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華等：文藝批評應杜絕甜蜜的批評，呼喚真正的批評
甜蜜的批評與僵化的考評
孟繁華
孟繁華
鮑勃·迪倫獲得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再度引起了熱議。批評家陳曉明認為這是諾獎評委們的一次「行為藝術」；青年批評家徐剛認為：「諾貝爾文學獎從來都沒有眾望所歸的時候」，它「頑強地提示人們，在主流文學之外，它一直在關注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而這，對於我們今天面對的不斷『程式化』的文學形式與經驗，無疑具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這兩種不同的看法，來自同一所大學工作和出身的兩代批評家。他們不同的看法告訴我們，不僅諾獎評選結果引起文學界的巨大分歧早在意料之中，同時也告知我們，見仁見智的文學不會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標準。諾獎如此，對當下中國文學的評價同樣如此。如果是這樣的話，不同的意見就是正常的。評獎本質上是文學批評和文學經典化的一種形式，諾獎是國際公認的最權威的文學獎項，它的巨大影響力，使獲獎作品常常引發或帶動一種新的文學潮流，因此，諾獎具有鮮明的審美意識形態性。這是它引起廣泛關注的最重要的原因。爭議終將平息，而獲獎的作品未必都是偉大的作品。近20年來，有哪些作品還能讓人記住？即便是專業人士恐怕也會感到為難，這就是問題了。因此，諾獎並非是對文學作品的最終裁決。
但是，對於文學批評而言，它基本的評價尺度還是存在的。文學界內外對文學批評議論紛紛甚至不滿或怨恨由來已久，說明我們的文學批評顯然存在著問題。我們在整體肯定文學批評進步發展的同時，更有必要找出文學批評的問題出在哪裡。在我看來，文學批評本身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它整體的「甜蜜性」。當然，我們也有一些「尖銳」的不同聲音，但這些聲音總是隱含著某種個人意氣和個人情感因素，不能以理服人。這些聲音被稱為「酷評」，短暫地吸引眼球之後便煙消雲散了。因此還構不成對「甜蜜批評」的制衡或對手。所謂「甜蜜批評」，就是沒有界限地對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的誇讚。在這種批評的視野里，能夠獲得諾獎的作家作品幾乎遍地開花俯拾皆是。批評家構建了文學的大好河山和壯麗景象。而事實可能遠非如此。文學批評是要「好處說好」，但它是有空間邊界的。比如肯定一部作品的「好」，是在什麼樣的範圍內，是一個省、一個地區，還是全國或世界範圍內的「好」，這是非常不同的。我們是舉國辦文學，國家的經濟形勢好了，可以拿更多的錢支持文學創作和研討，這是體制帶來的「優越」。作家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到處走走，更多的作家有機會被研討和進行交流。但是，那裡也隱含另外一種訴求：每個地區都希望有自己土地上生長出來的作家作品，都希望有本土的文學光環和榮耀。它可以提高地區的知名度，文化影響力，甚至可以帶動地區的經濟發展。這非常可以理解。但是，它卻也會使文學批評不再那麼純粹，它的非文學的功利性一覽無餘。這是催發「甜蜜批評」生長的土壤之一。比如「×××流派」研究或研討，就是典型的偽命題。他們把這個流派說成一朵花，但細究其內容卻文不對題。它真正的意圖是虛構自己的「業績」或存在感。當代中國沒有文學流派，在統一的文學思想路線的指導下，哪來的文學流派？這種強行的流派命名現象和地產商圈地、地下融資圈錢是一個思路。
我們知道，肯定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是更難的。這種肯定是在比較中形成的。它需要批評家深厚的文學素養和廣博的文學視野，有恆久注視文學的耐心和犀利的審美眼光。需要批評家對「上游」的文學知識，比如中國古代文學；對「橫向」的文學知識，比如西方文學，都有一定的修養和積累。這樣，對作家作品的肯定才會可靠；當然，批評一個作家和一部作品也是困難的，它對批評家的要求與肯定一個作家作品是一樣的。這裡，誠實和誠懇的態度尤其重要。這是真正的文學批評，它和先劃地為界然後再命名的所謂「研討」或偽批評風馬牛不相及。「甜蜜批評」可以沒有要求，不要研究，只要是千篇一律的誇讚即可完成。我們在各種研討會上聽到的耳熟能詳的那些發言就是如此。在這種批評風氣盛行的環境里，文學批評幾乎沒有爭論，更不要說像樣的文學論爭。新世紀以來，批評界在「祥和」的氣氛里相安無事歲月靜好。
另一方面，真正文學批評的缺失，與我們當下的大學的考評機制大有關係。現在文學批評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高校。從事各專業的教師首先面對的，就是高校的各種評估。評估既包括個人，也包括專業。對當下包括評估在內的學術體制的反思和批判，應該說早已展開。有反思批判願望和能力的學者，發表了大量言之有物、言之有據的文章，希望改變當下的學術體制以及由此滋生出來的嚴重後果。但是，這些身懷學術理想和有責任感的學人的聲音，似乎剛剛發出就被濁浪排天的世俗聲浪所湮滅，很少甚至沒有人願意傾聽這種聲音。這時我們才真切地感受到體制力量的強大。強調學術GDP的評估機制，促使批評家發表文章為第一要義，只要發表能夠應對考評，其他都不重要。這種心態如何能夠寫出好的批評文章？在這樣的考評環境里，我們也大致理解了當代為什麼難以產生大批評家和有影響的文學批評理論。面對西方強勢文學帝國，我們只能跟著說、接著說，而難以對著說。當然，真正文學批評的缺失，還有許多重要的原因，需要更深入的探討。有些是我們可以言說和逐漸解決的，而有些則可能未必。因此，建立良好的批評環境，改變當下文學批評的狀況，我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站在真理這一邊
劉大先
劉大先
文藝批評在我們這個時代日益成為一種矛盾性的存在。一方面，承接著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遺產，它在20世紀曾經一度與形形色色的語言論、形式論、精神分析論、闡釋學、性別論、話語理論、新馬克思主義、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等結合，生髮出異彩紛呈、蔚為大觀的批評景觀，極大地改變了人們關於文藝的認知結構和知識范型，從而使得剛過去不久的紀元被稱為「批評的世紀」。但是，另一方面，當下的批評時常又成為令人尷尬的雞肋，人們會指責它似乎已經缺乏了19世紀直面文本與現實的勇氣以及有著明確價值立場的自信。
這種尷尬主要體現在普遍意識到的當下批評現狀已經逐漸發展成向三個方向發展的岐徑：一是批評家淪為推銷員式的表揚家，出於人情、圈子或者赤裸裸的利益交換而將自己變成了吹鼓手；二是由於刻板理論的生吞活剝和過度積累，在制度化的知識生產中炮製出遊離於具體文本之外的理論註腳和乏味講章，批評者的角色就如同大工業流水線上的熟練技工；三是那些自詡游離於「體制」之外的酷評者，包裝出「異見」式的言辭，以博得在對前二者不滿的人們那裡的市場。事實上，表揚家未必沒有自己的主張，只是有時候揣著明白裝糊塗，順水人情和稀泥；高頭講章製造者則陷在信息的泥淖中無法自拔；酷評者的劍走偏鋒則讓他走上了乖張邪僻的道路。這三種批評的表現都有著共同的問題，那就是批評的主體性的孱弱、缺失和扭曲。
主體性的彌散可能是20世紀下半葉之後的一個根本性的認識論轉向，即經過了語言分析、話語譜系、後結構主義的一系列熏陶和洗禮之後，人們已經很難確定不移地聲稱某種穩固的主體的存在了。知識分子在其歷時性的角色轉變中，從立法者成為了闡釋者，那種關於真理在握的自信心首先在思想體系內部被瓦解，與之同時並行的是他們在現實社會之中地位的移形換位。文藝批評者內在於知識分子位置這種整體性的變遷當中，到了當下尤為每況愈下，簡直從闡釋者變成了注釋者、反駁者和描述者，無論角度如何，都讓批評的角色隨之降低，變成了關於創作者和文本的附庸。這樣語言的浮沫和文本的贅生物，難以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批評，頂多是無足輕重的幫忙、幫閑甚至幫凶。
有識者其實一直都明白，真正的批評是一種對話、交流和創造，它不迴避表揚、倡導和頌讚，與此同時絲毫也不放棄批判、針砭和譏刺。它一定會樹立一種理想的尺度和標準，但從來不會固守在某個既定的、成型的價值之上，而是會根據現實與文本的雙重變革而進行調整、甄別和校正。這是一種對於真理的辯證激情：誰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獲取某種對於真理的認知，而總是在尋找的路途之中，在這個艱難的甚至永遠也無法完成的進行時過程中，不斷地對他者與自我進行辨析、論辯、剖解，在螺旋式的上升中一步一步接近真理。這裡的真理並不是某種抽象的教條，而是根植於社會和最廣大民眾的立場，著眼的是更接近美好的未來的導向。
別林斯基是個很好的例子。1835年，年僅24歲的別林斯基發表《論俄國中篇小說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說》，指出「批評的人物和對詩人作品的真正評價，非具有兩個目的不可：確定被分析的作品的特點，和指出它們使作者有權在文學代表者行列中佔據的位置。果戈理君小說的顯著特點在於：構思的樸素、民族性、十足的生活真實、獨創性和那總是被深刻的悲哀和憂鬱之感所壓倒的戲劇性的興奮。」他以一個青年的熱情高度地評價了果戈理是一位「高於時代精神」的作家，而將他尊為「文壇的盟主，詩人的魁首」。在他看來，藝術不應該是「裝飾」生活和「再造」生活，而是「現實的創造性再現」。基於這種對於真理性的想像，1847年他寫下了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對果戈理的《與友人書信選》一書中對專制農奴制妥協的傾向進行了憤怒的譴責，痛斥後者是「鞭子的說教者，無知的使徒，蒙昧主義和頑固專橫的擁護者，韃靼人生活風習的歌頌者……正站在無底洞的邊沿上」。此前的讚美與此後的批評並不矛盾，因為「涉及的不是關於我的或者您的個人的問題，而是一種不但比我、甚至比您還要遠遠高得多的事物：在這裡問題涉及的是關於真理、關於俄國社會、關於俄羅斯的問題」。在這個時候，別林斯基以不曾世故化的真誠，站在了探索社會與生命出路的真理這一邊。
別林斯基的批評，並沒有局限在文藝的內部，而是讓思想從文本溢出到社會層面，進而希圖為外部社會變革提供某種智力成果。而這種批評的勇氣、自信與實踐，來源於他自足的主體性，這正是我們時代的批評所匱乏的。我們的批評家在謹小慎微中已經喪失了對於真理的信念。那種審慎恰恰是真理在我們時代的處境——它在犬儒主義式的語境中已經被曲解為一種傲慢自大的僭越。看上去確乎如此，因為膽敢聲稱自己真理在握的可能除了上帝就是騙子，但這裡我們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那就是我們誤以為真理是一個結論，而事實上它是一個過程，是一種對關於人類美好未來和命運的理想性追求。所以，如果要想重塑批評的尊嚴，歸根結底在於走出個人主義的狹隘趣味，重新樹立關懷整個社會與人類的理想主義的勇氣和信念。
別林斯基
這樣說來似乎有些大言欺世的意味，不過如果批評者放棄了理想的追求而只是著眼於已有的知識與思想體系，那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批評者的題中應有之義就是要創造出尚且沒有的知識與思想。當然，文藝批評與社會批評、政治批評不同的地方在於，它通過對於美學力量的揭示來達成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粗暴、庸俗地用外在於文藝的衡量標準去肢解與專斷。這種批評的良性生態的形成，需要文藝創作者與批評者的相互理解與合作。文學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佳談，26歲的青年李長之出版了《魯迅批判》，對當時已經是文壇盟主的魯迅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批評，魯迅本人並不以為忤，反倒幫助訂正了一些失誤之處，並促成出版。這個事情中有一種對於文學和理想的純粹和天真在裡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都是站在了真理這一邊，雖然那種真理可能僅僅是局部的、暫時的，但他們的行動證明了他們走在了靠近真理的路上。
這個時候，也許我們應該反思一下批評的遺產和現狀，清理和揚棄20世紀紛繁複雜的理論潮流——它們大多成為知識體系的內部循環、生產與消費，這固然也是一種精神產品的積累，卻往往容易將手段當作了目的本身。重新回到19世紀批評那裡，我們會發現關於文藝的真理可能有著雖然粗疏卻來自生命體驗的激情，這種激情不僅僅要認識文本、改造文本，同時希望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接續起這個廣闊恢弘的理想傳統，也許是建立我們時代批評主體性的源頭活水之一。批評在知識、趣味之外，同樣要承擔起啟示與引導的意義，尤其在當下這樣一個價值觀淆亂、共識性分裂的時代，建構一種基本的批評共識極為重要。真理不畏懼試錯，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光明磊落地讓批評成為不斷完善過程中的一環。惟有如此，它才不再是附庸性的存在，而具備了無愧於民眾與時代的獨立價值。
批判性是文學批評的靈魂
張麗軍
張麗軍
文學批評為什麼沒有效力？為什麼今天的文學批評難見真正的批評？這已經成為一個較為集中和尖銳的時代精神問題，也是當代文學批評遭受很大詬病的癥結所在。我們不禁懷念1980年代那個文學創作與批評的黃金時代。那時候我們看到的一個非常好的文藝現象就是，很多青年學者、老教師還有一些學生會很真誠地坐在一起，探討問題。在討論的過程中，大家可能會爭得面紅耳赤，甚至在討論時會完全忽略對方的身份、地位，是前輩還是後輩，沒有那麼多的考量，他們考慮的首先是問題有沒有被討論到位，談得正確不正確，有沒有價值，有沒有獨特性。大家不會考慮你的話有沒有冒犯我。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文學批評氛圍。
但是，近些年來，我們發現文學批評的生態和風氣遭到了破壞。這有更深層的原因，而不僅是文學批評本身的問題。文學批評不是封閉的象牙塔，也受到整個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所及，誰也不願意說別人半個「不」字，或者別人說一個「不」字，好像我們就接受不了。大家都選擇明哲保身，做老好人。這同時也是縱容、或者說養成了一種容不得別人批評的聲音的風氣。一串串溢美之詞，一個又一個讚揚的「大詞」，讓有良知的、堅守底線的人大跌眼鏡，也讓整個社會文化界產生了一種疑問，我們的批評到底有沒有效力？批評有沒有作用？批評家有沒有「話語自律」，有沒有批評的「操守」？這讓我們意識到，如果我們的文學批評沒有了批判性這個維度的話，那麼它那種價值和功能就得不到呈現，批評本身的尊嚴也被剝奪了。當然，批評家的獨立人格的缺失是一個更內在的問題。
批評生態破壞的原因還在於人們對批評的誤解。現在我們好像一提到批評，別人就認為「你是不是在否定我？」「是不是在攻擊我？」甚至有時候會想到「文革」的扣帽子、打棍子。其實這是對批評極大的誤解。好的批評同時包含了對作家作品的同情、共鳴、理解以及更高的期待和要求。然而，人們對於批評的這種誤解使得文學批評有時候演化為一種負面性乃至是一種否定性攻擊。正如我們看到的一些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惡語相向，就差拳腳相加了。這種行為無疑會使得我們脆弱的文學批評生態更加惡化，令人們不敢發出真正的、獨立的、個性化的批評聲音。
事實上，對於文學批評而言，批判性是一個很重要的精神維度。批判性是文學批評的靈魂，是它內在精魂所在。學術研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你要有你的反思和批判，沒有這一點，學術研究的價值就大打折扣。當然，做學術研究要有理解，「理解之同情」是很重要的，你必須要到特定的語境中去理解那個人，理解那部作品，理解它的心。但是僅有這一點是不夠的，不能僅僅是認同。批評家還要提出自己的見解，要做一種客觀的切割，站在更高更遠的地方對作家作品做出審視。甚至可以說，文學批評的最高要求是做一種批判性的思考。批評家應提出它存在的問題，指出它的癥結所在，為作家的成長指明道路。這可能是批評更大的價值。對作家來說，這也是它最大的功能所在。
正如魯迅所說的，批評就是「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好處要肯定，但是它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說它和經典的距離，批評家要指出來，要提出中肯的意見來。現在我們恰恰把這一點忘了。大家可能都願意說好話，但是說好話是很容易的事情，難的就是說批判性意見。事實上，提出批評是很難的。作家也不要認為大家是在批評你，要知道批評的前提是你值不值得批評。你首先是一個大家，你做到一定程度了，大家覺得你應該有更遠的發展，更好的成就，大家才會對你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如果你是一個成長中的作家，那批評的工作就是「雪中送炭」，因為成長中的作家需要更多的鼓勵。
提出批評比提出讚揚更難，它可能會費上三到四倍的功夫，要看很多專業的書籍，查閱相關資料，還要自我審視：我批評的有沒有道理？批判性觀點是非常慎重的。所以批評是很難的，不要以為隨隨便便就可以對別人提出批評，那是一種誤解。批判性是文學批評的靈魂，沒有這一點它就實現不了文學批評的價值。這是衡量文學批評價值的內在尺度。
批判性的文學批評是一種獨立性的、創造性的工作。以往有人認為，作家創作作品是一種創作，而批評家是依附於作家的，甚至有人說是「吃作家飯的」。這恰恰是一種誤解。文學批評是獨立的，它同樣是一種創作性的工作，它並不依附於作家。文學批評是批評家獨立人格和精神的一種體現和需要，批評家的文學批評呈現的同樣是一個獨立的個體。這同樣也是一種創造。批評和被批評的雙方都是獨立的，都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批評家通過肯定、讚揚或者某種新的批評理念的提出，來建構他的藝術風格，確立他的存在方式。作家用創造來確定它的存在方式，而批評家是用他的批評話語、批評理念來確定一個批評家的存在方式。
批判性的文學批評是平等主體間的一種精神對話。批評家和作家是兩個獨立的世界，但他們通過文學作品的閱讀和理解從而建立了一種精神對話的關係，不是有的人認為的，要麼是「依附於你」，要麼是高高在上的，好像批評家說什麼就是什麼。批評家沒有戴著什麼冠冕，批評家和作家之間是一種平等對話的關係，是一種心和心的共鳴、呼應，呈現的是一種理解、支持和期待。這樣才能在一種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進行一種真正的內在的交流，這樣才能把作品的內涵給激發出來，把它傳遞給世界，從而對它作出獨有的闡釋。
批判性的文學批評是一種更高、更難、更宏闊的，指向未來的精神建構。相比較創作來說，它可能需要的努力更多。作家需要生活、需要積累、需要才華才能寫出作品來。對於一個批評家來說，除了這種生活的積累和才華之外，可能他還需要專業的學習。這是不可替代的。一個好的批評家，一個具有批判性的批評家，還需要一個文學史的維度。只有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大量的文學經典，你才能知道你的批評對象在文學史上是一個什麼位置，才能知道「這部」作品提供了什麼樣獨特的審美經驗，創造了一個什麼樣的獨特人物形象。只有通過這種專業訓練，批評家才能做出一種準確的、到位的評價來。所以批判性的文學批評是一種更高、更難、同時是一種指向未來的精神建構：不僅是評價當前的對象，更是對作家提供一種方向的指引，引導審美的風尚，引領作家的創作。這是文學批評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那麼，怎樣才能實現這樣一種具有批判性的文學批評？我覺得這首先需要批評家對自我的建構，特別是青年批評家。我記得我在做博士畢業論文的時候，我的導師逄增玉先生就說：「你們年輕人寫的文章都四平八穩的，年輕人一定要有銳氣。」這一點讓我深受啟發。我們現在的批評界，很多都是讓人看了覺得很「穩」的文章，缺少真正的、有個人獨立見解的、甚至是帶有某種偏激的文學批評。我們需要的好的批評不一定是面面俱到、八面玲瓏的，這可能恰恰是批評圓滑、世故的一面，太聰明了。我們需要的恰恰是不是「很聰明」的，具有獨立見解的，帶有批評銳氣的東西，是讓人覺得耳目一新的東西。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批評家要保持批評的銳氣和力量。參加工作後，當我決定寫批判性文章的時候，內心也是惴惴不安的，我的博士後導師吳義勤先生鼓勵說，就是學術對話和交流嘛。我們需要大力倡導說真話、有思想、有批判性的具有獨立主體人格的文學評論。
其次，建構一種有批判性的批評，還需要報紙和刊物等文學媒體刊物的大力支持。我們現在有些刊物就設置了一些具有批判性的欄目，比如說《文學報》就設立一些有獨立見解的「銳批評」，一定要是有批評銳力的文章才發。《名作欣賞》最近也設立專門批判性欄目，不要你寫得多好，但能成一家之言，有自己的獨立性的判斷、提供新的觀點就可以。雖然一些文章不一定完全客觀，但卻提供了一種探索的勇氣。文學刊物媒體的努力為銳力批評提供了一個可貴的精神空間。
再次，建構一種有批判性的批評還需要制度的保障。比如說為我們的作家、批評家提供一些制度的保障，禁止人身攻擊，來保證批評家能夠去說真話。方方敗訴後很多人都在為她聲援，我們的社會，包括法律應該提供一種制度的保障，讓大家有說真話的空間。
最後，學術會議也應做出相應的改變。我們現在有些學術會議，時間比較倉促，大家到了會上現翻書，說一通好話就走了。我們的學術會議規則完全可以改變一下，比如說就把開會的目的設定為「聽聽不同的意見」。這才能促進會議導向、文學批評風尚的改變。
建立一種良好的學術批評生態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也是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形成良好的學風、文風和會風，從而形成一個良好的學術批評生態，來促進批評家的成長，維護批評的獨立性，讓批評成為一種創造性的行為。讓批判性文學批評成為一種常態，才能讓文學批評具有尊嚴和價值，才能推進文學的良性發展，促進作家和批評家的良性互動，有利於整個社會精神文化生態的良好建構。（文/ 孟繁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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