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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我和新亞書院

錢穆:我和新亞書院



新時代雜誌社的編者,要我自述生平。其實我認為自己一生不論是求學或做人,都不足為訓。換句話說,也就是沒有什麼可以提供別人參考的。且以讀書來說吧,我是一個自修苦學出身的人;因為幼年家境清寒,父親很早去世,使我沒有機會像一般年輕人一樣,由中學而大學,從師研究,或出國深造,我常勸勉青年朋友,非萬不得已,仍然應當按部就班,完成正規的學校教育。談到做人,我是一個不好高騖遠,不跨大步,腳踏實地的人。主張做人必須平淡、切實;言顧行,行顧言;知到哪裡,行到哪裡;今日知到此處,今日行到此處。在我的青年時代,正是滿清末年,當時的一般父兄師長,通常是以諸葛亮、王陽明、曾文正,這三位道德、文章、事功兼備的人物,作為勖勉子弟們師法的楷模。我一逕遵奉諸葛武侯的「謹慎」,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曾文正的「扎硬寨,打死仗」,作為做人的格言,生平受他們三位先賢的影響最深。

我既然承認自己是一個言行謹慎,並非不顧現實的人,一生只知道治學教書,過去從來沒有實際參與過其他任何社會事業。既無資本,又無準備,怎樣忽然會憑著赤手空拳,辦起新亞書院來呢?以我當時的情況,在香港要想辦一所小學都不可能,居然要辦一所大學性質的學校,簡直就像摸黑路一樣的冒險,這不也是不足為訓的事情嗎?記得起初向當地香港教育司辦理立案手續的時候,申請表格上有許多項目必須填報,例如老師們的待遇,我就填上每月支給港幣八百元。教育司的職員問我:「經費從哪裡來?」我回答說:「沒有。」他又問:「既沒有,為什麼要填這個具體的數目呢?」我說:「因為你們本地的官辦小學,教員月薪都是這種待遇,而我邀請的老師,都是曾經在大學裡教過十年二十年書的教授,我決不能把他們的待遇填得太少了。」對方又問:「萬一他們知道了,來問你要錢呢?」我笑著答覆說:「凡是知道我空手辦學校的目的,而願意來幫忙的朋友,就不會計較這些的。」


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 流 亡 青年,到處彷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台灣來;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起先是絲毫沒有經濟的憑藉,前來求學的流亡青年,十有九位都是隻身在港,他們本人的衣食多無著落,進了學校,還要想法子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問題。當時我們的免費學額,竟佔了全部學生人數的百分之八十。我記得那些要求入學的 流 亡 青年,他們之間有一句這樣的話:「我們進教堂,只可以獲得半天的安慰;我們進了新亞書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個家,整個心靈獲得了寄託和慰藉。」且隨便舉兩個例子來證明那些學生們的苦學情況吧。我們現在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在校學生,他起初申請入學的時候,已經年過四十,是一位兩腿帶著六七處傷疤的退役軍人,住在調景嶺難民營,擔任日夜輪流守衛的工作,有一點低微報酬,可以維持生活。為了想到新亞來讀書,就向營方的負責人要求全部改調守夜的職務,竟沒有得到允許。他說:「如果我的志向遷就了現實,一天也不能生活了;寧可失掉吃飯的工作,而決不願失卻求學的機會。」後來他的難友們同情他這種刻苦好學的精神,有意成全他,就聯合起來要求把各人的夜班都和他的日班互換,主管也感動地讓步了。從此以後,他就夜間守衛,白天上課。自調景嶺到學校,快步跑一趟要費兩個小時,他每天在黎明前就動身,步行趕到學校上課,傍晚又忙著跑回去準備接班。後來,我覺得他如此奔忙也太辛苦,就將他安置在校內擔任傳達,作一名工讀學生。因為英文根底差一點,他現在還沒有畢業。我們學校里原先是沒有工役的,另外為了成全一個中學程度的青年,就讓他在校內一面做工役,一面抽空隨班旁聽。他又利用晚間到一家相當大專程度的夜校上課,後來我又調他到圖書館工作。這個青年,他最近已經向加拿大的一所大學,申請准了獎學金,快要去留學了。


我們最早是在佐頓道偉晴街,向一中學租了兩間極簡陋的教室,從辦夜校開始。半年以後,才遷到深水埗桂林街,租得三間教室,改成為日校。在萬分艱難中苦撐過五年,開始獲得美國耶魯大學雅禮協會的合作。在這以前,有一個救濟中國流亡知識分子協會,捐了一筆錢,委託香港大學設立了一個東方文化研究所,港大邀聘我去任研究員,我以要辦新亞為理由婉謝。港大希望我只要分一部分時間去參加研究工作就可以了,不致於妨礙辦新亞。有感於盛情難卻,我便答覆他們說:「這個研究所既是為救濟流亡知識分子而設立,我願意以名義參加,表示贊助,但絕對不接受金錢報酬。」所以,我直到如今,還是港大東方文化研究所的名譽研究員。當時就我和我們學校的經濟情形來說,若能夠獲得那每月一百五十美元(約合港幣九百元)的研究金,真是求之不可多得。可是,因為深恐由於自己在外面兼職,而影響了同仁的工作熱忱,影響了學校的前途,我寧願放棄那筆為數可觀的額外報酬。那時候,我們在新亞上一小時課,每月只拿三十元港幣,我是校長,承大家優待,替我排了八小時課,一個月可以收入港幣二百四十元。但比起開頭兩三年,苦得有家累的同仁,都無法生活下去的情形又好多了。事後,從外國朋友的談話里,才知道他們後來之所以紛紛來協助新亞,並不是為了看到什麼成績,而是看到我們全校師生在十分窮困之中,艱苦撐持的精神,認為必有一番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才開始競相解囊相助。


美國雅禮協會遠從一九〇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間,在我國從事教育事業,早已卓著聲譽。與本校合作,則是自一九五四年開始直到現在,協同發展校務,始終合作無間。新亞自創辦以來,先後承校外力量資助發展,除卻我國各方人士,與雅禮協會之外,尚有美國亞洲協會、香港孟氏教育基金會、美國哈佛燕京社、英國文化協會,香港政府,與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他們的捐贈,多半指定用途。例如在一九六〇年度,洛克斐勒基金會捐贈美金四萬七千五百元,其中一萬元指定為本校購置西文圖書,其餘分別資助新亞研究所,研究員兩名前往哈佛大學研究院深造,研究員三名在本所深造,以及本校教職員赴海外進修及考察。亞洲協會捐贈港幣二萬七千五百元,為本校購置實驗室設備,美金九千元為本校購備國立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縮小影片,港幣一萬零四十元購置舊中文雜誌縮小影片,及縮小影片閱讀機。英國文化協會捐贈三千英鎊,為本校購置英國作家所著各類書籍,另外捐一百英鎊購買英國出版之學術性雜誌。香港政府決定以港幣一百萬元以上的經費撥贈本校,建築新禮堂及課室。本校是香港私立專上學校創立最早的一所,香港政府自一九五九年度開始,直接資助本校,列為政府補助的專上學校之一,並且協助本校積極準備參加在籌設中的「中文大學」。本校董事會所籌募發展科學、充實圖書、增設獎助金的基金,在一九六〇年度,約有港幣十萬餘元。對於募集經費,我總是儘力去設法;對於支配用途,我從來不擅作決定,做到絕對經濟公開。學校之內,不論大事小事,都由公開的會議決定,少數服從多數,做到絕對意見公開,也可以說是做到了「教授治校」。

本校成立於一九四九年,十三年來,藉本身的努力,承各方的協助,陸續提高學術水準、增訂課程、充實教學設備、擴建校舍。增加有志青年入學機會。全校分設文、理、商三個學院,共有十二個學系,並設有程度相當於大學研究院所的新亞研究所。本校現有教職員六十餘人,其中專任者三十人。在校學生四百五十人,其中包括研究生十四名,研究員十六人。約有五分之一的學生是來自海外,近如馬來亞、星加坡、沙勞越、印尼、及東南亞各地區,遠如美國,都有僑生前來求學;還有美籍和日本的留學生七名。歷屆畢業生共有二百八十五人,大部分已進入文教工商各界服務。經保送或自動前往美國與歐洲留學,攻讀碩士學位的,有二十餘人,多數獲得了國外獎學金;到暑假以後,將有兩位男同學與一位女同學,分別從耶魯、哈佛、密歇根,獲得博士學位,其中有一位已經應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席之聘,但他卻很想回到母校新亞來教書。本校師生的愛護學校,具有一種像愛護家庭一樣的精神,尤其是早期的同學們,他們入學的時候,學校的設備比香港任何最差的小學都不如,使一部分徒然慕名而來的新生,失望得還沒有上課就走了,只有真為求學而來的青年留下來,與老師們同甘共苦,進德修業。


我們開始創辦這所學校,自問對於教育宗旨方面,確實具有一番理想和抱負。我們鑒於整個世界動蕩不安的局勢,鑒於我們自身所承受的時代苦難,我們認為當前的大學教育,至少有兩個目標應加註意:


一、人類的文化價值。


二、個人的生活理想。


要使前來求學的青年,對於這兩項目標,都能深切感到它的重要性,而對這兩項目標懂得追求,懂得探討,懂得身體力行,懂得為此而獻身。我們該知道,今天的中國人,正受盡折磨,歷盡辛酸,陷在奮拔無從的深淵,中年老年人,多隻隨分掙扎。青年們則如迷途的羔羊,要在迷惘的路程上摸黑前進。

即就新亞的同學們來說,有些是生活在飢餓線的邊緣上,有些是 流 亡 的苦味永遠佔據心頭,多半是今天過了不知道明天,這樣處境的青年,若我們不能給與他們以一個正確而明朗的人生理想,那在青年們的內心,很可能泛起一些連他們自己也不自知的種種異樣心情來。我們常認為,若非對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有一肯定價值的認識,中國青年們終難找到他們的人生出路。反過來說,若使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們,各自找不出他們的人生出路,所謂文化傳統,將變成一個歷史名詞,會漸漸煙消雲散。


中國文化有其五千年悠久傳統,必有其極可寶貴的內在價值,我們應該促使中國青年,懂得愛護這一傳統,懂得了解這一傳統的內在價值,而能繼續加以發揚光大。我們創辦新亞書院的宗旨是:


本校創辦,旨在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並旁采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為人類和平、世界幸福謀前途。本此旨趣,本院一切教育方針,務使學者切實了知,為學做人,同屬一事。在私的方面,應知一切學問知識,全以如何對國家社會人類前途有切實之貢獻為目標。惟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葯近來教育風氣專門為謀個人職業而求知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為知識之狹義的目標的流弊。


本校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求專長,為學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礎,然後各就其才情所近,指導以進而修習各種專門知識與專門技術之途徑與方法,務使學生真切認識自己之專門所長,在整個學術個人人生之地位與意義,以葯近來大學對教育嚴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線上進、各不相關、支離破碎之流弊。


關於教學方面,則側重訓練學生以自學之精神與方法,於課堂講授基本共同課程外,採用導師制,是學者各自認定一位至兩位導師,在生活上密切聯繫,在精神上互相契合,即以導師之全人格及其平生學問之整個體系,為學生作親切之指導,務使學者在脫離學校進入社會以後,對於所習學業,仍繼續有研求上進之興趣與習慣,以葯近來大學教育專尚課堂講授、口耳傳習、師生隔膜,以致學者專以學分與文憑為主要目標之流弊。

我們自知,我們所抱的教育宗旨是正確的,但也是很難實現的。但若不把握這個宗旨向前邁進,則種種物質上經濟上的發展,將會失卻它的意義,在香港社會上少去這一所學校和增多這一所學校,將會沒有什麼分別。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和商業化的都市,我們所以要求講中國人、中國民族、中國文化的前途,就是認為我們的前途寄托在國家民族的前途上。假若國家民族沒有前途,請問我們做人的理想、事業、希望與意義價值,又將在哪裡?我堅定信仰中國文化有價值,它決不會使我們無價值。同時,我還堅信我們必將重回大陸,這一信念從哪裡得來?乃是從我一輩子努力在要求了解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價值的過程中得來。我們為了準備迎接行將來臨的光明,必須懂得「藏器待時」。我們辦學校就是要為國家民族「藏器」,將來必有一日可以用上。總而言之,我們新亞書院的意義和價值,即是寄托在對國家民族前途的信仰上。因此,我們的校慶也與「雙十」國慶日是同在一天。這就是堅信;終有一天,光明將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中來臨,那一天才是我們的國家、學校一同期待的日子。


十三年來,我們的畢業同學,留校或應聘到香港各學校執教的,成績都很不錯。我們歷年出版的學報,早已獲得歐美各地研究漢學的機構所重視,經常紛紛來信稱許讚揚。有一位教哲學的美國朋友,曾在 港 大 刊物上撰文,談到了香港的大專學校,他說這些學校中能夠走上學術研究之路的,還只有新亞書院。我認為這都是我們全校師生過去辛勤努力的成果。但是,今天的成就距離我們的目標尚遠,拿我們校歌裡面兩句歌詞,即可以描述我們學校創校艱難的回顧與任重道遠的前瞻,那就是:「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我們的學校,從嘉林邊道,遷到農圃道來以後,為了要促使日益接近的理想與事實互相融會配合,便逐漸走向制度化,學校行政工作精密分工,分層負責,各有專司。現在由於得到來自各方的許多好友的合作,我個人肩頭的責任,已遠比以前輕鬆,每天只須到校工作半日,較有時間讀書寫作。自審才性,我是一個只適宜於閉門讀書,上堂教課的人。從民國元年,我十七歲那年開始到小學教書,以及後來到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西南聯大等校任教,一直到現在,先後幾乎有五十年,沒有離開過教書生活。除此之外,就是講演和寫作,在寫作方面,陸續出版了三十種書,歷年在各報紙雜誌刊登的學術論文,還沒有匯印出版的,約有一百萬字左右。我對寫作有一種習慣,就是喜歡親筆寫繕,早年而且全用工整的小楷。


我出生於民國前十七年,歲次乙未,照中國年齡計演算法,應當是六十八歲了。先父在十六歲的時候,以第一名秀才入學,被目為神童,可惜身體虛弱,剛到中年就患肺病去世。當時我僅十二歲,我與長兄以及兩個弟弟,在家無一畝之地無片瓦之屋的貧困情況下,由寡母劬勞撫育成人,而且都完成了中等教育。母親畢生辛勤,全為了培育我們兄弟。直到七七事變後四年才去世,享壽七十六歲。我在家庭方面,承受母教的影響最大。我的祖父、父親、哥哥,都是在四十左右患肺病去世,而我如今已活過了六十八歲,身體精神都還算健康,這也許是和我一生規律而簡單的生活有關。我除喜抽煙斗之外,別無其他不良嗜好。愛好接近自然,喜歡鄉村環境,喜歡接近青年,五十年來的教學生涯,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天真活潑的青年人。

我雖然沒有好好的從過師,卻常接受先哲先賢的影響,除效法諸葛孔明一生謹慎,王陽明知行合一與曾文正的扎硬寨打死仗之外,我還喜歡《論語》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這八個字,我自青年時代就常以這八個字來反省、自勉。「守死」使我在新亞困難的時候,決不逃遁;「篤信」使我深信中國一定會有前途,使我一生從不曾放鬆這信念。還有,我在前清光緒年間讀小學的時候,因為作文成績特優,老師獎賞一本課外讀物,我至今還記得書名是《自學篇》,由蔣百里先生從日文翻譯過來的,其中記述了四十多位歐洲自學成功的名人小傳,一篇篇刻苦勤學的奮鬥故事,使我讀了很受感動。不過我一直仍認為,青年人只要有可能進學校從師研究,還是循著正規教育的程序以求上進為好。除非是萬不得已,才採取自學的途徑。因為在學校里,不僅可以有系統地研究各門課程,還可以與良師益友從切磋琢磨中,增進內心的修養,完成偉大的人格,奠定學業和事業的鞏固基礎,那比自學究竟要好得多了。


(此文原刊於民國五十一年四月《新時代雜誌》,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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