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真正的強大是擁有一顆敢於自我矯正的心靈

在孔子所有的弟子中，子路是一個性格剛烈勇於實踐，具有暴虎馮河精神的人，應當說是一個強人。

有一回子路向孔子請教關於「強」的問題，孔子的回答一開始就提出了三種「強」——

南方之強與，

北方之強與，

抑而強與？

事實上，就是針對子路在對「強」的認識缺乏深度與廣度上，都有所不足的現狀而言的。 其中的這個「而」字是「爾」的通假字，就是你的意思。

緊跟著，孔子向他的這位強人弟子進一步解釋道：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什麼叫「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朱熹說：「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簡而言之，就是對人寬容和順，對事逆來順受。逆來順受這個詞，經過了長時間的渲染之後，變成了一個極端的既刺眼又刺耳，尤其是刺心的辭彙。

其實，逆來順受是一種極高的個人修養的表現，是一種既無求於人之進，也無求於人之直，但求「正己而不求於人」的以自勝為強的強。逆來是由於他人的悖道而行所導致的結果，順受是我依然順道而行，不受逆來之擾的堅定。這種堅定，這種堅強，可以使有良知逆來者自慚形穢，可以使不懷好意的逆來者無機可乘。

比如，

當年漢高祖劉邦死後，匈奴單于憑藉著自身武力上的強大，居然寫信給呂后，討論她既然死了丈夫，是否應當到匈奴去，侍奉單于的問題。當然了，匈奴的單于不會對一個老年悍婦感興趣，他的主要意圖不過是藉機羞辱一下漢朝，重新明確一下漢匈之間的不平等關係罷了。而呂后則回信說，我已經老了，實在是不能去那服侍單于了，不過呢我們漢朝年輕女子還是有的，於是送了不少的財物和美女給單于。

這就是典型的逆來順受，正是因為這種順受過程中，呂后的回信句句在理，所以單于找不任何藉機發兵的理由，所以才為當時的漢朝贏得了更長的休養生息，壯大實力的時間。

所以，「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或者說逆來順受，看似一種軟弱，實則是一種真正的堅強。

而且，這是一種建立在對「強」，以及所謂客觀規律的深刻理解之上的，由內心的強大而支撐的強。

相對各種可以感知到的，甚至可以拿來在人前炫耀的「強」相比，這種幾乎完全向內的「強」，因為缺乏炫耀的價值，通常也難以產生自我強化的推動力，可以說它的實踐，幾乎只能依靠由道德感生成的內在張力，所以也更加需要挑戰性，更加依賴於持久的道德自覺與信仰。故而，說「君子居之」。

相較之下，「衽金革，死而不厭」顯然就是以勝物為強的強。這是一種建立在對自身實踐能力，或曰實力的自信的基礎上的強。

前人在解讀南北之強的時候，存在兩種傾向性，一種是認為南方之強好過北方之強，另一種是簡單的認為南方之強是不足之強，北方之強是過分的強。其實都不夠準確。

綜而言之，「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 確立的「強」的兩端，南方強於心智，強於自勝，北方強於行動，強於勝物。其弊病都是知與行的不統一。

其中：

「南方之強」好似中國之兩宋，文化政治皆達到人類有史以來之最高峰，雖然終究不能盡除小人於天下，但是畢竟君子之風吹拂天下。在政治上，有史以來徹底驅除了貴族之血統特權對世俗之影響，而且建立其至今最為合理的，能夠最大限度將倫理價值與政治價值，將正義與利益結合在一起的科舉制度，原則上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終極平等；繁榮而發達的商品經濟，使人得以衝破地域與行業的束縛，在千年前即獲得了與今日相差無幾的人身獨立與自由。但是，文明先於科技的現實，使它的文明終究缺乏有力的保障和推廣機制，其「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可以安內，可以與君子共居之，但是卻無法抵禦「衽金革，死而不厭」的「北方之強」，終成千古之憾。

相比之下，後其五百年而逐漸崛起之西方列強，則是得力於科技先於文明的「北方之強」，故而其文明雖然落後，卻可以藉助科技力量，而得以保障，美化和推廣，終又成一千古更大遺憾…

所以，真正的強，在於二者的融合，在對各自之強的矯正。

所以，孔子接下來又說：

故，君子

和而不流，強哉矯；

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

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所謂「強哉矯」，其實是用強來修飾矯，而所謂的矯的本質就是自勝，就是戰勝自我。就像孔子對子路和冉有在「聞斯行諸」這個問題的建議一樣，其實都是對其由性而發的私心私慾的矯正。

從文本內容來看，和與中立是居於南方之強的君子已有的品質，但是由於其在行動力上的弱，有可能出現流俗，偏倚的傾向，所以要加上行為上的不流。不倚，在其柔的基礎上，加上剛，而終於成就中庸的韌。

至於居於北方之強的子路，從來就不缺乏不流，不倚的剛烈，孔子說：「衣敝韞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但是這樣的強人，往往缺乏調和的能力而偏激，所以要以和和中立作為其內在的根基。

「國有道不變塞」與「國無道至死不變」兩句則向後人活脫脫的展現出什麼是君子氣象。此處的「不變」不僅僅是指行為，或者說主要不是指向行為，而是指向內心，用以解釋前述「和而不流」與「中立而不倚」的外在表現的原因。簡而言之，外在的「不流」，「不倚」是由內在的「不變」——內心的純一不雜的表現。反之，就是外在的「不流」，「不倚」，需要以內在的內在的「不變」作為支撐。

所以，具有強大的內心的君子們，無論外界環境如何變化，無論身處何種境況之中，都始終在內心中不改對大道之不易的信仰，在行為上不偏薄燥亂。始終都平靜如常的，充當著這個社會的基石和砥柱。

民國時著名的文化學者辜鴻銘先生說：「在真正的中國人性類型中，有這樣一種氣質：從容、鎮定、歷經磨練後的成熟，如同一塊千錘百鍊的金屬。」真可謂是知味之語。

正是因為君子有了這種堅守庸常的堅強，所以才會視一切造作如浮雲，視一切浮華如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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