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的早期中共黨史研究有什麼新成果

新世紀以來，關涉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研究內容越來越寬泛和豐富起來。相對而言，20世紀80-90年代側重於黨史事件、黨史人物、黨的重大理論方針政策的研究及其成果逐漸在減少。

早期中共黨史是國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歷史階段的劃分，1921-1923年屬於黨的初創時期。但是，國外並沒有和我們一樣的嚴格意義上的中共黨史研究框架，不同國家或學者個人對早期中共黨史的時間界定也不一致。一般說來，早期中共黨史研究時段放在1919-1924年或到1927年的都有，也出版了一批有價值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如, 蘇聯格盧寧的《國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間的中國共產黨》；日本丸山松幸的《李大釗的思想及其背景》、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美國（華人學者）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舒衡哲的《張申府訪談錄》、蕭邦奇的《血路：中國革命中的沈定一傳奇》等權威論著，都是在國外有著廣泛影響的著作。在一些綜合性研究著作中，關於中共早期黨史的研究成果也都佔有相當的篇幅。如，美國費正清的《偉大的中國革命》、史華慈的《中國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等。新世紀以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國外相關的研究出現了新情況，發生了新變化，富有新特點。

國外有關早期中共黨史的研究有歸於背景化的趨向

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

回看近十多年來國外研究早期中共黨史的情況，非常明顯的特點是：無論從研究的國家，還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數量都在明顯地減少。當然,尚有少部分學者在堅持。如，美國的裴宜理、日本的石川禎浩、俄羅斯的A.И.卡爾圖諾娃、瑪瑪耶娃、烏索夫等人，他們仍將自己的研究重點鎖定在這一領域。這種變化與國外對整個民主革命時期黨史的研究在減少的情況是一樣的。正如翟亞柳在《國外中國共產黨研究視域下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 一文所言，從黨史在研究的作用來看，作為整體概念的黨的歷史在國外中國共產黨研究中日益發揮背景化的功用。具體表現就是學者們研究中國現實問題時常常將中共黨史整體上作為研究對象存在的歷史背景，或者追根溯源的依據。因此，受大背景連帶，國外對早期中共黨史已呈現逐漸淡化的研究趨勢。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關注焦點轉向當代中國，研究比重偏離較大。新世紀以來，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持續快速提升，成就令世界矚目。由此，關涉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研究內容越來越寬泛和豐富起來。相對而言，20世紀80-90年代那種側重於黨史事件、黨史人物、黨的重大理論方針政策的研究及其成果逐漸在減少。研究的路數，也從史論為主轉到時評為主；關注和分析比重，逐漸偏向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效果的分析、對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治國理政方略成效的分析和前景的預測。

二是研究隊伍新老更替，一定程度影響著研究的深入。近年來，美國的周策縱、邁斯納、施拉姆、日本的竹內實、俄羅斯的季塔連科等一批長期潛心研究中共黨史的外國資深專家相繼辭世，加之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中生代、新生代學者中有些人的研究興趣轉向了中國現實問題研究。其中俄羅斯的潘佐夫、斯米爾諾夫，英國的班國瑞等人仍堅守在歷史研究領域，而英國的馬丁·雅克、美國的亞歷山大·庫克及知名華裔學者鄭永年、辜學武、張大衛、李成等，則更趨向於當代時評。有些人由於其他的原因，在淡出學術圈子。有的國家的研究隊伍老化，青黃不接跡象已經很明顯，也成為制約國外早期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個因素。

三是中外學術交流條件的改善，為研究興趣的轉移提供便利。當下，大數據、新媒體愈加成為不可或缺的研究中介，國外學者來華考察調研條件也愈加便利。面對日益增多的獲取研究新信息和新資訊的渠道，在享受研究條件便利的同時，一些研究者不願再以傳統方式費時費力地收集資料，把資料及時高效地整理出來被打折，這也成了掣肘國外早期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

俄羅斯日本在早期中共黨史研究領域成果顯著

2008年4月24日，武漢武昌都府堤街，市民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參觀。 東方IC 資料圖

新世紀前十五年間，雖然國外研究早期中共黨史日漸淡化，但仍在持續進行著，並有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史料彙編)推出。如裴宜理的《紅色文人：安源的共產黨員教育者(1921-1925)》、劉立言的《蔡和森：從地方學者成為青年激進分子》、飯島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主編的《系列20世紀中國史》 ，俄羅斯拉林的《林伯渠傳》，R. L. Jarman 主編的《中國政治報告 (1911-1960)》、PeterGue Zarrow 的《戰爭與革命中的中國 ( 1895-1949)》、Xiaoyuan Liu 的《民族政治與中國共產主義的興起(1921-1945)》、石川禎浩的《近代歷史的表與里》、《由考證學走向史料學——從中共一大幾份資料談起》、《關於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歷史上是如何記述的》等具有代表性。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關注對早期中國共產黨群體人物的研究。研究中共黨史人物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外中共黨史研究中重點領域之一，而且對有些早期黨史人物的研究還先於國內。如，除了集中對毛澤東、陳獨秀、李大釗研究外，對一些身份背景較複雜的、與中共又有較緊密關係的人物如施存統、張申府、沈玄廬等也較早進入了外國人的研究視野。新世紀以來，國外對中共早期領導人的研究仍有關注，但在具體的研究內容上，側重點明顯發生了變化。他們更注重對早期共產黨人群體的研究。如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裴宜理曾多次前往江西安源考察調研，在此基礎上，完成《安源：挖掘中國革命的傳統》一書。回顧了1922年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介紹了毛澤東等人「在安源煤礦發動的一場極具影響力的勞工運動」。日本傳記文學作家譚璐美的《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十三個人》 詳細介紹了參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為爭取國家獨立、與命運抗爭的經過，並特別提到了日本對創立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還有北歐亞洲研究所出版的《中共黨員與西方——中共黨員及其西方支持者簡明手冊》 ，主要介紹了20世紀上半葉留學歐美的中共黨員和歐美赴中國的共產黨員及左派人士的情況，為中共黨史重要人物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埃迪·U在文章《中國共產黨知識分子概念的起源》 中，利用大量民國時期報刊和中共領導人著作，研究了黨的知識分子概念的形成背景，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知識分子概念的起源，分析了五四時期關於中國知識階級的爭論原因，指出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等都參加了這一論爭，並形成了中共關於知識分子概念的核心思想。

二是進一步探討了蘇聯與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近年來，在趨於被淡化的中共黨史研究領域中俄羅斯的早期中共黨史研究顯得獨樹一幟。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成長和發展與蘇俄（1917-1922）、蘇聯（1922-1991）、俄共（布）（1918-1925）、聯共（布）（1925-1952）、共產國際（1919-1943）有密切關係，也是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中外關係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蘇聯解體後，保護性整理蘇聯時期檔案成為近年來國外研究中共黨史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收集、整理、使用新發掘的這些時段的文獻檔案資料，探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與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在俄、德、中三國之間一直在進行。由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和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會合作編輯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1917-1949）系列檔案文件集》陸續在莫斯科出版發行，叢書共收入文件檔案1000多件，約800多萬字，是一套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檔案資料。這套叢書對我們更全面的把握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的重點、目標及其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脈絡、更深入地了解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在不同時期對中國革命各軍事、政治集團和重要人物的態度和策略，以及對於我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研究意義。1995年起，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部主任黃修榮研究員主持下，到2012年止出齊全部已完成的俄文翻譯版，共21卷。

另一引人注目的項目是，由俄羅斯資深學者A.И.卡爾圖諾娃主編的檔案資料集《斯大林、契切林與蘇聯駐華全權代表加拉罕通信集》 。該資料集收錄了保存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的斯大林與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的通信，保存在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檔案館的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與加拉罕的往來信函。該資料集有助於我們更多地了解20世紀20年代蘇聯在華政治活動家和蘇聯駐華全權代表的活動，也為史學家系統研究蘇聯和共產國際在處理一系列重要問題時的決策提供了參考。

俄羅斯學者索特尼科娃的《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開端》闡述了與中共建立相關的共產國際、俄共（布）機構的演變和相關人員的活動，揭示了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複雜進程，並就俄共（布）、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所發揮的作用做了深入的探討。 她的著作《20世紀20-30年代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國際關係處上海站》，從共產國際最早在中國設立情報機構的經過、發展狀況、人員情況及其主要任務的角度分析了中共早期歷史。作者詳細考察了上海聯絡站隸屬的共產國際組織機構的演變、工作人員的更迭及共產國際、聯共（布）中央如何通過聯絡站實現對中共的指導和援助。

三是重視對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具體問題的考證。在這一方面，日本學者的研究很有影響。日本東北大學大村泉教授對中日兩國接受《共產黨宣言》的歷史進行了研究。與石川禎浩認為陳望道的翻譯底本只是日文翻譯，「很難看出它參照了英文翻譯的痕迹」的觀點不同，他認為，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是以日譯為底本，適當參考了英譯而完成的。

石川禎浩在《由考證學走向史料學——從中共一大幾份資料談起》 一文中，對中共一大研究中至今仍被視作重要史料的3份資料進行了分析解讀。這三份資料是：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葛薩廖夫《中國共產黨的初期革命活動》和《董必武給何叔衡的信 (1929年12月31日) 》。石川認為，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黨史研究中，史料的翻譯、整理、編纂等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今後關於中共一大的研究，不是需要對現有各種資料進行比對的「考證學」，而是充分斟酌和分析資料內容及其形成過程的「史料學」。 石川禎浩的另一篇文章《關於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歷史上是如何記述的》運用大量檔案資料，對中共二大召開的會期、地點和參加代表名單進行了實證性研究，作者試圖通過該研究超越中共黨史研究特有的歷史研究法。 總之，石川禎浩憑藉著紮實的考據學功底，連續推出不乏新意的成果，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開闊的研究視野，對國內學者的黨史研究有些借鑒和參考之處。

國外早期中共黨史研究成果為國內研究提供佐證和補充

2016年7月1日，上海，經過120天的施工布展，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重新向公眾開放，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 東方IC 圖

外國學者所使用檔案、文獻、統計數字、數據的來源正確與否，對他們能否形成正確的研究結論直接相關。因此，針對性發布中方權威文獻檔案和著作，是國外研究重要根據，也是我們對外撰文和做好評析工作的基礎，可正本清源、澄清國外一些偽數據及其得出的錯誤結論，發揮好我國黨史研究的資政責任。

與此同時，國外解密和發布的文獻，有些正是我們缺失的，有些具有佐證史料的作用。2015年，黃修榮出版了歷時數年的研究專著《中國共產黨創建史》，該書全面而翔實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從五四運動到中共三大的創建過程，有注釋1500處，引證史料260餘種、近千冊，涉及中外革命先輩以及一些當事人的鮮為人知的回憶錄、書信、文章；相關報刊雜誌的記錄及反思；包括了俄羅斯國家檔案館公布的有關中共創建、近十年來才面世的珍稀檔案史料。這樣的成果，對提升我們相關研究的質量和科學性有著積極的意義。又如，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大學曾經是培養各國革命者的重要機構，俞秀松、張琴秋等許多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正是在蘇聯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掌握了進行革命鬥爭的方法，堅定了理想信念。因此，在俄羅斯檔案館收藏的被派赴蘇聯的中共黨史人物的個人檔案，對完善早期黨史人物研究也有積極的佐證或補充作用。

此外，檔案的整理和利用實質上涉及掌握中共黨史研究話語主導權的問題。檔案解密及其對外發布是以檔案形成的時間順序進行的。中國及時權威發布研究資料，是落實研究檔案發布話語權的具體體現。與此對應，國外相關的研究成果，獲取存於國外的檔案文獻資料，也是今天我們推出具有獨創性的研究成果的基礎和前提。

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5月17日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面對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新形勢，如何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文化軟實力、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他指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建設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融通各種資源，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我們既要立足本國實際，又要開門搞研究。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我們開展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在當下全新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下，黨史研究的時空維度發生了很大變化，要構建大黨史工作格局，提升我們研究的科學性，及時追蹤、深入挖掘國外早期黨史研究相關成果，是搞好我國黨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梁怡 劉曉雲 作者為北京聯合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教授，原文題為《國外早期中共黨史研究新動態》。本文原載於7月1日的《文匯學人》，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題目為編者所擬。）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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