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與暴力是人類螺旋式進程的選擇？

文史 07-08

迷信與暴力是人類螺旋式進程的選擇？

梅特蘭說，我們徹底地信任亨利?查爾斯?李及他的作品。

為撰寫《迷信與暴力》，亨利?查爾斯?李從歐洲購買了數量驚人的古籍、文獻和手稿等資料，詮釋了人類從原始野蠻向文明開化邁進的過程，揭示了人類思想中某些最離奇的迷思。

《迷信與暴力》：轟動一時的宏篇巨作，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亨利?查爾斯?李代表作，百年來不斷再版和重印；中文首譯本，文辭典雅風趣，底本為1878年表達更清晰、內容更豐富的英文第三版。

在人類擺脫野蠻蒙昧的過程中，日益崛起的理性力量與逐漸式微的兇殘暴力霸權之間的鬥爭，可謂機鋒處處。

我們這一代自作聰明地嘲笑先輩的前後矛盾，其實，那正是人類螺旋式前進道路的一部分，猶如沉默的勝利獎盃般，應當得到尊重，這勝利幾乎完全是在不知不覺中依靠漸進方式取得的。

因此，在黑暗時代，我們看到正義的實施竟要披著基督教化的迷信外衣、訴諸刀劍和運氣的怪現象，但應當記住：相對於過去那種對暴力的普遍依賴，這已經是一種進步了。

蠻族部落被引向抽象正義，儘管道路曲折幽暗，卻終能修成正果，我們對此不必大驚小怪。無論用何種方法，使強者向弱者屈膝，就已是對人性的偉大征服；而且，如果因人性弱點而必須藉助迷信終結鬥爭，那麼，當今天的我們坐享其成時，偏對這樣的方式吹毛求疵，就未免有點兒無聊了。

對於未開化的民族，就像對未受教育的人一樣，感性強於理性，並且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於是，如果執著於保持不公的現狀和凶暴掠奪的武士，能夠接受用一場公平的戰鬥或神判來決斷他的訴求，他就已經朝承認公平正義理念、放棄與人類社會生活格格不入的個人孤立邁出了一大步。

正是通過這種間接方式，一個個逞強斗勇的個人被粘合起來，逐漸能夠適應常設政府，並且形成了有組織的國家，開始珍視人與人之間不可或缺的抽象正義理念。從這樣的視角看來，古老的程序形式褪去了它們荒謬的外衣，我們將其想作暴力、信仰和理性的不穩定聚合物，就如同對待瓦特的第一台簡陋的發動機或者「克萊蒙特」號一樣，當它在哈德遜灣跌跌撞撞地下水起航時——儘管確實笨重而粗糙，但是我們仍將其看作未來成功的寶貴雛形和先驅。

迷信與暴力是人類螺旋式進程的選擇？

對於人類而言，將疑慮的重擔賦予權位較高者，逃避作出決定和探索出路等困難的問題，似乎是一種自然的傾向。

在剛果的偶像崇拜者與時常造訪勒?諾爾芒小姐沙龍的高雅的懷疑論者之間，儘管相距十萬八千里，卻可以通過這樣共同的弱點而彼此相通；而且無論是試圖追尋過去還是預測未來，其動力都是相同的。

因此，在原始的「馬勒姆」（部落司法會議）中，法官智慧的欠缺、證據的缺乏或雙方證詞勢均力敵，都使判決變得非常困難，還有什麼比訴諸更高權力者，並將問題推給神來做判決更加自然的做法呢？

考慮到這種對抗類似戰爭的屬性，訴諸戰爭之神也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無論這個戰神是被稱為奧丁還是薩巴奧特，他們在每一個案例中都特別眷顧無辜之人。

在對正義的茫然索求之中，如此奇特的程序混搭，原始的巴伐利亞法律的規定可作為一個具體示例：一個人帶著6名共誓人向法庭主張其對某一處產業的權利；而該處產業的佔有者也有一位證人為其權利進行抗辯，且這位證人必是附近的一位地主。於是，權利主張者攻擊證人的可靠性——「汝以謊言負我。我得以單打獨鬥，得神昭示，汝等誓言是真是假」；而且，根據決鬥所決定的，既包括證人的誠實與否，也包括這片地產的權利歸屬。

迷信與暴力是人類螺旋式進程的選擇？

在司法性決鬥的討論中，必須記住很重要的一點：決鬥斷訟是一種司法制度，而決鬥的習慣則是一種幾乎存在於各個種族和時代的普遍現象，兩者之間有著很大區別。

當荷拉斯兄弟遇上庫里亞斯兄弟，或者安東尼劍挑屋大維以決定羅馬統治權，抑或理查二世在1384年仗著年輕提議與對手查理六世用一對一格鬥結束由瓦盧瓦的腓力和愛德華三世發動的戰爭，或者古代印度人為避免戰爭屠戮，也採用了同樣的方式——這些都是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或者泄私憤的權宜之計。當亨利四世時代的風流雅士，或者今時今日的火爆浪子，想用敵人的鮮血洗雪某種想像中的污點之時，就會進行決鬥，它雖與司法性決鬥更加相近，但也並非起源於此，而是源自所有古代部落普遍存在的一種私人報復權，以及封建時代紳士階層獨有的、與此相似的私人戰爭權。由來已久的要求「紳士式」的虛華方式，就這樣既成了司法性決鬥斷訟這一習慣的目的，也成了其起源。私人戰爭的廢止，刺激了決鬥的興盛，幾乎與此同時，司法性決鬥慢慢被廢棄不用。兩者此起彼伏，而且形式上近似，人們曾一度對它們的不同特性感到困惑，這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然而，要想給它們之間畫一條界線並非難事：一個的目標是尋求報復，獲得賠償；另一個則是探查真相，公正執法。

迷信與暴力是人類螺旋式進程的選擇？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一位名叫約翰?范?阿克爾的荷蘭騎士，跟隨布永的戈弗雷參加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當一些德意志武裝加入這支部隊後，一位蒂洛爾的貴族看到范?阿克爾的部隊在他的帳前列陣，旗幟和自己部隊的一樣，遂下令將其扯下。這種侮辱不可容忍，但是受到傷害的騎士並未貿然尋求恢復榮譽。他將案件訴至十字軍統帥們面前，尋求司法解決。一番調查之後，雙方均證明了他們對同樣旗幟披掛的世襲權利。為了解決衝突和互相矛盾的主張，法官們下令採取司法性決鬥，范?阿克爾殺死了對方並奪取了他的盾，證明了自己對「銀底兩紅杠」徽標的權利主張。為表達對神明的感激，范?阿克爾在巴勒斯坦八年間都扛著這樣的旗幟。

這不是一場拘泥於細枝末節的爭吵，也不是一種反擊侮辱的模式，而是一次對法律爭端的審理，是那個年代別無選擇時允許採用的方法。

在西西里晚禱事件（the Sicilian Vespers）之後，詭計多端的安茹的查理受到高歌猛進的對手阿拉貢的佩德羅一世強力壓制，並且急需時間鎮壓他半島上的臣民發起的叛亂，於是，他向唐?佩德羅派出一位先鋒官，指控其惡意不宣而戰。急躁的加泰羅尼亞人立刻中計，為了擺脫並非全無根據的指控，唐?佩德羅提出與指控者在決鬥場上碰面。雙方都向福音書發誓，用戰鬥方式裁決這一指控，每方都集結了100人，來到當時尚在英王治下的中立地——波爾多。而這時，查理已經有足夠時間騰出手來，輕而易舉地設法阻止敵對雙方會面。儘管實際上，這樣的挑戰與安東尼的幾乎沒有兩樣——它實質的代價是兩西西里王國的王冠——其形式和目的依然屬於司法性決鬥，被告提出與控方親身廝殺，以推翻對他的「不誠信」指控。

同樣如此的是，當弗朗西斯一世向查理五世挑戰時，那無聊的虛張聲勢，並非想使半個歐洲免受戰亂之災，而僅僅是使他自己免受皇帝提出的背誓指控，並且這項指控證據確鑿，因為法王確實違背了《馬德里條約》。

類似地，有一次同樣披著司法決鬥外衣的私鬥，無論動機是否出於個人仇恨都可謂惡名昭彰，從而影響了騎士惡行的最後效仿者。這場有名的決鬥，發生在1547年雅爾納克和拉?查斯泰那拉耶之間，受到誠實的老布蘭托姆如此深切地悲悼，顯示出兩種決鬥自始至終的差異。這次決鬥舉行了所有的司法儀式，並在亨利二世面前進行，它其實無關榮譽之事，而是使雅爾納克能夠擺脫對方的無恥指控。結果極其出人意料的是，拉?查斯泰那拉耶死去。而他是國王的寵臣，因此這位君王終止了所有合法化的決鬥。但是非法的私鬥不僅繼續而且頻繁出現，還史無前例地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愈演愈烈——亨利四世在22年的時間裡頒發了不少於7000道特赦令，赦免違反王室敕令的決鬥行為。

這樣一種獲得「滿足」的模式，與我們的時代精神如此大相徑庭，以至於我們毫不稀奇地看到，它的擁護者努力使其歸於古代的決鬥裁斷之列。儘管兩者都是野蠻的遺迹，都無疑是從原始的習俗和習慣中演化而來的，卻有著根本不同而又同時並存的制度；而且，無論多大程度上偶爾被暴力時代的激情混為一談，它們其實目標各異，採用了不同的程序形式。在這裡我們只須把決鬥當作嚴格的司法程序，而不是去談論那些為迎合當代人偏執喜好而大量湧現的奇聞軼事○

（本文選自亨利·查爾斯·李《迷信與暴力》）

迷信與暴力是人類螺旋式進程的選擇？

《迷信與暴力：歷史中的宣誓、決鬥、神判與酷刑》

亨利·查爾斯·李著，X·Li 譯

廣西師大出版社2016年6月

李博士的榮譽就在於，他是少有的勇於挑戰歐洲大陸的法律及法律文獻的非英國學者之一。他用肉眼直視它們而不是透過眼鏡來評判它們，後者是一種更為簡單的工作。我們徹底地信任他，是因為他僅把視角固定在中世紀，而且他也從不引用那些帶有衝突和爭議的觀點。我們不能把這種研究方法推薦給一般人而只能推薦給意志堅定者，而李博士正是一個擁有堅定信念、冷靜客觀、謹慎細心的人。

——費雷德里克·威廉·梅特蘭（劍橋大學教授）

他在美國最有名的著作是《迷信與暴力》。大部分律師都熟知這本書，因為受到職業的影響，他們對這本書比那些執法者有更多的興趣。這本書已經再版四次並仍在繼續再版。

——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哈佛大學教授，中世紀史權威）

亨利?查爾斯?李是誰？

亨利?查爾斯?李（Henry Charles Lea，1825—1909），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歷史學會主席（President of AHA，1903）。他被認為是美國第一個歐洲中世紀歷史方面的專家，尤其精通社會制度、法律和宗教史。哈佛大學，曾接受他女兒的捐贈，設立中世紀史方面的亨利?查爾斯?李教授職位來紀念他。其代表作有《迷信與暴力》（Superstition and Force）、《中世紀宗教裁判史》（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the Middle Ages）以及《西班牙宗教裁判史》（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Spain）等。

亨利?查爾斯?李雕像之基座：

亨利?查爾斯?李(1825—1909)，費城最重要的公民之一。

年輕時，他是自然科學的鑽研者和文學作品的評論者；

成年後，他是商業及金融領域的勤勉有成者和內戰時期的愛國者；

那之後，他是公民事務與慈善事業的領導者和擁有世界聲譽的史學家。

其著作，尤以措辭之精準、判斷之公允以及對真理之熱愛見長。

他殫精竭慮，他無負光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