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為什麼牛人倍出？

——讀裴士鋒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

1905年12月8日，湖南新化籍留學生陳天華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蹈海自殺。5個月後，好友姚宏業追隨陳天華腳步，縱身上海黃浦江。兩位湖南青年才俊投水自殺，自然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兩千多年前戰國末期投汩羅江自盡的屈原——「此刻他們可被解讀為重現屈原千古不朽的自殺壯舉」。在裴士鋒看來，陳、姚二人算得上近代湖南人精神的傑出代表。

耶魯大學中國史博士裴士鋒刻意聚焦近代湖南人，乃因在撰寫《天國之秋》時，發現湖南人在中國近代歷史舞台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反清革命領袖中有一半是湖南人，同盟會中湖南籍成員最多，而中國共產黨第一屆政治局的成員則有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湖南所產生的改革者、軍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國諸省之冠。

湖南人在近代歷史上的突然「發力」，單純從地理位置上解讀缺乏力量。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只有近代湖南人才以一個星光閃耀的龐大群體，迅速走向中國歷史舞台的中心。通過梳理近代湖南人群體的精神脈絡，裴士鋒認為，屈原是近代湖南人極易追溯的第一個精神高地。不過，屈原更大程度上只是為湖南人提供了精神地標的象徵意義，真正激勵湖南人奮勇實踐、克難奮進的，當是土生土長的湖南人王夫之。

屈原與王夫之，二者均具有抵抗特質。前者以最為激烈的方式縱身跳進滾滾的汩羅江，後者則是在反清復明的行動努力失敗後，退隱鄉野，以潛心學究的方式，努力拓展反清復明的精神縱深及外沿。從屈原身上，湖南人讀到更多的是抵抗。王夫之除了抵抗，還包括對漢族的憂思，這種從憂思出發的精神有效結合了他反清復明的行為實踐，因此，對湖南人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引領意義。

雖然近代湖南人的精神圖譜總體上以抗爭為主基調，但又表現出兩個鮮明分野：一是崇尚激進激烈抵抗的方式，哪怕視死如歸、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比如譚嗣同、唐才常、黃興、楊毓麟、宋教仁、劉揆一、陳天華和姚宏業等；二是在「永葆」抵抗精神本色同時，又能因時因勢適當改造，比如曾國藩、左宗堂、楊度，尤以有過外交經歷，有一定國際視野的郭嵩濤改造為最力。

同許多思想精髓一樣，王夫之的哲學思想在當時無疑極具現實意義，這也是為什麼能夠激勵一代代湖南人奮力向前的根本所在。曾國藩、左宗堂雖然在弘揚王夫之思想方面出力甚偉，但他們顯然無法改變王夫之思想中反清復明的出發點。王夫之著作雖經他們之手得到大力推崇，但「敏感」部位還是不得不打上「此處被編者刪去若干字」的「馬賽克」。

雖然認為清廷無能，但「郭嵩濤不主張革命」，這一點與王夫之的抵抗出發點顯然有著涇渭之別。尤其是，在親身體驗工業革命的偉大成果「榮歸」故里後，郭嵩濤很快深陷兩難困境：一方面渴望迅速傳播西方發達科技文明，造福於鄉親；另一方面又無法取得士紳們的認同。對郭嵩濤而言，繼續弘揚王夫之精神顯然是一個不錯的切入口。也許在郭嵩濤看來，士紳階層即便對他郭嵩濤再如何心懷不滿，但在弘揚王夫之精神方面應該可以找到一些共同語言。郭嵩濤顯然太過樂觀，他所倡導的那些理念直到百年後才真正為人們所稱頌。

如果說郭嵩濤有意藉助王夫之的影響力，重塑湖南人的精神，那麼，譚嗣同、楊度等人則深深感到王夫之思想在風雲變幻時代下的局限性。他們發現，王夫之思想精髓要想能為新時期發揚光大，不能再拘泥於反清復明的狹隘圈子，而當放大到全中國的廣闊視野。章太炎對於王夫之思想外延的改造拓展，因循同樣路線，這也是王夫之思想精髓在清滅後得以延續並走向全國的重要轉折點。

1911年辛亥革命的意外成功，表明王夫之反清復明理論面臨失去問題導向的政治土壤，王夫之思想頓時面臨收窄至文人道德層面的危險。改造王夫之思想迫在眉睫，這一重任落在湖南精英階層包括社會有識之士的肩上——「獨立精神」應運而生。

「獨立精神」一開始僅具湖南地域意義，並廣為當地知名人士的推崇。袁世凱稱帝後，湖南終於樹起獨立大旗，但僅僅靈光一現。深處內陸腹地、與其它省份有著高度文化認同的湖南，不可能置身中國地域之外，周邊省份也無法接受湖南作為一個具有特殊政治身份的形象。於是，湖南「獨立精神」被進一步改造，終上升為民族獨立精神，並越來越獲得湖南省外精英人士的認可。至此，王夫之的抵抗思想成功實現了改造，並升級為民族獨立精神。

自太平天國以來，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中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按照裴士鋒的詮釋，近代湖南人的精神起源於屈原特別是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二者身上的抵抗特質，為近代湖南人提供了形形色色革命的精神動力，這是近代湖南人不變的精神內核。不過，近代湖南人抵抗表現形式並非一成不變：從曾國藩始，到左宗堂、郭嵩濤、譚嗣同、唐才常、楊度、楊毓麟、黃興、蔡鍔、陳天華、姚宏業……我們看到了湖南人抵抗精神在不斷改造中得以弘揚的拼圖。

換言之，湖南人抵抗精神的延續歷程，其實也是這一精神特質不斷與現實結合不斷改造的過程。比如，在清廷上下普遍對國際發展形勢缺乏清醒認知之際，儘管屢遭士紳白眼刁難，有過外交經歷的郭嵩濤堅決將國際文明帶到了湖南；譚嗣同、章太炎等人結合現實形勢對王夫之民族觀的升級改造，使王夫之的抵抗精神獲得了新生；大批留日湖南學生將湖南人的抵抗精神與現代文明實現了有機化學反應，從而為中國尋路拓展了國際視野……抵抗精神在與現實頻繁結合後，終煥發出強大推動力量。

順著裴士鋒勾勒的近代湖南人精神圖譜可見，湖南人精神具有變與不變的兩性：變的是與因時因勢的結合，不變的是深入骨髓的抵抗精神特質。不過，歷史又似乎給近代湖南人開了一個玩笑——近代湖南人前仆後繼致力推翻的滿清政府，最後沒有按照他們的腳本瓦解，而是在那個叫武昌的城市，因為一起意外事件引發的暴動才得以退出歷史舞台。這或許表明，湖南人精神雖很重要，但並非推動近代中國歷史的唯一力量。

書名：湖南人與現代中國

作者: [美] 裴士鋒

譯者: 黃中憲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年: 2015年11月

定價: 5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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