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之風是如何興起的？
告密之風是如何興起的
人們普遍厭惡的告密，不是揭發舉報盜竊、傷害等刑事犯罪，而是指告密者把他人日常生活中隻言片語、零星文字，或一些小事，附會到重大的罪行上，如「謀反」「大逆」等。
作者丨王學泰
轉自丨鳳凰網
去年，有位網站的記者問我如何看待告密，我給他講了一個明代的笑話：「一人偶於露水桌子上以指戲畫『我要做皇帝』五字。仇家見之，即掮桌赴府，首彼『謀反』。值官府未出，日光中，露水以滅跡矣。眾問：『汝掮桌至此何為？』答曰：『我有桌子一堂，特把這張來看樣，不知老爺要買否？」
這篇出自通俗小說家馮夢龍所著《笑林》，名為「露水桌子」。從中可見當時人們、特別是民間對告密者的態度。這位仇家為了個人的恩怨，時刻盯住與他有過節的人，伺機抓住把柄，控以謀反大罪，如果得逞，在當時是滅族之罪。通過告密手段害人，大多行之於非法治社會，它是與統治者的專權獨裁、偏聽偏信聯繫在一起的。
告密是以害人為目的，就要揀最重的罪名。在皇權專制下，最重的罪名就是謀反。《唐律疏議》中把它列為「十惡」之首，其處罰是「無論首從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兄弟」等皆沒官為奴。這在古代法律中還是較寬鬆的。告密者控告別人謀反，並不表明他對國家有多忠誠。實際上，在他看來，朝廷、王法、官府都是可利用之物。他要利用這些為自己復仇，並帶來功名富貴。皇權專制社會中，統治者也是依靠告密為自己消除「隱患」，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普遍厭惡告密，而告密又能暢行無阻的根本原因。
所謂告密中的「密」到底是些什麼？是不是發現某人行兇後逃逸，有在場者向當局舉報就是告密？我想大家一定不會這樣看，人們還會讚揚告發者有正義感。
有人說到告密史時，常舉《論語》「其父攘羊」的故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用以證明楚人葉公倡導告密，孔子正相反。其實這個故事的主題不是告密，而是「親親相隱」（有血緣關係的可以不互證對方有罪）。葉公認為正直的人可以不顧一切；孔子則認為考慮到血緣親情才是真正的正直。儒家是宗法制度的意識形態，血緣親情是儒家思想的基石。
人們普遍厭惡的告密，不是揭發舉報盜竊、傷害等刑事犯罪，而是指告密者把他人日常生活中隻言片語、零星文字，或一些小事，附會到重大的罪行上、如「謀反」「大逆」等，舉報到官府，以獲取精神或物質上的利益。「露水桌子」就是一例。古往今來，因為說話等小事得罪者，可謂「夥矣」，所以古人寫了《金人銘》，告誡人們學金人（銅人）三緘其口，少說話，甚至不說話。
「露水桌子」還有兩點值得一說。那個人為什麼要在「露水桌子」寫下「我要做皇帝」五個字？難道真覬覦皇位？當然不是，所以作者標明是「戲畫」。其實他只是生活在皇權專制下的一個細民，然而人天生有一種要打破生活中禁忌的衝動，從而獲得心理上的快感。中國傳統笑話關於性和政治（包括調侃皇帝、譏諷官僚）的特別多，因為這是傳統中兩大禁忌。所以就會有人在思想或口舌中有所衝破，從而獲得一時的快感。
再者，露水幹了，就沒證據了，因為像謀反這類大案必須要有證據，否則作為誣告處理。而誣告是要「反坐」的，《唐律疏議》《宋刑統》中都有這樣的規定：「諸誣告人者，各反坐」。也就是按照他所告的對方罪行的性質和輕重，來判處誣告者。
一、鼓勵告密, 周厲王開了個壞頭
告密可分兩大類，一是上面笑話中那種「掮桌赴府」，這是自發主動去告發他人，告密者多為平民百姓，其所告的大多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另一類是，有權人發動和鼓勵其所管轄的人積極告密，其所關心的，則是統轄區域內人的思想動態。
如果說平民自發的告密，主要是不良人性促使的話，那麼後一類，則是上位者在挑動人性的弱點，使之惡質化。這種鼓勵告密的行為更可惡，因為它降低其所屬群體的文明度。
後一類告密的最早記載，來自《國語?周語》。事情發生在公元前841年，這次不是小民「為王前驅」主動向當朝告密，而是最高統治者周厲王搞特務統治，選派巫師偵測城內居民。
厲王過度斂財，又連續發動戰爭，弄得人們議論紛紛，大臣召公告訴他說：「人們已經忍受不了了，到處都在議論你！」這個信號並未使得周厲王有所收斂，反而找了衛巫，叫他秘密監視城中百姓。
為什麼巫師干這種臟活？那時沒有威懾性的偷聽、偷錄技術，而巫師被認為是有神力的，《列子?黃帝篇》中說：「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巫者一來，人人恐懼，何況他又被授予了「合法傷害權」。他甚至不用「監」，說誰就是誰。於是效果立刻顯現，「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厲王得意洋洋告訴召公：「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不過古人畢竟老實，他沒有說通過衛巫做思想工作，大家都想通了，不再造謠誹謗了，而是如實地說「大家都不敢議論了」。於是召公發了一通「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議論。周厲王聽不進這些，民眾不敢說話了。三年後，憤怒的國人把周厲王趕出國都，流放到彘，死在了那裡。周厲王用告密威懾民眾，獲得的是相反的效果。不過，鼓勵和利用告密的特務手段，在歷史上開了一個壞頭。
二、商鞅之後，連坐成為告密的標配
先秦諸子哲學本質上都是政治哲學，其關心的核心都是安危治亂。在諸多政治問題中，統治者時時都會面臨的是社會控制問題。如何實現有效的社會控制，是統治者迫切需要的，不同的學派給予不同的解答。
儒家認為，社會穩定的根本，在於通過教育恢復周禮；而墨子則強調「尚同」，就是要上下一致，尚同於天。當然，「天」是個招牌，說到底還是要全體人民都上同於周天子，因為「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也就是讓天子掌控一切。要掌控就要通下情，為此，墨家主張建立層層彙報制度，「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完全以天子的是非為是非。墨子希望人人都養成了向上告密的習慣，自覺自愿地做天子的耳目：
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栗，不敢為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
這樣「視聽者眾，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眾，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眾，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眾，即其舉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以上俱見《墨子?尚同》）墨子不免有些天真，他太理想化了，他認為人們會習慣於互相告密，輕而易舉地實現下同於上，上下一致。這樣天子成了人間的神仙，掌控一切，國家長治久安。
如果不把告密與個人利益聯繫起來，要民眾自覺自愿做統治者耳目，是有些困難的。法家比墨子進了一步，想到用「刑、德（賞）」這「二柄」，強制推行告密，並改稱為「告奸」。商鞅說：「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商君書?開塞》）商鞅在秦國執政時，把他的主張具體化為國家政策：「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列傳》）把老百姓按五家、十家編在一起，讓他們相互監督，誰有犯罪傾向或作姦犯科的可能，而不立刻向上告密則通同犯罪，一起處置。這叫「連坐」，後世許多推行嚴刑峻法的統治者，在告不告「奸」問題上，多採取商鞅的辦法。商鞅注意從小事抓起，後來秦的「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正是這種思想的發展。
後來商鞅在秦孝公去世之後失勢，被反對派車裂而死，但秦並沒有廢除商鞅之法，告奸、連坐這一套治民方式還在實行。有的學者說，商鞅之法奠定了秦國強大和消滅山東六國的基礎，但這些人似乎遺漏了一點，它同時也造就了秦之滅亡的先機。商鞅之法在天下統一後似乎失掉了作用，「告奸」「連坐」等控制手段也不太靈了，幾樁針對始皇帝的大案也未能破。
三、南宋曾主動禁止告密
漢文帝時期的「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也非僅見。有宋一代雖然依「法統」治，但總的說來，政風較為寬和。仁宗厭惡官僚間的惡鬥，曾下「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官事彈劾小過不關政體者」（《宋史?仁宗本紀》）。後又下詔「察辯激巧偽者加放黜焉」（《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九十二》）。這是用政策的手段對付相互揭短的官員。這在仁宗朝起了些作用。到了神宗朝，相互告訐，變本加厲，徽宗時期形成一個高峰。這種惡劣的政風與北宋的滅亡不無關係。
有些官員也能遵循為政寬和的傳統。范仲淹之子范純禮在徽宗剛即位時主持開封府，朝廷交辦一個「謀逆」大案范一審理，原來是一個老百姓的看戲回來，路上見桶匠做好的桶，他取來戴在頭上說：「與劉先主如何？」因為自比劉備，遂為桶匠所擒。第二天上朝，徽宗問他案子。范回答：「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見《宋史?范純禮傳》）要被殺頭的「謀逆」罪，最後打了一頓板子了事。
南宋第一個皇帝宋高宗趙構對於黨同伐異、告訐成風特別反感，秦檜執政二十餘年，權傾朝野，朋黨比附，打擊異己，所以在紹興二十五年（此年秦檜死），三省（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樞密院言：
「士大夫當修行義以敦風俗。頃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於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緣是以後，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收簡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況其間固有曖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為甚。臣等願陛下特降睿旨，令刑部開具前後告訐姓名，議加黜罰，庶幾士風丕變，人知循省。」詔刑部開具，申省取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七十》）
其中「收簡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況其間固有曖昧而傅致其罪者」三句說得特別好。高宗肯定了這個意見，並把在秦檜當政時告訐的名單拉出來，交刑部處理。此旨下達刑部，肯定要做刑事處理。這次處理告訐，還非常嚴肅，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壬午，復命檢舉諸人因赦移放者，告訐得罪者不預。」（《宋史?高宗本紀八）
過兩年大赦，本來犯罪官員都能獲釋、甚至降級使用，但高宗詔書中明確規定犯「告訐」罪的，不在此例。
主動禁止告密，這在其他朝代是不多的。《揮麈後錄》（卷之一）中說「本朝法令寬明，臣下所犯，輕重有等，未嘗妄加誅戮。恭聞太祖有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言官，違者不祥。」在不殺士大夫的規範下，他們之間的爭鬥自然增多，特別是在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之間，黨爭更為激烈，雙方常常抓住某人的幾句話或數首詩，上綱上線向上告密。蘇東坡就因為幾首詩和一些言論被新黨抓住，造成轟動一時的大案——烏台詩案。《庚溪詩話》記一則故事：
時相舉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這位「時相」就是王珪。小報告一直打到皇帝那裡，幸虧神宗還算明事理。
宋是有意識「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而士大夫之間互相告密、敵視，也使皇帝處境尷尬，感到不快，所以才數度下詔禁止告訐。
然而，皇權專制本質上是排斥異見，並且不給異見留有空間的，持異見者終要受懲。皇帝高高在上，不知道誰是持異見者，這就需要有告密者（當然，告密者在告密過程中，往往要挾帶自己的私貨，把一些非異見者也當作異見者舉報上去）。因此即使再寬大，也不能在任憑反對者泛濫，例如頗帶點人情味的「親親相隱」，在謀反大罪上不適用，非親非故的更應該積極揭發。因此告密這個最齷蹉、最能體現人性之惡的行為，兩千多年來，不絕於世。
四、武則天時期，告密有了指導讀本
雖說告密哪朝哪代都有，但有的時期因為統治者的需求，表現得特別激烈，在歷史上留下的污點也最多。下面著重說一說武則天統治時期和明太祖朱元璋時期。
武則天本是唐高宗的皇后，高宗去世後，她剝奪了自己兒子繼承大統的權力，自己徑直登上皇帝之位。她犯了兩個大忌，一是女人當皇帝，在當時人看來是「牝雞司晨」；第二她又改了國號，要做大周的開國皇帝，等於改朝換代，這更招致了許多高官勛舊和李唐宗室的反對。徐敬業、徐敬猷兄弟聯合唐之奇、杜求仁等，以支持廬陵王（原太子）為號召，在揚州舉兵反武，十多天內就聚合了十萬部眾。後來雖被鎮壓下去，但武則天覺得到處都是反對者，她要靠屠殺立威。殺誰？於是，武則天大開告密之門。
武氏規定，有人告密，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和五品官的招待。即使是農夫樵人，武則天也親自接見。符合旨意，馬上就可陞官；所告非實，也不承擔責任。她還在洛陽宮（武氏常年駐蹕洛陽）之前，置放了特製告密舉報箱（名為銅匭），號召人們揭發檢舉。武氏為了貫徹自己主張破格拔擢酷吏。《資治通鑒》對武氏所用的酷吏及其之酷做了介紹：
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資治通鑒》卷203）
索元禮、周興、來俊臣、侯思止、王弘止等一類酷吏，他們作為司法官吏，卻毫無特操，完全是望風希指，看主子臉色行事。辦案的手法，就是靠告密和酷刑。他們性格殘忍，以殘害人為樂，給那些折磨人肢體，使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酷刑起了美麗的名號：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等等，不能說這不是「創造」。為了誣陷人，來俊臣私養了數百名專以告密為事的打手，他們的專業就是告狀，按事先寫好的「劇本」來告，這也是開風氣之先。
酷吏還搞了理論建設，來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撰寫了《告密羅織經》，作為有志於酷吏者們的指導思想：「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這也是一個創新，因為歷史上還沒有過教人如何告密、如何給人羅織罪行、如何製造冤案、假案的著作。
五、《告密羅織經》如何教人「察奸」
《告密羅織經》一千餘字，分十二款。它從人性惡的角度，分析司法官員在偵察、審訊和定案過程中，所應採取得的態度與手段。其中所貫穿的精神，不僅背離現代文明，而且也有悖於傳統的道德。
全文是從「人性惡」立論的：「人心多詐，不可視其表；世事寡情，善者終無功。信人莫若信己，防人毋存幸念。」在作者心目中，人就沒有好東西，處世只能相信自己，防備他人。既然人都是壞蛋，作為司法官員就不該有同情心、憐憫心、是非心，也不需要秉公辦案，無論處理誰，只要對自己有利都是對的，這是《告密羅織經》的核心思想。
辦案子的關鍵在於查出誰是奸人，《告密羅織經》有「察奸」一節。誰是奸人？其中說「上所用者，奸亦為忠；上所棄者，忠亦為奸。勢變而人非，時遷而奸異。其名難恃，惟上堪恃耳」。總之一句話：皇帝認為誰奸，誰就是奸人。毫無真理可言。皇帝沒有具體指誰，那麼在作者看來，「人皆可罪」。如果你想害某人，可以通過告密舉報，把各種零碎不彰顯的言論行為湊在一起，這樣一個完整的「奸人」形象就會顯露出來。皇帝一點頭，馬上批捕，再通過酷刑沒有不認罪的。
在「問罪」一節，《告密羅織經》教刑訊者如何使「奸人」自誣。古人所云「三木之下（指手、腳和脖頸上的刑具），何求不得」？ 「人辯乃常，審之勿憫，刑之非輕，無不招也。或以拒死，畏罪釋耳。人無不黨，罪一人可舉其眾。供必無缺，善修之毋違其真。事至此也，罪可成矣。人異而心異，擇其弱者以攻之，其神必潰。身同而懼同，以其至畏而刑之，其人固屈。憐不可存，憐人者無證其忠。友宜重懲，援友者惟招其害。罪人或免人，罪難為亦為也！」 不要心存憐憫，用刑要狠，如果以死對抗，就給他定個「畏罪自殺」。誰都有軟肋，審訊要從他的軟肋下手，使他精神崩潰。即使他是冤屈的，也不要憐憫，憐憫他不能表現自己的忠誠。如果犯人是你的朋友，懲治更應加碼，不要維護，這會招來禍害。
《告密羅織經》的最後一節是「瓜蔓」，它不僅講株連，更可見作者用心險惡：「事不至大，無以驚人。案不及眾，功之匪顯。上以求安，下以邀寵，其冤固有，未可免也」。作者告訴那些官員，告密舉報、審訊問案，把人家打為「奸人」目的在於求得好處。要追求轟動效應，就要把案子做大做深，這樣才能顯示功勞與才能，在仕途上登上一個新台階。
官員的榮辱，最終取決於皇帝。《告密羅織經》中「固榮」條，專講如何應付皇帝「榮寵有初，鮮有終者；吉凶無常，智者少禍。官無定主，百變以悅其君。君有幸臣，無由亦須結納。人孰無親，罪人慎察其宗。人有賢愚，任人勿求過己。榮所眾羨，亦引眾怨。示上以足，示下以惠，怨自削減。大仇必去，小人勿輕，禍不可伏。喜怒無蹤，慎思及遠，人所難圖焉」。要保住位子，別得罪皇帝的寵幸，而且還要用心結納。處理罪人，也要注意他的三親六故是否有權勢。用人不要用勝過自己的。皇帝的恩榮，也會招來羨慕嫉妒恨，因此，對上要表示知足，對下要有恩惠，怨恨自然消減。從這一條可見作者的心機。
武則天心智健全、頗有手腕，雖然為人冷酷，但能識大體，顧及長治久安。再者，武生活在初唐到盛唐的過渡時期，從宮廷到社會還有貴族氣。她的許多正直的能臣，如婁師德、魏元忠、張柬之、狄仁傑、姚崇等，指不勝屈。就是負責「察奸」的監察和司法官員中，也有一些秉公辦案，而且敢於與武則天爭辯者，如徐有功等。武則天雖然用酷吏去鎮壓反對派和持異議的官員，但在內心是看不起這些大多出身市井無賴，唯靠高密舉報做官、陞官的小人。
酷吏不僅鎮壓武則天的反對派，而且藉以報私仇、牟取利益。兔死狗烹，武則天消滅完反對者之後，借一些細故把這些酷吏一一處死。從垂拱二年（686）造銅匭，到誅死酷吏整整十八年，其中枉殺了多少無辜性命。
鎮壓反對派時，武氏存心過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酷吏的濫殺正是迎合上意，待事過之後，用殺酷吏以平冤憤，並假惺惺地說「豈不有冤濫耶」？
六、朱元璋時代規定臣民必須告密
武則天通過獎勵酷吏掀起告密風，明太祖朱元璋則是通過法律規定每個臣民必須告密，否則就要連坐受到法律的懲處。
朱元璋稱帝後，總結元亡教訓說：「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明太祖實錄》卷14）因此又制定了法外之法的《大誥》。其中第二、三篇130條是針對老百姓的。
朱元璋出身遊民，但也最恐懼和痛恨遊民。《大誥》中規定了人們社會上只許有士農工商四業，對於「逸夫」「游食」和衙門編外差役要嚴格控制。人們要「互知丁業」。每個人都固定在一個鄉里，互相都要知道每個人是幹什麼的，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裡去，去幹什麼？行商不能超過五百里，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營業，如有不務正業的，「鄰里親戚諸人等拘拿赴京」，否則一旦發現，不務正業者處死，「里甲四鄰」流放到化外。
《大誥》中的許多條款對於百姓行業、行為、言論、服飾乃至稱呼都做了細密的規定，不能僭越。如百姓不能穿綾錦紵絲紗羅、皮靴，寢床船隻不能塗色彩之類，老百姓不能使用官稱（醫生只能稱醫士、醫人、醫者，不能稱「太醫」「大夫」「郎中」；梳頭人只能稱梳篦人、整容，不能稱「待詔」之類），犯者（包括稱者、受者）都要受到嚴厲處分。
不僅是明初太祖期間，有明一代，各朝都在鼓勵告密、揭發檢舉。歷朝的權宦、權奸無不靠此打擊正義之士。
告密使得正氣不彰，邪風日熾，社會文明度下降。告密也傷害了自己，告密者出賣了他人的隱私，同時也出賣了做人的尊嚴。知道對方隱私的，不是親戚，就是朋友，連親戚朋友都出賣的人，其道德墮落到何等程度可以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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