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鉤：北宋亡於花石綱？事情沒那麼簡單

文史 07-09

吳鉤：北宋亡於花石綱？事情沒那麼簡單

文 |吳鉤

昨天張鳴先生在騰訊·大家推出大文《花石綱這個爛事兒》，講述北宋亡國之君宋徽宗大興花石綱的荒唐事。在張先生的妙筆下，一個no zuo no die的任性帝王形象、一張「皇帝想從百姓那兒拿東西，看上什麼拿什麼」的專制皇權面目，躍然紙上。大文讀罷，我忍不住技（shǒu）癢（jiàn），也想寫一篇短文呼應一下。當然，我的目的並不是要反駁張鳴老師，更不是為花石綱這爛事兒辯護，只是想補充一些張文沒有述及的細節，以便讀者諸君對北宋花石綱的歷史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

大約崇寧四年（1105），宋徽宗「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開始搜刮民間奇卉石竹，正史與稗官小說都提到朱勔在蘇州踐踏士庶財產權的行徑：「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為御前之物，使防視之，防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這樣的事情，確實讓我們懷疑，趙宋的皇帝老兒是不是完全無視國民的私有產權，「想從百姓那兒拿東西，看上什麼拿什麼」。

吳鉤：北宋亡於花石綱？事情沒那麼簡單

宋徽宗《聽琴圖》，相傳圖中彈琴者為宋徽宗自畫像。

我相信對於身居東京深宮的宋徽宗本人來說，千里之外的江南之地發生的這一切，他是未必知情的；作為一國之君，他應該也不至於無恥到要侵奪百姓之家的一石一木。崇寧初年，蔡京剛拜相，當時有巨商六七人，帶著政府的借款合同前來索債：「這是當年章惇、曾布相公向我們借的債務，總共三百七十萬貫錢，到現在都沒有償還。」宋徽宗聽到蔡京的彙報後，戚然說：「欠債這麼久未還，真辱國！」並讓蔡京設法籌款，償還政府債務。我覺得，一個政府在出現財政缺口時，不是用徵用民財而是用借債的方式來緩解財政困難，而且借款之後也羞恥於賴賬，還真不好說它無視民間財產權。

宣和三年（1121），宋徽宗還下了一道詔書，說：「自來收賣計置花竹窠石、造作供奉物色，委州縣、監司干置，皆系御前預行支降錢物，令依私價和賣，累降指揮，嚴立法禁，不得少有抑配。……比者始聞贓私之吏藉以為名，率多並緣為奸，馴致騷擾，達於聞聽。可限指揮到，應有見收賣花石、造作供奉之物，置局及專丞指揮計置去處，一切廢罷。仍限十日結絕官吏錢物，作匠並撥歸元處。」這道詔書透露了一個信息：宋徽宗讓監司、州縣採辦花石綱，是從皇室經費中預支了大筆款項，「令依私價和賣」的，而且也強調了「不得少有抑配」。只不過，這筆錢到了具體辦事的人手裡，應該被私吞了。

這裡宋徽宗有沒有可能說假話呢？其他史料可以證實當時皇室確實劃撥了非常多的錢物用於花石綱：據《宋史·食貨志》、《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東南採辦花石綱，「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為了支付花石綱的龐大花銷，左藏庫每月撥給皇室的經費，從原來的三十六萬貫，「衍為一百二十萬貫」。這些記載說明花石綱確是一件揮霍無度、浪費公帑的爛事兒；不過同時也可以佐證宋徽宗本人其實並無「想從百姓那兒拿東西，看上什麼拿什麼」的流氓觀念。

吳鉤：北宋亡於花石綱？事情沒那麼簡單

宋徽宗《祥龍石圖卷》

但是，在辦花石綱的過程中，還是發生了「贓私之吏藉以為名」、踐踏士庶財產權的醜聞，宋徽宗身為花石綱的始作俑者，難辭其咎，自不待言。現在的問題是，如此勞民傷財的爛事兒，當時就沒有人反對嗎？

事實上反對的人並不少。太學生鄧肅進十詩諷諫，末句說：「但願君王安百姓，圃中何日不春風。」蔡京看後，上奏徽宗：「今不殺肅，恐浮言亂天下。」不過宋徽宗沒有答應，只將鄧肅「放歸田裡」。另一位太學生翁采也上書「論花石綱擾民」，御史毛註上疏，稱花石綱「虛張事勢」，「數郡為之騷擾」，請求「花石停運」。另一位御史許景衡也上書說：「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張鳴老師認為宋朝的士大夫「也不會為了商民說話」，似乎不合史實。

但即便有不少正直之士反對花石綱，畢竟還是未能阻止宋徽宗與蔡京安排花石綱的決策。這說明宋徽宗朝的政治確實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在皇帝沉溺於文藝，因為按照宋朝政體，負責執政者為宰相領導的政府（而非君主），負責監察政府者為獨立的台諫，君主垂拱而治，呈現為一個比較明顯的「二權分立」結構。在這樣的政體之下，皇帝玩玩書畫，也無傷大雅、無關大局。但是在徽宗朝崇寧之後，「二權分立」的權力結構已經被破壞了。

宋朝慣例，宰相多為群相，以便相互節制，獨相的情況比較少見，但蔡京卻單獨擔任宰相近十四年，接替蔡京的王黼也是獨相，且都以「太師」或「太傅」之銜總領三省，這意味著，元豐改制後形成的三省內部的權力制衡（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復之，尚書承而行之）不復存在。蔡京、王黼權力之大，為北宋其他宰相所無，時人稱「但知有蔡京，不知有朝廷」；「（王）黼當國之久，專權稔惡，中外畏之，無敢言者」。

與此同時，作為平行於政府系統的台諫系統的獨立性，也受到削弱。宋朝台諫官例由君主親擢，「宰臣、執政官勿預」，這一制度設計是有道理的，因為這樣台諫官才可以保持最大程度的獨立性，不受政府意見左右。但宋徽宗繼位，卻下詔：「宰臣、執政、侍從官各舉可任台諫者。」宰相從此可以合法地操縱台諫人選，蔡京就是這麼做的，「自除門人為御史」。宰相自己選擇出來的台諫官，怎麼可能獨立地對政府展開硬碰硬的監督呢？如許敦仁，是蔡京故交，被蔡京擢為監察御史，「倚為腹心」，「敦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

適當的黨爭本來也可以給執政團隊製造一定的政治壓力，督促他們的施政盡量經得起反對派的挑剔。但蔡京執政之後，立元祐黨人碑，作為作對派的元祐黨人已經被完全壓制下去，從此蔡京政府更是可以率性行事。

皇帝本人的權力在宋徽宗時代也大大膨脹，表現之一就是御筆的盛行。按宋朝政制，皇帝的詔令，從起草到頒布，本有一套非常周密的程序，但現在宋徽宗破壞了這套程序，詔令既不用中書舍人起草，也不經門下省審復，而是自己親筆書寫，直接交給政府執行。不要以為君權趨強，相權就會削弱，還有一種情況，君相一體（狼狽為奸），如宋神宗與王安石、宋徽宗與蔡京，君權膨脹即意味著相權同步膨脹，因此王安石才會鼓動宋神宗獨斷，蔡京也支持宋徽宗發御筆手詔。

在這種畸變的權力結構下，皇帝與宰相「心心相印」，都決意要辦花石綱，當然就辦成了。要是在北宋的正常時期——有強大而獨立的台諫力量，有適度的黨爭，君主超然而不具體執政，比如宋仁宗朝，像花石綱之類的動議，即使有人提出來，我相信也會在反對聲浪中被否決掉。

宋徽宗破壞政體在先，開啟亂局在後，最後被金人虜至北國，確實可以說是no zuo no die。不過，我也不同意將北宋之亡歸咎於花石綱，花石綱傷害的是東南社會，而北宋的大患卻來自北方。毋寧說，北宋亡於「聯金滅遼」的致命性戰略錯誤，亡於宋政府貪圖安逸而軍備廢弛的作風。

隨著北宋政府覆滅，用二十年花石綱建造出來的皇室園林——艮岳，其命運也令人唏噓。張鳴老師的文章說：「在不懂風情的女真人的鐵蹄蹂躪之下，精妙的皇家園林完了，花石綱也沒了。」其實艮岳的毀壞，倒不是因為金兵的「鐵蹄蹂躪」，而是宋人自毀——但這個自毀的過程無可指責，倒是讓人愴然。

吳鉤：北宋亡於花石綱？事情沒那麼簡單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中的皇家園林

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金人兵臨城下，城內大雪盈尺，宋欽宗（徽宗已內禪退位）下詔說：「風雪大寒，小民缺柴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致，萬歲山許軍民任便斫伐。」萬歲山即艮岳。國家危難之際，宋廷還是慮及百姓生計，打開艮岳的大門，讓人們入內斫伐柴薪。幾天後，東京居民已將萬歲山的竹木樵採殆盡，欽宗皇帝「又詔毀拆屋宇以充薪」。由於城內流民流離失所，又下詔：「毀撤垣牆，許庶民居止。」與攻城的金兵作戰時，城內缺乏炮石，也是將艮岳的假山拆卸來充當炮石。

在即將滅亡的最後一刻，北宋政府還是用那一座由民脂民膏堆砌起來的皇家園林，給予子民最後一點點溫暖，儘管這已經無法彌補宋徽宗犯下的罪過。

【注】本文原標題為《花石綱這爛事兒的另一面》

【作者簡介】

吳鉤|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歷史研究者，推崇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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