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條人：問題出現我再告訴大家
在「五條人鐵脯粉第一次鄉試」的考卷中，阿茂出了一道簡答題：「如果五條人的新專輯完全以粵語和英文演唱，是否能在主流市場流行開來並走向國際化？請簡述和分析原因。」
五條人：問題出現我再告訴大家
文 葉三
1
2016年6月5日，廣州大雨。鷺江商貿樓二樓的琴房，仁科和阿茂正在排練。
這是一間十平米的正方形小屋，沒有窗。阿茂擰亮夾在架子上的閱讀燈，光射向天花板；四周的牆壁工整地釘著紅白藍三色橫條紋的塑料袋，那是仁科和阿茂用一天完成的裝修。起初他們買來隔音材料貼在牆壁上，「估計甲醛超標」，阿茂說，「裝完後屋裡臭得進不去人」。
這二樓原本是個大排檔，每個小屋都是個鋪位。大排檔倒閉後，鋪位被改建成聯排單間，不少廣州搖滾青年租來做排練室，月租1000元。
雨打在鐵皮屋頂上，造成紊亂的鼓點。吉他、貝斯、鍵盤、手風琴、鼓和音箱站著，效果器攤在腳邊，音頻線整齊地掛在牆上。仁科和阿茂拿起琴，擺好架勢。此時屋裡剩餘的空間大概還能容下一隻貓。
「他是個畫畫的，他是個畫畫的，手筋斷了你讓他怎麼畫啊（《走鬼》）？」合著雨聲，抱著吉他的阿茂在唱。他們的現任鼓手小宇在深圳，架子鼓後面的凳子空著。唱到副歌，仁科停下手風琴，前跨一大步，倒拿鼓錘加上一串鼓點——在結尾，他乾脆將鼓錘丟向他夠不著的軍鼓，補齊最後一拍。
大股大股的雨水絞成粗麻繩，不管不顧地澆下來。一個濕漉漉的青年背著貝斯在走廊上經過仁科和阿茂。他們同時丟掉煙頭，相互點頭問好。隔壁是個重金屬樂隊，阿茂笑眯眯地介紹道，這裡隔音太差，「他們一開始排練，我們就只能休息了」。
2009年，一張名為《縣城記》的唱片讓人們認識了這兩個用海豐話寫歌唱歌的青年。初版《縣城記》的CD裝在大信封里，信封內還有個戶口薄，紅色封面一本正經，內有仁科和茂濤（阿茂）的履歷和照片——仁科細瘦，阿茂精壯，兩人都是南洋青年的典型面孔。唱片的歌詞印在一張假報紙上，「縣城記」三個大字下面八字真言：「立足世界，放眼海豐」。他們的音樂古怪而才氣橫溢，像莽莽大地上忽然綻放出的一朵奇葩。那一年，五條人被譽為「廣東民謠音樂圈最大的驚喜」。
「條」在粵語中常被用為量詞。名為「五條人」，《縣城記》出版時，這個樂隊只有仁科和阿茂，共計兩條。關於樂隊名字，仁科有各種各樣的說辭，最為文藝的一個是，這個名字出自杜可風的電影《三條人》。
看《三條人》是在2005年，那時19歲的仁科和24歲的阿茂一起住在石牌村。
石牌村是廣州138個城中村裡最大、歷史最長的。它位於繁華的天河區中部，周圍是CBD的高樓大廈和商業街。進得寫著「石牌」的牌樓，右手是池氏大宗祠；再往裡走，視野驟然收縮，目光所到之處全是樓。樓與樓之間距離不足一米，開窗便能貼面，當地人稱石牌村的樓為「接吻樓」。抬頭，密密麻麻的樓群之上不見天光，樓與樓間，一百多條羊腸古巷網羅無數商鋪、小飯館、燒烤攤、理髮廊、診所、修鞋鋪、碟片店、租書店、成人用品商店……這裡的空氣滋味曖昧，混雜著花香，飯菜香，泥土氣，汗味兒，還有各種生肉和熟肉的腥味兒。
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內住著五萬多人，人均居住面積1.3平方米。居民絕大部分是外來戶，他們之中有學生、IT從業者、「走鬼（擺地攤）」的小販、站街女、作家、酒鬼……當然，還有音樂人。
在搬出石牌村的時候，廣州音樂人王磊寫過一首《石牌村》：「我樓下是防盜門的加工廠/生意特別好/聲音特別響……天剛蒙蒙亮/困意上了床/太陽是希望/白日真緊張。」來到廣州的第二年，仁科和阿茂一起住進了石牌村。大半年後，仁科一個人租了個月租300的單間，有時候他會在六樓的天台上俯瞰這個城中村落，彈著吉他唱歌。
2006年，盤古樂隊的前貝斯手李文楓作為監製，將仁科這個時期的作品收錄進仁科的第一張個人專輯《春就很好聽了》。李文楓也曾是石牌村的居民。
十年之後的夏天，石牌村傳來消息，改造計劃又一次被推遲了。雨下起來的時候，池氏大宗祠的門口南方花朵開得恣意，年輕的姑娘撐起了雨傘，看宗祠的大叔們正在乒乓球台上激戰。接吻樓的牆壁上，房屋出租廣告仍然貼得里三層外三層。
仁科和阿茂結束排練的時候，雨已是尾聲。他們斯文的牛仔褲和帆布鞋都還乾乾淨淨的。阿茂將吉他收入琴盒，背上帆布包，擺手召車，回他大學城的住所去。而仁科沿著新港西路，一路向西。「我喜歡走路」，他說。
在博爾赫斯書店，仁科買了一本吉爾.德勒茲的《運動-影像》。他熟練地在扉頁上蓋上博爾赫斯書店的鋼印。收款台旁邊的書架上擺著菲利普圖森全集，封面是仁科的女朋友設計的。其中一本《急迫與忍耐》的封面上，一個人安詳地躺在遠去的公共汽車旁，雙手放在胸前。仁科說他是這幅畫的模特。
仁科雙子座，他說自己眼下29.7歲，還沒有人到中年的感覺。來了廣州近十年，他似乎活得很得章法。指著路過的學而優書店，他說他有打折卡。又指著不遠處的一家老牌酒店，他說他每天都去酒店裡只對賓客開放的泳池游泳。「我有辦法」，他平和地解釋。雨已經完全停了，他決定散步回家。夜幕降臨到廣州，路口此起彼伏亮起了燈，他左右望望，倏忽消失了，既像是一滴水，也像一尾魚。
仁科、鼓手小宇和阿茂在排練室中。
2
仁科生於1986年，阿茂生於1981年；兩人都在少年時期隨家人遷居到海豐。
2003年，阿茂已到廣州兩年，靠賣打口碟為生。從中學開始，他就在聽哥哥大茂從廣州帶回的唱片，國內的崔健、祖咒、舌頭、盤古；國外的平克、槍花、涅槃；各大牌搖滾樂隊還有港台音樂，阿茂混起來，什麼都聽。開始賣碟之後，他也聽自己進的貨，除了英文唱片，還有阿拉伯語的、法語的、西班牙語的，各種小語種都有。剛開始寫歌時他用普通話，歌詞叛逆又稚嫩，多是「我的兄弟，我明天要走了」之類。
忽然有一天，在買菜的路上，阿茂哼著一個旋律，發現自己自然而然地用海豐話唱了出來。
阿茂的哥哥大茂有個朋友網名「區區500元先生」。500元先生比阿茂大4歲，當時在海豐中學當美術老師。有一次在廣州，阿茂跟500元先生聊天，提到他寫的海豐話歌曲，說打算在街頭唱著玩玩，500元先生聽了說，那乾脆搞個大型的，聯繫一下其他有寫歌的本地人，搞一個「首屆海豐原創音樂會」。
那個時候，仁科16歲，在工藝美術班裡學畫畫，老師告訴他，拿畢業證要交五十塊錢。他說：「還要五十塊？那我不要了。」 聽到「海豐原創音樂會」的消息，又聽到500元先生說「只要是自己寫的歌就可以參加，什麼歌都行」，仁科馬上躲進房間去練吉他。
報名來參加音樂會的人不少。演出場地在定在文化局的門口，當時文化局的領導說，過年做這種活動是人民喜聞樂見的好事，節目可以搞得豐富多彩一些。另外，歌詞要交上來審查。有一首歌叫《海豐雷鬼》，某領導看了說：「過年過節的，雷鬼這兩個字看著很不吉利，改個名字。」500元先生告訴他，雷鬼嘛，就是海豐天上的雷公……其他不知道歌詞的歌500元先生就現場瞎編歌詞，或者寫「純音樂」，報上去。
大年初三，海豐原創音樂會如期舉行。海報是500元先生和朋友們用廣告顏料手繪的，貼得滿街都是，像牛皮癬；音響設備也是500元先生四處搞來的。文化局的老式樓大門寬敞，門口兩隻大柱子，幾級台階，台階上就是舞台。怕社會上的人搗亂，公安局還派來一隊人坐鎮。
文化局在海豐的主幹道旁邊，趕上過年，路過的年輕人、中年人、阿公阿婆、摩托車、小孩貓狗，聽見熱鬧，又發現免費，都忍不住停下來看看。阿茂的演出曲目中有一首叫《高等教育》，那是他在華師大宿舍里寫的歌，最後一句是「高等教育狗屁狗屁！」一聽這個，全場興奮地一起高喊「高等教育狗屁狗屁！」還有觀眾衝上舞台一起唱。 500元先生在台下捏了一把汗：「幸好是過年，要不然被人舉報我們就慘了」。《高等教育》唱完，觀眾大聲問：「怎麼樣快演完了吧？後面還有沒有？」一邊吵一邊往台階上擠，包圍著舞台的圈子越來越小，觀眾和演員混在了一起，幾乎面貼面，場面極為混亂。在阿茂後面上台的仁科看著，心想這還能演嗎？——500元先生一把拉過他說「到你了，趕緊去！」
這場音樂會讓仁科認識了阿茂。在他們的記憶中，那是一場很成功的演出。
那一陣子，仁科不上學也不上班，每日在家畫畫彈琴，還有就是跟一個叫楚雄的朋友聊天。
一天，500元先生從海豐中學下班回家，在路邊看到一張賣刻錄CD的手繪海報，聯繫人就是楚雄。楚雄認識了500元先生，經常去找他借書讀。500元先生對楚雄的感覺很複雜，在他看來，楚雄是個理想化的人，「而且是一種很混蛋的方式」。楚雄博覽群書，酷愛思考，也是個搖滾迷；他吉他學得不錯，但總是對自己不滿意，也看不上其他所有的吉他手；他與家人關係惡劣，向很多朋友借錢以維持生活。500元先生說：「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很多東西說不通，但是他的整個理論系統還挺完整的。如果用理性的方式跟他聊天，會覺得是跟一個瘋子在聊。但是我很尊重他的思維和他的世界。」
仁科在500元先生家裡認識了楚雄。楚雄推薦大量的音樂、小說和詩歌給他，讀完聽完，兩人認真地討論「哪裡好」和「為什麼好」。除了文藝，仁科還會和楚雄聊哲學，聊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具體問題和形而上觀念。「有時候聊到早上八點鐘，不睡覺，那時候不睡覺也不會困。」
兩人聊天的地點經常是海豐烈士陵園。有一次，他們聊到裸奔，仁科說他覺得要考慮到身材，「如果身材好一點，可能我會裸奔」。楚雄說，你這樣想錯了，裸奔的點不在這兒，真正裸奔不會考慮身材。為了證明他的觀點是對的，他馬上站起來把衣服脫掉，在烈士陵園裡走了一圈。「很醜，他的身材。」仁科說。「當時聊了很多，他的觀點我不一定所有都同意，也不一定所有東西馬上都懂。但是他唯一跟我很強調的一點就是人不能假，一定要真。」
有的時候談話密度太大，仁科會跟楚雄說，我太累了，不聊了，我們一個星期別見面。二人就不見面。除了仁科，海豐沒有人會跟楚雄聊天。
仁科說，楚雄是個很聰明、很頹廢又很絕望的人，「他給我灌輸了很多知識」。在16歲的年紀，與這個朋友的高強度交流為仁科許多本質上的觀念定了調性，譬如，「生活是沒希望的，這就是命運」。在之後漫長的歲月中，仁科經常想，如果現在跟楚雄聊天，肯定兩個人會聊得更好。
2004年，認識楚雄八個月後，仁科決定去廣州投奔阿茂，「我要走了，還經常給他打電話——不是給初戀打電話，是給他打。當然那時候也沒有初戀。」
仁科有個同學哥哥是開黑車的，雙層卧鋪大巴從海豐到廣州，走國道要走六個半小時。同學想去廣州玩，仁科就跟著，他根本沒告訴這個同學，他到了廣州就沒打算回來。前一天，仁科住到了同學家裡，身上帶了140塊錢。仁科的油畫顏料還剩不少，一瓶十多塊錢賣給別人，湊夠了這筆錢。他跟爸爸說還要點錢，但家裡一分錢都沒有。臨走那天晚上，爸爸有點不好意思，出門買了一袋香蕉給他。
第二天早上六點鐘，在烈士陵園門口，仁科拎著一袋香蕉上了車。
500元先生最後一次見到楚雄，是好幾年之後在海豐的麥當勞。在廁所旁邊別人最不喜歡的位置，楚雄和一個女孩面對面坐著，什麼都沒點，「好像在談理想」。聽說他曾經去了好幾個城市打工，也去過蘇州的一個酒吧駐唱，但是經常和別人合不來。
離開海豐後，仁科和楚雄緩慢地失去了聯繫。仁科在廣州，楚雄去找過他兩次，仁科將這事兒寫入了《瘋馬村永恆的一天》。「從前你們都說楚雄他瘋了/他居然跟馬在賽跑……今天楚雄來石牌唱歌/戴著墨鏡身材高大/他和我們不一樣/ 唱著最美麗的歌謠」，第一段之後，歌詞變成了唱名。「拉西都米都西，拉西都米都西」，在輕快的手鼓伴奏中，仁科悠然而認真地唱完了這首歌。
原陳炯明「將軍府」，現為老幹部活動中心，海豐。攝影：梅二。
仁科和阿茂在廣州石牌村住所，牆上是仁科的畫。2005年。攝影：雲勝。
3
仁科在廣州落腳的第一站，是華師大小北門附近阿茂的住處。「很好，第一個月免租。」仁科說。
阿茂高考考得不好，又不想復讀，就在2001年來了廣州，投奔他在華師大讀書的哥哥大茂。最初的一年半，他住在華師大的男生宿舍里，混大學裡的的的各種電影課程，還義務參與了華師大甘小二老師的電影拍攝。之後阿茂想著應該掙點錢，於是開始賣打口唱片，檔口設在華師大西門的斜對面。
仁科有兩個舅舅在廣州打工，一個賣手機，一個賣傢具。家裡人想讓舅舅們給仁科介紹工作，到了廣州，他給舅舅打電話。三天後，一個舅舅來和仁科見了一面，給了他200塊人民幣做本錢。阿茂想，自己在賣打口碟，不能讓仁科也賣，「這樣會搶生意，打架也不好」。於是建議仁科去賣盜版書。
仁科的攤子擺在阿茂旁邊，挨著賣，不衝突。第一天仁科就賣了一百多塊錢，生活問題解決了。
那個時候，仁科和阿茂一起住在一套只刷了牆壁的毛坯房中。兩室一廳中的廚房也被用作房間，常住人口五個，峰值時期達到十人。一夥年輕人滿屋亂睡，天氣熱的時候，大家一塊兒睡天台，睡到早上太陽曬屁股時起來，想做生意就出去轉轉，大多數時間還是一起胡玩。家裡有幾把質量很差的吉他，隨便誰都能撿起來彈一段，唱一會兒。「那時候如果有人提出，我們搞一個樂隊發展發展，」仁科說，「肯定會被笑死。」
2004年夏天，賣打口碟攢了500塊錢，阿茂夥同一幫朋友出門遠行。在天河立交橋下，十個朋友每人花80塊買了一輛二手自行車。阿茂個子高，車矮，他把車座鋸掉，再用電焊增高，騎上試試，「舒服了一點，出發」。
十個人的出行計劃是一路騎到雲南。「我們什麼也沒帶，沒錢，沒睡袋，每人就帶一件厚衣服，就十個乞丐的樣子。」白天使勁蹬車，晚上睡停車場，用洗車的水龍頭洗澡。騎了五六天，一行人終於出了廣東省。同行的朋友里有幾個是學生，到陽朔，他們掏出學生證，到教育局的科室里睡了一覺。
到了陽朔，由於意見不一致，團隊分裂了。五個人往回走，阿茂和另外四個人繼續前行，騎到三江，二手自行車壞得差不多，實在騎不動了。阿茂改坐火車從桂林出發，坐十幾個小時到昆明，再轉到他喜歡的大理。「那是我第一次坐最破的綠皮火車，幾十塊錢，髒得一塌糊塗。現在想起來都可怕……青春無悔。」阿茂把單車放上另一列火車運回來，交給留在廣州的仁科。
這次出行仁科沒有參與。他當時的理由是「我在廣州也是旅遊的狀態，在一個陌生城市街上走，和我在廣州街上走是一樣的——實際上是沒錢。有錢就去了，沒錢要想各種邏輯，來說服自己這是對的。」仁科邏輯很多。
阿茂出發的那天，仁科目送他們到了火車東站，心想：「這幫人走了，廣州就屬於我了。」
仁科賣盜版書，自己設計了一個很大的書包，裡面放書，城管一來他不跑，鎮定地站在原地，把書包起來。結果某日，他的包和書一併被沒收了去。他跑去城管樓想把書包要回來，無果。「剛好我那天下了重本，拿了很多貨，全部被收了之後，我就覺得差不多了，手頭沒錢，這個事情就結束了，因為我不是要靠這個一路發展的。」阿茂奮力蹬車的時候，仁科佔領了阿茂留下的市場空白，把阿茂的打口碟拿出去賣，「但是我沒坑他，賣一張分他一半錢。」
四輛自行車回到廣州，仁科帶了個哥們兒，一個人踩兩輛從東站騎回來，完成了阿茂的冒險。仁科說：「這個，以後我要拍成電影。」
阿茂回到廣州後，打口碟的生意更上一層，他成了發貨的上家，有了更多的空閑，他和仁科一起混在街頭，打各種各樣的零工玩。他倆最為津津樂道的「項目」，是為某運動品牌做校園推廣。
那年，這個品牌設計了新LOGO，要在大學裡貼海報，貼貼紙，發傳單。「它讓我們在大學宿舍、教室宣傳欄各種貼，那個東西一貼上去撕不下來，我們發現這個很沒公德心，就發明了一招，在地上磨了砂一貼，貼完拍照，再撕掉。」
仁科做包工頭，他和阿茂一組，阿茂的表弟和阿茂的弟弟一組。每人拿著海報拍兩張照片，拍完換身衣服，再拍兩張。海報拍幾張，撕掉，傳單也是。整個大學貼完後乾乾淨淨，一張海報都沒有。然後照片發回傳播公司驗收——「這可能是我們第一次用了攝影技術」，仁科說，「一沓傳單扔在垃圾筒，這是很缺德的，但是他們付的錢只夠這麼干。」
做完這個「項目」，仁科分了一千多塊錢，他獨自出門旅行。這是仁科第一次坐火車。上車前，他根據電影發揮想像，帶了吉他又帶了書。車開得慢，人很少，很舒服，仁科對著窗戶，在一個本子上寫了很多東西。 「本來還打算賣唱掙錢，但是火車上人太少了，而且火車上播音樂。所以想像和現實是有差距的。」
仁科在外面待了一個星期，一千多元全部花光。
說起賣打口碟的歲月，阿茂對仁科有一點愧疚。有次仁科介紹了一個澳大利亞人去找阿茂，一次性買了一千多塊錢的碟。「我自己覺得我平時都是不會虧待人的，但那次不知怎麼回事，我沒給他錢。」阿茂看著仁科。
「沒事， 我不記仇的，你現在給也不遲，都說出來了，快給。」
「對，算一下這筆賬——那些錢就用利息抵了。」
來廣州之後，仁科幾乎只管阿茂一個人借過錢。借錢的情況一定是他沒錢吃飯了，借的數目不大，二十、三十、五十、很少超過一百。「我放心借給他，」阿茂說，「因為總是有借有還。」 看那時候的照片，仁科身上的衣鞋不是大就是小，有一些是阿茂給的，有些是老同學寄來的。除了房租、吃飯和看演出，仁科的想法是盡量不買任何東西。
「因為對生活沒要求，就不會為了錢發愁。」仁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窮，他說，這種觀念，大概還是來自16歲時跟楚雄的討論。「現在年輕人去參加歌唱比賽，他是有希望的，不管他玩得怎麼樣，他會希望這個東西發財。我一直到出唱片都沒有對這個抱過期望，而且我當時還有一個概念，就是也許我一輩子都不可能出唱片。」
2007年，為籌辦亞運會，廣州開始嚴打「走鬼」。擺不成攤，仁科和阿茂在廣州美院旁邊的大學村租了一棟老房子，做了個唱片店，專門賣唱片給大學生。那段時間，他們就住在那棟房子里，整理幾年內兩人積累下來的作品。這些歌，普通話和海豐話都有。他們第一次有了意識去完成一首歌，但是還沒有做唱片的概念。
第二年，周雲蓬到廣州領「青年領袖」獎，通過李文楓，仁科和阿茂認識了周雲蓬和他當時的經紀人佟妍。周雲蓬在「喜窩」酒吧演出，仁科和阿茂作為暖場嘉賓，唱了《阿炳耀》、《十年水流東，十年水流西》和《綠蒼蒼》。
聽了三首歌，佟妍馬上表示，要幫他們出唱片。仁科想，這可是北京過來的人，這麼牛。
北京奧運會開幕之前，拿著迷笛音樂節500元的邀請費，仁科、阿茂和另一個朋友去了北京。音樂節因為奧運會被取消，但仁科和阿茂還是很開心，他們第一次來到了首都。「北京太漂亮了，交通又好，天啊雲啊，特別舒服。」他們去了故宮，又在故宮後面的胡同里修好了仁科壞掉的手風琴，還辦了暫住證。在北京，仁科和阿茂又給周雲蓬做了一次暖場嘉賓，隨後在江湖酒吧演了兩場專場。回到廣州，兩人用佟妍提供的經費錄了一張6首歌的小樣，第二次來到北京時，交給了佟妍。
2009年3月，仁科、阿茂在廈門朱芳瓊的錄音棚錄製完成了他們的第一張專輯《縣城記》。錄唱片時，兩人為樂隊起名，覺得「兩條人太少了」，想起之前在天台上胡玩的年月，他們將樂隊定名為「五條人」。唱片文案包裝由老朋友區區500元先生設計，7月份，佟妍創辦的獨立廠牌「刀馬旦」發行了這張專輯。
當年年底，五條人當選《南方周末》的年度音樂人。樂評人李皖給《縣城記》的評語是：「他們用家鄉土話歌唱著縣城裡的人和故事。地域如此之小，世相卻如此之大。」
仁科、鼓手小宇和阿茂為「大時代歌廳演唱會」拍攝宣傳照，2015年，廣州。
4
第二張專輯《一些風景》中，五條人在《踏架腳車牽條豬》里這樣唱：「阿朋友/汝嘜問我/有嘸聽過海豐個公共汽車/摩托車聲/路口彼個聾耳還科咋啊驚」。2012年，上海人梅二第一次來到海豐的時候，覺得所唱不虛。
梅二出生於1977年，曾在電視台工作多年。2001年，他與大學同學陸晨等幾位朋友組建了「頂樓的馬戲團」。這是一支風格多變，以搞怪著稱的朋克搖滾樂隊。與五條人一樣，他們的大部分歌曲也用家鄉方言，也就是上海話來演唱。
聽到《縣城記》的時候，梅二對海豐的想像是「街上走著豬的小縣城」。後來他想，必須去一次海豐，才能知道他們到底在唱什麼。
海豐吵。走在海豐的市中心，梅二感覺他堅持不了十分鐘。路上的大貨車、公交車、私家車、計程車和摩托車，還有被當地人稱為「泥克西（Naxi，Taxi的戲仿，Na在方言里義「踩」）」的三蹦子，沒有一輛不在使勁按喇叭。每個商店的門口都有個大音箱在放歌。負責接待外來文藝青年的地頭蛇500元先生指指點點地告訴他，你看，這個公園只有一個門，門後面什麼都沒有。那個天橋，也是個擺設，從來沒人走……梅二說，海豐其實跟中國其他的南方縣城沒什麼區別。它有一個CBD，有飯館，有麥當勞，有大商場，有網吧。他跟500元先生兩個人去看了一部電影。
五條人的《彭阿湃》寫的是彭湃，海豐縣的名人。史載，彭湃本是大地主家的公子，在海豐鬧革命，搞土地運動。五條人將這首歌處理成一出荒謬的獨幕劇，半說書半吟唱、仿地方戲、方言對白……在結尾，官與民渾渾噩噩地合唱了起來。梅二去了老城區彭湃當年鬧革命的紅場。紅場就在當年開「海豐原創音樂會」的文化局旁邊，大門紅色，裡面掛著五顏六色的領導題字。
梅二說：「去了海豐，再回頭聽他們的歌，就會發現對家鄉，他們沒有鄉愁，也沒有讚美，完全是……自嘲。」
2015年春節，梅二第二次來到海豐，為五條人拍攝新專輯《廣東姑娘》中《像將軍那樣喝酒》的MV。這一次，他趕上了五條人已持續7年的「回到海豐」春節專場演唱會。
兩個小時的演出，仁科和阿茂全程用海豐話，觀眾約七百人，舞台上下氣氛熱烈。為拍攝MV，五條人事先借好了服裝和道具，演出結束後，阿茂拜託觀眾再留十分鐘。「結果觀眾很興奮，特別配合。原來演這首歌的時候沒有那麼激烈的反應，一聽說要拍MV，大家都開始Pogo……」拍完演出現場，再拍海豐街頭，工作全部完成已是凌晨四點，而海豐街頭的大排檔仍然熱鬧，一行人一起去吃了個牛肉火鍋作為夜宵。
500元先生說，海豐人民的生活重心在消費，在吃，在玩。海豐的夜晚，KTV、酒吧和夜總會燈光閃爍，大排檔鍋鏟鏗鏘，人群熙來攘往，街道上喇叭長鳴。梅二在海豐完全睡不著。500元先生告訴他，這就是海豐。
每一年，五條人「回到海豐」的春節演唱會都由500元先生和一夥當地朋友促成；選場地、搭舞台，音響或借或租，從廣州開車拉過來。500元先生說：「我希望在海豐，或者是朋友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可以跟我聊這些事情。」
直到幾年之前，500元先生都承擔著類似於五條人「幕僚」的角色。他是他們的第一聽眾、文案、唱片包裝設計師和宣傳。當年 「立足世界，放眼海豐」這句話就是500元先生想出來的，他甚至還捏造了一句：「有媒體評價，五條人的民謠，就如一部音樂化的侯孝賢電影」。後來這句話被各種媒體反覆轉載引用，沒人深究出處。
500元先生說，仁科和阿茂喜歡廣州。「過年的時候，仁科在家裡是坐不住的，有一年他搞完音樂會，第二天就跑回廣州了」。
仁科和阿茂覺得廣州自由。但其實，他們在廣州的朋友很少。有哪個樂隊邀請他們當嘉賓，除了他們的前鼓手老尾的沙漠樂隊，他們都要先聽，聽完以後不認同就堅決不去。《中國好歌曲》邀請過五條人幾次，他們拒絕了。中央七台有一次活動，要他們去唱《綠蒼蒼》，仁科問：「有沒有出場費，多少錢？」導演尷尬了半天，說我們中央台邀請人，一般人家跪都要跪著來，你還問我要出場費？仁科說，沒有就算了。
與國內的大部分音樂人，五條人幾乎全是泛泛之交——包括曾經影響過他們的那些。仁科說：「交流沒用，要靠作品去交流，因為有一些人他未必能把話說好，但是他可以把歌寫好。」
500元先生說：「他們有這方面的優良品質。他們本身很有自己的尊嚴感。」
無論在海豐，在廣州，還是在其他地方，仁科和阿茂之間一直說的是海豐話。「他們沒有脫離過海豐，也沒有進入社會，也沒有加入圈子，」500元先生說，「除了自己跟世界對話，他們就兩個人這樣對話。」他不覺得「立足世界放眼海豐」是誇張，「他們真的是聽了很多世界性的音樂才來創作的。他們從來不覺得方言是必要的條件，也從不標榜。」
五條人粉絲有一個名為「五條人鐵脯粉」的微信群。目前群里有將近兩百人，大部分是汕尾海豐地區的文藝青年。群里聊行為藝術、傳統文化、美食、哲學、詩歌，甚至電腦技術，什麼話題都可以聊得很深入。2016年6月，群里舉辦了「五條人鐵脯粉第一次鄉試」，題目包括選擇、填空、簡答和作文，一群人玩得很開心。
幾個朋友提議五條人經營一下自己，爭取更紅更受歡迎，然後賣賣周邊產品，五條人拒絕了。「他們並不想著讓更多人喜歡他們。」500元先生說，「以前仁科說他不希望用自己喜歡的東西掙錢，他寧願去搬磚來維持生活。」
外來的文藝青年接觸到500元先生和他身邊的朋友，會產生誤解，好像他們就是海豐青年的代表。「實際上我們這樣的人仍然是很小的小眾。在海豐，看夜生活就知道，普通青年的生活就是晚上吃宵夜，唱K，讀書沒什麼用，到時候跟著堂哥去賣手機，跟著表哥去賣衣服，就這種心態。」市中心高唱著的大喇叭中，沒有一首是五條人的歌。
2007年，500元先生從海豐中學辭了職，過上了自由職業者閑散的生活。他住在海豐某個高檔小區里，小區內花木青蔥，露天泳池裡孩子們在嬉水。500元先生沒有動過去廣州或者其他大城市的心思。他覺得海豐的生活很輕鬆。每過一段時間，他會去採購唱片，影碟和書籍。他最大的心愿是身邊的朋友能發財，「發財之後拍電影、投資、搞音樂會，然後找我當個顧問，每個人給我幾千塊錢就行——個個都搞藝術就完蛋了。」
這幾年，500元先生開始慢慢把自己當成五條人的一名普通聽眾。在他看來，仁科是個讀書人，「天分極高又很勤奮，這很恐怖」。而阿茂性情，比較世俗，「他可以跟每一個人都打交道。回農村的時候，他碰到乞丐都會聊上半天。」
2016年的春節，文化局沒有批准五條人「回到海豐」演唱會。
在很多年前的海豐，剛剛設立紅綠燈的時候，路口經常有老鄉因為違法交通規則被罰站，傻乎乎要站兩個小時才讓走。聊天時，五條人和500元先生曾構想過一個故事：一個老鄉從農村騎單車到海豐，交通規則不懂，被交警逮住了，他很緊張，又自卑又茫然，現在該怎麼辦？然後他就說「警察叔叔我是從農村來的」。這個故事，後來被五條人寫成了《上縣城》。500元先生說，這是五條人很喜歡捕捉的狀態。「在走鬼的時候，他們已經對底層人士有很多判斷。很多人從他們的作品裡讀出對政治或者體制的批判，其實他們兩個骨子裡面沒有這個意識。」
「總有人覺得五條人挺屌絲，很底層，」500元先生還說，「在我看來他們高貴得要命。咖啡手沖的，對麥當勞文化特別了解，喝茶也不會隨便，三餐很正常，女朋友固定，這些都是正宗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所以很多人都看錯他們了，他們生活得很自由，很自然，而且很高貴。」
仁科、鼓手小宇和阿茂為「大時代歌廳演唱會」拍攝宣傳照，2015年，廣州。
2015年，「回到海豐」演唱會，《像將軍那樣喝酒》MV拍攝現場。攝影：游粵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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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樓的馬戲團」剛開始用上海話寫歌唱歌時，他們只是覺得好玩。而後才發現，這是一把雙刃劍。
梅二說：「北方的樂隊比如二手玫瑰和蘇陽，他們用方言唱歌，大家還能聽得懂。南方唱方言的樂隊就非常痛苦，至少演出的時候，觀眾沒有快感。用方言唱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條捷徑。我們通過方言出名，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太可能達到所謂一線樂隊的位置，因為大家還是聽不懂。」
2010年10月，第四屆雪山音樂節在雲南束河舉辦。頂馬演出的時候下著暴雨，氣溫很低。他們在台上唱著一首快歌《快遞員》，台下全是一動不動的雨傘。遠遠地，梅二看到有兩個沒打傘的身影歡樂地在Pogo。
吃飯的時候，頂馬在飯館裡遇到了兩個渾身濕透的人。「你們是不是那兩個在雨里Pogo的？」「對對對……」那是梅二第一次見到仁科和阿茂。音樂節結束後，梅二買了張《縣城記》仔細聽。
同一年，五條人巡演到上海，頂馬主動提出為他們暖場，阿茂說「好好好，謝謝謝謝」 。自此形成慣例，頂馬去廣州，五條人暖場，五條人來上海，就是頂馬做嘉賓。2012年，五條人到上海錄製《一些風景》，錄到最後一天，頂馬找了幾個女孩一起去了錄音棚唱和聲。專輯完成，大家喝酒，仁科喝多了，阿茂也喝多了。阿茂握著手機給女朋友打電話，打著打著人就不見了。後來梅二才知道，阿茂永遠這樣，一喝醉就會不見。「但是你明天還能見到他，他會很安全地回到旅館。」
梅二一直在跟阿茂建議，演出的時候要有歌詞PPT，「否則觀眾完全就是在聽外語，不會有任何感覺。」
「使用什麼語言唱歌，是音樂問題而非意識形態問題，」摩登天空的藝術總監張曉舟這樣說，「怎麼舒服怎麼來。」2008年的廣州「喜窩」酒吧，在仁科和阿茂為周雲蓬暖場的時候，張曉舟認出了那個「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的高個青年。多年前，他活躍在廣州各酒吧操辦演出的時候，那個青年作為資深歌迷，曾出現在盤古、舌頭、美好藥店……和其他很多很多場演出中。
唱《綠蒼蒼》的時候，張曉舟聽出來，那個青年的吉他弦沒調準。一曲唱完，台上的阿茂重新調好弦說：「我自己不能接受。再來一遍。」
2014年12月，在深圳的舊天堂書店，張曉舟聽到了五條人已經完成前期錄音的新專輯，也就是後來在摩登天空出版的《廣東姑娘》。隨後，五條人成為了摩登天空的子廠牌BadHead旗下樂隊。張曉舟說：「五條人是目前最有趣的樂隊之一，他們不僅僅是民謠那麼簡單」。當時，他對他們的判斷是「他們有可能掙錢，但不可能臭大街。最重要的是，他們生氣勃勃。」
在「五條人鐵脯粉第一次鄉試」的考卷中，阿茂出了一道簡答題：「如果五條人的新專輯完全以粵語和英文演唱，是否能在主流市場流行開來並走向國際化？請簡述和分析原因。」阿茂自己的回答是：「我覺得是可以的。首先，我們的英語先過四六級。再把口語練得滾瓜爛熟，粵語也是同理，過八級。其次，可以讓仁科去接拍一些洗髮水的廣告，提高知名度。這樣就有可能走向國際化了。」仁科的回答則是：「五條人無論用什麼語言都不可能在主流市場流行開並走向國際化。你看人家五月天一直以五個人的形式老老實實在演出，而五條人到現在才湊到三條。」
2016年5月2日的北京草莓音樂節上，五條人在摩登主舞台上唱了一個小時。那是個暴熱的下午，龐大的舞台前有人Pogo，也有一小撮一小撮的人群被音樂吸引，打著遮陽傘緩步聚攏過來。唱到《像將軍那樣喝酒》時，仁科和阿茂背後的大屏幕上放著梅二導演拍攝的MV，歌詞的字體被放得很大。
「我們喜歡小舞台演出，主舞台我們人太少了，又沒有貝斯，像三隻老鼠一樣。」仁科說，「說真的，在主舞台演，我猜台下五分之四的觀眾是在等著別人。」五條人演出後，IZ在主舞台旁邊的小舞台登場。仁科站在觀眾之中，雙手插在牛仔褲兜里，專註地望著台上。
直到如今，仁科和阿茂也沒有明確的「音樂人」的自覺。創作的意識和表達慾望，這些在五條人還不存在的時候就早已有了。以音樂為生，有演出費，可以靠這個生活，不用去工作，他們覺得挺好。說到對音樂的理解，「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標準。」阿茂說，「比如像《廣東姑娘》，我們覺得沒錯，這是我們覺得好聽的標準。」仁科則認為：「要做獨一無二的東西，把它當做藝術來看，它不是為了掙錢。唱片公司將我們做成音樂人，我無所謂，因為做音樂的過程也是在經歷人生，在這個過程中要思考。更多我們可能是在玩我們想要玩的東西。我們一直跟生活是密切相關的。音樂形式沒有好壞，沒有對錯，就像六合彩一樣，所有號碼是公平的，只是剛好那組號碼中了而已。」
2006年秋天，仁科曾錄了一首《時間是某天上午》。2008年五條人進京時，500元先生挑了這首歌，用一夜時間配上手繪圖和照片，做成了五條人的第一個廣告式MV。《時間是某天上午》旋律優美，歌詞浪漫中帶著嘲諷：「要知道我是風的兒子/死於高貴的憂鬱……眾人驚嘆無語/因為我確實是死於憂鬱」。仁科說，他怕死，但不怕老。那麼，怕不怕失去才華或創造力？「早就失去了，現在靠智慧，」他用將來完成時回答，「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大概在我47歲那年」。
在深圳舊天堂書店。攝影：鐵梅。
題圖：五條人「回到海豐」春節演唱會。
攝影：胡鎮超（除署名外）
什麼也沒有發生火星電台 正午那人，那島，那片海當你喝醉時，可能會幹什麼怎麼爽，怎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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