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懷疑人類汲取教訓的能力

文史 08-11

【Book Of The Month】16 世紀的普通人若想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可以去劇院，他們擁有莎士比亞。幾百年後的我們，該憑藉什麼理解這個動蕩的世界？

7 月的薦書，主編推薦了《莎士比亞的動蕩世界》。書中，前大英博物館館長尼爾·麥克格雷格從 20 件文物入手，再現莎翁的世界以及當時觀眾的所思所想。戲劇和現實世界重合的部分，比我們想像的更直接。

在動蕩中永生

吳琦

一半是因為工作，另一半的原因——儘管我當時並不願意承認——是一種躲避。躲避劇場管轄之外的世界裡層出不窮的麻煩事。之後，我有了固定的上下班的頻率，新的日程和地理範圍讓我幾乎無法在開場之前準時趕到大多數劇場。偶爾跑出去，大汗淋漓地坐在飄著資產階級香水味的劇場里，就像任何一種娛樂和休閑，身心得到暫時的放鬆。一種泯然眾人的鬆懈。那時候我會感到一種雙重否定，否定現在和既往的生活，未必如我所希望的那般有意義。

如果劇場成為某種真空，人們在裡面瀝干現實的水分，抽掉歷史和政治的神經，那麼這個現代社會中所剩不多的集體空間，可能也就失去了最重大的彼岸——介入、回應、至少記錄的能力，三十年前的小劇場運動曾經到達過那裡。儘管偶有佳作問世，但這種創作取向不再是戲劇的主流，笑話和牢騷是此時的流行。而不斷重演的經典劇作，在翻來覆去的紀念行動中，成為身份，成為符號，成為單純的審美或者獵奇的體驗，最後凝固成為一種震驚。我們缺乏，始終缺乏，進入劇場的途徑。

我始終懷疑人類汲取教訓的能力

我的意思是，進入作為一個整體的劇場，進入劇場的社會情境。在閱讀《莎士比亞的動蕩世界》的過程中，我重新收穫了這種體驗。儘管作者並沒有解開莎士比亞身上的謎團，他仍然只能推測莎的行跡、思想和信念，但他聰明地另闢蹊徑，帶我進入 16 世紀的英國劇場，在泰晤士的南岸，和那時熱衷於看戲的男女坐在一起，吃水果、乾鮮和帶殼的水產，有的人戴著帽子，有的人腰間掛著匕首和長劍（相當於今天的手錶和運動鞋）。作者的語言，簡單易懂，像是不同的角色輪番上台，自陳身世；圖片適時配合，在文字解釋困難時拉出景片，展示舞美和道具——這本書的製作，本身就是一次戲劇實踐。讓我前所未有地靠近四百年前的那位劇作家，體會到伊麗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時期的觀眾席上的緊張和焦慮。

16 世紀 90 年代，是英國的關鍵時刻，新的國族認同正在鍛造中。新教與天主教的角力，從法國、西班牙、愛爾蘭不斷傳來挑戰女王和國家權力的消息，而帝國本身也在新繪製的德雷克航海圖上，尋求擴張自己的權威與秩序。隨著機械鐘錶的普及，就連時間，也在那個年代被重新定義。這是莎士比亞的來路，也是劇場的入口。書里寫，從 1588 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開始，「英國普通人第一次有機會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如果他們想獲取這方面的知識，最合適的地方就是劇院」。莎士比亞的戲劇，首先會讓當時的觀眾想到自己的生存危機，普遍來說，他們也擔憂失去女王，失去生計，害怕因為瘟疫失去性命，他們也與人決鬥，跟隨不同的信仰，開始為了更大的慾望承擔更大的風險。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懂得那樣的焦慮。今天，又一個野心時代在崛起，一些邊界的消失，另一些邊界卻堅不可摧，所謂賦權，無非開啟了一個重新爭奪的戰場，機會來得容易，規則變得混亂，其實更加殘忍。16 世紀的觀眾離開劇院，就可以去對面的教堂，看到戰爭中用過的頭盔、亨利五世的墳墓，那至少是暴力的證據，幾百年後，危險的來源變得切近卻難以分辨，我們習慣了道具、虛擬的感情等等替代品。過去，底層民眾通常戴著帽子，他們被認為是暴民，把帽子拋在空中，就是無政府主義的象徵，今天，暴力就在我們中間，在我們自己。

《莎士比亞的動蕩世界》提供了一種後見之明，當然是比較出色的那一種。作者清晰地分辨出，戲劇和現實世界重合的部分，兩者之間的共振，比我們想像的更直接。在莎士比亞的劇場里，也有流行的曲調、玩笑、歌舞和丑角，他用這些來表達當時的貴族與平民所共有的難題——被禁錮的愛欲，受詛咒的王權，歷史本身的黑暗幽靈。

我始終懷疑人類汲取教訓的能力

在那之後，成為經典而廣泛流傳的莎士比亞，常常被抽象成為一種普遍的戲劇性、本質化的宿命論（當然這正體現了他的超越），而很少引導人們具體地分析每一次社會變革背後的動力。可能，這也是我最終結束劇場生活的原因。那裡總是暗的，可控的燈光和聲音，突然而至的音樂，煙，像是一個巫師用來占卜和預言的黑屋子，盛產那類早熟的東西。

因為我始終懷疑人類汲取教訓的能力。他們總是限於一時一地的處境，限於自己的野心和慾望。看看這個重新開始動蕩的世界，在歐洲、美國、中國，曾經犯過的錯誤，似曾相識的潮流，正蓄勢待發，重新泛起。不管前人如何教訓，總得自己再來一遍，就像一個人的自然成長，試錯，歡呼，覆滅，然後在歲月的盡頭，承認那個最早的真理。哈羅德·布魯姆說，「莎士比亞可以代表最高文學造詣的最良善效用：倘若真正地理解了，它能夠治癒每個社會所固有的一些暴力。」我對他說的「治癒」沒有異議，戲劇的確有能力治癒一些內在的傷痛，但僅憑「理解」，很難隔離歷史進程的頑疾。

巧合，戲劇和歷史都盛產巧合。假如莎士比亞染上當時的瘟疫，或者如作者在最後一章中指出的，假如出版商沒有出版他的作品，那麼他就不會因為印刷時代的到來而成為全球偶像，今天我們很有可能生活在一個沒有莎士比亞的世界。

幾百年後的人們會像我們重讀莎士比亞一樣，反覆演繹我們今天的文化創造。當劇作成為史料，劇場成為廢墟，會不會有一本類似這樣的書，幫助他們理解我們習以為常的戲謔和玩笑，在越來越難以理解英雄史詩和忠貞愛情的時刻，也許它們正是這個時代虛無與混亂的證明？而對於生活在此刻的人而言，似乎只能臣服於局限性，或者，等待同時代的超越者。循環論者未必是悲觀的，那些在動蕩中失去的寶貴品質，似乎只有在下一次動蕩到來之前降臨。

我始終懷疑人類汲取教訓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