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外婆聊了聊她的12次墮胎經歷

在俄羅斯文化中，祖母是家庭的核心，這個傳統在1995年我們全家從莫斯科搬到溫哥華以後依然保留，我幾乎每晚都和外婆呆在一起。當時我還很小，但我記得她在我眼中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形災難，就像有人不小心把完全對立的人格粘在一起，再把它們塞進一個圓潤柔軟的一米四的身軀里似的。

每當她坐下來教我寫俄文時，她都會親切耐心得不可思議；可平日里她卻總是牙尖嘴利，輕蔑又惡毒。我們的關係一直疙疙瘩瘩的，而且我越長大就越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有化學學位、熱愛電影、愛著自己家庭的女人會對最親的人如此刻薄 —— 直到有一天，我的母親給了我一個答案：「你外婆過得很不容易，比方說，她曾經墮過12次胎。」

我驚了，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的家人總是把蘇聯女性描繪成無所畏懼的女家長 —— 她們永遠在為自己人丁眾多的家庭煮大鍋的羅宋湯，裡頭的肉還是她們花三個小時才弄到的 —— 所以我一直以為蘇聯的女人基本只想著如何餵飽一大家子人，我從沒考慮過她們居然也會墮胎的事。

出於對這種反差的好奇，我上谷歌搜索了蘇聯的墮胎率 —— 然後我意識到，我對蘇聯女性和家庭的想像跟現實差遠了。在20世紀末期，蘇聯有著全球最高的墮胎率：《紐約時報》報道說，許多蘇聯女性的 「主要生育控制措施，就是國家出錢的墮胎手術」。可就算知道了這個事實，我還是對外婆的情況感到震驚，畢竟12次墮胎遠超平均數字，更不必說她還是個受過教育的女人。

我決定直接去問外婆。在等待 Skype 電話接通的過程中我感到非常緊張：這個女人幾乎就沒在我面前說過 「性」 字，而我突然要她說說這方面的個人歷史，她憑什麼要毫無保留地告訴我呢？然而，接起電話的外婆非常平靜，她說的都是實事求是的東西，冷靜得彷彿在複述她剛看的電影。不過，我還是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她鎮靜的表象下翻滾 —— 她說了好多話，一刻不停。

「這一切我從來沒跟任何人講過，」 她說道：「沒人問過我。」

我的外婆、外公和母親。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的外婆1939年出生於烏克蘭基輔。她剛學會走路的時候就患上了肺結核，痊癒後又得了糖尿病和心臟病。她被一個不苟言笑的單親父親在一間小公寓里養大，健康狀況很糟糕，但她克服困難，在學校保持優異的成績。後來她搬去莫斯科讀大學，並取得了化學學位。畢業不久後，她遇到了我的外公，一個舉辦莫斯科電影節的善良電影人。她在24歲時生下我母親，35歲時生下第二個孩子 —— 而在中間的11年里，她墮了許多次胎。

在她那個時代，有個人們耳熟能詳的標語叫 「蘇聯無性」；性被視作禁忌和分散人精力的東西，而所有人都應該把時間投入到為人民服務中去。基於這種態度，人們很少去接觸現代避孕手段 —— 儘管還比較稀有，但避孕藥、避孕套和節育環其實都已經出現了。

聖彼得堡大學性別研究項目的社會學教授安娜·譚吉娜（Anna Temkina）告訴我，「性教育在蘇聯體系中是非常缺乏的，有些學校可能會教學生最基礎的女性生殖系統知識，但沒有任何關於避孕或者性快感的內容。」

譚吉娜還說，唯一能了解到現代避孕知識的，是那些有幸接觸外國出版物的人 —— 這些材料都被封存在圖書館中，只有少數頂尖大學的學生才能讀到。「大部分女人還是選擇 『傳統的』 生育控制方法，比如計算生理期或者體外射精；她們沒有避孕習慣，也沒有避孕觀念。」

當時國家缺乏正規的性教育，墮胎費卻全由政府資助。不過，在公立醫院墮胎會讓女性背負罵名。譚吉娜解釋道，「如果一個女人要去醫院做墮胎手術，那麼從她進門到她離開的那刻，她都會被當做罪犯和無恥的女人 —— 那些羞辱她們的說法主要基於兩點：一是她們沉迷於性快感，二是她們不願履行做母親的義務。」

我的外婆同意這種歸納。「對於大多數女人來說，等待墮胎的過程就像躺在傳送帶上 —— 每個早晨都會有十來個女人在醫院排隊接受墮胎手術。所以如果我要墮胎，我肯定會盡量在公立醫院系統里找人托關係，多付點錢，得到更好的照顧。」

外婆說，與普通的國家資助的墮胎相比，多付點錢可以讓你得到更人性的對待。我問她那些做公費墮胎手術的醫生怎麼樣，她的聲音里透著憤怒：「他們對你沒有同情心，不會安慰你；他們會嘲笑你，讓你閉嘴，還不許你哭。這些人沒有心肝，沒有感情。」

無情的待遇從手術期間一直延續到術後。我的外婆和譚吉娜教授都表示，醫院不會給公費墮胎的女人打麻藥，「你會被推到一間用帘子圍起來的房間，唯一的止痛劑是冰，醫生會等你凍到麻木後開始手術，」 外婆告訴我說。

「他們不提供麻醉這事太可怕了，」 譚吉娜說道。她太不清楚這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沒時間，或者缺人手，也可能是因為麻藥有限 —— 在蘇聯，就連牙科手術都是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完成的。」

你可能會想，既然有這麼多女性墮胎，又有這麼多驚悚的故事在流傳，她們應該會發起一些爭取基本權益的運動 —— 可當時她們沒有這樣的觀念。譚吉娜解釋道，「因為醫療體系把女人墮胎視作巨大的恥辱，女人們便不想也不敢把這種事公之於眾，更沒有其他人會在公開場合討論這事。」

由於面對強烈的污名化而且得不到照顧，許多蘇聯女性轉向非法的地下診所。外婆回憶道：「好些女人會去家庭作坊墮胎，那簡直太可怕了 —— 他們假裝自己是專業人士，但那只是他們賺錢的幌子；給醫院看門的會自稱是醫生來欺騙孕婦，有些女人被他們弄死了。這樣的故事遍地流傳，甚至在莫斯科都有。」

導致蘇聯驚人墮胎率的原因多種多樣。譚吉娜教授認為，這不僅是因為人們不會公開談性，更糟糕的是，他們就算在私下也極少討論這個話題，「高墮胎率的一個巨大誘因是，蘇聯的男女根本就不會開誠布公地交流性方面的事 —— 他們的文化如此，就連夫妻之間都不怎麼談論這個。如果伴侶間有任何共識，這種共識也只是默契而非語言；而如果你的伴侶不固定，你就連獲得某種默認都很成問題 —— 這必然會導致後果。」

外婆同意這個看法，她說道：「這就只能取決於你的伴侶了，而有的男人不喜歡戴套或者根本就不在乎套破了。」

活這麼大，我只見過一次外公和外婆的親吻。在我看來，他們的婚姻本質上是疲勞的夥伴關係與生活習慣，這也十分符合譚吉娜教授所描述的那種男女關係的狀況。

外婆接著說：「我每一次懷孕你外公都知道，但他沒怎麼幫過我。有一兩回他開車帶我去墮胎，但他從沒跟我一起進醫院 —— 在我們的文化里那不是男人的責任，只有當你真的要生孩子時，他才會參與進來。」

對話臨近結束，我愈加為外婆感到憤怒和悲傷：她所居住的國家對眾多女性選擇墮胎一事視若無睹，也不承認他們落後的關於性和母親角色的觀念明顯給女性造成了傷害。

外婆告訴我，「關於墮胎，大家的態度都非常冷靜和實際，至於它對女人究竟有怎樣的影響，你永遠都沒法知道。」 蘇聯把所有性的責任都推給了女人，而女人既看不到出路也不覺得需要改變這一切。在我眼中，蘇聯的社會環境改變了我外婆的人生，可我的外婆還有那些跟她同時代的女人至今也不理解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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