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探秘︱道光二十三年戶部銀庫虧空案

原標題：涉案官員達321位虧空庫銀925萬兩道光二十三年戶部銀庫虧空案

道光二十三年春（1843），京師戶部銀庫爆發了清代歷史上最大的一起庫銀虧空案，虧空額高達925萬兩。不過，因發生在鴉片戰爭結束後的第二年，其巨大的社會影響多被置於鴉片戰爭的陰影之下，而變得湮沒無聞。

追查焦點：瀆職侵蝕盜竊

在清代，戶部是主管全國財政的最高行政機關，戶部銀庫則在相當程度上扮演著國庫的角色，每年超過全國財政1/4的各類地方款項被匯解至該庫，由中央政府直接支配。可見，戶部銀庫的收支直接關係著清代財政的全局。

雖然戶部銀庫在調節國家財政上起著關鍵作用，且設有專司及管庫大臣、查庫御史進行制度化管理，但因吏治腐敗、貪瀆之風盛行，庫銀自乾隆後期便極少清理，庫吏侵蠹成性。當弊政累積至承受極限時，便會以偶發小事件的形式突然爆發，道光「二十三年，庫吏分銀不均，內自攻訐，其事不能復蔽，達於天庭」。

這起大案是在一件庫丁舞弊舉報案中被揭露的。根據該年三月十八日潘世恩等人關於案情審理報告的長篇奏摺，可以大體了解此案發生的過程及當時戶部銀庫的管理狀況。案件情節概括如下：

戶部銀庫庫丁張誠保之兄張亨智，想為其二兒子張利鴻報捐知州，於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託付其姐夫周二將銀11474兩分裝11個口袋送至戶部報捐。當日，由於前來報捐的監生眾多，直至傍晚才輪到張利鴻捐銀交庫，周二令幫手張五將銀袋攜進銀庫門內，庫內每稱量一袋，張五即續攜一袋進庫。倉促之際，庫丁張誠保將第2袋誤報為第3袋，而查庫御史與庫官均沒有聽出其中的錯誤，張誠保便更大膽地在報第7袋時捏報為第10袋。這樣，等到將張利鴻需繳納的捐銀稱量完畢，共偷漏出銀4袋（4100多兩）。

之後，張五將偷漏的銀兩趁亂攜出庫外，與周二準備將漏銀運走。而這種舞弊把戲被其他庫丁看得一清二楚，並在庫外路邊談論此事，恰好被多名路人聽到。路人有意敲詐，便一哄而上攔住周二，爭相搶奪，各搶得銀兩若干。最後剩下3700兩運回由張亨智開辦的萬泰銀號內。事後，相關知情的庫丁均分得了好處，而萬泰銀號的幾位管事人卻未得好處，遂向張亨智討要，反被辱罵，這幾個人在一怒之下將其告到了衙門。最後，經該城衙門咨送刑部，弊案曝光。

此案在道光二十二年底便上報刑部，但到次年二月仍未審理清楚，戶部只是重新擬定了銀庫收放章程八條。三月十八日潘世恩等人的長篇奏報出爐後，道光帝才得悉弊案全貌與事態的嚴重性，認為「此等積慣舞弊之人，恐盜用已不止此一次」「欽派大臣將庫項全數盤查」「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刑審訊」。然而，案件的清查結果讓道光帝更為震驚，所牽涉的京官、大員之多亦為清史罕見。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清查戶部銀庫虧空是在清政府內外交困的背景下進行的。當時，在廣東與英國交涉的伊里布還未籌足對英的第2期賠款（210萬兩），加上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黃河決於河南祥符、次年八月再決於江蘇桃園，朝廷急需調撥河工、災賑的巨額銀兩。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刑部尚書惟勤等奏報了戶部銀庫虧款的實際情況：實應存銀約1218.2萬兩，而統計存貯各項實存銀兩約292.9萬兩，實際虧銀約925.3萬兩。面對巨額的虧空數字，道光帝憤恨交加，認為「實屬從來未有之事！覽奏曷勝忿恨！以國家正項錢糧，膽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喪心昧良，行同偝國盜賊」。因此，「瀆職、侵蝕、盜竊」成為此案追查的焦點。

在審查中，戶部銀庫的大量陋規被曝光，不僅庫丁盜竊，而且管庫大臣與查庫御史都收受銀庫規銀。

虧空追繳：嚴懲罰賠甚微

面對國庫嚴重空虛，道光帝對此案的處理，與前相比極為嚴厲，幾乎嚴懲了所有涉案官員，包括歷任銀庫司員、查庫御史、管庫王大臣、查庫王大臣等。於是，一場清代歷史上最大的庫銀罰賠、追繳運動開始了。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七日，道光帝下旨：嘉慶五年（1800）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間歷任庫官、查庫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按月罰賠銀1200兩，已故者照數減半；其歷任管庫之王大臣每月罰賠銀500兩，查庫王大臣每次罰賠銀6000兩，已故各員按數減半。因涉案人數眾多，一時難以全部停職查辦，不得不以「革職留任」的方式，讓戴罪之人來查「罪」。

既定方針確定以後，大規模的罰賠、追繳便開展起來。道光帝親自規定了處罰的等級與期限，對於涉案官員交納罰賠銀兩的程序與管理亦有明確規定：應交罰賠銀兩每次先在戶部呈報，由部移交管庫大臣率庫官平兌，驗收後給與實收知照，戶部備案，再入庫另款存貯，每月隨月折具奏一次，等積有成數時，奏歸正項。兌收日期，以每月逢十兌收，如遇小建（農曆小月）於二十九日兌收。對官員的罰銀一般以在任時間長短而定，雖然諭旨中規定每在任一月罰銀1200兩，但在實際的追繳中則多通融為1000兩。

通過對現存相關檔案的統計可知，除去重複統計後，在1800年至1843年間共有321位官員（包括現任、卸任、已故）涉及此案。查證相關檔案可知，罰賠、追繳運動由道光二十三年四月持續至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共收銀約150.5萬兩，均奏明歸入正項，但遠少於預定的罰賠銀數。

此外，清政府還採取了其他方式彌補此次戶部銀庫的虧空，如追繳庫丁、書吏所侵蝕的庫銀，減平發放各項開支銀兩，沒收各省關「庫吏規費」等陋規收入彌補庫虧，增加徵收入庫歲銀的附加費等四項舉措。然而，這些臨時舉措或收效甚微、或無法持續，最後的彌虧作用大打折扣。經測算，四項措施最多能夠籌得彌虧銀213.5萬兩。

由於相關檔案的缺失，該虧空追繳運動的整體面貌已無法完全弄清，但通過以上的推算可知，此次追繳對庫虧銀的彌補最多為363.8萬兩。而這對於925萬兩的虧空總額來說，是遠遠不夠的。

社會影響：支出救災瓦解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發生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對國家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衝擊。相關論著一般將戰爭視為造成當時財政困難的最主要因素。然而，這種觀點卻使我們的視線過分集中於外來影響上，而忽視了當時國內體制積弊的影響。

此案處於鴉片戰爭後的敏感時期，進而與戰爭的影響結合在一起，共同加劇了道咸時期的社會經濟危機。然而，由於戶部銀庫虧空的積累、發生與鴉片戰爭並無關係，所以二者所產生的影響有必要區別分析。

首先，此案影響了當時社會公共工程支出。該案被揭後，清廷立即減少了各類財政支出。道光帝緊急下發的節銀諭旨要求「所有大小工程及支領款項，遇有可裁可減者即行裁減，可節省者即行節省，總期實力撙節，積少成多」。

其次，該案對當時清政府的防災、救災工作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庫虧案爆發前，黃河連續決口，先後波及50多個州縣，清政府在戰時仍從各庫撥出了2000多萬兩巨款救災。但在庫虧案被揭之後，政府的賑災支出則出現了大幅削減，這不僅是現實上的戰爭影響，更是統治者在心理上對隱性虧空的恐懼。

第三，此案加速了清代傳統財政體制的瓦解。鴉片戰爭後，各地方省庫拖欠部款的情形明顯加重，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沿海省份過度擔負對英賠款，以致不能年清年款。該案發生以後，地方省庫拖欠戶部解銀的現象大為增加，至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拖欠解銀」已成為常態，從而使清代沿用200多年的「奏銷制度」趨於崩潰。在這個層面上講，此案與鴉片戰爭一起加速了清代傳統財政體制的瓦解，形成了空前的「道咸變局」。

作者簡介

韓祥，1986年生，河北安平人，史學博士，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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