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究竟有幾個是夠格的？

星球君很少分享長篇大論，

但這一篇，

雖然只是一家之言，

我看完後，還是很想分享出來，

跟大家有一個探討，

到底如何才是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

原題：做夠格的和很夠格的知識分子作者：閔家胤

為了對作者和讀者負責，我花了一年時間校訂位年輕譯者的譯文;其實自己也來日無多，但是我覺得這一年時間花得值，並且很愉快，因為我一直沉浸在豐富的學識和精彩的思想當中。本來校訂完譯稿也就完事大吉了，然而，實在是有若干感慨在心中難以釋懷，我相信，倘若作者依然在世，我寫信徵求他的意見他也會同意;再請讀者諒解，就讓我寫兩則感言附於驥尾吧。寫完後，我覺得這兩則感言有獨立發表的價值。

A·拉波波特(1911—2007)遺像(長公子Mr.Tony Rapoport 提供)

我的第一則感言是：中國知識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內，要不斷拓展自己的知識結構，提升自己的人格。李慎之先生曾說「顧準是一個夠格的知識分子。」這句話聽起來很平淡，然而仔細一想可就不那麼簡單，問題是1949年以後留在大陸的讀書人和大陸培養出來的讀書人究竟有幾個是「夠格的知識分子」。拿這個標準來衡量，我敢說，本書作者，阿納托爾·拉波波特，不但是一個夠格的知識分子，而且是一個很夠格的知識分子。

同他相比，我們當中沒有這樣一個知識分子：他在俄國出生，在那裡生活了10年，在美國生活了39年，加拿大28年，奧地利10年，阿拉斯加2年，波蘭，丹麥，墨西哥，印度和德國各1年。我們當中，誰有他這樣全球性的生活閱歷，誰有他這樣廣泛和深入的對俄羅斯、西歐、美國和加拿大社會的由直接觀察得來的實際知識?他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公民，而我們絕大多數人都囿於一國一隅，眼光和見識肯定就有差距了。

同他相比，我們中國也沒有這樣一個知識分子：他能自如地運用俄語、英語和德語這三種語言交談和寫書，還能閱讀意第緒語(猶太語)、烏克蘭語、波蘭語和丹麥語。譬如本書，他就是用俄語和英語兩種文字撰寫，兩種版本幾乎同時出版。有這樣的語言能力，獲取知識、進行交流和搞創作當然就便當了。試想我輩，就拿我自己來說吧，幾十年都在學外語，曾經把俄語學到能自如閱讀，可是，在耽擱10年之後，一學英語就把俄語慢慢完全撂荒了;英語三十幾歲才開始學ABCD，以後四十幾年，天天都花點兒時間在學，最後只落得事三倍而功半，勉強能敷衍應用而已。但我想問，五十年代都學的是俄語的一代中國讀書人，誰又比我強一些呢?須知，人類社會的文化信息庫，目前85%的紙質出版物和網上信息流都是英語，如果你沒能同這麼大的知識份額充分接通，你能說自己是很夠格的知識分子嗎?

同他相比，我們中國也沒有這樣一個知識分子：他屬於最重視文化和教育的猶太民族，從小接受家庭教育，奠定古典文化基礎。就拿閱讀托爾斯泰來說吧，他說自己4歲啟蒙用的是托爾斯泰寫的小故事，6歲開始閱讀托爾斯泰的文學作品，讀了一輩子，只要有空就讀。他把這位偉大作家稱作「我的第二個父親」。2000年，在他家小住的時候，我曾陪他到多倫多大學圖書館借《托爾斯泰全集·第44卷》，因而可以站出來做證。他怕自己的孩子不讀古典作品了，於是家裡從來沒有電視機;而他自己，十歲隨父母逃離蘇聯後，先是被送到美國芝加哥接受完備的中學教育，然後回歐洲的音樂之都維也納接受正規的鋼琴演奏訓練，最後在芝加哥大學4年內把科學學士、科學碩士和數學博士三個學位都拿下來了。古典文化、鋼琴、科學、數學，這麼大跨度的知識結構，著實令我輩讀書人羨慕不已。你再看，作為數學家和科學家，88歲的他還在加拿大首都舉辦面向全市的個人鋼琴獨奏音樂會，試想，我們的數學家和科學家當中，誰有這樣的藝術造詣，更何況還有本書透露出來的很深的文學修養和哲學思維?更何況，A·拉波波特在多倫多大學是教心理學的終身教授，還獲得過哈羅德·拉斯韋爾政治心理學傑出成就獎。

2000年，89歲的A·拉波波特照例在入睡前彈鋼琴。 (閔家胤攝)

此外，我們中國這幾代知識分子，參與過一門新學科創立的都很難舉出幾位，而本書作者參與過二十世紀出現的4門新學科的創立——操作主義哲學、博弈論、語義符號學和一般系統論。就拿我了解比較多的一般系統論來說。中國知識界熟知的是L·馮·貝塔朗菲創立了一般系統論，而事實上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準確的說法應當是，1954年L·馮·貝塔朗菲同時任美國科學促進會主席的經濟學家K·博爾丁，博弈論數學家A·拉波波特，神經心理學家P·韋斯共同創立了一般系統論。那一年他們四個人發起成立一般系統論學會(後改名為一般系統論研究會)，出版會刊《行為科學》雜誌，編輯出版《一般系統年鑒》，彙集每年在一般系統論領域發表的重要論文;並且，在隨後幾十年里，每年召開國際性的學術年會，不斷促進一般系統論的發展。事實上P·韋斯很快就退出了這項工作，不久K·博爾丁就去世了，而L·馮·貝塔朗菲在代表作《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出版之後四年，於1972年，也離開了這個世界。因此，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段里，一直在這門新學科里從事研究、寫作、組織和編輯的是A·拉波波特，因此他實至名歸地在1983年就被一般系統研究會授予終身成就獎。我曾在1994年組織翻譯出版A·拉波波特撰寫的一本《一般系統論》，遺憾的是是在外省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只印了1000冊，因此中國知識界沒有多少人讀到。希望隨著本書的出版發行，中國知識界能有更多的人認識A·拉波波特這個為一般系統論的創立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認同他的系統思維。通過閱讀這本書，學習他的科學精神，學會心平氣和地，相互尊重地用系統思維討論問題。

作為一個很夠格的知識分子，A·拉波波特有他自己獨立的人格、擔當和情懷。剛成為年輕的鋼琴家和數學家，面對世界法西斯主義的猖獗，在被授予數學博士學位的第二天，他就穿上軍裝走向二戰戰場。跟同時代許多歐美知識分子一樣，他也曾經受到世界革命大潮的裹挾，憧憬過布爾什維克開創的共產主義遠景，加入過美國共產黨，可是他很快就從自己遭遇的「喀琅施塔得」當中清醒了——在李森科的科學叫囂和斯大林對反對派的公審之後，他退出了共產主義運動。他對資本主義也有獨立的分析和判斷，晚年的政治傾向是民主社會主義。儘管10歲就離開了俄羅斯，然而，A·拉波波特始終把這個國家當做自己的祖國，懷著從未割捨的家國情懷，注視著它的歷史進程，並把生命的最後幾年獻給對「俄羅斯靈魂」的分析。此外，作為一個世界公民，A·拉波波特時刻關心人類命運。他是個和平主義者，中年以後，他花很多時間研究戰爭與和平問題，並且，在本書結尾處，他討論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人類是否能通過對真善美的一致認識走向統一」。

同這樣一個很夠格的知識分子相比，跟他同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立刻顯得相當可憐。先是五四運動同傳統文化斷裂，繼而中體西用只學皮毛不學內在精神，五十年代又割斷西學全盤蘇化，院系調整後辦專科大學，文理分科造成知識面更加狹窄，十年文革砸爛封資修黑貨，上山下鄉培養出一代半文盲，新時期高考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肯定是一大進步，可是應試教育又讓新一代都成了從小就戴上眼鏡的人格萎縮的考試機器。拋開社會和政治層面不說，單就知識層面而言，你不覺得二十世紀一代一代的中國讀書人被折騰得很可憐嗎?在世紀的終點終於冒出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傑出人才」依我看就是這裡講的「很夠格的知識分子」。怎麼辦?現在還活著的知識分子只能自強自救，不斷拓展知識結構，不斷提升自己的人格;未來寄希望於文化體制改革減壓，教育體制改革鬆綁，留學歸來一代開啟新風，最後就得靠有見識的家長，像A·拉波波特的父母一樣，給孩子安排跨國上學和通識教育——不局限於培養專才，而是著意於培養通才;專註孩子的素質教育，而不是只盯著考試分數。

清晨，A·拉波波特完成一天主要寫作任務後同閔家胤合影。(2000年，A·拉波波特夫人攝)

我的第二則感言是：俄國的知識分子和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去文藝腔」的問題。這個問題源自前些年熱過一陣兒的一本書《中國不高興》。由於跟作者當中的一位黃紀蘇是朋友，於是我有幸獲得一冊。通讀之後有兩個收穫：一是知道了他們幾位的路數，二是學到一個說詞兒——「去文藝腔」。他們的意思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文革十年先造反然後又上山下鄉的一代，由於數學、邏輯和自然科學訓練欠缺，沉迷小說、詩歌、電影和歌曲這類文藝作品，缺乏世界歷史知識，對國外現狀一知半解，故其言談和寫作認識表淺，思維混亂，不講邏輯，缺少分析，徒有華麗的辭藻和激昂的感情，直至為掩蓋自己的貧乏而操持油腔滑調的痞子腔。這種「文藝腔」不能適應中國崛起後的大國擔當，所以他們認為一定要儘快去掉。

他們無疑是抓住了一個很有價值的重要問題，而我在校閱A·拉波波特《同三個俄羅斯人的對話》這部譯稿的過程中，常常想到的是要提升這個問題，把它上升成「俄國的知識分子和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去文藝腔』的問題」。

先說俄國的知識分子。俄羅斯是只有1100年歷史的斯拉夫民族，地域惡性擴張但始終處在相當封閉的狀態。沒有經歷改變西歐社會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三場運動，他們就沒能走出中世紀;或者，像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金燦榮2014年在中央電視台做節目時講的：「我跟許多歐美學者接觸，發現在他們眼裡俄羅斯就是農村，俄國人就是鄉下人」。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從莫斯科遷都聖彼得堡，俄羅斯才開始接近和學習西歐。這個民族自命不凡但他們的天才畸形發展。他們出軍事家，出革命家，出科學家。他們在音樂、繪畫、芭蕾諸領域創作的奇葩異果在世界享有崇高的聲譽。最獨特的是，他們的文學出奇地發達，普希金、萊蒙托夫、克雷洛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契科夫、高爾基、A·托爾斯泰、奧斯特洛夫斯基、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這是一長串褶褶生輝的名字，都是具有世界聲譽的文學家。更奇怪的是，他們的哲學出奇地不發達，連一個著名的哲學家都沒有，更不要說什麼世界影響了。別利斯基算得上是個思想家，就連他也是通過對文學作品發表評論來闡發自己的思想。這種文化傳統延續下來，二十世紀末導致蘇聯解體的思想解放運動，仍然是文學家打頭陣，代表人物就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寫《日瓦戈醫生》的帕斯捷爾納克和寫《古拉格群島》的索爾仁尼琴。文學，當然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和廣泛的群眾基礎，可是要靠文學作品支起民族的精神大廈，靠文學作品為社會指明方向，靠文學作品解決本民族的歷史反思、文化批判、思維方式改變和價值重建這類重大問題卻是不可能的。質言之，文學家可能做社會的良心卻不可能做社會的大腦。

「托爾斯泰代表俄羅斯文學的廣度，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俄羅斯文學的深度」，這是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然而，本書作者，俄羅斯出生的猶太學者A·拉波波特，在離開俄羅斯並在歐美生活大半個世紀之後，用他的閱歷和觀察，用他的數學和科學知識，用他的邏輯思維方式，用他的系統思維方式，回望祖國並同這兩個虛擬的俄羅斯文學泰斗對話，儘管仍然尊敬和熱愛他們，可還是不得不指出他倆思想的陳舊，這裡，只需提到托爾斯泰對西歐文明的抵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命定擴張說」的痴迷就夠了，其餘，讀者可以自己到本書當中去品味。再看被譽為「俄羅斯的良心」和「又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索爾仁尼琴。儘管他畢生同專制主義和暴政鬥爭並受盡折磨，可是，當他經西歐來到美國後，又毫不留情地批評自由主義，痛斥庸俗的物質消費主義，而在蘇聯解體後恢複名譽榮歸祖國，他又大罵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毀了蘇聯，呼籲「回到俄羅斯的傳統」。可是，這「傳統」是什麼呢?他也說不清楚，所以只能跟普京惺惺相惜，一起倒退回雙頭鷹國徽、新沙皇、東正教和命定擴張說。在我看來，索爾仁尼琴顯得昏頭昏腦，普京顯得昏頭昏腦，整個俄羅斯民族顯得昏頭昏腦，原因是他們，借用美國總統奧巴馬說普京的用語，「缺乏理性」，於是就難免原地打轉轉。你說，俄羅斯知識分子不補上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改革的課程，不「去文藝腔」，不增強哲學理性思維，他們能引領自己的民族走出這怪圈嗎?

2007年，在人生的終點，96歲的人瑞A·拉波波特還在演歐洲古典音樂。(長公子Mr.Tony Rapoport 提供)

再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們有5000年一脈相承的文化傳統，儘管有爭論，或只有3700年——從發掘出來的商朝的甲骨文算起。然而，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在周朝封建制演化到春秋戰國時代，在人類所有民族當中，唯中國出現了可以同古希臘媲美的哲學繁榮——諸子哲學，百家爭鳴。然而，自從西北邊陲的蠻族秦用武力終結封建制，統一中國-中央集權-確立皇權官僚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焚書坑儒實行文化專制主義，接下來漢承秦制又獨尊儒術，中國被稱為「士」的知識分子的理性思維和精神創造能力就被壓制住了。代之而起的是兩漢經學，印傳佛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和清代考據學，雖然不能說沒有任何學術進步，但是絕沒有先秦諸子的精神氣象了。在科舉做官、文字獄和儒道釋三教合流的社會環境下討生活中國士人，絕大部分走向古代的「文藝腔」：書法篆刻，寫詩填詞，遊山玩水，琴棋書畫，松竹蘭梅，古玩戲曲，散文小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受西歐和俄羅斯影響，中國知識分子走向近代的「文藝腔」：白話的詩歌、小說、戲劇這些文藝形式發達，成為中國新文化的主流，魯郭茅巴老曹——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這些文學家是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而上世紀的中國革命則一直是在群眾性的朗誦詩歌、唱革命歌曲、演話劇、放電影、打腰鼓、扭秧歌和喊口號當中高歌猛進。1949年建國後，經過反右和文革兩次對操文藝腔的革命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摧殘，這近代的「文藝腔」便蛻化成當代的「文藝腔」，《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講的那種等而下之的「痞子腔」。

我認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有必要「去文藝腔」，因為非此他們不能理性地認識自己，不能理性地認識中國，不能理性地認識世界，因而不能完成中國的新啟蒙運動，弄不好還會令中國重蹈覆轍和再遭劫難。回望上世紀的中國知識界，我認為只有兩個人基本上是是始終明白的明白人，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張東蓀，而恰巧倆人都是留洋的哲學博士：前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後者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哲學博士。其他人，對不起，就像A·拉波波特在本書中講俄羅斯的知識分子那樣：由於不懂哲學，於是「在德國哲學面前表現得過分恭敬，像個小學生」;我還要補充說，由於哲學修養和科學訓練都不足，中國知識界還長期地非常幼稚地把黑格爾辯證法當牛頓力學三定律使用，最後把辯證法簡單化成「鬥爭哲學」。即便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主將魯迅，後半生不也接受「階級性」否定「人性」而寫出「賈府的焦大是不愛林妹妹的」這樣的昏話嗎?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必要「去文藝腔」，還因為舍此他們不可能以「己之昏昏」而令「人之昭昭」;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知識界必先完成自身的啟蒙然後才可能完成全民族的啟蒙——毛澤東有一句話說得很對，「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在農民的汪洋大海當中，只有一兩個知識分子是明白人是不夠的，國家會繼續浸泡在農民小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的浮躁騷動中。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中國的「文藝腔」到底有多嚴重，跟歐美有多大差距，我想再舉幾個淺近的實例。法國高考作文都是哲學論題，譬如《擁有選擇權是否就意味著自由?》、《所有信仰都與理性相悖嗎?》。幾年前，美國廣播公司ABC電視台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同四個兒童舉行圓桌會議，主持人問：「美國舉債欠中國人很多錢，怎麼辦?」一個六歲兒童脫口而出：「到太平洋那邊去，殺光中國人!」這著實讓某些中國人怒不可遏，雖然承認「童言無忌」，但還是對節目大加撻伐，要求主持人賠禮道歉。據說，該電視台的主持人，還曾經讓四歲兒童辯論這樣的問題：「在1945年，假如你是杜魯門總統，你會下令對日本投擲原子彈嗎?會，為什麼?不會，為什麼?」再看我們的電視台，成人智力搶答節目，主持人：「請聽題：九華山在中國的哪一省?它的主峰有多高?」「請聽題：《水滸傳》中的一員女將，是菜園子張青的媳婦，她叫什麼名字?」這簡直是在培養弱智!兩相對比，你自然知道差距有多大。

參照兩個世紀以前歐洲的啟蒙運動，我認為中國的啟蒙運動最正確的思路是回到春秋戰國時代，回到諸子百家，重新培養和發展獨立的哲學思維。這當然不夠，還要閱讀和藉助西方哲學。僅就閱讀而言，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只讀希臘神話不夠，還要讀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只讀莎士比亞不夠，還要讀休謨和洛克;只讀巴爾扎克不夠，還要讀孟德斯鳩和盧梭;只讀歌德不夠，還要讀康德和尼采;只讀馬克·吐溫不夠，還要讀皮爾士和杜威。否則就學偏了，只有文學感性而無哲學理性。在當代新的歷史條件下，只有哲學理性還是不夠的，還要有科學精神、科學訓練、科學知識以及科學思維方式。深入學習科學史和閱讀優秀科普讀物不失為簡便易行的方法。只懂高中物理課講的力學和電學遠遠不夠，還要學習和掌握二十世紀的科學革命的成果相對論、量子力學、分子生物學、大爆炸宇宙學和系統科學的基本知識。假如中國有一批打破學科界線，學貫中西，文史哲不分家，既有哲學理性又有科學修養，甚至還有藝術修養的，像本書作者A·拉波波特這樣夠格的和很夠格的知識分子，那麼中國人的思想境界就會變樣，「錢學森之問」就會有答案，傑出人物就會湧現出來，否則就只能是繼續操「文藝腔」混日子和打混仗，並讓歷史還是在原地循環;或者像章詒和女士不久前說的：「搞了這麼多年，怎麼上頭還是慈禧垂簾聽政，下頭還是義和團?」

本文作者：閔家胤 來源：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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