕炫目。

薛愛華：一位史家和一個時代的洞見與不見

傳說中代表南方的神鳥朱雀

本書包括緒論在內共有十三章，十二章分別名為《南越：前景與背景》《華人》《蠻人》《女人》《神靈與信神者》《世界》《天與氣》《陸地與海洋》《礦物質》《植物》《動物》《朱雀》。就整體來看可分為三大部分。緒論和第一章《南越：前景與背景》作為序曲，引出主題，概略鋪陳南越地區古與今複雜的種族、語言構成，提示自公元前中原政權強勢崛起以來對當地不絕如縷的征服，以及這一地區處於多元文明中間地帶的特殊屬性和主體意識。第十二章《朱雀》作為總結，從氣、味、音、色等多方面感知中古時代的嶺南地區，成為整部中古南方感官交響曲的終結章。

中間十章是本書主體，概而言之，又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二、三章《華人》《蠻人》可歸諸一組，關於唐代南方複雜的人群構成。七世紀初唐朝大一統再次建立，中原政權再次確立對南越的支配權，這樣的政治遭遇為南越人群結構造成巨大衝擊，外來者（所謂華人）和土著（所謂蠻人）之間存在巨大的文化鴻溝，更重要的在於，外來者和土著內部也有著語言、風俗、觀念和認知等方面極大的差異，成為馬賽克拼圖般的存在。第四、五章《女人》《神靈與信神者》可以看作一組，展陳南越斑駁的神靈世界，作者強調，越女、丹家、道士、僧人以及其他神祇和百魅精靈共同構成在地南越人斑駁的信仰世界，也成為唐朝文化精英南方意象中的重要角色。唐代士人對南方既排斥又好奇、既鄙夷又不得不接納的態度既激發了他們的想像，也拓展了時人對這片土地的認識，《世界》《天與氣》《陸地與海洋》三章展現了對南方的經驗認識如何在唐人根深蒂固的成見中逐步發展，進而化未知為已知，化陌生為熟悉。接下來就是前已提及本書分量最重的《礦物質》《植物》《動物》三章，作者這部分大量採用了現代人類學調查報告，同時又謹慎地輔以唐人詩文，作者也不免遺憾地經常提到，一些原本應該極為常見的熱帶植物，卻大多數在古代文獻中難以識別，乃至一片空白。這或許就在於身處南越的中古士人更關心那裡所缺乏的，而不是已經存在的，他們會以熟悉的象徵物（鸚鵡、鷓鴣、孔雀）來描述南方，而對種類繁多的南方鳥類無動於衷，南方對於他們而言，不過是一個「北鳥飛不到」的蠻荒之地。看得出來，「南方意象」這種非經驗認知及相關的陳詞濫調頑固地阻礙著唐人去發展關於南方的客觀知識。

「

我們只有將薛愛華放置在特定的學術發展時空坐標當中，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朱雀》的寫作背景和薛愛華獨特的研究風格。人類學的視角、歷史語言文獻學的基礎、博物學的趣味都深深影響著薛愛華的選題和取徑。

《朱雀》一書的寫作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由東方學傳統出發，西方學界對於熱帶地區的研究蔚為大觀。1952年，美國著名的動物學家Marston Bates出版《那裡從無冬天》（Where Winter Never Comes: A Study of Man and Nature in the Tropics）一書，指出包括南部亞洲在內的熱帶地區曾經創造過繁盛的文明，是古代人類精神和物質能量的重要源泉。兩年後，1954年，美國學者何偉恩（Herold. J. Wiens）《中國向熱帶進軍》（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一書，從地理和歷史角度，考察中原文化、政治和人口向南方的遷徙和滲透，以及與南方非漢文化之間的相遇與碰撞，梳理了中國歷史上民族南遷的幾次大趨勢，並將之視為漢民族移民、同化邊地以及非漢族群受漢族先進文化的影響，逐步走上了與內地同質化的過程，中心-邊緣、文明-野蠻、先進-落後的二元對立觀在該書中體現得非常明顯。與此同時，對熱帶地區以及古代中國南方地帶的研究一時間大量出現，這一點可以從《朱雀》一書的參考文獻中看出。

薛愛華介入這一領域的視角和成果又有其鮮明的個性，我們只需注意《朱雀》一書在其整個學術著作版圖中的位置就能看出這一點。1947年薛愛華博士學位論文是關於五代十國的南漢國史研究，其地域與《朱雀》所論基本一致。延續對中古中國嶺南地區的興趣，作者1954年出版第一本專著是對五代十國中的閩國研究。十年後，1963年，他完成關於唐代中國舶來品的巨秩《唐代的外來文明》，充分了解唐朝社會、文化史的同時，薛愛華實踐了自身獨特的透過物質文化了解時代觀念和社會生活的方法。作者將這種方法再次施用於自己已然熟知的中古嶺南地區時，便順理成章寫成1967年出版的《朱雀》一書。此後作者的一系列專著、論文、札記或隨筆，幾乎都可以從這本書中看到源頭或因由。

和《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樣，《朱雀》一書也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作者的淵博與敏銳，這是與薛愛華的教育背景和個人經歷分不開的，其中有幾點尤其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是人類學的眼光。薛愛華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葉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讀本科時，主修物理學和哲學，之後很快對人類學感到興趣，轉學至伯克利加州大學，師從克虜伯（Alfred L. Kroeber, 1876—1960）和羅維（Robert Lowie，1883—1957）。兩人都是美國人類學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早年的學生，是當時美國人類學界的號角人物，其中克虜伯還是伯克利加州大學人類學系的創辦者之一。博厄斯通過對印第安人部落的深入研究，提出歷史獨特論和文化相對論的主張，強調每一種文明獨特的發展面貌和歷史價值，反對任何將多元的人類文明化約為單一法則的做法，提倡研究者只有從自身所在的種種價值標準中解脫出來，才能真正深入另一種文化和思想，進而發展出客觀的、嚴格科學的研究。博厄斯對美國人類學甚至整個人文學研究的貢獻是巨大的，以至於晚出半個世紀卻以博厄斯為精神教父的結構主義大師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曾這樣說：「博厄斯去世之後的美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沒有了。」事實上，身為弟子的克虜伯和羅維兩位，不僅繼承了博厄斯的學術精神，更在具體實踐中有所拓展。克虜伯是用比較研究民族志的辦法分析複雜的現代文明社會高級文化的首批人類學家之一，將人類學和文化兩個概念聯繫在一起，長年在拉丁美洲做田野，在當地搜集了大量方方面面的文化數據。薛愛華在伯克利求學時，克虜伯撰寫的人類學教材正風靡全美人類學界。薛愛華的另一位導師羅維，則熟悉各種歷史民族學理論，明確反對進化主義理論，中國語言學家呂叔湘曾翻譯過一本有名的大家小書《文明與野蠻》，正出自羅維之手。

薛愛華：一位史家和一個時代的洞見與不見

Map from Alfred L. Kroeber』s Handbook of the Indians of California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25)

正是在克虜伯和羅維指導下，進入中國研究之前，薛愛華已經具有一重堅實的人類學基礎，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以後觀察中國的視角、解讀文獻的方法和搜集材料的能力。因此，《朱雀》第二章《華人》開篇不久，薛愛華由張籍《送南遷客》一詩「去去遠遷客，瘴中衰病身；青山無限路，白首不歸人」點題，切入李翱的《來南錄》，接著以長鏡頭式的敘述語言，呈現由長安一路南下的景觀與聞見。這種視文獻如田野的眼光，勢必來自人類學的訓練。

薛愛華與博厄斯之間除了學術師承之間的淵源外，還有一層間接的聯繫，那就是德國著名的東方歷史語言學家勞費爾。勞費爾拿到博士學位後不久便前往美國，就是聽從博厄斯的建議，進入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工作。此後勞費爾得以多次前往中國及其他亞洲地區實地考察，併購置大量的古代物品。從具體物品出發，勞費爾發現了亞洲不同文化區域之間豐富而複雜的相互影響和滲透，貢獻了大量的學術成果，《中國伊朗編》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勞費爾的研究無疑帶給薛愛華甚多啟發，《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可以說就是基於《中國伊朗編》的進一步開拓和深入。勞費爾獨樹一幟的研究正源於他早年奠定的比較語言學基礎，對於亞洲各地語言的了解，使得他能夠更好地利用在這些地區所發現的文獻、碑銘等記載，加上考古學的成果和人類學的視角，他往往能見微知著，以小見大，觸類旁通。很可能正是受到勞費爾研究風格的吸引，在趙元任等語言學家指導下具備中文初步基礎，後又經過二戰中斷，薛愛華回歸學術界時，選擇了追隨伯克利加州大學東方歷史語言專家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1903—1972）攻讀博士學位。

薛愛華：一位史家和一個時代的洞見與不見

勞費爾在中國考察時拍攝的影像，攝於1904年

人類學之外，薛愛華另一層知識裝備就是歷史語言學，這正是在卜弼德教授指導下實現的。卜弼德出身海參崴，1920年代移居美國，入伯克利求學並最終任教於此，他極其嫻熟於印歐語系的各種語言，並在此基礎上進入漢語和中國歷史文化，他的主要研究基本圍繞古代中國-阿爾泰歷史文化、早期中國史和古代中國寫本展開。據伯克利加州大學的訃告我們可以得知，卜弼德生前的古代漢語經典導讀課在伯克利風靡一時，他上課從不照本宣科，總是旁徵博引，深入淺出，既能吸引學生的學術興趣，又能激發大家的知識想像。在卜弼德的主導下，伯克利大學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曾一度出現東方研究論壇（Colloquium Orientologicum）這樣的非正式學術交流平台，使得研究亞洲不同地區、乃至歐洲歷史文化的學者得以深入交流，取長補短，激發靈感。卜弼德充沛的學術研究、組織能力，除了源於他深厚的專業修養外，還和他廣泛的興趣愛好有關，特別是對音樂和詩歌的愛好，卜弼德不僅因閱讀詩人Gerard Manley Hopkins作品時受到啟發開始翻譯杜甫的詩歌，還從當時正在伯克利大學籌辦比較文學系的同事陳世驤那裡學到很多解讀中國古典詩歌的技巧。

薛愛華也親自撰文回憶卜弼德教授，那是一篇充滿深情又不失理性的文字，其中有兩點尤其有助於我們理解薛愛華研究風格的形成。一是卜弼德本人的學術理念，再加上受到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法國漢學家的影響，強調從亞洲、來自歐亞世界更廣闊的文化版圖來考察古代中國的物質文明與歷史變遷，他頻繁邀請遠東、南亞等領域的專家前往伯克利講演，同時也鼓勵年輕人從事古代中國周邊地區歷史語言的研究，包括內亞、中東、東南亞等地區；二是卜弼德在歷史語言研究方面的不懈探索。他強調，中文不光是表達概念和思想的工具，字、詞的形式以及發音也有其意義，他在唐詩翻譯中進行了大量的嘗試性工作。就此而言，中文之於卜弼德就不僅僅是理解中國歷史這個目的的手段，其本身也成為需要理解的目標。因此，卜弼德才會近乎執著地只認可「語言文獻學家」（Philologist）這一個頭銜，在他看來，這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榮耀，意味著對淵博與敏銳的兼而有之。

成為一名「語言文獻學家」無疑也是薛愛華的自我要求，《朱雀》一書便正是題獻給卜弼德教授的。他1982年10月14日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方語言及文學系發表了一場題為《何為漢學》（What and How Is Sinology）的講演，對西方漢學的現狀提出了極其嚴厲的批評，強調歷史語言文獻學才是理解古代歷史的基礎和核心，並高度肯定伯希和、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5）一輩主導的漢學傳統，稱其具有人文學科最優秀傳統的精確學風、廣闊視野和深刻理解。薛愛華毫不留情地批評後人對這一研究風氣的輕視甚至拋棄，再次強調文獻的重要性。他尤其指出，文獻不止是史料的來源，語言修辭本身也極其重要，古代中國文學的豐富傳統，使得很多作品的措辭是經過嚴格推敲的產物，不經過嚴格仔細的辨析，往往無法了解其細膩幽微的內涵。就此而言薛愛華可謂貫通了漢學與中國傳統訓詁學的旨趣，即解釋一字就是一部文化史。

這一點在閱讀《朱雀》中譯本時大概感受還不甚明顯，本書除徵引正史、方誌、筆記、類書等文獻，還大量引用文集和唐詩，就筆者粗粗統計，其中唐詩達近兩百首，大量是單句或對句的徵引。如本書不少譯註已經指出的，偶有誤讀之處，但絕大多數運用是切當精確的，按照薛愛華對歷史語言文獻學的提倡，該書中唐詩英文翻譯本身，也是極具價值的研究貢獻。薛愛華本人不懈追求精確與詩意的寫作實踐，正源自他本人明確的學術旨趣。

從世界史的視野、比較歷史語言的方法、文獻學的立場來考察中古中國史，還使得薛愛華的研究具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即經常透過比較發現新鮮而生動的文化現象。比如104頁提到，《太平廣記》中「閬州莫徭」條記載閬州樵夫莫徭為大象拔出腳底竹丁而使大象獲救的故事，作者由此想到古羅馬傳說中的類似記載，即為獅子拔去足刺而救活獅子的奴隸安德魯克里斯（Androcles）；163頁則提到《酉陽雜俎》中對邕州一位西原蠻姑娘的記載，雖然源出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其故事結構卻與西方起源很久的灰姑娘傳統存在款曲暗通之趣；再如195頁分析馬援銅柱時，談到其作為文明與野蠻分界、防止黑暗勢力侵襲的功能，作者由此提到與之極其相似的赫拉克里斯（Hercules）之柱；371頁在考察南越柑橘時，作者引述了這種植物在唐代柳宗元眼中和筆下的模樣，所謂「密林耀朱綠」，接著提到十七世紀英國詩人安德魯·馬韋爾（Andrew Marvell，1621—1678）表現過類似的意象，「他將明亮的橘林放在一片樹蔭中，正如金色的明燈懸於碧綠的特色里」，而一個世紀以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再次重塑了這一場景，「金橘的光芒閃爍於幽綠的葉子中」……諸如此類的文化比較還有很多，不時如神來之筆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停下片刻玩味其中妙意，這些意象與故事之間的雷同、飄移與影響是另外一個重要的話題，但薛愛華信手拈來點到一筆，已然提醒我們注意中國歷史文化細節中的幽微曲折與妙趣深意，這些論斷的趣味每每讓人想起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篇》。

薛愛華：一位史家和一個時代的洞見與不見

左：馬援銅柱右：赫拉克里斯（Hercules）之柱

薛愛華第三個常被忽略、卻十分重要的學術背景，那就是他對西歐文化，特別是對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文學與藝術的的無限熱愛，這使得他醉心於野生動植物，喜歡漂亮的石頭、花朵、美食與美酒。他鐘愛熱帶，無數個假期，他都與妻子一道，徒步穿越熱帶雨林，尋找那些罕見的鳥類和哺乳動物，罹患頑疾之前的一個月，他剛剛結束對拉丁美洲貝里斯（Belize）的考察。如此我們便可以理解何以《朱雀》會以三分之一強的篇幅巨細靡遺地講述中古中國南方的礦物、植物與動物，這正源於作者發自內心深處的無限深情。

我們還必須就此強調的是，薛愛華對於自然萬物的熱愛除了源於盎格魯-撒克遜文學藝術的影響外，恐怕無形中還受到了英國長久以來豐沛的博物學（natural history）傳統的影響。博物學雖然是一門非常古老的學問，但它在近代以來受人矚目卻與西方文藝復興有關，其與物理學和神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聯繫，但就其主要形式，在於強調從經驗考察出發，對獸類、魚類、鳥類、昆蟲、植物、礦物、地形、天體等各方面知識進行收集、整理和認識。實際上，中國自《山海經》《詩經》以來也有不絕於縷的博物學傳統，這一文類到魏晉南北朝更是得到長足發展，出現《博物志》這一集大成的著述，此外，中國歷史典籍中不乏風土誌、地方志、異域志、草木志等規模不等的筆記、雜章，皆具有博物學的趣味，但與西方近代以來的博物學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語境和發展脈絡。薛愛華本書中頻繁引述的《酉陽雜俎》《北戶錄》《嶺表錄異》《南方異物志》《本草綱目》等無疑都具有中國傳統博物學筆記、類書的屬性，但就《朱雀》一書的寫作結構而言，作者身處其間的，是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博物學傳統。西方上世紀七十年代隨著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格爾茲（Clifford Geertz，1926—2006）、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等人著作陸續問世，歷史學由此發生了影響深遠的「文化轉向」，出現所謂的「新文化史」範式，其中「物質文化史」是重要內容之一。這裡無法展開、但需強調一筆的是，同樣是對物的關注與重視，薛愛華的研究與近二三十年以來被熱議的「物質文化史」是大異其趣的，即便其著作帶給我們類似甚至更為深刻的啟發。

薛愛華：一位史家和一個時代的洞見與不見

英國博物學家約翰·雷1962年出版的《植物新方法》一書的藏書票

我們只有將薛愛華放置在特定的學術發展時空坐標當中，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朱雀》的寫作背景和薛愛華獨特的研究風格。人類學的視角、歷史語言文獻學的基礎、博物學的趣味都深深影響著薛愛華的選題和取徑，而這些知識結構的形成，有一個不容忽視的歷史背景，那就是上世紀中葉以降伯克利加州大學漢學乃至相關人文學科的蓬勃發展。人類學家克虜伯、羅維，東方歷史語言文獻學家卜弼德，中國古典文學、比較文學專家陳世驤等人因緣際會於伯克利，為這所向以開放著稱的大學奠定了深厚、多元且具有創造性的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基礎，薛愛華在伯克利接受教育，又長期在這裡教書育人。伯克利豐沛的漢學研究土壤滋養了他，而他又回過頭來反哺了這所大學，包括《唐代外來文明》在內的系列專著，無一例外出自加州大學出版社，就是例證。

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我們注意，1948年，也就是薛愛華拿到博士學位後的次年，著名的歷史學家艾博華（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來到伯克利大學訪問講學，並很快受聘於該校社會學系，得到長期教授職位，直到1976年退休。艾博華研究有夙，視野廣闊，授課對象不限於本系，還吸引了大量東方語言系、歷史學系和人類學系的聽眾。艾博華也以歷史語言文獻學為基礎，對東亞、中亞和西亞的社會與文化探研有夙，貢獻卓著，罕有其匹，甚至為視為研究全亞洲的「啟蒙者」。艾博華研究範圍極為廣泛，但終其一生都對亞洲地理、民族和各地民俗文化、民間故事興趣不減，有關於此的創見蔚為大觀。《朱雀》一書除大量採用詩歌材料外，另外一個極其鮮明的特色就是對筆記、小說、軼聞與志怪等文類的運用與分析，此中獨到的眼光或也與艾博華影響下的伯克利人文學風分不開。

「

南選制、科舉制、市舶司、嶺南節度使等種種制度的建立與推行都對中央與南越之間的關係造成了複雜而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勢必也改變了南越在唐朝權力結構、政治版圖和知識系統中的位置，進而造成人們對當地印象的改變。

正如柯睿教授提到的，薛愛華髮表關於中國茉莉的札記後，關於這一話題的研究條目已逾百條；這一不甚起眼的例子提醒我們，時隔半個世紀、各個研究專題和細節都積累了豐碩學術史的今天，回過頭來盲目批評薛愛華著作的不足是欠公允的，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能以批判的眼光經典重讀。和優點一樣，《朱雀》的弱點也非常明顯。

本書雖然從族群、語言、地理、習俗和物種等多個方面強調南越並非鐵板一塊，是駁雜、多元的存在，但就全書論述來看，作者卻將唐代，特別是八、九世紀的南越視作一個整體的歷史時空來考察，共時性觀察是其亮點，但遺憾卻在於缺乏具體的歷時性分析，由此在《朱雀》中，我們只能看到唐代南越紛繁異常的面貌和意象，卻看不到這些種種意象之間的嬗變與聯繫，尤其是時間線索上的聯繫。南選制、科舉制、市舶司、嶺南節度使等種種制度的建立與推行都對中央與南越之間的關係造成了複雜而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勢必也改變了南越在唐朝權力結構、政治版圖和知識系統中的位置，進而造成人們對當地印象的改變。只有結合唐朝政治史、制度史的背景，這一歷時性的線索才能出現，但本書基本上沒有照顧這一背景。徵引文獻雖然不乏國史、通鑒、方誌、政典等傳世文獻，但所引內容基本偏重地誌、土貢類，涉及史事者很少，至於《唐大詔令集》《唐會要》《冊府元龜》等和唐朝政治制度演變關係密切的重要文獻，本書則鮮有使用。

說到本書的謀篇布局，作者在最後一章指出，中古南越的景色和生物，從天空到海洋，岩石到河流，野獸與鳥類，「遵循了上帝造物及從諾亞方舟登岸時的順序」（501頁），但這樣的安排其實也不過是權宜之計，作者坦承，其實「尚無一個統一的視界」。確實如此，本書篇幅龐大、內容豐厚，很少有讀者的知識體量可與作者相匹，而即便有相應的知識體量，恐怕也很難抓到本書結構的線索。本書結構看不到清晰的呼應關係，而且篇幅存在明顯的失當，第四章《女人》十七頁，第十章《植物》卻達八十七頁。當然凡是《朱雀》一書中沒有展開的篇章，比如第四章《女人》、第五章《神靈與信神者》、第六章《世界》、第七章《天與氣》等在此後都被不同程度發展成了專書，但這並不能成為《朱雀》篇章間明顯詳略失當的理由。這與作者的關注點有關，進而又影響了他的文獻採集，《神靈與信神者》一章的佛道部分基本依靠當時的二手研究，幾乎沒有採用任何僧傳、道藏類文獻，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本書還有一個明顯的缺憾在於完全沒有地圖和插圖，而圖像類資料對於本書研究與論證的意義卻又是無比重要的。南越的地理構成和行政區劃、南越在當時唐朝版圖中的位置以及內部、內外的交通路線等，如果能輔之以地圖，論述效果勢必會大為提升。另外，本書重點著墨的形形色色之「物」，如若適當插圖，也將大為增色。還有一些具體論述，比如147頁談及占婆神像、建築和碑銘風格的變化，182頁講到唐代桂林摩崖佛教石刻與敦煌、雲崗及龍門大不相類的獨特造型等有考古材料依據的論述，最好能提供相應的圖像信息。

從歷史學立場看來，這本書談到的很多話題和細節都有進一步探討和分析的空間，茲舉幾例。第四章《女人》對「越女」意象的分析，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獻中「越女」的形象是與江南聯繫在一起的。當然，「江南」在中國歷史上並非一個固定不變的區域，甚至本身也成為一個文化意象，但其地理位置大體而言與長江關係密切。那麼，「越女」這一意象由江南向嶺南的漂移，就成為一個有趣的現象。傳統觀念和書寫中對江南的惡感和審美在中古不同程度發生向嶺南的延伸（比如對當地石頭、園林鑒賞態度以及南越風景題材繪畫的出現等，298—301頁），除了文學意象或典故自身的發展與變遷，這背後是否與中古中原政權向南滲透的程度有關也值得考慮。第五章《神靈與信神者》中「鬼神」部分，除了海神、雷神等與地方自然環境密切相關的地方信仰，書中提到了很多華人英雄被神化的現象，比如上古帝王舜（190頁）、南越王（192頁）、東漢伏波將軍馬援（194頁）以至於唐朝的地方官柳宗元（199頁），這些歷史現象顯然都是特定的權力機制運作和文化接觸交流後的產物，值得深入的具體分析，包括祭祀盤瓠這一舉動（215—217頁），什麼時候開始的，為什麼這樣做，都是類似的問題。作者在書中提到多部關於南方風土、物產的中古筆記，其中有一部多次引用，即唐代莫休符（活躍於九世紀末）所撰《桂林風土記》。這是現存較早的桂林方誌，也是一部有關桂林歷史地理和風俗人情最早的風物誌。本書176頁提到嶺南北部張天師宅，191頁祭祀舜廟，197頁桂州的馬援祠等，都出自這本書。作者已經注意到，莫休符應該出自嶺南桂州一帶的莫族（297頁），莫人是當地頗為古老的土著族群（104—106頁），但有趣的是，莫休符筆下的桂林方誌，卻多是與外來漢人統治者有關的建築、廟宇、遺迹或軼事，顯然這位莫氏族人已經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政權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那麼這一政治支配和文化傳播過程是如何實現的，莫休符身上所反映的「主流文化」有何特點，他是否有「本土意識」，又是如何表現的，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衝突，等等，都是值得進一步反思的議題。

薛愛華：一位史家和一個時代的洞見與不見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

《神女：唐代文學中的龍女與雨女》

薛愛華著程章燦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10

即便有諸如上述的不足和缺憾，《朱雀》一書超越時代的價值依然毋庸置疑。薛愛華對字詞精確性超乎尋常的嚴苛態度，警醒我們閱讀文獻時要追求層層深入、仔細辨析；他對修辭與表述的反覆強調和格外重視，也提示我們，研究方法和視角固然重要，但學術表達和寫作也有同樣重要的價值。正如他反覆勸誡同行與後輩的八個字，「準確地讀，審慎地寫」。和薛愛華幾乎同時代的西方唐史大家杜希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1925—2006）曾經說到，真正理解一段歷史，必須對那個時代的全部有所感知。如果說杜希德是從政治、經濟、制度等多方面考察唐代歷史，那麼薛愛華就是從氣味、滋味、聲音、色彩等感官系統進入唐朝的，正如《朱雀》最後一章所寫的那樣。然而，薛愛華這種打通文學、歷史和宗教的取徑，雖然對此後研究中古中國文化的西方學者影響深遠，但諸如《唐代的外來文明》《朱雀》此類的研究卻近乎絕跡，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遺憾。抱憾之餘，我們必須對這一現象所反映的西方漢學發展的多重面向及其背後複雜的歷史動因進行仔細辨析和深入反思，如此才能真正了解一位史家和一個時代的洞見與不見。

優秀的史家總是能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後「成一家之言」，薛愛華在緒論里說，「無可否認的是，在某種意義上，這項研究呈現的是我自己心目中的過去，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個人所特有的」。《朱雀》確實可謂是集理性、精確與詩意於一身的獨一無二之作，是薛愛華關於中古中國南越之地的思與詩。著名愛爾蘭詩人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曾著有《凱爾特的薄暮》一書，飽含愛意、下筆深情地記錄古代蠻族凱爾特人的民間傳說與神話故事。在這本書的自序里，葉芝寫道：「我忠實、公正地記錄下我所聽到、看到的東西，除了發些感慨之外，並不妄添自己的想像。我的信仰其實與農人們相差無幾，所以我所做的，無非只是容許我的這些男人和女人、鬼魂和仙人們各行其道，既不用我的任何觀點挑剔他們，也不為他們辯解。人所聽到、看到的事情，均為生命之線，倘能小心將之從混亂的記憶線軸上拉出，誰都可以用它來任意編織自己想要的信仰之袍。我和別人一樣，也編織了我的袍子。」這一旨趣，與薛愛華的學術追求，我想是不謀而合的。

「近期專題」

三聯書訊 | 2016年6月

薛愛華：一位史家和一個時代的洞見與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