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道光年間的漢學

道光年間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新舊交替的特殊的時期，不僅面臨著王朝危機，而且遭遇民族危機。這一時代變局無疑會對晚清的學術文化產生重大影響。從道光二十年(1840年)起，中國的學術文化開始由傳統向近代轉型。不過這種轉變在道光年間僅是微瀾初起，此時的學術風氣在表面上仍然是傳統學術一統天下。即使如此，道光年間的學術與清中、前期相比仍然發生了很大變化，正如王國維所說：「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道咸以降途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時至晚清，傳統學術雖然由於西學東漸發生動搖，但未完全失去主導地位，與其他學派相比，漢學依然保持優勢地位。

對於清代主流學術漢學，過去人們更關注其在乾嘉時期的發展，以為過此便衰落了。實際上，道光以降的漢學雖然不似乾嘉年間名家薈萃，盛極一時，但是「依然保持著一定的規模，且有局部性的回升」，以新的方式影響著晚清學術。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相似看法。因此，漢學在晚清之發展，並沒有因內憂外患之加劇、西學東漸之深入而迅速衰落，而是因緣就勢出現了新的轉機，延續了在學界的正統地位。

縱觀清代乾嘉以來漢學的發展，從其內容、特點及所處時代的不同來看，似可分為兩個階段：以道光朝為界，乾嘉漢學為第一階段，道光之後的晚清漢學為第二階段。在前一階段內，漢學地域主要局限在京師、蘇皖一帶，漢學大師雲集一時。此時的研究內容以音韻訓詁、典章制度、考證史地、校勘輯佚、天文歷算為主。後一階段漢學擴展到全國，研究內容還出現了新領域，即諸子學、金石學和邊疆史地學。道光朝的漢學在清代漢學發展中的地位常為學者所忽視。對於一些學者而言，嘉道之際是漢學衰落的開始，一流的漢學家相繼謝世；而注目晚清漢學的學者又目光偏下，沒有意識到道光朝是漢學新階段的起點。道光朝可以說處於清代漢學青黃不接之時，但卻又是一個承前啟後的時代。不但彙集和總結清初以來尤其是乾嘉學者解經之作的《皇清經解》刊刻於道光九年，而且漢學區域逐漸擴展開來，新領域的開拓在此時萌芽，漢宋由對峙走向兼容，影響同光學術的新的漢學重鎮及重要漢學家亦在此時奠定基礎。因而，學者應該對道光朝的漢學予以適當的關注。

一漢學地域之擴展、新的漢學中心的出現

道光年間漢學的發展格局出現很大變化。嘉道之際，漢學開始由京師、蘇皖一帶擴展至全國，雖蠻荒之地亦有漢學家之足跡。而原來的漢學中心隨著咸同年間的戰亂破壞，不復往日之景象，「所謂『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到這會只成為『望古遙集』的資料」，繼之而起的則是新的學術重鎮。對此，早在民國年間就有學者指出：「乾嘉中學者，多出中原江浙數省，道光以後，則兩湖、閩廣推而至黔南荒陬之地，亦聞風蔚起，此亦一大轉變也。」

乾嘉年間漢學分布之地域在江蘇、安徽和京師，主要學派為吳、皖和後來居上的揚州學派。道光年間，以前漢學岑寂的浙江、廣東、兩湖、山西、雲貴等省也有了漢學家的活動，並且出現了新的學術派別如東塾學派，隨著漢學區域的擴展，確立起新的漢學中心，如浙江、嶺南等。

「一省學風之隆盛，必有一二大師巨儒，為之提倡」，漢學在地域上的擴展得益於在各地任職的傾向漢學的官員的提倡。這些官員或出任地方學政，或擔任鄉、會試主考官，獎掖後進，影響士子們的治學方向。道光年間影響士林最大者莫過於阮元和程恩澤，「時乾、嘉宿儒多徂謝，惟大學士阮元為士林尊仰，恩澤名位亞於元，為足繼之」。阮元在嘉道年間歷任浙江巡撫、兩廣總督、雲貴總督，屢主文衡，「到處提倡學問，浙江、廣東、雲南學風皆受其影響」。程恩澤於道光三年、道光六年先後在貴州、湖南任學政，造就了鄭珍、莫友芝等漢學家。

江淮、京師之外最先崛起之漢學中心為浙江。浙江能夠成為繼蘇皖之後的又一個學術中心，一方面是由於嘉道年間漢學風氣逐漸盛行；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出現了俞樾、黃式三黃以周父子、孫詒讓等一流漢學家。浙江盛行考據之風導源於阮元撫浙和嘉慶六年(1801年)詁經精舍的建立，然而開始作為漢學中心發生影響則到了道光以後。道光年間浙江活躍著一大批漢學家：以經學啟迪後學者有錢儀吉(11)；精通小學者有鍾文蒸、許槤；專註於金石碑版者有朱為弼、馮登府、吳雲；擅長今文經學者有龔自珍、邵懿辰等；承接皖派經學者有沈濤、凌堃；涉足西北史地者有施國祁、沈垚、汪遠孫；涉足諸子學者有嚴可均等；精研天文歷算者有項名達、張作楠、徐有壬、夏鸞翔、李善蘭等；目錄學家有周中孚等；主張漢宋兼采者有黃式三、徐時棟等；擅作史者有錢儀吉、錢泰吉兄弟。這些學者之治學內容遍及漢學各個領域，尤其是道咸以後成為顯學的金石學、諸子學、西北史地學，為浙江漢學的盛行和漢學人才的不斷湧現做出了重要貢獻。

曾任廣雅書院院長並為陳澧高弟的廖廷相在《劬書室遺集序》中說：「嶺南承白沙、甘泉之遺，國初如金竹、潛齋諸儒，類多講求身心性命之學。迨揚州阮文達公督粵，開學海堂以經術課士，而考據訓詁之學大興。」(12)廣東學術在道光以前崇尚白沙心學，道光以後，考據之風逐漸盛行，使其在晚清成為與浙江平分秋色的另一漢學中心。道光年間是嶺南學術風氣發生變化以及漢學發展的初始階段，其代表人物有曾釗、侯康侯度兄弟、陳澧等。其中陳澧(13)影響最著，形成了晚清學術史上著名的東塾學派。據中山大學的吳茂燊、黃國聲考證，陳氏平生除肆力於經、史、子部外，旁及天文、地理、文字、音韻、樂律、算術、詩詞、古文、書法、摹印、繪事，各種著述約116種(14)。陳澧的著述大部分為考證之作，如《切韻考》、《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水經注西南諸水考》、《聲律通考》等，這些著作不但對廣東漢學的發展有所影響，而且及於嶺南以外。「吾粵文風，自清咸同以降而浸盛，近百年間人才輩出，著述益豐，且有度越中原之勢」(15)，即指此而言。

自宋以來，湖南一直崇尚理學，在晚清更出現唐鑒、羅澤南、劉蓉等理學家。雖然考據學在乾嘉時期如日中天，但是對湖南基本沒有發生什麼影響，直到嘉道之際才有魏源、鄒漢勛等崛起，自此，湖南始有通漢學者。道光年間，湖南巡撫吳榮光仿照學海堂之制創辦湘水校經堂於嶽麓書院內。此堂專課經史，擇嶽麓書院和長沙城南書院之優秀生徒肄業其中，是湖南第一個研習漢學的教育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湖南此前書院專課八股制藝的風氣，「其時多士景從，咸知講求實學」(16)。此後漢學人才蔚起，如王闓運、周壽昌、王先謙、皮錫瑞、葉德輝等。

山東、河北雖然在有清一代從未成為漢學發達地區，但是漢學之影響早在清初就已存在。道光年間以金石文字著稱者尤多，如許瀚、王筠、苗夔、吳式芬、陳介祺等。其他一些崇尚理學的省份此時也出現了漢學名家，如福建的陳壽祺陳喬樅父子、林春溥、何秋濤等，山西的張穆，貴州的鄭珍、莫友儔莫友芝父子。

從上文可以看出，道光年間，雖然乾嘉諸老相繼謝世，眾多漢學名家集於一時一地之現象不再出現，但是漢學開始蔓延於各省，新的漢學中心也陸續崛起。無論是從地域發展還是從學者數量來看，這都是漢學鼎盛之際的乾嘉年間所未曾達到的，漢學從道光年間開始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二新研究領域的開拓

除了繼續從事原有治學內容外，道光年間的漢學家開始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其中最重要者為西北史地學、金石學、諸子學、今文經學，這些新領域肇端於乾嘉之際，發展於道光年間，盛行於清季。晚清是一個社會劇烈動蕩、危機四伏、戰爭不斷的時代，道光朝是這個時代的開始。此時朝廷亟需對付的是內部危機，如西北地區局勢動蕩、三大政和吏治的改革等，在學術上的反映表現為士大夫對西北史地學和今文經學的關注。因而，漢學一些新領域的發展與其時的時局關係密切，邊疆危機促進了西北史地學的持續發展，悲風驟至的衰世也使道光年間的今文經學與乾、嘉年間相異，經典研究開始與政治變革交織在一起。

1.道光顯學：西北史地學

雖然系統嚴謹的西北史地研究始於乾嘉之際的山西學者祁韻士(17)，但是蓬勃發展卻是在道光年間。在此期間，京師是西北史地學的研究中心，當時主要的西北史地學者聚集或往來於此，如徐松、張穆、沈垚、何秋濤、俞正燮、龔自珍等。西北史地學在道光年間的迅速發展，與三個因素相關：其一，在京師形成了一個研治西北史地的學人圈，這些學者，相為師友，彼此影響，流風所被，遂演成道光顯學。清末民初政論家劉禺生曾道：「當時諸賢，承乾、嘉學者訓詁、考訂、校勘之後，毅然別開門面，有志於遼、金、元史，及西北輿地之學。於是張石洲(穆)、何願船、徐星伯蔚然崛起。」(18)其二，時局發生變化——嘉道之際西北邊疆重現危機(19)。時勢的變化需要對新疆史地有確切了解，這種需求激起部分學者對西北史地的關注，包括道光帝在內。正因為如此，因事仍貶在新疆的徐松(20)主纂的《伊犁總統事略》被呈獻給道光帝後，不但得到其賞識，賜名為《新疆識略》，而且受到召見，復被啟用。因此《劍橋中國晚清史》的編者認為新疆危機「可能推動了邊疆研究」(21)。其三，經世致用思潮的復興與民族危機促進了西北史地學的發展。道光年間，西北史地學著述增多，代表作有徐松的《西域水道記》，沈垚的《新疆私議》、《西遊記金山以東考》，張穆的《蒙古游牧記》，魏源的《聖武記》等。這些著述的產生與邊疆形勢的惡化以及經世致用精神的重振有關。如《蒙古游牧記》的撰述目的在於「稽史籍，明邊防」，補「內外蒙古隸版圖且二百餘載而未有專書」(22)之缺憾。《聖武記》之撰寫則是魏源基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刺激：「晚僑江、淮，海警飈忽，軍問沓至，愾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複，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議論若干篇，為十有四卷，統四十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23)

道光年間，部分漢學家以西北史地為紐帶，他們「烹羊炊餅」，「劇談西北邊外地理」(24)，形成獨特的研治西北史地的學術群體，其中以徐松、魏源、龔自珍、沈垚、張穆、何秋濤為代表，撰寫、刊刻了一批影響極大的學術著作，掀起研究西北史地的熱潮。咸豐年間隨著魏源、何秋濤的相繼去世，西北史地學趨於岑寂，直至光緒中葉才步入又一個繁榮階段，如陳寅恪所言：「其時學術風氣，治經頗賞公羊春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25)因此，清代西北史地學的發展可以分為嘉道咸和光宣兩個階段，其中，道光時期是前一階段的核心。兩個階段的學者雖無師生之誼，但是，後者通過搜集、整理、刊刻前者的著述，而將西北史地學研究延續下來。

2.考古釋文：金石學

金石學始於北宋，到清朝達到極盛(26)。清代的金石學包括研究歷代碑刻的石學和研究商周銅器的金文學，前者肇始於顧炎武的《金石文字記》，後者以阮元的《積古齋鐘鼎款識》為濫觴。金石學在清代隸屬漢學，與小學一樣，出於考證經史之需要而連帶發展起來，道光年間演為專門之學。民國有學者認為：「道光朝之人文鼎盛，為不可及也。自爾時風氣一變，專門之學頗有突過前人者，尤以金石日錄為最。」(27)

在乾嘉年間已有很多名家涉足石刻碑文研究，如錢大昕、王昶、翁方綱、孫星衍等。自從阮元於嘉慶九年編刻《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後，學者開始利用商周銅器上的文字補正《說文解字》。道光年間漢學家金文石刻並重，如吳榮光(28)著《筠清館金石記》、張廷濟(29)著《叔未金石文字》、朱為弼(30)助阮元編輯《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式芬(31)著《捃古錄》、瞿中溶(32)著《古泉山館金石文編》、陳介祺(33)著《簠齋吉金錄》、吳雲(34)著《兩罍軒彝器圖釋》等。正因為眾多的學者熱衷於對彝鼎碑版的搜輯、整理和考證，所以「道咸同間……治經之外，金石一學，幾以附庸蔚為大國」(35)。

3.考據延伸：諸子學

諸子學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就衰落了，尤其是墨學。乾嘉時，出於考證經史的需要，漢學家開始輯佚、校勘、注釋諸子，諸子學研究亦於此時復甦。進入近代，西學東漸，引起更多學者對諸子的重視、發掘、研究，諸子學研究出現了繁榮景象。道光年間處於乾嘉和近代之間，漢學家在此階段對諸子的輯佚、校釋為諸子學在近代的繁榮奠定了重要基礎。

諸子學是清代漢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雖然在乾隆年間就已有學者注意諸子，並在考證經典中涉及諸子，但是這種工作是零散進行的，沒有形成規模。道光年間情況發生了變化，不但出現了標誌性著作《讀書雜誌》(36)，還出現了如蔣光煦之《斟補隅錄》，陳奐之《荀子異同》，嚴可均之《商君》，陳逢衡之《逸周書補註》，《竹書紀年集證》，朱右曾之《周書集訓校釋》，汪遠孫之《國語考異》、《國語發正》，程恩澤之《國策地名考》，林春溥之《戰國紀年》等重要著作。

諸子學研究在嘉道之際開始復興，至同光年間大盛，有學者認為這一階段的諸子學「在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上已經可以與乾嘉諸老相比美」(37)。同光年間的諸子學研究深受道光年間學者的影響，如俞樾的《諸子平議》就是模仿《讀書雜誌》而成。梁啟超云：「蔭甫私淑石臞父子，刻意模仿，《群經平議》模仿《經義述聞》，《諸子平議》模仿《讀書雜誌》。但他並非蹈襲，乃應用王家的方法，補所未及。」(38)孫詒讓撰述《札移》也受了《讀書雜誌》的影響，其在《札移敘》中說：「詒讓學識疏譾，於乾嘉諸先生，無能為役。然深善王觀察《讀書雜誌》，及盧學士《群書拾補》，伏案研誦，恆用檢核，間取其義法，以治古書，亦略有所寤。」(39)

道光時期雖然處於中國進入近代之際，但是諸子學研究並未受到西學東漸的影響，不改乾嘉考據途轍，這是其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諸子學研究的不同之處。然而，此時期的研究與乾嘉時期相比，由於時代的變化亦有發展，不僅僅專註於對子書的考證、校釋，而且增加了經世匡時的用意。如魏源著《老子本義》就是為了闡發《老子》的社會價值和發揮其以子經世的主張，他對《老子》的評價極高：「聖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之書也。」(40)

4.超越常州：今文經學

今文經學在清代的復興始於乾隆後期常州庄存與(41)著《春秋正辭》。庄存與治《春秋公羊傳》影響了他的戚屬如庄述祖(42)、劉逢祿(43)、宋翔鳳(44)等，從而形成了常州學派。周予同曾將清代今文學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的今文學派，崛起於庄存與，成立於劉逢祿，而下終於戴望；後期的今文學派，軔始於龔自珍，發展於康有為，而下迄於崔適。」(45)今文經學雖在乾嘉年間得以復興，但是它在全國逐漸形成影響卻是在道光年間。咸豐年間東南連年戰亂，今文經學的發展也就此告一階段。在此階段，劉逢祿和宋翔鳳為今文經學的傳衍做出了重要貢獻。劉逢祿和宋翔鳳不但著述《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左氏春秋考證》、《春秋公羊解詁箋》和《論語說義》昌明今文家法，推進了今文經學的發展，而且在他們的影響下一些學者始治今文經。如魏源和龔自珍分別於嘉慶十九年、二十四年從劉逢祿治《春秋公羊傳》。魏源撰《詩古微》、《書古微》，欲使《詩》、《書》恢復西漢家法，以明西漢的微言大義，龔自珍撰《春秋決事比》彰明《公羊》，從董仲舒以「《公羊》決獄」。另外，宋翔鳳結交廣泛，對咸同之際的東南學者亦有影響，如戴望(46)曾從宋翔鳳游，撰《論語注》，以《公羊》義例說《論語》(47)。

李慈銘指出：「自道光以來，經學之書充棟，諸儒考訂之密，無以復加，於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窮年莫殫，又自知必不能過之，乃軔為西漢之說。」(48)道光年間是清代今文經學發展的關鍵時期，從地域來說，治今文經者已不限於常州，而是發展到東南一帶，代表學者如魏源、龔自珍、凌曙、陳立、邵懿辰、陳壽祺陳喬樅父子、柳興恩等。從研究範圍來說，今文經學復興初期，專治《公羊》，道光年間，宋翔鳳作《論語說義》、魏源作《詩古微》、《書古微》、邵懿辰作《禮經通論》、柳興恩作《穀梁春秋大義》，將今文經學的治學範圍擴展到《詩經》、《尚書》、《論語》、《儀禮》、《穀梁傳》。從對古文經學的態度來說，常州學派的創始人庄存與並不反對古文經，對漢學家的治學方法也沒有抵觸。但是到了嘉道之際，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劉逢祿之《左氏春秋考證》質疑《左傳》，邵懿辰之《禮經通論》非難《逸禮》，魏源之《詩古微》攻擊《毛傳》，因此，此時的今文學者對古文學有不同程度的排斥，今、古文學派壁壘逐漸確立。

三從漢宋之爭走向漢宋調和

漢宋之間的爭論是清代重要的學術思潮。清中期漢宋之間相互排斥，清末漢宋之間由鬥爭轉為調和，道光年間，正處於這一思潮發生變化的轉折點。錢穆先生說過：「乾、嘉學者嚴辨漢、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學轉非所斥，為一變。」(49)漢學家由對宋學的批評攻擊轉為兼重程朱理學。雖然直接暴露漢宋對峙的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和方東樹的《漢學商兌》正是此時面世，不過在嘉慶初年，主張調和漢宋的論調已起，如王引之提出治經「孰於漢學之門戶，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50)的觀點，段玉裁也一再反思獨尊漢學的偏頗：「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不講……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51)

進入道光年間，王朝危機與漢學本身的積弊相交織，使學者認識到尊漢黜宋，無論於國計民生還是個人道德都會造成不良後果。潘德輿對道光時因學風不振而引起世風下滑深感憂慮：「昔勝國之士，以好講學為風尚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惡講學為風尚而行亦衰……數十年來，承學之士，華者騁詞章，質者研考據……為士者必惡講學，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偶一關慮，即倫紀理亂、官守清濁、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於子弟，亦未有敢相詔告敦勖者，況師友間哉！風尚既成，轉相祖襲，牢不可詰。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為切己，廉恥為務名，攫利祿為才賢，究義理為迷惑……徒發憤太息，卒不知由於數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學者率深嫉講學，成此風尚，而士行乃衰；士行衰，而後官箴、民俗、生計、獄訟交受其弊也。」(52)即使早年專註訓詁考據的段玉裁在晚年也發出感慨：「喜言訓詁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本根，老大無成，追悔已晚。」(53)因此，考據義理不可偏廢已成為一般學者的共識，同時，有些學者提出調和漢宋的主張。

道光年間的漢宋調和在地域上呈現一個特點，就是以東南數省如浙江、福建、廣東、湖南為突出。這些省份在乾嘉年間崇尚宋明理學，嘉道之際學風始轉向漢學，所以，這裡的學者調和漢宋的傾向更為明顯，民國學者支偉成在《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中為此特以「浙粵派漢宋兼采經學家列傳」為題列一名目予以收錄。

漢宋調和是晚清學者提倡的重要學術思潮，凡論述晚清學術之著述對此都很重視，不僅《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如此，劉師培在其《近儒學案》中也為調和漢宋者專列一案(54)。在晚清提倡漢宋調和最著名者，皆屬於道光時期，如江蘇之李兆洛、丁晏，浙江之黃式三(55)、徐時棟、廣東之林伯桐、陳澧等，其中尤以黃式三、陳澧為著。黃式三於經學精三《禮》，治學有宗主而無門戶，《清儒學案·儆居學案》稱其：「博綜群經，尤長三《禮》，謹守鄭學而兼尊朱子」(56)。陳澧本人沒有一部闡述義理的專門著作，他對漢學、宋學的調和更多地體現在學風的倡導上。他編輯了《漢儒通義》和《朱子語類日鈔》，以使世人明白漢儒也講義理。陳澧的漢宋調和論，在晚清影響很大，直到民國年間，學者還認為道光年間「為漢宋兼容之學者，其端起於李申耆，而終於陳蘭甫」(57)。不過，調和漢宋並非易事，汪士鐸曾說：「好學難，聚書難，身心閑暇難，無漢、宋之意見難。」(58)終清之世，漢學家對漢宋調和之意見始終未能一致，門戶之見也始終難平。

道光年間學術思想上的這種變化，對近代之漢學家接受西學不無益處，其時接受西學的漢學家幾乎均不存門戶之見。近代調和中西文化影響最大的論調莫過於「中體西用」，而最早提出「以中國之倫常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馮桂芬，《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稱其「說經宗漢儒，亦不廢宋」(59)。又如湖南學者王先謙，雖然反對康、梁的變法理論和激進改革，卻不反對引進西方先進事物以圖自強，這與其一貫的崇尚考據，但亦講宋儒義理的治學態度有很大關係。再如張之洞立足漢學亦講宋學，他說：「通經貴知大義，方能致用，義理必出於訓詁。於是因訓詁而事考據，因考據而務校勘，久之漸忘本意，窮末遺本，買櫝還珠，於身心、世務全無關涉，此漢學之流弊也。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強之術，博漢學以為明理之資，是西法正為中國所用，漢學正為宋學所用，豈非快事、便宜事。」(60)這種思想與其一再強調「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二者不可偏廢正相一致。因此，從轉變學術思想這一角度來看，道光年間興起的漢宋調和思潮確實有利於淡化學者心中的門戶觀念，打破因中西學術相異而產生的思想障礙。

道光年間既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開端，在學術發展中也處於承上啟下的關節點。如果從整個清代學術史的角度來看，道光朝正處於一個逐漸形成中的新的學術格局的起點。就漢學而言，乾嘉之際，小學、校勘、輯佚、版本目錄、史學、天文曆法等傳統治學領域發展至頂峰的同時，新的治學領域和思想已露端倪；在沿襲乾嘉諸老的治學方法和內容的基礎上，道光年間，漢學進入了另一個階段。地域上的擴展，新領域的興起，學術思想的轉變，皆從此時始有顯著發展。鴉片戰爭後，西學東漸，舊的學術格局逐漸被打破，漢學在道光年間的新發展對晚清學術的整體發展不無影響，如兼容程朱理學有利於宋學在道咸之際的復興，諸子學研究的繁榮有益於晚清學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漢學在地域上的擴展有利於西學東漸等。而漢學的發展也受益於逐漸變化中的學術格局，如逐漸滲入的西學促進了天文歷算的演進，正在衰落的儒學有益於諸子學的復興等。

注釋：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觀堂集林》卷23，《王國維遺書》，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

劉師培認為清代漢學之變遷可分為四期，即懷疑派、徵實派、叢綴派、虛誣派，前二派屬於進，後二派流於退。(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徐亮工編校，羅志田導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67頁。)梁啟超認為：「古典考證學，總以乾、嘉兩朝為全盛時期，以後便漸漸蛻變，而且大部分趨於衰落了。」(朱維錚校註：《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頁。)侯外廬認為：「江藩和阮元已經結束清代漢學史了。」(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8頁。)戴逸認為：「道光以後，漢學的末流，已失去了早期漢學博大精深、方法嚴密的優點。」(戴逸：《漢學探析》，《清史研究集》第2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王俊義認為自乾隆後期始，清代社會逐漸由盛轉衰，鴉片戰爭後，社會危機日深。面對這種社會現實，乾嘉漢學捉襟見肘，無能為力，逐漸走向衰落。(見王俊義：《清代學術探研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頁。)黃愛平認為乾隆以後，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盛極一時的漢學走向衰落。(黃愛平：《樸學與清代社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頁。)

史革新：《略論晚清漢學的興衰與變化》，《史學月刊》2003年第3期。

如陳居淵認為：「嚴格地說，嘉道以後的學術研究，並非今文經學一家獨盛。而乾嘉以來的樸學研究也終究不是學界的配角，仍然保持了乾嘉樸學的傳統。」(陳居淵：《清代樸學與中國文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頁。)孫欽善認為，清晚期古文學的正統地位雖然受到挑戰，但只限於量的變化，並不是質的衰落。清末甲骨卜辭發現以後，使清代考據學走上了新階段。(孫欽善：《清代考據學的分期和派別》，《中國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麥哲維指出，考證學在晚清並未被消滅，反而是被中國各省的學者部接受了。(麥哲維：《考證學的新貌：從〈皇清經解續編〉看道光以下的學術史》，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研究》第11期，1975年5月。)

朱維錚校註：《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頁。

(27)(57)楚金：《道光學術》，《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1期。

朱君毅：《中國歷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中華書局1932年版，第15頁。

《清史稿》卷376，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577頁。

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中華書局1989年版。

阮元於嘉慶八年離浙，此後詁經精舍停廢。嘉慶末年道光初年浙撫組織修繕，重新開辦。咸豐年間毀於戰火，同治五年(1866年)始由布政使蔣益澧撥資重建，光緒三十年(1904年)停辦。

(11)錢儀吉曾主持廣州學海堂、開封大梁書院，嚴立課程，造士甚眾。

(12)廖廷相：《劬書室遺集·序》，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13)陳澧(1810—1882)，字蘭甫，一字蘭浦。因其讀書處曰東塾，學者稱東塾先生。道光十二年中舉人，此後七應會試不中。道光十四年，被總督盧坤選為學海堂首屆專課肄業生。道光二十年，補為學海堂學長，此後在學海堂、菊坡精舍執教四十餘年。陳澧講學不自立宗旨，取顧炎武的「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勉勵諸生。在他的教育下，廣東近代湧現了一大批漢學人才，如桂文燦、陶福祥、廖廷相、黎永椿、林國贊等。因此，陳澧一生的活動都與廣東漢學的發展緊密相連。

(14)包括已刊、未刊、已成、未成著作。吳茂燊、黃國聲：《陳東塾先生著述考略訂補》，《中山大學學報》1982年第4期。

(15)馮秉芬等：《廣東文獻續編序》，轉引自李緒柏：《清代廣東文化的結晶——東塾學派》，《廣東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16)李明墀：《興復校經堂另設一書院折》，宋文蔚等輯：《皇朝掌故彙編》，內篇卷41，求實書社光緒二十八年刊。

(17)祁韻士(1751—1815)，山西壽陽人。初名庶翹，字諧庭，一字鶴皋。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後改翰林院庶吉士。任職國史館期間，奉旨創立《蒙古王公表傳》120卷，歷時八年完成，後又撰《藩部要略》18卷。嘉慶十年因事謫戍伊犁，其間撰成《伊犁總統事略》12卷、《西域釋地》2卷、《西陲要略》4卷、《萬里行程記》1卷等。嘉慶十三年謫戍期滿回籍，此後曾掌教蘭山書院、蓮池書院。

(18)劉禺生：《世載堂雜憶》，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6頁。

(19)嘉慶二十五年，在浩罕的支持下，大和卓的後裔張格爾在南疆發動叛亂，前後持續八年，直到道光八年才被平定。

(20)徐松(1781—1848)，字星伯，浙江上虞人，僑居大興，嘉慶十年進士。嘉慶十七年因事遣戍伊犁。後復被起用，官至榆林知府。為學長於考證史事，尤精西北史地學，是道光年間西北史地學的代表人物。著述有《新疆識略》、《西域水道記》、《新疆賦》、《漢書西域傳補註》、《唐兩京城坊考》等。

(21)(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頁。

(22)(24)張穆：《蒙古游牧記自序》、《落帆樓稿序》，《齋文集》卷3，《山右叢書初編》(十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3)魏源：《聖武記敘》，《魏源集》上，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66頁。

(25)《朱延豐突厥通考序》，陳寅恪：《寒柳堂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62頁。

(26)王國維、羅振玉等都認為金石學始於宋。王國維曾說：「近世學問多發端於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參見《宋代之金石學》，《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第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羅振玉認為：「此學(金石)肇於有宋，至本朝而極盛。」(參見羅振玉：《清代學術源流考》，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頁。)

(28)吳榮光(1773—1843)，字伯榮，號荷屋，廣東南海人，嘉慶三年進士，阮元為其座主。官至湖廣總督。吳榮光受阮元影響，酷嗜金石，精鑒賞。著《筠清館金石記》，時人以為足與《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相頡頏。

(29)張廷濟(1768—1848)，字叔未，浙江嘉興人。喜好金石碑版，鑒賞精審，著有《叔未金石文字》、《金石奇緣》等。

(30)朱為弼(1771—1840)，字右甫，浙江平湖人。嘉慶十年進士，官至漕運總督。通經學六書，尤嗜吉金文字。阮元編刻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即為朱為弼編定，原稿藏於家，題名為《吉金古文釋》。

(31)吳式芬(1796—1856)，字子苾，號誦孫，山東海豐人，道光十三年進士。官至內閣學士。酷嗜金石，著有《攟古錄》、《金石匯目分編》等。於款識古文，多所考證，於穹碑巨著，多所補正。

(32)瞿中溶(1769—1842)，自萇生，號木友，江蘇嘉定人。宏通博雅，尤深金石之學。生平著述極多，有《魏石經遺字舉正》、《唐石經考異補正》、《吳郡金石志存目》、《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古泉山館彝器圖釋》等。

(33)陳介祺(1813—1884)，字壽卿，號簠齋，山東濰縣人。素嗜金石之學，收藏甲海內，尤著者為毛公鼎。著有《簠齋吉金錄》、《吉金文釋》等。

(34)吳雲(1811—1883)，字少甫，號平齋，晚自號退樓，浙江歸安人。講求經世之學，旁及金石書畫。著有《兩罍軒彝器圖釋》、《華山碑考》、《古官私印考》等。

(35)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之七，中華書局1989年版。

(36)《讀書雜誌》82卷，余編2卷，為王念孫(1744—1832)晚年著述。內容包括正編《淮南內編雜誌》、《戰國策雜誌》、《史記雜誌》、《管子雜誌》、《晏子春秋雜誌》、《荀子雜誌》、《逸周書雜誌》、《漢書雜誌》、《墨子雜誌》；余編上卷《後漢書雜誌》、《老子雜誌》、《莊子雜誌》、《呂氏春秋雜誌》、《韓非子雜誌》、《法言雜誌》，下卷《楚辭雜誌》、和《文選雜誌》，共十七部，附《漢隸拾遺》。與王念孫同時及後來之學者對《讀書雜誌》評價極高，如阮元曾說過：「一字之證，博及萬卷，折心解頤，他人百思不能到……故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王石臞先生墓志銘》，阮元：《研經室集·續集》卷二下，《續修四庫全書》第1479冊，第473頁。)孫詒讓讚歎道：「乾嘉大師，唯王氏父子，郅為精博。凡舉一義，皆確鑿不刊。」(雪克點校，孫詒讓著：《籀庼述林·札移敘》，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50頁。)

(37)史革新：《試論晚清諸子學的興起》，《史學月刊》2006年第2期。

(38)朱維錚校註：《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頁。

(39)雪克點校，孫詒讓著：《籀庼述林·札移敘》，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50—151頁。

(40)《論老子二》，魏源：《老子本義》，《續修四庫全書》第954冊，第665頁。

(41)庄存與(1719—1788)，字方耕，晚號養恬，江蘇武進人。乾隆十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迭掌文衡，晉秩卿二，曾值南書房，並上書房行走。以禮部左侍郎致仕。著作有《春秋正辭》、《尚書概見》、《毛詩說》、《周官記》等，匯為《味經齋遺書》。

(42)庄述祖(1751—1816)，字葆琛，學者稱珍藝先生，庄存與侄子，江蘇武進人。乾隆四十四年進士，曾官山東昌樂、濰縣知縣，後以得罪和砷，請假回籍養母。著述豐富，有《尚書今古文考證》、《夏小正經傳考釋》、《毛詩授讀》、《說文古籀疏證》、《甲乙篇偏旁條例》等。

(43)劉逢祿(1776—1829)，字申受，庄存與之外孫，江蘇武進人，嘉慶十九年進士，道光四年補儀制司主事。著述有《公羊春秋何氏釋例》、《左氏春秋考證》、《春秋公羊解詁箋》等。

(44)宋翔鳳(1776—1860)，字虞廷，一字於庭，江蘇長洲人，母親為庄存與侄女、庄述祖之妹。嘉慶五年中舉。著述有《論語說義》、《大學古義說》、《四書釋地辨正》等。

(45)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8—519頁。

(46)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早年推崇顏元，治《墨子》。後從陳奐治聲音訓詁，又從宋翔鳳治《公羊春秋》。著述有《論語注》、《管子校正》、《顏氏學記》等。

(47)「戴先生望……初致力於考據詞章學，繼從陳碩甫宋於廷游，通知西漢經師今文家法。嘗本劉先生述何、宋先生髮微說，以《公羊》義例釋《論語》，成《論語注》二十卷。」《謫麐堂集·戴望傳》，《續修四庫全書》第1561冊，第146頁。

(48)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海書店2000年版，第1135頁。

(4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80頁。

(50)王引之：《經義述聞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74冊，第250頁。

(51)陳壽祺：《左海文集》，卷4，道光年間刊本。

(52)潘德輿：《晚醒齋隨筆序》，《養一齋集》卷18，道光二十九年至同治八年刻本。

(53)《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段玉裁：《經韻樓集》卷8，《續修四庫全書》第1435冊，第76頁。

(54)劉師培：《近代學案序》，徐亮工編校，羅志田導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頁。

(55)黃式三(1789—1862)，字薇香，號儆居，浙江定海人。主要著作有：《易釋》、《尚書啟蒙》、《春秋釋》、《論語後案》、《周季編略》、《儆居集》、《音韻部略》等。

(56)《儆居學案》(上)，徐世昌：《清儒學案》卷153，中國書店1998年版。

(58)汪士鐸：《汪梅村先生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31冊，第691頁。

(59)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嶽麓書社1998年版，第306頁。

(60)《致寶竹坡》，《張之洞全集》第12冊，卷289，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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