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渝：冒險的不是批評

文史 08-11

張渝：冒險的不是批評

藝術批評需要冒險精神

本期策劃顏培大

編者按

藝術批評在當前特別活躍但又問題叢生，不僅受到學界矚目，更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乃至國家領導人的重視。由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承擔的國家藝術基金「全國優秀文藝評論人才培養」項目近日已經開班，來自全國各地的30名青年文藝評論家前來學習和交流。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王一川在《以藝術批評為「志業」》一文中指出：「正像藝術創作常常需要青年或青春的熱情與創造力一樣，藝術批評同樣屬於青年，依賴於青年或青春的熱情、興趣與創造力。」青年文藝批評家王南溟在談論藝術批評方法時說道：「我們從80年代到現在，批評方法基本上以大規律、大描述的方式進行，過分依賴於現象，這意味著評審一直是跟著形勢走，假如這個現象還沒有成熟，所謂批評家就不會對其進行描述，其實批評應該是相反的，當很多東西模糊不清的時候，就要先發現，批評家應該具有敢於冒險的精神。」因此，我們今天談藝術批評的失語、缺位以及缺少責任意識和主動權等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必然與批評本身的方法、方式有關，所以在大談創造力、創新精神的今天，藝術批評需要像藝術創作一樣，即需要青年或青春的熱情和創造力，同時也需要「冒險精神」。

本期導讀

邵亮：藝術批評缺的不僅僅是勇氣

張渝：冒險的不是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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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志剛：沒有獨見的批評就是話語垃圾

張渝：冒險的不是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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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的不是批評

張渝

有批評家把批評的不景氣，歸因於批評缺少冒險的精神，只能跟在已有的作品及學術現象之後，做出無關痛癢的回應或描述。似乎不冒著敵人的炮火，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批評，都是批評的擔當意識不夠以及責任意識的缺位所致。

我們知道，只有有了風險，才可能冒險。那麼，批評有風險嗎？有。由於各種學案，所有從事學術批評的人都會明了，即使在古代，也有人會因為批評而失去生命。我們還知道，即使在法理明晰的當代，依然有人因為寫作藝術批評而被告上法庭。但是，這能證明批評本身的危險嗎？能證明從事批評的行為本身就必須要冒險才能有效嗎？

不能。

古代學案中，因為批評文章而喪命的，不是因為批評本身是毒藥，而是批評之外的各種社會元素是毒藥。一句話，毒死批評家的，不是他所寫作的批評文章而是其他的毒素。基於此，關於批評，應該倡導的，不是批評的冒險精神，而是學術精神之下的學術能力。在我看來，這種學術能力，除了必須的學理，還要包括規避所謂學術風險的能力。

在討論「學術」這個概念時，葛劍雄先生認為應該分為兩個層面：一個人的「學」——學問、做學問的態度，甚至人品，當然也包括他的思想，這是「學」。什麼是「術」呢？「術」就是怎麼樣把他的「學」轉化為客觀存在的，能夠影響社會、能夠傳至後代，至少能夠記錄下來的這樣一種產品。把抽象的「學」轉化為具象的產品，是「術」。而「術」正是能力的具體外顯方式。也正是在這裡，批評首要的是能力，而不是所謂的、敢於冒風險的膽量。

我不完全贊同把學術作品稱為產品。因為把「作品」置換為「產品」的說法，更容易讓人想到工業生產的典型特徵：自動化，流水線。而這些工業化特徵，恰恰是學術研究需要避免的。也許，未來的某一天，藉助大數據，類似於阿爾法式的機器人，就如它曾在圍棋比賽上戰勝天才棋手那樣，也能進行學術批評。但我還是相信批評的個體化與手工操作，不為別的，僅僅我們每個人不同的手紋，就可以告訴我們，批評還是要有個人的體溫。

但是，在高度工業化的當下，借用工業化的某個概念，來言說我們的學術研究，也未嘗不可。也是在這一點上，我願意如葛先生所言那樣，稱學術作品為一種產品。在這一前提下，產品之為產品的檢測線或說底線是什麼？不同的專業會有不同的底線，於批評家言，「自圓其說」便是批評家之為批評家的一條底線。

我曾看過很多批評文章，故作姿態，比如本文討論的話題，「批評是危險的，所以批評需要冒險」，就是最常見的一種。從傳播學角度看，如此姿態，有著放大的驚奇，當然好。但就學術言，這般姿態，基本無意義。因為，其「自圓其說」的底線，很容易被擊穿。畢竟，不是所有的批評都是冒險的，批評的質量也不是由是否冒險的姿態或行為而決定的。決定批評質量的只能是批評家是否能夠自圓其說的理論能力，而不是其他的什麼。

除了自圓其說，作為批評的文本，還必須成為文章本身。

批評家沈奇在和我討論藝術批評時，一再強調古人高舉的旗幟：文章千古事。他說，當古人喊出「文章千古事」的口號時，不意味著古人不主張西方求真、求實的學術精神，而是他們認為，世界是變易的，所有的「真」，包括所謂的「真理」，都不是永恆的，永遠正確的。在他們心中，永恆的只是善與美。所以，文章寫得是否美而不是真，便成了其是否可以創世的唯一理由。這也是范仲淹沒有去過岳陽樓卻寫出《岳陽樓記》並傳世的原因。當然，也是因為這篇並未求真的文章，范仲淹創造了自己的世紀。

經常看到有人譏笑「批評的無為」。其實，無為的不是批評，而是那些所謂的「批評」，沒有成為「文章」意義上的文本——無文，也無章。基於此，我很欣賞詩人出身的批評家的批評文字，比如西川。引一段他談論新詩寫作中為何總有「焦慮」的話：「自中國新詩發軔至今，傳統對於新詩寫作的意義一直處於懸空狀態。如果我們承認傳統對新詩寫作是一個坐標，那麼，沒能使之放射出它本可以放射出的光芒，其責任既在詩人，也在學者。我注意到目前已經有少數學者正在努力使中國傳統思想獲得現代詮釋，但就中國古典詩歌言，尚無人意識到使之獲得現代詮釋和現代複述的必要性，而這項工作在其他國家卻始終在進行著。」短短的一段引文，當然算不上文章。但是，即使如此，西川已經在「文」和「章」兩個方面，勾勒出了他《抹不去的焦慮——讀張新穎〈中國新詩對於自身問題的現代焦慮〉》一文的整體形象。這種形象，就是我所期盼的批評形象。

在批評實踐中，我迴避真理式的言說方式與姿態，不是迴避真誠本身。

之所以要迴避真理式言說，是因為我們揭開真理的面紗時，真理已經不是真理。但我強調真誠，尤其是對於自己的審美式真誠。德國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馬克斯·恩斯特描繪一座花園，畫作完成後，他發現自己把院中的一棵樹忘畫了。按常理，畫家應該修改自己的畫作。但事實是，他立刻拿起斧頭，砍掉了那棵真實的樹。表面上看，畫家的作品是不真實的，而就藝術創作言，這卻是真實之中的真實。對於畫家馬克斯·恩斯特來說，一棵已經視而不見的樹，還有什麼保存的必要嗎？無獨有偶，英國王爾德也說：「我們看見什麼，我們如何看見它，這是依據影響我們的藝術而決定的。」

在馬克斯·恩斯特虛幻而又真實的創作中，在王爾德主觀而又自我的言說中，我理解了批評，批評的方法、批評的意義。如果說，批評需要勇氣，需要冒險精神，那麼，也只能是馬克斯·恩斯特的這種「刪繁就簡」。

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記住，批評的有效性，不是因為我們手中有斧，可以如馬克斯·恩斯特那樣，看似很主觀地砍掉了園中客觀存在的、真實的「樹」，而是我們在「砍樹」時，依據了有關美學原則而進行了有效的主觀選擇。

事實上，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批評需要的不是冒險精神，而是學術積澱。首要的是學術思想，其次是學術方法，也就是上文葛劍雄先生談到的「學」與「術」。

中國的學術批評素有「不說破」和「繞路說禪」的手法。「不說破」，來自於密宗《金剛頂經》中的一句話：「此心法門一切如來秘密之要，慎勿輕爾為他人說破汝三味耶。」如此手法，最初當然也是傳播學意義上的傳播需要，後來卻有意無意地成了「微開其端，毋竟其說」的含蓄美學意義。而這種美學手法，也並非是因為由於某種顧忌或欠缺冒險精神而致。

所以，即使偶有王顧左右，也要具體分析，看看是不是一種美學上的「不說破」。

以天下為己任，士不可以不弘毅。作為批評家，當然不能缺少責任意識，當然不能不振衣獨立。可是，如果不搞清楚自己的美學依據，不知道自己是在哪裡說話，僅有批評的冒險精神，那就不是冒險而是冒進。

因為危險，需要冒險。而今日之危險，不是敢不敢，而是能不能的問題。普遍學術能力的欠缺，才是最大的危險。我當然知道「犯言直諫」是一種批評，也是一種冒險。不過，無論「犯言」，還是「直諫」，都首先是一種辨別是非的能力。即使是「負戈外戍，殺氣雄邊」的勇氣，也是一種能力。沒有使用「戈」的能力,負再多的「戈」，又有什麼用？

批評的姿態、批評的精神之外，還要談到批評的作用。儘管我們有傳統的「無用之用」的說法，也有泊來的「蝴蝶效應」，但對於批評本身來說，批評的有效性還是不能不提的話題。這方面，魯迅的批評文本，做出了很好的示範。在我看來，批評的有效性，雖然重要，卻不是母題。因為關乎批評是否有效的，還是本文一再強調的批評家的批評能力。所以，有關這個問題，本文不再深究。

學術，尤其是學術批評，首先是能力。沒有學術能力的批評家，空有冒險精神，又能做什麼？批評當然需要冒險精神，但是，任何一個風險行業，冒險之前都必須評估自己是否具備冒險的能力。批評也一樣。如果說沒有能力的冒險是一種耍流氓，那麼，沒有能力的冒險批評也是。假如這些基本的、有關批評的概念，都沒有理清的話，批評的有效性，也就大可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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